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理素笺、字字有玄机，情难察”
《落叶集》的“题／序”，该是后来加的，是一次性加的。
我用“题／序”一说，是指三十六首诗，没有统一的“序”。那是未“读进去”前，一旦“读进去”，会发现三十六个标题“言之有序”，构成一段盐溶于水的叙事——简直是“暗序”。难怪《残萤集》有则小诗：“杜牧说‘苦心为诗，为求高绝’，高绝而又不露斧痕，那才是真正的高绝。”难怪陈墨下乡后，写诗怀念诗友，提及“理素笺、字字有玄机，情难察”。
何谓“调轸弦待伯牙匣”？就是布下八卦阵，等后人踏勘。
三十六个标题，单独看跳跃、随意，像《诗经》或杜甫“漫与”：
《一九六四年》、《底》、 《叶子》、《老师》、《逝世》、《他》、《孑然一身》、《无父母》、《无兄弟》、《无妻儿》、《只有我》、《这个》、《学生》、《数月》、《未及》、《谋面》、《见他》、《住房》、《已》、《易主》、《一问》、《方知》、《月前》、《已走》、《政府》、《将其》、《火化》、《无》、《骨灰》、《无墓》、《与》、《世》、《诀絶》、《得》、《真》、《干凈》。
联起来就豁然开朗。使得一卷奇诗，变成一部心史。而且使得珠宝，变成一座楼台。像美学家所指出：“细节是从属于整体的。……作品的美，在于各个局部与细节之间的有机联系。就像一棵从根本到枝叶生气灌注的树，割离了根本，枝叶会死。”（高尔泰《文盲的悲哀——〈寻找家园〉译事琐记》）简明言之，《落叶集》的美在于“二重奏”：有诗，有序。是祭文，亦哭诗。似《七哀诗》，亦《广陵散》。完全可以说是，李充《吊嵇中散》、颜延之《祭屈原文》、欧阳修《祭石曼卿文》……的当代版。也是李商隐式具有政治批判性的哭诗：“上帝深宫闭九阍，巫咸不下问衔冤。……只有安仁能作诔，何曾宋玉解招魂。”
这才是一座，“用文字所造的纪念碑”。文体研究家吴承学写：
《诗经》虽似有题而实是无题, 它们不是创作者自拟的题目, 而是编选者为了便于称引或区别而为之另加上的某个识别符号, 因此《诗经》的标题有很大的随意性, 它与诗歌本身的内容、宗旨之间几乎都无必然联系, 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一“诗题”条说:“三百篇之诗人, 大率诗成取其中一字、二字、三四字以名篇。故十五国并无一题。雅颂中间一有之。”
杜甫诗歌制题, 代表了一种新的风气, 杜诗制题风格大致有精制与漫与两种。前者是承六朝而来, 后者却颇有复古之风……如《老病》、《早起》、《有叹》、《向夕》、《舟中》、《村夜》、《吹笛》、《壮游》、《朝雨》、《晚晴》、《所思》、《又雪》、《九日》、《大雪》、《小至》、《中夜》、《垂白》、《不寐》、《恨别》、《可惜》、《可叹》等, 有些诗题简至不可再简了。如《月》、《夜》、《火》、《云》、《闷》、《晴》、《晚》《园》、《愁》、《琪》、《鸡》、《归》。这类短题往往随意性很强, 有的甚至随意摘取篇首二字为题……真可谓“老去诗篇浑漫与”。拟题方式明显受到《诗经》的影响，事实上也是无题诗，杜诗这种拟题反映出唐代的一种追求古朴浑沌之气的复古主义审美倾向。
（吴承学：《论古诗制题制序史》，《文学遗产》1996年05期）
《落叶集》的“题／序”，表面漫与，实则精制。其功能如上文揭示：
中国古代的诗序有其独特的艺术功能, 诗序可以弥补了抒情短诗的某种缺陷, 它扩大诗歌的背景, 增大其艺术涵量, 增加了诗歌的历史感。优秀的诗序与诗歌,宛如珠联璧合, 不可或缺。而从艺术表现技巧来看, 诗序详实的叙事, 交代写作背景和意图, 有益于诗人在诗中集中笔墨来抒情言志(中国古诗以抒情为主),使诗歌兼叙事与抒情于一身, 同时又保持凝炼、含蓄之美。这其实是文体上的一种创造。而更重要的是当时诗人已经十分重视诗歌的价值, 既然文章是“经国之大业, 不朽之盛事”,诗题与诗序的制作, 正表明当时诗人对于自己创作的诗歌有一种自觉的传播与传世的意识，诗题诗序正是诗人进行自我阐释的努力,目的是要使自己的作品得到读者的了解、接受和欣赏。
……中国古诗多以抒情为主, 而诗题与诗序可兼叙事之功能, 可补诗歌本文的不足。古诗题经过从先有诗后有题向先有题后有诗的重大发展, 这在诗歌艺术发展史上是一值得注意的问题, 古人甚至认为是古今诗歌演变的一大关键。……庞恺《诗义固说》卷下: “射有的则决拾有准，军有旗则步伐不乱，赋诗命题，即射之的，军之旗也。”这样在艺术上的效果是比较集中和规范, 不至于漫无边际。
的确是一种，“追求古朴浑沌之气的复古主义”。但也是“带着锁链跳舞”，或“吞吞吐吐的东西”。还要指出的是，在“时显时藏”、“若即若离”的苦心经营之外，另有一种恣意追求潦草如书……的落拓不羁、粗服乱头之美。且看《住房》一诗：
命潦落
人潦倒
房潦草
潦草如书
升华为
一种境界
但你说
潦草是极少数人的文字
升华就是寂寞
当升华不足以安慰命运
你宁愿在原地上
痛哭
“命潦落、人潦倒、房潦草”，固然是命运遭际，也是随便你了。是“遍泛江湖，寻觅终身自由不缺”的文人率性，根本上是对“歌声一色／秦风造就了车同轨”的厌恶、反对。
它不是孤立的。且看收入《乌夜啼》，写于1965年4月的《无妨》：
枯藤无妨
老树无妨
纠緾得彼此断断续续
如鸦噪山林，时显时藏
小桥无妨
流水无妨
相交得彼此若即若离
如农家炊烟，似存似亡
古道无妨
西风无妨
化合得彼此难解难分
如瘦马旅途，且彷且徨
西下无妨
断肠无妨
碰巧得彼此不明不白
如落魄天涯，亦轻亦狂
何妨说起初，有了“漫与”式标题？至于“理素笺”，是后来的事？
多少年以后，陈墨谈“诗”与“文”两种不同的文体：
写诗犹如放屁。诗人的情绪或心理被某种事物所搅动，被控制，不能自己，非借诗来发泄之抒缓之。故抒情是诗的本等。写诗既然是为自己降压，基本跟他人及他人的好恶无关（周泽雄说写诗应“目中无人”，正确），正如放屁，基本跟他人及他人的好恶无关一样。既然是因骚动而降压，所以，发神经、抽筋、梦呓、呼天抢地、装神弄鬼、哎哟妈妈、颠三倒四、胡说八道、呻吟哈欠、鼻浓口水……怎么说都行，都是写诗的题中之义，唯忌“明明白白，老老实实”。祥林嫂若会写诗，大约她不会很快疯掉；她若不把说事当抒情，大约也不会很快失了听众。明代袁宏道《雪涛阁集序》说：“古之为诗者，有泛寄之情，无直书之事；而其为文也，有直书之事，无泛寄之情，故诗虚而文实。”
（《我的“抒情散文”观——读周泽雄〈我的抒情散文过敏症〉》
不管“诗醉文醒”、“诗虚而文实”，还是“序事得之史公,沉痛得之少陵”（陈田），都说明作为“两驾马车”的它们，各有不同的传承、不同的发生。从历史上看，一般“‘序’体产生于整理编辑文献的过程中，从传说中孔子整理而作《序卦传》等到西汉刘向校理群书而作‘叙录’，标志‘序’的确立。”（吴振华：《“序”体溯源及先唐诗序的流变历程》，《学术月刊》2008年1月号）走着“郊寒岛瘦”路线的人，理应更是如此？
推断这些“题／序”生产过程，应该跟二李一姜的“一姜”一样？有学者指出：
历代都有人特别欣赏他的词小序。实际上，他的小序不像是填词当时所写的，如《摸鱼儿》小序云：“他日野处见之，甚为予击节也。”夏承焘笺曰：“此序末两句后来所增。”类似情况也见于《满江红》、《暗香》、《凄凉犯》、《翠楼吟》各阕，诸序都说到本词享誉如何如何，明显属于成词若干年后所补加的。我更倾向于认为它们是手定词集时一次性的“后来所增”，所以文风才如此统一。比如，这些小序基本上都精确记载了具体年份。王国维之所以说“白石如王衍口不言阿堵物，而暗中为营三窟之计”，就是看出他表面上“漫写”（《凄凉犯》）或“漫与”（《齐天乐》），其实作品都经过长时间的谋划，并且看得很重，自珍到“旧时曾作梅花赋，研墨于今亦自香”（《除夜自石湖归苕溪》之九）的程度。所以他才会亲手编订词集，增补序文，一一交代作意、作法，特别是在音乐方面的讲究，生怕人家不知道。
（江弱水《姜夔的热中与自恋》，《读书》2010年10期）
当然此处，王国维的话显得偏颇。而古诗词鉴赏家叶嘉莹，在谈到词史上周邦彦和“受周邦彦影响的南宋的姜白石、吴文英、王沂孙这一类词人”时，就要公正、中肯一些：
在中国词史上，周邦彦是一个“结北开南”的人物。结北开南的转变，差别在哪里呢？就在于以前的作者大多是以直接的传达、直接的感发来写作的，而周邦彦是以“思力为词”的。
但我说周邦彦用思力来写词，并不是说他有思想性、有哲理性，是说当他写词的时候用了安排勾勒的手段。他不像李后主内心有了感动就脱口而出，而是用思索来安排的。这句话怎么说？怎么写？他不是用直接的感动来写的，这是另外的一种写法。写《人间词话》的王国维就因为他一直不认识这一种的写作方法，所以他一直不能真正欣赏周邦彦的词，也就更不能欣赏受周邦彦影响的南宋的姜白石、吴文英、王沂孙这一类词人的词了。……王国维正是因为没有找到这条路，所以他一直不会欣赏南宋这一类词人的词。
（叶嘉莹《唐宋词十七讲》第十二讲 辛弃疾）
话扯远了。我想说的是，《落叶集》中诗与序，好像也属于不同的“写法”。诗大体是以直接的传达、直接的感发来写作的，“题／序”则是用思力安排的。而且“暗序”形式，本身不无“游戏”性质。暗想一个人能够“游戏”，该在痛定思痛、拉开一定距离之后吧？
我甚至猜想，或者《无父母》一诗，竟是出于需要“先有题而后有诗”的……
话已说清了，但我还想说。围绕“题／序”说到姜夔，其实还不够。
《落叶集》中“题／序”，如果要探源的话，起码还有陶潜,起码还有《诗小序》。陶潜对陈墨的影响用不着多说了，《诗经》倒是可以申说一下。
1970年陈墨在乡下时，曾写长篇论文《讽喻是比兴的第一义》云：
……《毛诗》由两部份组成：一部份是诗本身，另一部份是《诗•小序》和《传》。《诗•小序》标在每首诗前，其任务是“以史证诗”，用史事点明该诗所讽喻的对象。《传》注释字面，在原诗固有譬喻的地方特别标出“兴也”或“比也”两字。所以读《毛诗》不读《诗•小序》，只读诗本身和《传》，无论如何都不明《诗》的“本义”与“本指”的。
还要特别指出，《落叶集》之“序”，有庾信《哀江南赋》的影子。
2014年10月，陈墨撰文回顾，还在1974年就写了一篇“读书笔记”：
我记得大约1961年我就读过庾信的这篇《哀江南赋序》，觉得写得相当好，虽然很多地方还不是很懂。（从哪里读到的，却记不起来了。）1963年至1965年，我买了《古代散文选》（62年人民教育版），其中有庾信的《哀江南赋》，只可惜只收了全赋的一小段；《历代文选》（62年中国青年版），其中就有庾信的这篇《哀江南赋序》；《古代汉语》（王力主编，63年中华书局版）也收有《哀江南赋序》；《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数据》（62年中华书局版），也收有《哀江南赋序》。各家注释虽有不同，但大同小异。于是偏爱《历代文选》，再苦再累再忙，也尽量做到每年必通读一遍。所以庾信这篇《哀江南赋序》，熟得不能再熟。
（陈墨《读抄庾信〈哀江南赋序〉》，2014年10月5日“墨按”）
且看“哀江南”：“粤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大盗移国，金陵瓦解。余乃窜身荒谷，公私涂炭……”，还有“华阳奔命，有去无归，中兴道销,穷于甲戌，三日哭于都亭，三年囚于别馆。天道周星，物极不反。傅燮之但悲身世，无处求生；袁安之每念王室，自然流涕”云云……再看“哀叶子”：
思念／一枚未及日戳的邮票／八分书／前朝容忍后朝／飞白／如桃叶渡江心不动的船／回来撕咬着回去。 （《未及》）
文字／总不纯粹／留下代代／易主的痕迹／现在差不多／面目全非／中山装／代替长衫与对门襟／顶替“礼义廉耻”的／有“阶级斗争”…… （《易主》）
尤其《政府》一诗，“无政府主义”地写：
“背心无领无袖
无政府主义者的
标记
与血汗为伍
我爱
蒋介石背心
洗过脸的水
搓一把
拧干
就可穿在身上
湿湿的
凉快
一会儿就干了
有苦力可做
没有什么可抱怨的
……”
读到这样的诗，大有时空陡转，“不知今夕何夕”之感。
且看庾信写：“昔桓君山之志事，杜元凯之平生，并有著书，咸能自序”。再看陈墨“读书笔记”旁批：
无论桓谭也好，杜预也好，“平生未误”之典型也［尤其杜预，武能平定东吴，文能注解《左传》，千古一人］。而庾信，自视其才学不在桓、杜之下，则“命运误我多矣”！武不能保身全家，文不能畅所欲言，不得不表里不一，骗人骗己，为此臭皮囊，活得一点尊严都没有！怎谈得上甚么成就？——右派们读至此不掉泪者，其心基本已被恶魔所换［或“麻而木之”］，你们可有“哀文”？可敢“埋于深山”而“传之后代”乎？）
——尤其最后两句，让人目瞪口呆：尖锐的问句，真是1974年写的？！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10/17/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