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川雁塔 2017-10-29
我的“东欧研究”始于1990年去波兰做访问学者，这是我个人学术历程的一个转变，有必要作一番交代。我原本是搞俄苏历史的，主要关注点在沙俄时期，由于教学和办杂志的工作需要，研究向苏联时期有所延伸与拓展，改革时代对当代俄罗斯有了兴趣，但也更关心苏式体制“从何处来”。
赴波期间我是带着这方面的进修提纲去的，仍然想继续我在国内所关注的俄国农村公社以及俄波农村比较研究的课题。然而1989年东-欧继政治转型之后又发生了令人眼花缭乱的经济转轨过程，在波期间更发生了苏-联解体，世人关注的重点已经不是这种体制“从何处来”，而是它衰败后“向何处去”的问题，也就是转轨的问题了。这也同样引起了国内学术同仁的极大兴趣。
“8平方事件”之后大家都处在彷徨之中，非常渴望了解变革中的苏东地区，希望知道共同经历了“苏式体制”和改革却遭遇到不同后果的东-欧当下发展轨迹的一切方面。比如，他们的“天鹅绒革-命”是如何成功的？如何进行政治和经济转型？如何处理前体制遗留下来的种种问题？如何把庞大的国有资产公平“化公为私”的？等等。
天鹅绒革命
由于新华社之类的官-媒那时提供的有限信息或者选择性报道无法解答大家的种种疑惑，我的出国使80年代末之后陷入迷惘沉寂、而又渴望了解外面世界的朋友们感到多了一个窗口，希望我成为“潜水艇”中的潜望镜，能给大家带来真实的信息。
这样写信就成为我几乎每天必做功课，我要把这里看到和想到的东西第一时间记录下来，既是记日记，也是解答大家的提问。秦晖便成为汇总大家的问题和解答这些问题的传送带。那时候每个周三下午系里都有半天的“政治学习”，也就是集中在一起读报纸统一思想。后来很多人告诉我，本来可以找各种借口推诿掉这枯燥强迫的“政治学习”，但是一想到会上可能听到你带来东-欧的消息，就守时按点地欣然前往了。有朋友甚至给秦晖起了个“波通社陕师大分社”的绰号。
刚开始我并没有把了解变革中的东-欧当作一个必然功课。因为我自己学语言、适应环境、阅读资料展开研究已经焦头烂额自顾不暇，只是抱着要有“记录时代变迁”的“自觉”意识，有一点想像瞿秋白当年赴俄那样，做一些真实记录，但是架不住从国内飞来一封封“指向明确”的来信，提出越来越多的问题我无法解答，而且这一系列问题是我坐在教室和图书馆里搞不明白的。一时之间很难取舍，顾了这头肯定就要误了那头。
在学波兰语期间，我就多次往返波苏之间，不想错过那些重要的历史时刻，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的当天我就站在莫斯科红场上。连我们的波兰语老师都问，“你是把在教室里学习语言当作（外出间隙的）一个修整时期吧”？显然话里话外透着不满和批评。
上世纪90年代初身着苏式军装的波兰军队
虽然罗兹大学语言学院的卡奇马列克院长最后还是让我以不错的成绩结业，但转到华沙大学后，就要决定是否彻底把“副业”变成“主业”，我还真是犹豫了好大一阵子，这种专业调整的幅度远在我计划之外。
最后天平还是向作“现实的观察者”一方倾斜了。我感觉在这样一个历史大变动时期，身为亲历者的机会很难得。图书馆里需要阅读的俄文资料书籍可以复印了背回去再读，但是错过了观察东-欧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的变化机会可能今生就再也遇不到了。
但是我首先要解决如何完成我的进修计划。按正规要求，我们到指定学校和导师沟通以后制定出研究方案，虽然没有什么硬性规定，一般来讲在一年后需要用波兰文撰写一篇论文。
我的导师维恰尔盖维奇是华沙大学历史系的教授，主攻方向是波苏关系史，俄语很好，我与他交谈时俄语波兰语混着说、断断续续地说，语法错误地说都没问题，反正他总是能够很快理解我要表达的思想。维恰尔盖维奇虽然长得满脸大胡子看着十分老相，实际上年龄只比我大几岁，我私下里简称他为“维师”。他让我先听他的一门课试试看，找找感觉，论文题目自定。
大胡子“维师”
我选择了他的波俄关系史。在罗兹学了半年的波兰语应付日常生活还可以，进入到专业领域词汇就明显不足，我坐在本科生的教室里，与一帮波兰小帅哥小美女们座在一起听课，我显得很突兀和沧桑。但我对波俄两国的历史还算了解，只要有年代、人名大概知道讲的是什么，就这样连蒙带猜稀里糊涂一路听下去。
维师的讲课方式十分奇特，与我们一般授课从古到今的排序方式不同，是一种倒叙方式，以历史大事件为线索，第一节课从当代讲起，从事件过程、结果、造成的影响回溯原因和背景，倒推到上一个时代，就这样从剧变后的波兰一直讲到1569年的“卢布林合并”。第一次接触这样讲述历史的方式的确使我大开眼界，对我回国以后授课很有启发，甚至对我后来《倒转红轮》的写作方式似乎也有点影响，但是当时对我在华大撰写论文并没有实际上的帮助。
于是我就与维师商量，我能不能用俄语写一篇文章，由他帮助翻译成波兰文，他考虑了一下，可能想着以我的波兰语水平一时半会也写不出像样的东西，改起来会更费事，于是就“OK！”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这样就解决了进修计划问题，使我从时间上可以解脱出来了。
我对自己的角色确定了以后，接下来还需要以下几种条件：1、通讯手段，2、观察社会的能力，3、所在国的语言，4、一定的经费支持。与驻外记者相比，我有很大的短板，没有语言优势和没有受过新闻训练不说，面对众多的新闻线索懵懂不知要从何处入手，从新闻观察角度看也不处在有利的位置上。
促使我了解东-欧社会的动力，主要是个人兴趣以及秦晖在背后的怂恿，我当时并没有想把我的见闻提供给国内的大众，只是想解答80年代末期之后和我有共同想法人的疑惑。原来心底里不太清晰的以自己亲身经历写一本新的《饿乡纪程》的念头逐渐萌发成型，当然回国以后整理出书已是后话了。
先说通讯手段，与现在点点鼠标、按按手机就可以把信息发出去的情况大不相同，在电脑使用很不普及和没有互联网的时代，与远在异国的亲人和朋友互通信息只能靠写信，那时还没有“快递”之说，直接寄国际航空信至少要一个多礼拜才能寄达。到了波兰寄了几封国际信件后，很快就听前一届的进修生们介绍经验，往国内通信最好最便捷的方式是贴上国内的邮票让回国的人在国内任何一个邮箱投递，也可以通过使馆信使队的人带回去投递。
1991年苏联剧变时在莫斯科河畔
我们因为是80年代末“风波”之后出国，公派出国人员滞留不归的问题严重，使馆教育处的人特别注重掌握思想动态，每个月至少要召集一次开会集中交换信息，定期做思想汇报。其实也不仅是官样文章，他们也希望与我们交流，89年之后使馆的公务人员社会交往有极大的限制，反不如我们这些学员活动自如，他们在华沙市内，离馆外出都需要申请，去外地更要报批。有一位使馆的人员对我说，出国两年来，在国内购置的西装、皮鞋没穿几次，反而是室内穿的拖鞋已经穿坏了4双。因此也希望听我们这些到处乱跑者讲讲世道遽变后的社会百态。
另外使馆也让我们看看国内的报纸和录像带，这期间或撞的巧的话，还可以在使馆小礼堂看一次电影。所以我们去使馆是很勤的。这时候把贴好邮票的信件放在指定地点，就会被信使队的人收集起来带回国再次邮寄。还可以到机场去送信，我们反正都有月票，到了华沙奥肯切机场（现在的肖邦机场），只要看到中国大陆的乘客，都可以委托寄信——那时坐国际航班的国人极少，我们这些留学访问人员都是坐国际列车的多，坐飞机的都是商务人员，托寄都比较可靠。
就这样加快了信息传递频率。由于带信人到国内后不见得会马上投进邮筒，所以经常会出现时间错位，往往后寄的信先到，早写的信反而延后。这期间我和秦晖之间的通信非常频繁，他已经习惯在第一时间得到东欧的新信息，每天开信箱几乎都有收获。但是也有例外的，有时一连几天都会摸空，只摸得两手灰灰，甚至铁皮信箱把手划破了也一无所获，有时一天当中可以同时收到好几封来信。为了不至于信息错位，以后我从东-欧寄出的信件全部进行了编号。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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