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那杀死身体不能杀死灵魂的,不要怕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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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润芝《六四三O》

陈润芝《六四三0》。(封面照片)

 许多人死在天安门广场,也有人永远活在那里

六四屠杀中,死人最多的城市是北京,其次是成都。然而,三十年后,车水马龙、灯红酒绿的北京和成都,没有多少人记得那些逝去的生命。六四是中国最大的禁忌,中共当局恨不得在日历上删去这个特殊的日子。六四发生时,还在英国治下的香港没有死一个人,却意外地成为一座以六四为主题的活的纪念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关于六四的记忆和研究都汇聚到香港。我也遇到过很多香港人将六四像种子一样种植在心中,仿佛六四屠杀中死去的孩子是他们亲生的孩子。

陈润芝就是其中之一。三十年前,陈润芝作为亚洲电视记者赴北京天安门采访学生运动,无意中成为屠杀的见证者。三十年之后,她和前文汇报副总编辑程翔、前无线电视记者谢彩云、前亚洲电视摄影师劳家辉、前星岛晚报记者梁慧珉、前路透摄影记者曾显华等三十名曾直接采访六四的记者,一起拍摄了一部名为“我是记者”的短片,各自讲述“我的六四故事”。片中有记者忆述当年枪声响起的场景,不禁失声痛哭。

三十年前,陈润芝跟一班香港记者在枪林弹雨中逃离北京。不料,去机场的道路被民众设置的一堆自行车堵塞,司机打开车门二话不说冲出去,把挡在前面的一架自行车抬起,大力扔到老远。周围的市民被突然而来的大动作惹怒,像蚂蚁围大象般围过来,将车队团团堵死。远处就是十几辆坦克,戒严令下,枪弹扫射过来是絶对有可能的。一位男同事急中生智,立即冲下车,举起记者证说:“我们是香港记者,赶着送新闻。”奇迹出现了,群众像摩西过红海般向两边挪开:

“让开,让开,让香港记者走,让香港记者走。”就这样,他们渡过红海,直奔机场。三十年后,这惊心动魄的一幕仍然历历在目。

当陈润芝发电邮给我,告知她要为撰写一本纪念六四屠杀三十周年的书采访我时,我也收到她十年前写的书《六四二O》。这是六四屠杀二十周年时,她自费赴美国采访写成的一本访谈录,她与书中的六四参与者和流亡者一起哀哭切齿,让我想起另一位也是被六四改变一生轨迹的香港女记者蔡淑芳。六四流亡者苏晓康在为蔡淑芳的回忆录《广场活碑》所写的序言中评论说:“她茫然若失在四点钟的广场上,以后便一次次地惊叫、哭醒在香港的深夜里。……她化为每年六四维园烛海里的一点烛泪。她陪整个民族受难。”六四屠杀之后铺天盖地的遗忘和谎言,让说真话的记者成为“时代的敌人”或“不合时宜的人”,在全世界都是如此:“中共绑架中国,精英整体投降,西方输诚利益。香港女子蔡淑芳的努力,或许只是杯水车薪。但六四把她淬砺成一个‘革命者’——她已经忘我,她不再是一个私人的蔡淑芳。俗话说,时间改变一切;不屈不挠地跟岁月搏斗,乃是她的回应。她把自己变成了一座六四的活碑。”是的,蔡淑芳、陈润芝以及每一个作为见证者和记忆者的香港记者,在精神上从未离开过天安门广场,一直站立在那里记录废墟中的真相。

我怀着敬意接受了陈润芝的采访,在华府郊区的刺骨的寒风中,她穿着儿子的一件“加拿大鹅”牌的羽绒服如期而至。我们差不多谈了一整天。几个月后,陈润芝采访王丹、张伯笠、王超华、苏晓康、滕彪和我的访谈录《六四三O》出版问世了。

三十年无祭,但三十年不能没有反思

陈润芝当年在报道六四。(视频截图)

陈润芝在本书的序言中写道:“三十年过去,记忆如斯清晰,就是因为生命确曾有一刻悬于一线!经历过八九民运,流亡海外的都有不同程度的创伤:跟父母分离、家庭破碎、家人遭严重车祸致残。心灵上,他们多年来经历不同阶段的反省。”今天,中共的统治依旧蛮横暴虐,蒋彦永医生呼吁的六四正名依然是水月镜花,蒋医生本人再度因此失去自由。天安门母亲不能去亲人死难的现场和墓地悼念,中共为了监控天安门母亲之一的张先玲,居然在她儿子遇难的学校门口安装一台摄像头,这是专属于张先玲的摄像头。尽管三十年无祭,但三十年之后,六四的参与者们不能没有个体化的反思。然而,很多六四参与者确实没有反思,他们像鲁迅笔下的祥林嫂那样重复地控诉共产党的凶恶,以及渲染自身的悲情或勇敢,谁有耐心倾听呢?

深切的反思,乃是为下一次民主运动所做的最好准备。陈润芝在采访多名当事人时,都会提出此一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有没有觉得当初某些事情做错了?先后两次下狱的王丹认为,絶食这一步行得太早,亦没想到参加的学生这么多。他以“三分功,七分过”评价自己在学运中表现,对未能坚决促成学生撤退,感到十分后悔,他说:“最后导至运动的失败,和同学的伤亡,我因此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第二次坐牢、我至今不放弃,在我看来,都是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为了承担这个责任。”

张伯笠承认自己存在激进情绪,导致决策失误,他如是说:“作为一个决策者不仅要考虑到良好的动机和理想的成果,更重要的是考虑到所利用的手段。而我们的脑海里残存着为了目的的美好和纯洁不惜用鲜血和生命去换取这样的理念。”

王超华在八九那一年已三十七岁,是社科院的研究生,是学生领袖中最年长的,曾试图力挽狂澜,哭求知名学者一起劝学生停止絶食,撤离广场不果,与柴玲等人多次交锋。三十年来,她始终坚持这样的看法:“学生有错,政府有罪。”众所周知,决定开枪,权在政府,而非手无寸铁的学生。

八九时已经四十岁的苏晓康,经历过文革,父亲是中共高官,二十六岁开始做记者,有丰富的人生经验,深知中共政权专制本质。胡耀邦一死,他就立定与运动保持距离。戒严令一出,他立即躱起来,展开百日逃亡。三十年后,他反而后悔没更早介入,像刘晓波一样,以行动取信于学生,说服他们及早撤出广场。

在从事政治活动时,政治人物尤其是领袖最重要的质量乃是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所说的“责任伦理”。韦伯提出“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这种二分法,以便疏解政治活动家的困境。他认为,信念伦理是一股一往无前的勇气所驱使的道德感,但政治家不能单凭信念,只能脚踏实地地衡量一切行动所带来的各种后果,于是他所能秉持的,只能是“责任伦理”。换言之,既要有“热情”,也要有“责任感”和“判断力”。韦伯进一步论述说,“热情是献身于一项事业,不成功,便成仁”,而“责任就是在将政治当作一项志业时,重要的行动指南”,“判断力就是沉静地面对现实的能力,也就是对事对人的距离”。韦伯批判完全由热情驱动的“信念伦理”,人们自以为是在追求“善”这个目的,但“在许多情形下,‘善’的目的与人们对道德上可疑的、至少是危险的手段以及产生恶的副作用的可能性或几率的容忍分不开”。类似的反省,从刘晓波九十年初出版《末日幸存者的独白》开始,在本书中若干受访者的叙述中,逐渐成为一种新的“共识”。

君子和而不同:中国民主还是中国解体?

陈润芝《六四三O》。(封面照片)

六四是一场“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运动。所谓“先天不足”,是指运动之前的思想准备工作不足,尽管八十年代的中国经历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但基本上只是囫囵吞枣式地翻译和传播西方两百年来的各种现代化思想文化,远远谈不到创造性地“本土转化”的地步。就连精英知识分子阶层都缺乏核心思想和核心观念,又怎么可能要求年轻学生具备深刻的思想批判力呢?所谓“后天失调”,是指运动过程中,以方励之为代表的知识精英、以赵紫阳为代表的体制内改革派以及广场上的学生领袖这三者之间没有基本的联系和协调,难以形成一种主导运动发展的合力,反倒各行其是,甚至彼此纷争和内耗,使得以邓小平为首的顽固派轻而易举地各个击破、稳操胜券。

在六四运动中,无论是知识精英、体制内改革派还是一线的学生领袖,都未能为未来中国提出吸引人心的愿景,他们只是停滞在“反腐败”、“反官倒”这样一种低级的要求以及“民主中国”这一模糊的目标上。五四时代空泛的“民主”和“科学”的概念被拿过来使用,甚至国际歌、中国对越战争时期的军方歌曲“血染的风采”也成为学生的文化资源。

那么,三十年后的今天,受访者们又有怎样的新思维呢?陈润芝是香港人,她眼睁睁地看着九七之后香港沦陷,迎来“再殖民”的厄运。因此,她特别询问受访者如何看待香港近年来失败的民主抗争,以及香港与中国之关系。

受访者的看法各不相同。王丹认为,香港、台湾与中国是“命运共同体”,对于港独倡议,他坚决反对,认为是“完全情绪化的反应”,但“要包容年轻人相对激进的思想”。张伯笠不曾谈及统独问题,对香港的未来相当悲观,但又认为台湾的民主模式能给予中国参照作用。王超华也不曾谈及统独问题,她流亡美国之后,多次以学者身份到访香港,但在二零一一年被拒入境,她认为香港的一国两制对台湾是反面示范作用。苏晓康对民运策略以至香港及台湾独立问题,采取务实态度,“这两个地方的独立,在政治上都是他们的权利,现实的问题是你独立得了吗?”滕彪则认为,香港“雨伞运动之后加速了本土意识,港独独力量兴起,要求本土化的声音越来越强,这是完全应该支持的,这是身份认同问题”,“香港独立在可见的未来是实现不了的。但是主张独立的人有权利讲,是香港人的选择和权利”。最后,我的观点是支持香港、台湾以及更多地方的独立运动,以解构中国为目标,只要中国是大一统的格局,表面上的民主是毫无意义的。

有意思的是,从本书中的第一个访谈对象王丹到最后一个访谈对象我本人,对于港独、台独和其他“独”的立场,正好呈现出从反对、默许到支持的这种逐渐变化的“阶梯”。这肯定不是作者有意识的安排,也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自有其内在逻辑。受访者之间确实存在着思想观念的重大差异与分歧。我是独立价值最坚定和热切的倡导者,我认为六四未能形成解构邪恶中国的思想积淀,是六四最大的失败。六四本应当成为独立思想的酵母,但六四屠杀之后中国转向传统文化热,而很多流亡海外的知识人也固守反共不反中或反共不反华的定见。

在我看来,独派才是真正的热爱自由的人群。从价值上而言,独立不仅是消极意义上保卫个人权利,更是积极意义上对上帝所赋予人的自由的实践,正如英国思想家埃德蒙·柏克义无反顾地支持与赞美美洲殖民地人民的独立要求,不惜被国人骂作叛国者。其次,从现实而言,不能因为香港等地暂时无法实现独立,就否定未来在某一历史契机实现独立的可能性。在苏联解体之前,在其铁桶一般的统治下,谁能相信波罗的海三国和中亚若干穆斯林加盟共和国能够迅速走向独立呢?我们不能守株待兔般等待那个历史时刻到来,我们可以从现在就从事解构大一统思想观念的工作。大一统的中国不可能实现民主化,唯有解构中国成为“诸夏”,人民才能得自由。

写作六四,是为了制止还在继续发生的杀戮

陈润芝《六四三O》。(封面照片)

陈润芝刚刚从电视台退休,还没有来得及享受退休生活的安逸与宁静,就匆匆背包上路,远赴美国开始新书《六四三O》的采访和写作。她如此执着于采访和写作六四题材,并将这个“吃力不讨好”、“只有投入而几乎无回报”的工作当作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不仅仅因为她是六四亲历者,对此有切肤之痛;更因为她意识到,六四并不是一页已经翻过去的历史,如果使用历史学家唐德刚的比喻,中国以及世界都未走出六四这段惊涛骇浪的“三峡”。也就是说,六四不是过去时,六四是现在进行时,今天中国社会的全面沉沦,离不开六四屠杀带来的精神震荡,每一个中国人都生活在六四屠杀的负面遗产中。

在中共统治中国的七十年中,六四不是中共所做过的最为恶劣的事情,中共发动的造成人员伤亡更多的政治运动数不胜数。如果要描绘一张中共政权的杀人年表,一九八九肯定不是醒目的最高峰。但是,跟将数千万饥肠辘辘的农民拘押在家中、不准外出逃荒以至于饿死和人相食来,六四是在全世界面前、在光天化日之下,使用野战军屠杀本国民众,其震撼力唯有纳粹大屠杀可相提并论。

陈润芝在序言中强调说:“六四屠杀只是极权残暴的最恶劣展示,之后一直以不同方式展示其专横,从没停止。”中共发现开枪杀人是维持政权的最佳方式,从此再无底线和顾忌。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共在新疆建立关押数百万维吾尔人的集中营,其背后的权力逻辑就是六四镇压的延伸。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刊登了英国伦敦学院大学政治系教授、专攻人权与大规模暴行(mass atrocities)犯罪研究的克洛宁福曼(Kate Cronin-Furman)的文章,作者认为,中共对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的迫害虽然还不到「种族灭绝」,但已构成《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中的「危害人类罪」(crimes against humanity)亦即「有组织」(systematic)及「广泛地」(widespread)对平民谋杀、强迫失踪、性侵、强迫迁徙、虐待或基于种族、政治、民族、文化、宗教、性别等的迫害。维吾尔族人更指控,中共政府对他们进行「文化灭绝」(Cultural genocide),包括强迫儿童离开原生家庭,禁止使用母语,禁止举办文化活动,并摧毁学校、宗教场所等。或许可以说,没有昔日的六四就没有今天新疆的集中营。在发生过六四屠杀的中国,没有人是安全的。

这就是本书的意义和价值所在:写作六四,乃至为了制止正在发生的暴行,乃是为了颠覆作恶多端的暴政。这是一项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工作,需要更多的有识之士加入其中。中共掌握了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军队、警察等暴力机器,但正如圣经所说,那杀死身体不能杀死灵魂的,你不要怕它,作为基督徒的陈润芝和同样作为基督徒的我,秉持相同的信念,在同一个广袤的战场上奋战不止。

来源: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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