我们家人在此只能寄望于他所承受的苦难与牺牲总能有助于洗涤人心，让他魂牵梦萦的家乡台湾可以生活得更加自由而免于恐惧。——柯志明《台湾监狱岛·后记》
柯旗化的回忆录《台湾监狱岛》先以日文在日本出版，后以中文在台湾出版，是一本“含着眼泪的回忆录”。在封底，有几行作者的日文题词，中译过来就是“故乡山丘木荫下清香的白百合，昔日绽放的风姿依然在我心中”。柯旗化的一生，不正浓缩在这两句短短的俳句之中嗎？让他欣慰的是，在晚年亲眼目睹了年轻一代学子发起终结旧体制的“野百合学运”。野百合是台湾固有的植物，在恶劣的生长环境下，依旧坚韧地绽放，她白色的纯洁如同青年的心灵，而在鲁凯族看来，她更是一生最崇高荣耀的象征。柯旗化与“三月学运”中的大学生們，不约而同地將野百合当作自由精神的寄托。
说起柯旗化，五十年代末以来的好几代台湾学子，都是阅读着他写的英文文法著作长大乃至远赴重洋的——而他本人从未留过洋，母语偏偏还是日文。柯旗化之于英文教材匮乏的那个时代的台湾，宛如“新东方”学校之于当下的中国。然而，柯旗化不仅是知名的英文文法作者，同时也身不由己地被烙上政治受难者的标记。正如柯旗化的儿子柯志明教授所説，他的父亲不是一个丰功伟业的大人物，而是一个略带天真、守分而可以信赖的凡人。“父亲的苦难对照的是是那个嫉妒缺乏安全感、过度防卫自己的支配者，在害怕、无知又不负责任之下，所犯下的懦弱暴行。”这本朴实无华的回忆录，是一本不该被忘记的个人及时代的见证。
台湾人为什么亲日？
九十年代初，我刚刚上大学的时候，中国官方媒体每天都在连篇累牍地批判作为“卖国贼”、“亲日派”的李登辉，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那时，我从小到大接受的民族主义教育的毒素尚未被彻底清除，看到“李登辉説自己是日本人”的信息，一度也曾怒发冲冠。不过，我开始有了潜在的疑问：难道台湾人天生就是奴隶，心甘情愿地接受日本的殖民统治嗎？
后来，我亲身到了台湾，才发现日治时代的台湾所拥有的不同面向。与二战期间在中国大陆的烧杀抢掠不同，日本在台湾的经营颇为用心，日本竭尽全力將台湾打造成殖民地的样板。公允而论，到了中后期，日本在台湾的统治比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更为“仁慈”。美国学者丹尼·罗伊（Denny Roy）在《台湾政治史》一书中指出：“日本殖民政府在公共秩序及福利方面都作出了重大改善，并提供某些台湾人经济及进阶训练的机会。……台湾的生活水平高于中国的任何一个身份。”日治時代的台湾人的生活，并非民不聊生、水深火热。
柯旗化的生活经历就是例证：一九二九年，他生于高雄一个劳工家庭，若非日治時代优良的公立教育系统，他不可能完成系统的、高质量的中学和师范教育。当然，柯旗化也不掩饰作为殖民地人民的痛苦，他写道：“一旦公学校毕业参加中等学校入学考试，本岛人学生马上就觉察到自己是殖民地的子民，受到差别对待，也开始产生台湾人意识。”不过，柯旗化仍与多名日本同学成为终身好友，他指出：“曾经作为日本人长大的台湾人和日本人之间的心灵连带强韧，并不容易切断。”在这个意义上，有过殖民地的历史并非耻辱，美国就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卻吸纳、冶炼和发展了英国的文化传统和制度文明，进而成为世界第一强国。所以，国民党到台湾之后，蔑视台湾民众被日本“奴化”是毫无道理的，多元文化、择善固执，反倒讓台湾“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一九四五年秋，国民党军队进入台湾，日本人撤离。与半个世纪之前台湾被割让給日本一样，这一次的命运的逆转，台湾人同样只能被动承受。本来，台湾人一开始大都怀着回到母亲怀抱的渴望迎接新时代的到来，但沸腾的热情很快降到了冰点。柯旗化写道：“到市场上买东西的国民党军士兵和在大陆时期一样乱杀价并强取货物，对不卖东西給他们的生意人拳打脚踢。台湾商人见惯了军纪严明且慷慨的日本兵，一下子吓呆了又气愤，对前途有着不祥的预感。”美国观察家也发现，任何被国民党军队强占的建筑很快就变成废墟。台湾历史最悠久的馬偕纪念医院，“设备与金属配备被剥得精光，包括门把手在内”。与此同时，柯旗化发现：“日本人离开家时，都秉持着‘鸟离巢时不留污迹’的规矩，把家里内外清扫干净后才离开，与没有品德的中国人成一明显的对照，使台湾人感佩不已。”在这一情形之下，“抱着自大的大汉沙文主义思想有如十九世纪封建官僚的中国人统治者，和在日治時代受过近代化教育拥有二十世纪进步民主思想的台湾人之间，常发生摩擦，形成对立。”
国民政府到台湾之后，让作为一名教师和作家的柯旗化最反感的的做法，就是查禁并焚毁日治時代的教科书。“战后来台的国民党政府，以”扫光日治時代遗毒“为名，向图书馆、国民学校、民间团体与个人发出‘公学校用的教科书悉予烧毁’的命令。”由于以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为支撑，此举并未激起台湾人太大的反弹；但是，此种焚书行为，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纳粹的公开焚书如出一辙。柯旗化不禁感叹説：“由于这样的焚书政策，日治時代的初等教育教材再也无法找到，研究日治時代初等教育的师范大学教授們因而无法进行研究，大为困扰。由于中国人的无知和野蛮的文化政策，日治時代初等教育宝贵的资料就这样永远丧失了。”更为可怕的是，如德国诗人海涅所説，焚书之后，很快就是杀人。“二二八”屠杀的枪声，隐隐从焚书的火光中传来。还是大学生的柯旗化，亲眼目睹“二二八”时高雄街头满坑满谷的尸体，从此产生了台湾住民自决的不屈不挠的理想。
酷刑之下，没有拿不到的口供
柯旗化以一生惨痛的经历，悟出了国民党统治的秘密：“军队、警察与特务是国民党政权的三大支柱。”尤其是蒋经国亲自掌控的特务系统，成为镇压异己人士的工具。希特勒有盖世太保，斯大林有克格勃，蔣氏父子则有警备总部、调查局、保密局等数不胜数的特务机构。
一九五一年，柯旗化第一次被捕，原因不过是跟朋友私下聊过一些对政府不满的話。审讯开始时，房间里有三个外省人特务，有一个指着装辣椒水的水桶对他説：“問你的话老实回答。不合作就把辣椒水从鼻子灌进去。”这个大学刚毕业、在中学任英文老师的年轻人，不禁魂飞魄散。一个月后，他被移送臺北保安司令部保安处关押，此处在日治时代为东本院寺，白色恐怖时代则沦为人间地狱。
半年后，柯旗化被裁定“无罪感训”，这是一个荒唐的判决：既然无罪，何以被强制“感训”？这跟中共的劳教制度一样“无法无天”。随即，他被关押在臺北内湖国小的新生训导处，然后移送绿岛服苦役和接受洗脑教育，一年多以后才被释放。
一九六一年，独立经营英文教科书写作和出版事业的柯旗化再度被捕。特务們轮流审问、拳打脚踢，一连二十四小时不准睡觉。在精神和身体濒临崩溃的情势之下，他被迫按照特务们所説的，招认全岛有几个组织、有无线电通讯站，并胡乱写上几十个编造的姓名和住址。结果，特务们查证之后发现这些姓名和地址都是假的，又重新回来更残酷地折磨他。
最后，特务干脆口述一份“自白书”，让柯旗化照着写。他稍有异议，一个特务立即抄起棍子使劲打在他背上。多年以后，柯旗化描述当时的惨状，仍然历历在目：“我因剧痛不禁呻吟。棍子接着连打下好几次，我拼命咬紧牙根，忍受痛苦，不由涌出泪水，痛得几乎失去意识。另一个大块头的特务用拳对着我的头一阵乱打。我的眼睛肿起来，嘴唇肿胀、发麻，左耳非常疼。我出生以来，从来没被打得这么慘过。”作为中共酷刑的受害者，我对柯旗化的痛苦可谓感同身受。在二零一零年十月九日凌晨，遭到三个中共特务残酷殴打的时候，我也曾一念闪过，要扑过去狠狠咬住其中一个特务的臉，大不了与之同归于尽，但想到家中还有在襁褓之中的幼子，才没有付诸行动。
柯旗化没有记载下特务的名字。在步入民主化的台湾，血债累累的特务們全都隐身于茫茫人海中。作家柏杨在回忆录中也揭露了特务刘展华对其施加酷刑的过程：“我正要爬起来，更猛烈的一脚又踢中我的右膝，我似乎听到骨折的声音，两膝剧烈的痛使我哀号。我在地上滚动，又是凶猛的一脚，踢中我的心口。我号叫着爬到墙角，像一条就要死在乱棒之下的丧家之狗。我尽量弯曲膝盖，抱到胸前，但又一脚正踢中我的右耳，我急抱住头，忍不住大声哀号。”台湾解严之后，像刘展华这样的穷凶极恶的特务，不仅未受任何清算，反倒荣升法务部政風司司長.若非刚正不阿的法务部部长陳定南將其逼退，说不定他还会继续高升。
柏杨晚年曾偶遇刘展华，刘展华热情地握着柏杨的手，好像老朋友一样夸奖柏杨气色不错。当柏杨的妻子張香华当面质问刘展华当年打人的经历时，刘展华双手握住柏杨的手臂，微笑着说：“柏老，我们从来不做这件事，你说是不是？”看来，卑鄙真是卑鄙者的通行证。二零零三年十月三日，在为其举行的盛大的退休欢送会上，劉展華大言不惭地説，早年他辦了許多政治叛亂的案子，但現在回想起來不會感到遺憾，自己是公務員，當國家社會制訂了遊戲規則，他就是盡責地做事。然而在偵辦案子過程中，因為要找出涉案人犯罪的證據，讓他讀了許多書，也得到不同且多元的觀點，讓他獲益匪淺.如此恬不知耻，居然获得满堂喝彩。当时，台湾的蓝绿两边的媒体也都给予正面报道。
我无法想像，一个纳粹盖世太保头子，在战后的德国仍能身居高位，且招摇过市。在台湾，刘展华和那些折磨过柯旗化的、“流义人的血”的特务們，卻个个都在民主时代摇身一变，依旧鲜衣怒马。台湾存在此种怪现状，恰恰表明转型正义的缺乏以及民主体制的薄弱。东欧与南美各国在民主转型的过程中，都对原独裁政府、特别是强力部门侵犯人权的暴行作了深入的调查与公开的审判。波兰、匈牙利等国還通过了“除垢法案”，犯下过戕害人权的罪行的原秘密警察成员，不得继续担任公职、教职及媒体职务，以此实现和维护正义。在此意义上，没有真相和认罪，就没有真正的宽恕与和解。
生命极端处境下人性的幽微
在柯旗化眼中，“监狱岛”不仅仅是指绿岛，而是扩展到了整个台湾岛。台湾文学评论家葉石涛读了《台湾监狱岛》之后评论説：“把国民党统治时代的整个台湾看作是一个大监狱，当然这个大监狱里有无数的小监狱囚禁着台湾人的精英分子。不管是小监狱或大监狱，台湾人没有自由，活在噩梦之中，却是一样的。”柯旗化第二次入狱，以“预谋颠覆政府罪”被判刑十二年，由军法处看守所轉入警备司令部安坑分所，然后转入泰源监狱。一九七零年，泰源监狱发生暴动，柯旗化虽未参与暴动，暴动被镇压之后仍遭到单独囚禁。两年后，他又被轉囚绿岛监狱。一九七三年刑满之后，他继续被关押在绿岛近三年，类似于中国劳改农场强迫劳改释放犯“留场就业”。前后加起来，柯旗化失去自由的时间，长达十七年之久。
监狱是个浓缩的社会。转换过诸多监狱的柯旗化，在这个小社会、大舞台当中，参透了人性的幽微。有时，他在散步场上看到带脚镣的人，他们是宣告死刑、等着要被执行的可怜人。“死囚因为在枪毙之前精神上早已死去，明显地一天比一天脸上苍白、憔悴，有许多人连出去散步的气力都没有了。”而他所见到的最勇敢的囚犯，是台独先驱陳智雄。“陳先生在法庭上痛骂宣判他死刑的法官，每天带着脚镣出去散步、做体操，笑着和台湾人政治犯打招呼，泰然自若。”反之，最坏的人一般都是在国共两个阵营里历练过的“人渣”。在狱卒中，有一个很坏的家伙，是一九四九年共军攻打金门岛时被俘虏的共军团长，中日战争时当过汪精卫政权的干部。柯旗化感到困惑，“中共和国民党似乎都喜欢这样的坏蛋”，其实，这正好说明表面上不共戴天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分享的是同样的意识形态和统治方式。
在绿岛监狱，放风的时候，柯旗化常常遇到也被关押在此处的作家柏杨和陈映真。柏杨是民主派，与柯旗化立场相同，两人谈得很投机。而陈映真是共产党派，劝说柯旗化与之联合对抗国民党。柯旗化回答説：“既生为台湾人，就应该爱台湾甚于中国。”这一立场显然不能为持大中华主义的陈映真所接受。久而久之，柯旗化在与那些信奉共产主义的囚犯接触后发现：“共产党派常玩弄权谋，无法信任。他们好像不觉得在人格上不为人所信赖是件不好的事情。”
监狱看似与世隔绝，其实外部世界的发展变化也会影响到监狱里的氛围。书中提及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一九七一年，“中共政权一加入联合国，看守们就公然对共产党派的受刑者表示好感。我眼前又看到投机而现实的民族性，心想，若不小心留意，将来国民党政权有可能把台湾出卖給中共。”这真是先知式的洞见。如今，马英九、连战、吴伯雄等国民党高层争先恐后地献媚于中共，出卖台湾的计划已是图穷匕现。国民党由反共到媚共的“变脸”早就在柯旗化的预见之中。
比那些死不瞑目的难友幸运的是，柯旗化于一九七六年获得自由，直至二零零二年去世，他生命中最后的二十六年，不仅继续英文文法的著述以及文学创作，更是积极参与台湾独立运动。即便如此，柯旗化始终不把政治当作他的“志业”，不以坐过十七年监狱为资本，谋求个人的名声和功利。除了老师、文法学家之外，他最喜欢的称谓莫过于诗人、文学家了。柯旗化真是一朵“质本洁来還洁去”的百合花。
文章来源：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