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意想不到的打击是最沉重的,没有预感,没有征兆,灾难说来就来了,短短几天之内,一个鲜活的生命就离我们而去了,朋友们无不感到震惊、愕然,继而是深深的悲痛,慎之已经走了七天,我思绪完全陷于麻木,仍然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一)

我和慎之的交往是近四五年的事,初次见面都有“相见恨晚”之意,我俩同年出生(他比我年长几个月),都是在抗日烽火中投入救亡运动的,又同在丁酉年中了“阳谋”。我们都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才发表一些文字。慎之在破门而出之前就是名人了,文章一出手便有大家气象,他比我幸运的是受过完好的正规教育,厚积薄发,而我却是共产党扫盲把我扫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体,实际上是“脱盲分子”。慎之看到我的一些文字才通过余世存约我见面,谈话时他就给我出了好多作文题目,我赶快声明:我不是做学问的人,几十年来都是给别人编文章,改文字。一次次的整人“运动”使我养成一种生活习惯,不记日记,不留信件,不记笔记,甚至也不留报刊资料,免得害人害己。写的文章也不过清通而已。他说清通就不简单啊,有些自命大学者的文章就是叫人看不懂。我又说:最近写的那些东西不过是要表明一种立场,或是替被压迫得发不出吼声的朋友说说心里话。他们看到民族主义、后现代主义、新秩序主义等等,日益成为一种显学,媒体充满赞美之词,一些“大师”也上了圈套,给人家做义务广告,心里不安,要我表明态度,和那些人划清界限。我不得不勉为其难。但是要读懂“后学家”弯弯绕似的文字,在我可不是一件容易事,我只能边做边学,请喻希来、秦晖、孙立平、张剑荆、余世存等中青年朋友给我上课。有些文章实际上就是“集体创作”。大概慎之也理解这不是过谦之词,因此,第一次见面之后,就给我寄来了一些材料,还要我回答一个问题:二十一世纪是不是中国世纪?慎之最后一次命题是詹明信上海讲话得罪了他的中国门人,招来一场围攻,要我就此事写个评论,并且请段跃送来相关资料。《网络文学》编辑林瑟也从上海给我寄来一包下载的有关詹明信的材料。稿子发表后,意犹未尽,又另写了一篇短评,但慎之已经看不到了。

(二)

慎之认为比四个现代化更重要的问题是“人的现代化”,一直为此大声疾呼,“公民教育实在是刻不容缓的事”。还说:“如果一个人真的还有下一辈子的话,那么,我的最大志愿就是能在下一辈子当一辈子的中学公民教员。”他的想法得到广泛的赞同,日本朝日新闻社记者还拿着《战略与管理》杂志发表的《修改宪法与公民教育》和发表在《改革》杂志上另一篇文章的复印件去访问他。我对慎之说:“既然是刻不容缓,何必等下一辈子呢?都说中国人素质太低,这不光是指老百姓,我看当官的素质也不高,恐怕上智和下愚都是一样缺乏公民意识。咱们不妨现在就干起来。”他问我有什么办法,这倒把我问住了,我不过是受他的启发和激励,感到应该有所作为,哪有什么办法。回来我就找李郁、王小平、王之虹、段跃、吴琰几个中青年朋友商量:是不是办个公民教育研究所,请李先生来主持,完成《公民课本》这一有历史意义的大工程。大家听说李先生可以“出山”,都表示愿意效力。吴琰是一家大报“星期刊”的主编,还提出开辟一个“公民社会”版,为公民教育鼓与呼。我就请喻希来匆匆地起草了一个“研究大纲”,又请杨学军制订了一个“课题计划书”,以三年为期,第一年完成《中国历史上的公民教育》、《世界各国公民教育的比较教育》;第二年制定写作大纲,写出公民课本初稿,共12册,初中、高中各六册;第三年,定稿,推广。我请李郁去促请慎之上马,得到首肯,他提名刘军宁、徐友渔,我提名喻希来、张明澍、杨东平,由他们组成编委会,而由慎之总其成。因为慎之正准备去美国访问,筹备工作又颇费时日,一些积极分子就为搜集、复印资料忙开了。

我对公民教育的认识也随着工作的展开而加深。中国教育体制、教育内容的弊病,我是有体会的,一切指向分数、指向工具塑造。所谓道德伦理、思想政治教育,立意高渺,舍近求远,要求每个人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做毫不利已专门利人的圣贤;完全忘记了教育的宗旨不是培养什么四有新人,而是培养具有时代精神、为社会延续发展文明的常人,也就是具有独立自主精神,懂得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的合格的现代公民。四十年学雷锋,二十年“讲文明”,收效甚微,只有极少数人能领一时风骚,而大多数人却连不随地吐痰,上车排队都做不到。以致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出现了许多倒行逆施、却又大吹大擂的现象:对儿童进行成人教育——“胸怀全球,放眼世界”;对成人进行儿童教育——“要学会说谢谢、对不起;”叫平民百姓“见义勇为”,抓贼斗歹徒;要公务人员立什么军令状,搞什么“承诺制”,好像那些人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所以,我以为“启蒙运动”不能老停留在知识分子的议论中,而应在民间扎根。如果以公民教育为切入点,面向全社会,我们就会取得全民共识,形成一种合力,推动文明进步。

公民教育研究所刚起步就碰了钉子,社团须到政府办理登记,政府却以“整顿社团”为名,不接受申请。虽然宪法明文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政府要员也慷慨陈词:“违反宪法是最大的犯罪”,但还是要在犯罪的路上继续走下去。结果就成了马克思说的那种状况:“在一般词句中标榜自由,在附带条件中废除自由。所以,……不管这种自由在日常的现实中的存在怎样被彻底消灭,它在宪法上的存在仍然是完整无损、不可侵犯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61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这种倒行逆施体现在一切领域的现实生活中,做好事寸步难行,做坏事畅通无阻。因此人们的精神得不到升华,只能往非理性方面沉降。政府要求稳定压倒一切,却又处心积虑堵塞释放巨大能量的渠道。既然此路不通,我们只好把研究所改成课题组,挂靠在一个杂志社里。

大概是1999年8月,慎之从美国归来,立即找李郁询问公民教育进展情况,并且给我写了封信:“问了一次李郁,才知道先生已着手开始公民教材的准备工作,这对我是极大的安慰。如果有一天能够成立‘公民教育研究会’,那就是可以千秋万代的工作,我们这一生就可算有一个目标,也有一个归宿了。(对我们这些七十以上的人言,也只能如此。)”虽然很低调,但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他还把许多支持者的信转给我,要我同他们联系,有的信还批上:“又是一个公民教育的积极分子!”不亚于看到报春的燕子。特别提到谢泳:“有一位谢泳同志(《黄河》杂志的副主编)也给我寄来了一个材料,现特复印寄上,看来他倒是一个热心分子,以后也许可以靠他搜罗一些材料。(此人笔头甚健,议论宏酣,我虽不认识他,但迄今印象甚好。)以后你也可以倚重他,我已去信介绍你。”

但是,工作却越来越难以为继了,因为人要吃饭,多数志愿者都要应付生存危机。特别是从美国、日本收集的资料要译成中文,我们连劳务费都开不出。李柏光、周鸿陵编的《公民常识问答》准备出版,也要交几千元押金,如有亏损,要从押金中扣除。这又是中国出版业有史以来的奇闻,既然自负盈亏,又为什么不许作者自行出版呢?吴琰的版面被不断撤换稿件,弄得焦头烂额,不得不改版。种种倒行逆施迫使我们的工作陷于停顿了。

这一切似乎都在慎之的意料之中,他写信劝勉我说:”自从我在今年年初为《改革》杂志写了《修改宪法与公民教育》一文以后,余世存就告诉我,你有意集合同志写一套公民课本,我当时的感觉是你对我的话太认真了。我们这样的体制哪里有什么条件能编实实在在公民教科书呢,只要一提笔就要碰壁,因此并不十分措意。等到出国回来,李郁又跟我讲,你确实是在干这件事。我又想了一想,教科书固然编不出来,但是写一本《现代公民试行教程》似乎还有可能。上周六聚会,我还说到法国革命以前有‘百科全书派’对启群觉悟起了重大作用,中国当然主客观都无此条件,但是几万字的一本《公民教程》也许能起到‘统一思想,唤起民众’的作用。(照民主国家的原理,任何人都无权‘统一思想’,《公民》正要告诉人们这一点。但是我偏偏想不出别的词儿,姑且借用,也许可以证明我中毒极深,已脱不出过去的框框了。)因此我极愿先生带头主持促成其事。现在社会上思想混乱,如果我们能编出一本公民教程来,对政府与人民,中央与地方,立法与行政,行政与司法,立法与司法的关系……都有顺应世界潮合乎文明原则的表述,我倒真想看看有什么样的英雄好汉敢来挑战。当然目前似无出版的可能,但是要有一部稿子在那,我看是随时都可以有用的。说到统一思想,我想也好乘此机会把主张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人彼此弄清楚,也许能得到更多的朋友。”我也立即回应说:百科全书不敢想,一科全书尚可行。“公民教育会”若成形,未必有人敢说“不”。开始时并不是没有想到经济实力不足以支持我们的研究,但我抱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态度,总认为行动起来,条件会发生变化,碰见有经济实力的热心人,问题就解决了。可是,只见人锦上添花,却不见人雪中送炭,我们虽一退再退,但仍未放弃。今天看了任不寐《与李慎之先生的一次对话》,我才知道,直到去年年终,慎之还在约任不寐参加编写《公民课本》,可见慎之在这个问题上始终没有停止努力。恩格斯说:“顽强奋战后的失败是和轻易获得的胜利具有同样的革命意义的。”这不过一次小小的挫折,我们永远也不会接受失败。我相信慎之设计的《公民课本》或《公民试行教程》是一定能编成的。

(三)

慎之的第二个心愿是“重新启蒙”。他认为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五四运动是夭折了,先是救亡压倒启蒙,继而革命压倒民主,最后是稳定压倒一切自由。所以慎之提出:“回到五四,重新启蒙。”它的目标是明确的,就是“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才应该是被中国定为国家目标的‘现代化’的出发点与目的地”。“中国人民必须从在自卑与自大之间失去平衡的阿Q转变成为能自尊自律的现代公民”。八十年代,王元化、王若水就提出“新启蒙”的主张,他们编辑的《新启蒙丛刊》,曾经产生广泛的影响,但是它还没有形成运动,就被左大爷扼杀了。他们说五四启蒙运动产生了共产党,新启蒙就是要建立反对党。可见神经衰弱到何种程度。但是封禁并不是问题的解决,而是制造一个新的问题。存在的问题是不可能被一纸命令取消的。“回到五四,重新启蒙”再次提了出来,应和者寥寥。我觉得必须说明新启蒙和老启蒙不同的地方,老启蒙是要破坏一个旧世界,新启蒙是要建设一个新世界。这一点不讲清楚,就会招致误解。建议办个刊物,从公民教育入手,推举余世存任刊物主编,慎之也同意,计划做好了,又是因刊号、经费成问题而作罢。不过,这次“重新启蒙”确有不同之处,慎之的贡献,不只限于文化层面,而是全方位地投入社会变革,推动公民社会的形成。华贻芳的产业研究一直依靠他的支持和帮助,周鸿陵的村民自治、城市社区实验,徐维国的中美文化飞驼工程,几乎每个活动都是在他的指导下进行的。和历史上的启蒙运动相比,雷声虽不那么大,雨点却也不算小。而且都取得了成绩。

回到五四,还要超越五四。在五四时期,自由主义的声音由盛而衰,最后几乎被淹没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潮流中。现在重新启蒙,就是要高高举起自由主义的大旗。慎之在给我的一封信中写道:“还是要感谢历史的发展到二十世纪最后结束的时候,中国舞台上各种可能有的思想总算已经亮相得差不多了。今后要进行战斗,‘敌我友’的关系(还是要借用毛泽东的话)可以比较明确,再不致被拖入一场混战了。我的看法是,当面的敌人就是一个,就是在中国绵延了两千两百年的专制主义,虽然自八十年代起它已因自身的腐烂而日趋软化,但极权的本性未变。要救治专制主义,只有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以至个人主义,别的出路是没有的。”“几百年的世界近代史,一百年的较量应该可以得出结论:共产主义是现代化过程中的支流或者逆流。自由主义则是主流,而且是全人类迟早都要走的必由之路。”“自由主义的精髓其实还不在经济自由主义而在于政治自由主义。我现在还没有看到新左派与后主们敢正面批判民主,自由和人权、法治的。这些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根本没有,而中国今日迫切需要的。”慎之建议采取“战斗的策略”是,“少同无理进攻者纠缠,而是‘一步进一步地’正面阐明自己的主张:以民主反专制,以法治反人治(=党治),并高高举起作为其根据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大旗。人权在今天已成为无人敢反抗的全球价值,但是人权必须落实到一个个个人身上,集体人权是我们中国人的狡辩。一百年以后看,自由主义必然成为全球主义。这点是可以有信心的。”

(四)

慎之的第三个愿望是“把顾准的民主启蒙的思想推向更广更深”。因为“中国自由主义的思潮本来就不旺,它是在灭绝三十年之后经由顾准这点火种才又开始重燃起来的”。我曾同慎之谈过,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最初是和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结盟,从而壮大了自己的势力,使敌人陷于彻底孤立的结果;取得政权后和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决裂了,就孤立了自己,敌人越打越多,国事日非,就濒临绝境。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只有一句话:造反有理”。但是马克思恩格斯自己归结的是另一句话,代替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我们应该相信谁呢?即使马克思说的话全错了,只要有“自由发展”这个字,也足以使他们不朽。从陈独秀开始中共与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曾经有过的那一段因缘,是几代中国知识青年与其结下不解之缘的重要原因。

顾准是在看到权力发生异化,革命理想主义转变为反动的专制主义之后,才毅然走上经验主义之路的;李慎之在“割肉还母,剔骨还父”之后,才走向自由主义。他对我说:“五十年前,我是一个青年共产主义者,满腔热血,一片赤诚,五十年后居然走到了原初的对立面,想起来有无数的话要说,一时也说不尽……”我不同意他的用词,我说:“咱们当初走进这个队伍,完全是看中那面民主自由的旗帜。要不就跟着蒋介石、戴季陶、陈立夫去搞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本位文化了。现在也不能说是走到他们的对立面,倒应该说是他们走到咱们的对立面。是他们背叛了民主自由理想。”我又说:当初一直搞新民主主义就好了。慎之立即纠正说:“民主就是民主,分什么新旧中外。”一句话使我明确了,所谓新民主、人民民主其实是“专政”的一副面具。我们都被迷惑了。我们对“告别革命论”都不能理解,这是对过去的悔恨还是对未来的输诚?如果是过去,我们需要忏悔的不是革命而是其他,我们既不能在民族危亡之秋袖手旁观,也不能在“法东斯”的专制独裁统治下安心做顺民;否则我们就太没有人的尊严,太没有良心。如果是未来,那由不得我们。我们想告别革命,革命是不是愿意告别我们?民主是消解革命唯一的手段。如果社会矛盾没有缓解机制,那就会像恩格斯说的那样:“最小的冲突也要引起严重的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517页)老百姓总是在活不下去的时候,揭竿而起。在有力量的时候,你寸步不让;在没力量的时候,你想妥协又来不及了。革命是专制的国家强迫被统治者做出的选择,民主国家就从来没有发生过革命。

慎之说过,他是战战兢兢提出自由主义的。它成为一个历史事件,不在于他对自由主义的理论有什么新发展,而在于历史条件把他推到时代的潮头上。他是思想家,不是学问家。学问家看重著作等身,精雕细刻;思想家要求振聋发聩,星火燎原。一个以书斋为发祥地,一个以社会为实验场。中共执政后,自由主义就被宣布为敌对思想,经过历次政治运动,自由主义已被斩草除根。李慎之突破禁区登高一呼,为自由主义争得合法地位,在中国当代史特别是当代中国大陆的思想史上,这件事无论怎样评价都不过分。正是考虑到这些因素,我才提出要重新确认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上承前启后的新道统,其主链应是梁启超——胡适——顾准——李慎之。同龄人中的一些朋友要我将鲁迅列入新道统,我思之再三,没有采纳。因为在鲁迅的思想中,自由的倾向与专断的倾向杂糅在一起;而且他对于挣脱专制枷锁后国人何去何从,很少有明确的指示;他在晚年预言“唯有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现在看来不对了,惟有消灭无产阶级才有共同富裕。所谓道统问题,不过是显示思想渊源、传承关系罢了,并不是效法《水浒传》忠义堂排座次。

顾准、李慎之对于我们有什么价值?他们讲的也许不过是常识,它的社会意义远远大于它的学术贡献,它的思想价值远远大于学术价值。有人说,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以一个共产党员做精神领袖,未免滑稽可笑。这实际上是一种门户之见。正是因为有几十年党龄的“共产党员”都能够挺身而出,现身说法,来弘扬自由主义,才更有启迪作用和消解作用。在我看来,慎之最大的价值还不在于他的文字,而是他的行为,他的身教,他的榜样作用。喻希来曾在一种特殊情境下写道:在群情激奋时,要强调知识阶层的冷静和清醒;在“万马齐喑”、“百念俱灰”的时候,要呼吁知识阶层的热忱和忠谏。知识阶层应当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求得某种平衡,把进取精神和慎重态度有机地结合起来。知识阶层能否坚持稳健、公允、平实、持久的思想路线和政治态度,而不为任何风吹浪打所动摇,是中国现代化成功的一个关键。慎之的特殊意义就在于,在“万马齐喑”的九十年代初,在知识阶层的思想再次发生动摇的时候,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坚持现代化导向,走世界主流文明之路,将自由民主确立为全球价值。对于已经“割肉还母,剔骨还父”的慎之来说,这种忠谏的对象当然不是“领袖”和“组织”,而是自己的祖国与人民,尤其是作为“思想精英”的知识阶层。两年前我曾说过:“在九十年代高高擎起自由主义大旗,从世界思想史的角度也许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在中国思想史上却具有石破天惊的意义。”历史将会证明,顾准和李慎之是中国民主化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物。

慎之对一些“在美国喝过洋墨水的新左派”,似乎怀有一点戒心,因为他们回国后,不是提倡民主自由,而是提倡集权政治、威权主义。慎之问我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我说,或许是平民子弟急于出人头地,要么,想谋个好位置,安身立命,过上好日子,就慌不择路了。还是值得同情的。他说民族主义可怕,新左派可厌。二者可成大祸。他提出自由主义以后,老左派没说什么,新左派虽然没提他的名字,却对自由主义大加攻击,说它是向权力者谄媚。慎之感到莫名其妙,一头雾水。但他说:“事情总是要变的,而且肯定是朝我们看到的方向变。老左派现在提出程序问题,这也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的,应当也会起启蒙作用的。”慎之对于不同意见表现出的宽容精神,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为一次全国性学术评奖提名,选了一本他并不喜欢的著作,他说:“不能以个人好恶为标准”。这部著作虽然落选,但他仍坚持自己没有看错,说:“它在学术上确有可取之处,虽然我不喜欢它。”连反对他的人都不能不赞赏慎之的公正。慎之的这种宽容与公正,很好地体现了自由主义的风范。

(五)

慎之是思想者,又是组织者,如丁东所说,他也是在离开社科院领导岗位以后,做了他在体制内无法做到的事。他是在立功之后才立言的,那些有影响的文章是他在去职后写出来的。说他的文风属于“新华体”,不如说他更接近“启超体”,议论恢宏,酣畅淋漓。我多年来一直从事编辑工作,不敢自称学界中人,是他硬把我拉进他们那个学术沙龙的,学界的中坚分子占多数,也有如我一类的老弱。但是慎之更关心和青年交往,不止一次要大家带一些青年人来,对我多次称赞余杰的文字“很有杀伤力”,推荐文章给我看,对黄钟、萧瀚、秋风的情况也很关切。慎之说:“我们现在能做的还是首先自己学习,自己启蒙,争取能影响一个人是一个人。”有一次还打电话问我,余世存跑到哪里去了,怎么经年不露面?担心他因为签名惹祸,出了什么事。

每次聚会,他都到得最早,第一件事,就是分发复印材料。慎之似乎一直保持着“新华作风”,看到他认为重要的文章,或提出重要问题,或有独到见解,都一一复印出来,以飨同好。慎之学问功底深厚,博闻强记,思想敏捷,旁征博引,信手拈来,浑然天成。在聚会时,常见他议论风生,滔滔不绝。使我感到他内心也许有一种“时间不多了”的紧迫感,他有那么多问题,那么多想法,都恨不得倾囊倒箧而出,形成文字。“书生老去,机会方来”,不能不使人感到遗憾。看他的晚年,依然是“满腔热血,一片赤诚”,如果不见他行走略有不便,谁也不会想到他得过轻度中风,但上楼下楼都是拄着手杖,缓缓移步,不愿别人扶持。

李郁计划编辑一个书系,第一本是慎之文集,第二本是我和喻希来的文集,但是,出版时,我那一本有几篇未通过审查关,被抽了下来,又找不到书号,李郁就自作主张,把两本合为一集,起了个书名《中国的道路》,李慎之何家栋著,把喻希来名字删掉,把他写的东西也归到我的名下了,这一下,把两个老家伙都惹恼了。慎之叫他吃了闭门羹;他又来找我。我说:“你叫我里外不是人了。不说我狗尾续貂,有自高身价之嫌;喻希来虽是我的朋友,你把他明火执仗地洗劫一空,都栽倒我身上,我怎么交代呀?怎么不事先商量一下呢?”李郁说:“事先商量,你们不同意怎么办?不如先斩后奏。”还求我劝解李先生。我只得忍气吞声,给慎之打电话,骂李郁办事荒唐,给他出气;又说:“人年轻,可以原谅。”慎之说:“还年轻呀?半截入土了。”我说:“你别着急,我好好教训他。”慎之说:“有人问你,你就说不知道。得跟他打官司。”随后我又向喻希来赔不是,喻希来看到样书,反而高兴地说:“能出来就好,管它用谁的名字。假如有历史价值,自有人去考证出处;没有,文与人都湮灭了,谁又管它作者是谁!”书一上市,就禁止发行,出版社社长因把关不严也罢了官。还要追查作者,我们自然“无可奉告”。李郁自作自受,承担一切责任。慎之气也消了。风平浪静之后,李郁才敢上门请罪,也真为难他了。

《风雨苍茫五十年》批了逆鳞,我们这个社区几位老革命拍手称快。有的说:“我们是有资格教训他们的,因为我们多数人为共和国的建立流过血。”当局几次上门追查,慎之都是泰然处之。我打电话、写信把这些话转告慎之,对他表示敬意:“你说了我们想说而没有说的话,代表我们对这个时代做了一个交代。不说出这一点,我们就成了同谋犯,人民不会原谅我们。”这件事虽然不了了之,但李慎之的名字却上了黑名单,各报刊不得出现李慎之的名字,编辑若掉以轻心,偶尔发了李慎之的文章,不管什么内容,总编辑就要受到警告,还不许通知作者,不许透露给媒体,说什么“他们是有言论自由的,你们是有纪律约束的”。李慎之生时就被封死了。

诚然,顾准、李慎之在中国思想史上都是过渡人物。任何一个思想开拓者,对于后人来说都是过渡人物。只有自认为掌握了终极真理的人,才会看不起过渡人物。能够让匆匆离去的慎之多少感到一些欣慰的是,后继者已经形成队伍,秦晖、朱学勤、喻希来、徐友渔、刘军宁、王毅、雷颐、丁东……继续攀登思想高峰,还有更年轻的一代,浩浩荡荡,“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正是他们将开创自由主义群星灿烂的时代。他们中间会产生新的领袖群伦的人物。慎之,事情正在向你看到的方向发展,你可以安息了。

By 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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