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川雁塔 2019-03-27
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的结果，使原来对改革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抱有期望的俄国知识分子大失所望，纷纷从“利益协调倡导者”转向“积极行动者”。他们对革命的狂热日益加剧，“暴力变革”的公式流行开来，主张以革命颠覆取代改良，至此民粹主义从一种理论思潮扩展到运动。
19世纪60年代末是小组活动时期，民粹派的小组遍布于各大学，不仅在莫斯科、彼得堡这两个首都城市、在基辅、哈尔科夫、敖德萨一些省会城市，甚至在一切边疆区都出现了“地下小组”，其中最著名的是以彼得堡大学生为核心的“柴科夫斯基小组”，陀思妥耶夫斯基参加过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从一些小组的名称上我们就可以看出他们的激进色彩，伊舒金的组织叫“地狱小组”，涅恰耶夫的组织叫“人民惩治法庭”等等。
小组成员分别为几十到一百人不等。起初他们主要从事宣传鼓动工作，后来受巴枯宁、柯鲁泡特金、拉甫洛夫等人“知识分子对人民欠有无法偿清债务”和“农村才是战场”说教的影响，急于干一番事业青年已不满足停留在口头说教的宣传活动，开始奔赴农村进行“社会革命”动员。
19世纪70年代，俄国激进主义的“行动者”试图发动农民掀起反沙皇的“革命”，他们动员了数千名革命青年和贵族模仿着农民的语言，穿上农民的衣服，怀揣着各种宣传材料、学习工匠手艺，奔赴他们认为是农民运动发源地伏尔加河、顿河流域、乌克兰和乌拉尔地区策动农民造反，全国至少有37个省卷入这一运动。
这是民粹派学说的第一次全面检验。民粹派相信农民中蕴藏着“共产主义的本能”，用不了三两年时间很快就可以完成“社会革命的”目的。甚至有人为表示走向“民间”的决心，在农村扎根，娶村姑为妻，以学民间俚语为荣。
但是这一腔热血很快在农民面前碰壁，知识分子与农民之间无法逾越的鸿沟使乡下人本能地排斥城里人“精神失常者”的行为。在社会上下层的撕裂背景下，民众无法理解“吃饱了撑的养尊处优老爷”们的反常举动。民众对他们的宣传报之以冷淡和仇视，肝脑涂地的“皇权主义”纷纷起来检举革命者。
仅1873-1879年间，因“社会革命宣传”案件而受审判的人就有2500人。那些发动群众的知识分子怎么也没有想到，这场“到民间去”运动“最后是以大规模的逮捕和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审判而告终”。接下来政府重拳收拾民粹派，在“上层专制、下层愚昧”的夹击下，“到民间去”运动遂告失败。
运动失败以后民粹派首先意识到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于是1876年成立了秘密团体——“土地与自由社”。该组织最大的特点是它奠定了我们耳熟能详的“集中制”组织原则的雏形。
特卡乔夫在他创办的《警钟》杂志上规定了这种集中统一的战斗组织最重要的原则：权力高度集中；铁的纪律约束；下级服从上级、组织服从中央执行机构；中央服从最高领导，即秘密、集中、互相监督、少数服从多数、严守纪律（在此之前涅恰耶夫也曾提出过要以奉行铁的纪律的小型革命支部覆盖全国，但是没能付诸实践）。
这种让一个团体内的人“有强烈归属感”的组织认同方式，对后来激进主义政党模式有极大的影响。LN受其兄民意党人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的影响对民粹派的这种组织模式情有独钟，称赞民意党是“我们大家应当奉为模范的出色组织”。他还说，“总有一天，历史学家会系统地研究这种努力，并且考察出这种努力同20世纪前十年内被称为‘布尔什维克主义’那种思潮的联系”。
1879年“土地与自由社”分裂为两个独立的组织：“民意党”与“黑色土地平分社”。民意党是十九世纪80年代民粹派的主要组织，该组织把恐怖手段视为最重要的“斗争形式和生命力”。在该-党党-纲第五条第二款上专门论述“破坏与恐怖活动”的必要性，它明确指出要实现任何途经的变革，都离不开“借助密谋手段”。
著名的“土地与自由社”与后来的“民意党”领导人之一，亚·德·米哈伊洛夫说，正是从这个时候起，秘密活动变成了一门“完整的科学”，这门科学对与专-制制度作斗争特别适用。这时他们已经不指望与农民建立联系，失去了到农村发动群众的热情，而是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少数“革命家”同政府的拼死一搏上，个人恐怖活动成为主要的斗争手段。
民粹派革命家中流行“为达到目的一切过程都可以忽略不计”的策略。特卡乔夫在《革命基本信条》总则中说，“凡是能够促使革命胜利的一切，都是道德的，凡是妨碍革命取得胜利的一切，都是不道德的和罪恶的”。他还有句名言流传后世：“我们考虑的是应该留下多少人”的问题。
民意党鼓励采用以任何方式同“恶”作斗争，在他们看来将来的“善”是通过现在的“恶”来达到的。民意党把暗杀“反动的”政府要员的恐怖活动作为“必要的斗争手段”，公开提出“以血还血”应对残酷镇压，要以自我牺牲的暗杀来唤起“革命政党的威信”，要让恐怖活动的炸弹响遍俄罗斯。
民粹派另一大“贡献”是倡导“精英领导群氓”的灌输轮。特卡乔夫说，俄国独特民族性和独特的发展道路，不能成为一个资产阶级立-宪国家，资本主义在俄国不发达，正是进行社会主义的最有利条件。大多数的群氓文化水平低下、眼界狭窄，愚昧不堪，所以伟大的事业总是少数人完成的。
这种由智者组成的革命家团体“永远拥有、也应该拥有领导多数的权力”，“在革命时代必须对后者具有统治作用”。“这部分少数革命者，因其身上体现着最优秀的智慧力量，所以他们必须拥有权力”。
1881年民意党人在七次暗杀亚历山大二世后终于得手，炸死了沙皇，沙皇政府中止了拟议中的改革方案，统治集团内部的保守力量得势。到1897年在西伯利亚的流放犯达30万人（其中相当比例的是行动民粹派），占该地区人口的5·2%。
随后在国内的民粹派的后继组织社会革命党暗杀范围逐步扩大，“战斗队”仅在1906年7月-1907年5月的10个月内，就完成了72次暗杀活动，有10个省长、2个市长和诸多的将军元帅命丧黄泉。1901-1911年因恐怖活动受害的人达上万人。沙皇的镇压随之升级。
俄国的民粹派在沙皇的严厉镇压下失败，幸存的中坚分子大都流亡国外。一些到日本的民意党人与中国同盟会之间取得联络。1905年中国同盟会机关报《明报》在东京创刊后，就登载了许多俄国“虚无党”的事迹，由于崇尚暗杀活动同盟会还专门设立了一个暗杀部，聘请流亡日本的俄国“虚无党”人做教练传授暗杀经验。徐锡林、吴樾等刺杀满清大员的活动，就是学习民意党的结果。
不赞成搞恐怖袭击的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等人经过几年的探索以后转向了马克思主义，转向以工人阶级为依托。他们在斗争方式上仍然是“革命”的，但是革命的目的不再是民粹派的反对政治自由的“人民专制”和反对市场经济的“村社社会主义”。
而民粹派中另一部分最狂热、最铁杆的革命分子比如吉霍米罗夫、卡拉马洛夫等人经过一段反思以后发现，其实沙皇政府中最反动的那一部分人也和他们一样热衷于弘扬“村社集体主义”精神，抵抗西方个人主义的瘟疫，恢复斯拉夫民族特殊的传统。
既然革命无望，何不转而依附当局，于是吉霍米洛夫公开发表了《我为什么不再做革命者？》理论性忏悔著作。然后回国后一头扎进保皇主义的阵营，从革命的圣土变成了传统的卫道士，很快完成了从“雅各宾的民粹派”到“波拿巴民粹派”的转变。
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不再是革命者，但仍然坚持Populism传统价值。populists的分化，使民粹派从目的和手段上向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转化，成为完全对立的派别，这就是后来的马克思派别与“警察Populism”。
“警察民粹派”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它的“警察性”。它打着“人民的”、“社会主义的”旗号反对现代政治中的政治自-由、议-会-民-主、公-民-权利等原则。他们声称constitutional只是富人的工具，贫富不均条件下的民-主是虚伪的，西方的自-由与民-主是抽象毫无意义的，是政客们腐败的游戏，根本不具有什么普世意义。西方的政党政治是“有害于人民群众本身利益的”，远不如一个高高在上的主宰来“抑强扶弱”、“为民做主”更合乎正义。
这批人甚至认为，“对于人民来说，在两害中间，专-制的沙皇毕竟比立-宪的沙皇要好些，因为它可以使那些“贪婪的私有者”害怕。选举选出来的都是富人，富人管事很不公道，俄国的统治机关不是选举的，一切由专-制沙皇来管，沙皇高于一切人，既高于穷人远高于富人，因为对一切人都是很公道的。
警察民粹主义把“人民专制”奉为理想模式，在他们看来法国的雅各宾专政这个模式应该广泛推广，这个体制将实行顺我者倡、逆我者亡的原则，“谁不和我们站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谁反对我们谁就是我们的敌人，而对敌人就应该用一切手段予以消灭。”
当然俄国还有以丹尼尔逊、沃龙斯基、米哈伊洛夫斯基代表人物的合法民粹主义，他们一方面开始承认资本主义进步、热心争取政治自-由、把发展资本主义作为“最低纲领”，同时认为可以通过合法的途径、与政府合作的方式来实现民粹派的理想，在他们看来，通过感化、规劝、晓以大义、体制内的配合运作沙皇还是可以争取的。
20世纪初受文化西方化、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诸潮流的影响，由于欧化之风日益侵染了民粹派知识分子，逐渐淡化了其传统色彩，坚持革命立场的Populism日益向自-由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靠拢。换句话说，20世纪民粹派的自我“修正”是新形势下该组织重新定位中最突出的现象。
十月革命后部分社会革命党成员，脱离原来的组织为苏维埃政府服务，与此前的Populism派别最大的不同在于，革命后的“新民粹派”已不是独立的政治派别，也没有组织活动，在政治上是完全依附于苏维埃政府的，仅仅成为一种思想学术流派。
1930年在集体化高潮中，发生了所谓“劳动农民党案”，恰亚诺夫、康德拉季耶夫、尤罗夫斯基等一批党外经济学家被镇压，它的被告主要都是新populist，从此后Populism在苏联便销声匿迹了。
总的来说，苏联对Populism的批判一直都很高调，但是细观起来只是在打击他们向自由主义转化的一面，直到1930年所剩无几的Populism主要人物被从肉体上消灭，虽然在俄国以“Populism”命名的活动没有了，但是Populism本身、尤其是警察民族主义的那些价值反而得到空前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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