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川雁塔 2019-01-06
“面包时代”是俄罗斯、东欧知识分子私下里指人们生存所需的“面包”超越了其他目标，成为唯一追求的目标，在这种环境下“活着”是第一位的，面包取代了一切。看过苏联电影《列宁在1918》的人都知道瓦西里的那句话，“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在“原始积累”年代满足“面包”也是奢望。
那么有了牛奶和面包、填满了肚子之后还需要什么？在STL体制下，“在一个不允许平常人谈论平常事的国家里”，大多数对政治都采取了“冷漠和麻木”的“鸵鸟策略”，把头埋在沙子里，不但民众如此，就连“知识分子”也浑浑噩噩地“为面包而面包”活着, 把邀功争宠撰文作为动力,有了面包当个顺民，至于其他的什么独立思辨、道德、自由、精神追求、尊严，都是多余之物。于是人们的精神家园丢失了。
人们环顾四周看到，虽然器物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历史被压抑、记忆被封存、思想被禁锢、声音被窒息、犬儒主义流行、社会上充斥谎言，在高度一元化的体制下，在个体必须服从权力的社会里，人们被控制得无立锥之地，他们既感到恐惧又自我欺骗，为了生存，人人都只考虑自己，小心谨慎地行事，就像套子里的“死魂灵”。
人除了时空下的肉体再无所有，不去思考生命、真实、创造以及人类自身的意义。这样的社会是混沌恶浊的、语言是被强暴的、审美是恶俗的、生活是猥琐的，人在内心深处被内在地分裂了，社会的真实性存在着很大的问题，甚至会出现文明倒退、是非不分、人性丧失的可怕而荒唐的景象。
伊塞亚·伯林说，“最可怜的人不是被打倒的人、也不是被打败的人，而是像面团一样被随意揉捏的人”。这时社会主导的理念是，追求生存和现世的快乐，人们生活的意义只剩下“面包”。“好死不如赖活着”成为这个时代的象征，就像奥威尔的《1984》和《动物农场》在现实中上演一样。
毫无疑问，求生是人的本能，谁也不能苛求在人的这种最低要求都无处保障的情况下，号召人们去向强权抗议。“面包时代”体现着一种无奈，但它也是一种倒退。
如果人类社会中精神追求从人的生活中退出或者让位于眼下生存，以物质取代精神，人们仅仅满足于口腹之饱、感官刺激、消费和娱乐。怯于强权的淫威，不去拷问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哪怕像行尸走肉一样地活着，哪怕是依靠别人的鲜血而活着都毫无羞耻之心，人人都以“识时务者为俊杰”而逃避责任，甚至把它渲染成一种社会风尚。
如果这种潮流成为引导模式，就会造成“心理传染病”，社会的主流价值就会发生很大的改变，其表现形式一种是把日常的物质生活作为最高追求，自我蒙蔽地强调这种社会是不需要精神的，是不需要自我头脑的，只要有温饱和疯狂的娱乐就够了。思想、精神之类的华而不实又不能当饭吃又不能当衣穿，人们满足于被物质上的小恩小惠和舒适感觉所占领，即便表现出的“智慧”，也是投机取巧的“小聪明”。
另一种表现形式是寻求解脱，通过各种集体融合的方式逃避孤独，求神拜佛也罢、向外转移注意力的民族亢奋也行，只要是融入没有危险性的大族群以及其他各种虚构的想象中的强大身份，就可以自欺欺人地聊以自慰。或者投机性的“主动拥抱”为自己谋取“形而下的私欲”。
这种社会风气会鼓励人们在冠冕堂皇的借口下释放人性恶的一面，因为一个法制不健全、缺乏是非标准的社会可以充分诱发人性丑陋一面的大释放。正如有评论说，这个世纪的灾难，不是因为我们屈从于病态的吸引，而是因为我们试图避免面对它，并把它强加在“真、善”之上，批量制造完美的螺丝钉的宗教和政治教育，最终出品的却是一批丧失人性、心智不健全的人。
在沙俄、苏联、东欧历史上大约存在过三个这样的“面包时代”，他们是怎样对待的呢？
“不为一个银卢布而交换灵魂”
第一个“面包时代”发生在19世纪下半叶，俄国农奴制改革以后，沙皇政府一方面在经济上处在追求西方的潮流中，商业功利和享受生活的消费性美学弥漫着上层社会，欲望从潘多拉的魔盒中大量释放出来，王公贵族们夜夜欢歌、极尽奢华，拼命娱乐表现出没心没肺的低俗的生活态度。另外沙皇当局加紧了政治上的钳制，“第三厅”的秘密警察盯梢、抓捕、流放具有异己思想的知识分子。
俄国的现代化在短时间内迅速地拉升了俄国的国力，但是由于不公正的改革严重地损害了下层民众的利益，因此在这种现代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俄国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反专制与反西化的思想倾向。俄国一时有知识分子是“内侨”的说法，因为颠沛、迫害、被控制、不自由、贫穷、孤独、苦闷、精神饥饿是他们的常态。
1863年在彼得堡美术学院的毕业设计上，院方要求学生以北欧的神话作为命题进行毕业画展，而学生们主张用俄罗斯民间的现实题材为题作画，遭到院方的反对，并警告他们说，如果坚持己见后果将会很严重。结果以克拉姆斯科伊为首的13人退出比赛，当时他们提出的一个口号是：“绝不为一个银卢布而交换灵魂。”
他们认为坚持自己的理念高于眼下的利益，他们离开学校后自己租房子作画，到民间去巡回展览，并与思想界、文学界遥相呼应，用画笔来展现俄罗斯的精神追求，这就是后来名声大噪的“俄罗斯巡回画派”。中国人熟悉的列宾、苏里科夫、列维坦、希什金均出自这一画派，他们的批判现实主义和自然写实手法成为俄国画界最有代表性、最有生命力的一派，以至于有人评论道，在俄罗斯画坛中“巡回画派”耀眼的光芒遮蔽了其他流派，几乎成为当时俄罗斯画坛的象征。
“巡回画派”绘画的草根情结和自然纯朴的审美观念令人心灵震撼，它真实地传递着俄罗斯民族的成长过程，把俄罗斯知识分子追求的人文理念与审美理念统一在一起，体现了追求社会公正以及反对物质化和功利化的价值目标。与此同时，在整个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文学的“黄金时代”都充满着有关于面包与道德、面包与精神、面包与坚守理念的话题讨论。
黄金时代的作品都在努力体现“灵与肉的搏斗”，表现出对生活意义中精神世界的渴求，以及他们试图从宗教启迪中获得拯救俄罗斯的焦虑。正如号称自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之子”的别尔嘉耶夫所描述的，“在任何一个角落你都可以找到某些思想隐居者小组、科学的苦修者、狂热的宗教信仰者，他们毛发很长，而期望永远年轻，这就是俄国的知识分子。他们中的一些人抛弃了自己的财富，另一些人则遗忘了自己的不幸，他们不停地进行着理论问题的探索，他们全神贯注地关心真理，关心生活、关心科学和艺术、关心人道”。他们认为在思想文化领域应该有最大限度的自由表达空间。
他们以俄罗斯文学与沙皇的专制制度格格不入为例子，证明政治与思想本来就是一对反向性的矛盾体，政治提倡集体和服从，思想注重个性和自由，政治讲究稳定和重复，思想倡导原创和深刻，拒绝重复是思想更新的源泉，而政治则是统治者的传声筒，死气沉沉的换汤不换药。
在他们看来，独立的思想活跃与否是一个民族道德水准的衡量标准。有人说“俄国文坛是思想家的熔炉”。从19世纪上半叶赫尔岑开始，俄罗斯文学家就充当着启蒙者和政论家的角色。他们创立了一种不同与世界上其他文学的“俄罗斯文学”——“思想文学、“思想小说”。这种文体，以文学作为平台，回答社会问题。俄国以文学的表达形式来体现其他人文学科的现象十分突出。
文学家也不仅仅是文学家而是把思想追求和精神寄托蕴含在文学当中的“哲人、先知”或“思想的引领者”。“俄国文学”是“思想的文学、道德的文学和社会良知的文学”。俄国文学成为“思想的引领者”也就不难理解了。俄罗斯文学成为世界文学史上当之无愧的“青藏高原”，就在于它的精神探索。
赫尔岑在提到“文学中心主义”的时候说：贵族阶级中包含着革命的酵素，它在俄国没有别的舞台，有的只是文学的讲坛，我们在否定方面比其他人走得远”。哲学家费达多夫说：“俄国知识分子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任务是思想性的。”据说，苏联时期国家安全部门的人对索尔仁尼琴说，即便是托尔斯泰在世，他也会改变的，就像高尔基一样。索翁答道，那他就不是托尔斯泰了。
最经典的当属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一个著名寓言：说有一天耶稣复活来到人间，见到人间的“大审判官”，他对耶稣说，你回来干什么？你空手而来，只带给人类一点自由的承诺，但人类的愚民百姓根本不知道你所谓的自由有什么实际用处，因为人类社会最不能忍受的就是自由，你说人并不是只为面包活着，你曾经说，人类其实是一种精神的动物，断了精神就相当于大脑缺氧，但我要告诉你，我把他们喂饱了，他们就跪伏在我的面前说，只要有面包吃就愿意拿自由作为交换，说明“吃饭哲学”高于虚幻的精神追求。
最后大审判官警告耶稣不要再到人间来试图挽救什么集体记忆和民族精神，“面包时代”已让人类很满足，耶稣只好悄无声息地离去。陀思妥耶夫斯基以这则寓言告诫人们仅有“面包”与动物无异，总是寻求跪拜的对象，以精神换取一时的安逸，放弃思想、放弃了精神追求的人就不再成其为人，只不过是一种爬行动物，“人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所以在小说中，主人翁卡拉马佐夫在经历了灵魂激荡之后，坚定地走向圣徒之路。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如果那些取缔别人自由而强行灌输“真理”的人就是“真理的占有者”的话，我“宁愿跟基督在一起而不是跟真理’在一起”。他呼吁要为治愈俄国思想道德的“贫血症”走上“基督之路”，从事“心灵”的拯救。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需要有一些人从事拯救灵魂的“内在学问”，奢侈品可以是外来的，但一个民族的主流价值观，必须得靠自己生养出来。黄金时代的作家都有强烈的使命感，尤其是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两个文学巨匠，他们作品的生命力就体现在对永恒精神追求的思考。
布罗茨基曾说，政治高鸭将我们推入孤独，语言最初是他的剑，接着成为他的盾，最终变成他的宇宙场。于是俄罗斯文学背负起超过自己承载量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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