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只是”伟大作家”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于2008年8月4日去世了。

  在20世纪以来的俄国作家,可能还包括20世纪以来的整个俄国知识界,索尔仁尼琴都可以列入影响最大的人物之列。他以作家成名,其《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癌病房》、《第一圈》等作品无疑是苏联赫鲁晓夫时代”解冻文学”的代表作。当年他也因此成为苏联作家协会成员。他后来获得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而非卢图利、萨哈罗夫、曼德拉、昂山素季这类人权活动家与异见人士获得的和平奖,也表明了他的这种成名身份。

  但是,绝大多数诺贝尔奖(乃至类似崇高荣誉)获得者的获奖根据(作品或社会活动)都是他们终身成就的高峰,此后他们作为”名人”并无更大作为。而索翁则属于剩下的极少数:导致他1970年获奖的文学作品乃至他因而获得的头衔(”著名作家”)相对于他此后的著述(如1973年起问世的《古拉格群岛》)和扮演的角色而言简直算不了什么。尽管这些着述被一些从”纯文学”角度出发的评论家认为”文学性”不强,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着述的震撼力远远超过其获奖前的作品。你可以不承认这是伟大的”文学作品”,却不能不承认这是伟大的思想史文献。

  的确,索尔仁尼琴终生耗力最大、最为震撼人心并奠定了其文化-思想界地位的两部多卷本的巨着,即流亡前写的三卷本《古拉格群岛》和流亡期间几十年写作而直到临终都并未出齐的10卷(30册)《红轮》,都很难说是”文学创作”的作品,至少索尔仁尼琴自己从不把这两部大书叫做”长篇小说”,乃至”报告文学”。

  他把《古拉格群岛》称为”文学性调查初探”,而《红轮》则被称作关于俄国战争与革命时代的”全景历史”。尽管从文学角度讲,这两部书也展示了杰出的语言技巧。他娴熟地使用大量从古典到民间、或雅至生僻、或俗至”粗野”的丰富表达方式,在嘻笑怒骂间抒发了他鲜明的价值观、人生态度、政治立场和对众多重大问题的看法。然而,与借”文学形象”间接表达作者思想的文学作品(包括像《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这样他本人的作品)不同,索尔仁尼琴虽在其中”创作”了大量生动形象的词汇或旧词新义,诸如”群岛”、”土著”、”下水道”、”水流”、”癌扩散”、”犄角”,乃至”古拉格群岛”与”红轮”这两个书名,如今都已作为新的政治-社会词汇而流行,但这两部大书并未塑造什么”文学形象”,既无”主人公”也无离奇情节,它们都使用真实的人名、地名、时间、空间与事件,直截了当地对实际发生的历史过程展开讲述和评论,并在其中融会贯通了他对俄国与西方、过去与现在种种思想文化传统的褒贬与取舍。实际上,这是两部思想内涵丰富、表达方式生动的史论-政论性作品。那种为时代立言的气慨,令人想到我国宋儒张载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志,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红轮》的写作风格

  

  《红论》这部被索尔仁尼琴称为”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部作品”,”寻找俄国历史灾难中某种最高的宇宙意义”愿望的作品,写下在苏联国内到”迄今为止,没有允许任何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写作的历史”。而一些阅读过《红轮》的读者对该书的评价并不高,知识界一些曾经对该书给予很大希望的人,都觉得有必要劳神费力化毕生之力搞这样一部没有人能耐心读完的”大作品”。的确,把《红轮》称为”多声部”的”历史小说”,着实有点勉强,它与其说是”小说”,不如说是个人视野下俄国历史画卷。若把它归类以小说,诚如读者所感觉到的,书中没有贯穿到底的主角,没有完整情节和人物形象,而且与好莱坞的以扣人心扉的离奇故事来吸引人的”故事主义”相反,出场的人物没有开始与结局,甚至由于涉及的历史线索头绪过于繁杂,也不完全是按照时间顺序来安排章节的。如果把它作为小说来读,一定会一头雾水地大失所望,作为小说的虚构人物,更像是为连接大事件所设计的”串场过渡”或以虚拟身份的”场景再现”。中国读者习惯以读姚雪垠先生的《李自成》那样的作品来读《红轮》就很容易陷于误区,因为中国的多卷本的历史长篇、洋洋洒洒上千万字的大部头也不是没有,但虚构的中心的人物和故事脉络都十分清晰,不存在着读了后面忘了前面、相互联系不起来的现象,也少有这样一个场景下的人物与另一种背景下的人物不相关写作手法。而索尔仁尼琴的本意就不是为了讲故事的,更不是为了猎奇的读者寻求刺激而着书立说的。众所周知,一直以来文学评论界对索尔仁尼琴的著述从”审美的纯文学”角度,历来就是非议颇多,他自己也从来没有把他的作品定位于”长篇小说”。

  那么是否可以把《红轮》归类于历史书籍呢?虽然据索翁自己所说,书中”所有出场的历史人物,均冠其真实的姓名,并采用其生平业绩的全部准确具体细节,对历史人物概述的章节及其叙述大事件的段落,无一不是坚持与严格的事实为根据”。但是作者企图复原的真实的时空关系和历史讲述,也并不等于说它就是一套历史研究的大部头专着,若从历史学的方法论上看,《红轮》对整个俄国20世纪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不同解说没有辨析,不涉及任何不同的观点,也没有引文注释、没有档案来源、参考文献,没有考证、分析、论证、总结之类的常规研究套路,完全像是索尔仁尼琴对俄国历史的”个人叙事”。令很多读者纳闷的是,到底应该如何读这部作品呢?把它作为历史来读还是作为小说来读?它是小说的”历史化”还是历史的”小说化”?

  

  把”必须说出来的话”写下来

  

  提到索翁的写作手法,还要从俄罗斯文学范式的发展历程说起。其实从普希金写《上尉的女儿》、《彼得大帝的黑奴》等作品开始,俄国文学创作就开启了以历史事件为基础的写作模式,它从此摆脱了欧洲文学小说、诗歌、散文、纪实报告的分类形式,而独创出一种无一定之规的”作品形式”,或者被有些人称为”古怪的历史长篇小说”和”令人精神倍受折磨的全景式探索”。

  索尔仁尼琴的写作模式来自于托尔斯泰。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的初衷原来是要以《一八零五年》为题讲述一个家族在时代变迁中的故事,后来在收集资料和写作过程中托尔斯泰的兴趣向1812年俄法战争发生转移,他感觉到如此波澜壮阔的历史背景、异常丰富的历史素材已经无法用一部传统的历史小说加以容纳。托尔斯泰为此感到非常困惑,他陷于一种两难的境地,局限于人物故事,历史的宏大视角就受到局限,而把人物情节稀释在历史画卷当中又冲谈了故事叙事的紧凑性,而他自己很多总结性的哲理深化,恰恰是游离在叙事之外的。托尔斯泰说:”我很想把自己关于那个时代所知道和所感受的一切都详尽无遗地表达出来,却又明知道那不可能,有时候我觉得长篇小说的那种简单的、庸俗的、文学的语言和文学的手法跟宏伟而多方面的内容极不相衬,我经常感叹绝望于实在无法把我想说的而必须说的东西叙述出来”。因为托尔斯泰在创作过程初期常常纠结于为作品形式的定位,他知道自己写出来的东西将是个”四不像”,它与任何形式文学创作都不符合,既不是长篇,也不是长诗,既不是历史研究,也不是纪实作品,最后经过很多烦恼痛苦,他决定抛开一切顾虑,不去劳心费神地想写出来的作品往哪里归类,只要把那些认为自己”必须说出来的话”写下来就行了,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把文学放在更宽阔的舞台上呢?所以最后我们看到了《战争与和平》这样一部具有”颠覆性”的历史史诗性的著作。

  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出版的时候,就想到文学评论界和读者一定会围绕作品的类别发生争论和困惑,人们一定会疑惑他为什么要违背小说的叙述规则,大段大段地描述时代背景或以有感而发的长篇议论来干扰故事的叙事进程,据说有的读者为了尽快了解彼尔、安德烈和娜塔莎之间的感情纠葛,曾向托翁写信要求删除”文学之外”的哲学议论和繁琐的背景介绍,甚至有些学究式评论家认为这些哲学议论是”完美身体上的一块不必要的赘肉,可以统统丢弃不要”。为了避免外界的猜测,托尔斯泰1868年在《俄国档案》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称,”俄国文学思想无法受欧洲长篇小说的范式的约束,我正在探索一种新表达的范式”,既然《奥德赛》、《伊里亚特》可以用文学的语言表现宏大的历史场景,为什么我们就一定要严格遵循欧洲文学作品体裁呢?赫尔岑也认为,在俄国,”文学是唯一一个可以让人听到自己愤怒与良知呼喊的讲坛”,因此它需要背负起超越自己承载量的重担。赫尔岑由此倾向于把政治、哲学、历史的内容引入文学,使文学成为一种带有生命体验的内省和反抗的载体,成为一种”灵魂拷问”和自我完善的工具,成为一种抗衡权力的武器,成为一个思想家锻炼自己质疑能力的阵地,成为一种”启示录”般的使人顿悟的精神遗产,俄罗斯文学需要探索一条属于自己的新的创作道路,创立出一种涵盖其他学科的”大文学”概念。这些观点促成了托尔斯泰的”文学革命”,也成为索尔仁尼琴《红论》的写作风格的蓝本,早在索翁写作《癌病房》的时候,苏联作协就有人说,”索尔仁尼琴是非常拙劣的模仿托尔斯泰,放纵自己仇恨的感情”。

  此后把人文领域各种学科揉和在一起的”大文学”、”大叙事”和”大关怀”便成为了俄罗斯创作风格的一种发展方向,后来俄罗斯文学创作中,不必刻板地遵守有一定之规的”创作原则”便成为了一种”创作风格”,甚至有意忽略题材的界限,采取混淆、跳跃式结构方式的写作开始不断涌现,一部作品中包罗各种创作形式的”混搭风格”的创新体系脱颖而出了。在很多文学作品中,若审美与求善、文学与思想、愉悦与陶冶、趣味与心灵救赎等等功能不能兼顾的情况下,作者往往宁肯弱化前者也不愿舍弃后者。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文学的”黄金时代”好的作品从来都是思想性高于艺术性,它们都体现着社会使命、哲学深度、历史思考、人道主义关怀和道德觉醒的探索精神,作品的生动与否、可读性的高低都退居次要的地位。所以在那个时候,文学家也就是思想家、哲学家和”启蒙者”。在托尔斯泰之后,俄罗斯作家对俄国历史命运思考的小说”历史化”也一发不可收拾。我们熟知的俄罗斯诺贝尔文学奖者,像帕斯捷尔纳柯的《日瓦戈医生》、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以及A.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都是这种以写实主义的笔调反映社会大变革的”历史+小说”作品形式,当然他们与索尔仁尼琴最大的不同在于,这些作品仍然都是在文学的范畴之内,其文学的审美价值评价依然很高,他们在写作的时候,既顾及到道德情节,更要考虑到故事情节。

  

  书写一部关心俄罗斯命运的人都要读的书

  

  受托尔斯泰以降俄罗斯文学的春秋笔法的影响,索尔仁尼琴一直有一个愿望,书写一部反映20世纪上半叶历史的史诗性作品,书写一部可以超越19世纪”黄金时代”文学顶峰的作品,书写一部还原”全景历史”的作品,书写一部与苏联时代的官方解释系统完全不同的作品,打破苏联”党史权力叙事”的”遮蔽和剪裁”,书写一部融会贯通了他对俄国与西方、过去与现在种种思想文化传统褒贬与取舍的作品,书写一部凡是关心俄罗斯命运的人都不得不读的书,于是就有了《红轮》的创作过程。他认为,人天生就没有足够的时间来看清身边发生的一切,而在苏联体制下,即便能够捕捉到即时的”现实碎片”也无法全景展现出来,他的《红论》就是把真实”记忆片断”串联成为一部”宏大的编年史”,进行历史重构纪实的创作。索尔仁尼琴说,”我和写作有一种神圣的关系,我的写作是在履行某种义务”,”我的工作就是找出真正的事实,并把它们紧紧地编织在一起,没有空隙留下,没有争辩的空间,所有的真实都在一起,我可以减少虚构角色的出现,为了把历史人物当作我自己的虚构人物来描写,我挑选了好几打的人,把他们当作我生活中认识的人来描写”。

  应该说,从《红轮》的写作形式上来看,索尔仁尼琴比起托尔斯泰等人的小说”历史化”的趋势来更加剑走偏锋。了解他的心路历程的人都知道,索尔仁尼琴不但性格乖戾,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个彻底的”反西化”的”后现代”论者,也可以称作”向后看的””前现代”论者。索尔仁尼琴对”市场化”和”现代化”充满着深深地担忧和反感,他认为,工业化和城市化导致的自然环境恶化是人性的变坏联系在一起的,西方的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的时代,使金钱统治取代了此前一切形式的统治,金钱的冷酷计算是理性主义发展结果。在这种社会里,你会不知为什么会感到可怕,你会想着是不是在事实上已经达到的理想?这是不是终点?你会追问”主”在哪里?索翁的写作从来都不去考虑市场,也不顾及大多数”芸芸众生”的感受,更不在乎出来的成品是个什么东西,他自信只要把”鲜为人知的隐秘写出来”,自己的作品就可以”不朽”。

  俄罗斯人习惯于在每一个历史阶段都会寻找一个”先知”般的人物来引领精神生活,而20世纪非他索尔仁尼琴莫属。你可以不认同索尔仁尼琴的观点和他的”傲气”与”豪气”,但是的确无法忽略俄罗斯民间的这股思想潮流。至于《红轮》是文学、是历史、还是纪实?你把它当作什么作品来读,它就是什么,完全取决于读者个人。而且索尔仁尼琴认为,只有那些能够”沉”下心来、对大自然虔敬的人、关心精神生活的人、对俄罗斯命运既熟知又关注的人,才能够与他的作品产生相互的共鸣,他压根就没指望那些在城市生活中忙碌而浮躁的”逐利者”和”猎奇者”可以理解他的作品。

  索尔仁尼琴以他特有的”俄罗斯精神思维”认为,他的作品从来就不是以文学性见长的,他的写作,既不是为了取悦读者,更不是为了满足市场的需求,凡以这二者为指导思想的写作者不过是”无根基”的浅薄文人”混饭吃”的行为,是不配做俄罗斯的精神传人的。实用主义的泛滥早就遮蔽了高屋建瓴大气磅礴的东西出现,迎合了凡夫俗子的人自己也就是”一俗人”,是不可能理解追求精神升华的救赎性重要意义的,满足了市场的人就等于取消了自己内心追求的人,是那些抵抗不住现代理性工具诱惑的人,功利主义的写作不过是西方”文化垃圾策源地”贩卖过来的”舶来品”,随波逐流的”世俗”生活,根本就不是他们这些想要体现人类命运的”苦难者”所要考虑的内容。与陀斯妥也夫斯基一样,索尔仁尼琴是把自己的整个写作过程看成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自愿赴难”的体验。在他看来,《红轮》既是为俄罗斯寻找打开”历史之门”的钥匙,也是为自己寻找打开”心灵之门”的钥匙。

  起初老索认为这项工作需要7-10年的时间,可是越写规模越大,越写越远远的超出计划。他自己说:这部作品”有多大的规模,向何处发展,下一步如何全然不清楚。任何时候都可以说这部书已经完成,也可以同样说没有完成,可以甩掉它,也可以继续写下去,只要还活着,直到牛犊顶橡树被折断了脖子倒地为止”。索尔仁尼琴一生中很少妥协,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和他的作品,他要的是为俄罗斯留下一份文字的遗产,而且历史越沉痛,意义才越深远,这就是俄国”弥赛亚”的逻辑,就像利哈乔夫所说的”我们应当使历史成为未来的纪念碑”。索尔仁尼琴自己把《红轮》定位是–“全景历史”的”大叙述”。

  索尔仁尼琴”对历史的重新诠释”

  索尔仁尼琴在二战以前就开始构思自己心中的”大产品”,起初的计划并没有那么庞大,也没有以《红轮》定名,无疑历史的构思增加了写作的复杂性和思想的延伸,作者耗费了大量精力收集资料,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深入研究了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档案、笔记,通信、证词以及口述资料,随着资料收集工作的不断扩大,写作的篇幅越来越庞大,战线越拉越长,工程浩大到任何个人都难以完成的地步。我们现在看到的第一卷的这三本书是在1965年完成、1971年出版的,当时出版的各集都是以年代而命名的,比如第一集的题目是《1914年8月》,第二卷的三本是1983年出版的,第二卷的题目是《1916年10月》,仅从标题看没有一点小说的文学色彩,倒象是一套纪年体的历史书着。索尔仁尼琴出国以后对已经完成的第二卷又做了大量补充,同时他利用在国外的便利条件,翻阅了大量在苏联国内无人关注的白俄侨民资料,他在国外的拓展阅读更加坚定了索尔仁尼琴此种写作方式的决心。此后的写作与出版都是在国外进行的。先期推出的三卷八本,在海外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与剧变后的语境不同的是,当时几乎没有人把它当作”文学创作”来阅读,尤其第三卷的四本里面涉及到二月革命和列宁的种种不为常人所知的内容,在”冷战”年代的西方这些虽并不意外,但其细节的描述和逻辑延深仍犹如一枚重磅炸弹的爆炸,其震撼力之大超出想象,索尔仁尼琴预设的”颠覆性”原本就不打算局限在文学领域里了,他的期望没有落空。

  索尔仁尼琴在国外埋头写作的同时,也一直关注着苏联国内的持不同政见运动,此时他提出的”别相信!别害怕!别原谅!””不能虚妄地生活!”对苏联知识界有很大的鼓舞。当然,也有人指责他”站着说话腰不疼”,自己在国外名利双收地享受着民主国家自由空气和巨大荣耀,有什么资格充当反对派运动的”教主”,对国内的倍受压抑环境下的艰难抗争”指手画脚”。但是毫无疑问,由于索尔仁尼琴《红轮》出版而对苏俄历史的全新”解释体系”的冲击波,对苏联国内由官方意识形态定调”正统史学”造成的杀伤力是难以估量的。同是持不同政见运动、但属于社会民主主义发展方向的领军人物罗伊·麦德维杰夫对索尔仁尼琴的很多观点并不认同,即便如此,他也承认,索尔仁尼琴的书给这个体制”致命的一击”,他在”这方面的作用无人能比”。加之戈尔巴乔夫后期随着档案资料的逐步解密,人们发现那些俨然已成金科玉律经典片段的历史,有太多的虚构和伪造的成份在里面,在《联共(布)党史》说教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看到索尔仁尼琴的解说(当时苏联国内接触到索翁海外作品的人并不多)以及从档案中批露的苏联历史,”犹如从一场持久的噩梦中苏醒过来”。于是苏联国内的民间”历史热”大行其道,填补”空白点”和”写真实的历史”浪潮很快就发展成了推动苏联剧变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面对由索尔仁尼琴发起的这种挑战,在正统意识形态训练下庞大官方史学界竟然没有一点招架能力,据不完全统计当时苏联民间要求填补”历史空白点”大项目多达150个。从1987年开始到1990年有一百多万人被平反,苏共历史上的所有重要人物都名列其中,而过去这些人毫无疑问地都被塑造成”面目狰狞”的反面形象,人们质问道:苏联历史到底有多少可信度?过去我们是生活在真实的历史里还是生活在被欺骗当中?作为这股浪潮的始作俑者的索尔仁尼琴,也因此被评论为”一个人用一支笔战胜了一个超越大国的极权制度”。

  

  作家写历史的两个极端

  

  几篇小说使索尔仁尼琴成为”伟大作家”,而《古拉格群岛》又使他成为异见人士的代表与”反抗极权的斗士”,二者都已使索翁名满全球。但是耗费索翁生命之火最多、也最为他自己重视的还是那部至死未出齐的《红轮》。由于在中文世界《群岛》已脍炙人口而《红轮》知者不多,有必要予以强调。

  《群岛》与《红轮》这两部大书虽然并非合乎”学术规范”的”史学”著作,但是俄国-苏联历史上的确有个很有意思的传统,即文学乃至美术都对历史特别在意,像《战争与和平》那样的小说与苏里科夫那样的画家就不用说了。甚至斯大林时代官方御用史学的最大一部作品,多卷本《苏联内战史》也是由斯大林指定的官方文豪高尔基领衔组织写作的。

  把《内战史》与《红轮》作比较是十分有趣的:两部书都历时数十年。由于按领导人的意图反复加工,《内战史》第一卷1938年出版时高尔基已经去世,1960年最后第五卷出版时斯大林也死了,一朝天子一朝臣,那时苏联即便是官修史书也已经变了腔调,斯大林时代这部小说家领军写成的大部头”历史”也就过气了。

  而《红轮》则是由于索尔仁尼琴的反思不断深化也迁延岁月,该书第一卷《1914年8月》和第二卷《1916年10月》分别于1971和1984年在巴黎出俄文首版,第三卷《1917年3月》上下两册俄文版于1986年也在巴黎由YMCA出版社推出,但奇怪的是,不是首先出单行本,而是作为《索尔仁尼琴全集》的第15、16两卷问世,因此销路并不大。该卷的俄文单行本直到2000年才在俄罗斯国内出版,英文版迄今尚无。全书10卷30册的计划虽然早经公布,但包括笔者在内,很多人一直觉得索翁有生之年已无法写完。(最近听说居然写完并出版了,但第3以下各卷尚未及见)然而,书中的一些篇章和主要观点的缩写文章一发表便引起了激烈的讨论。他为第3卷写的纲要式文章《二月革命反思录》于2007年二月革命纪念日重刊后更是洛阳纸贵,受到普京政府的高度评价。普京甚至把该文作为文件发给政府官员们”学习”。但是俄国的自由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对它的批评也是汹汹如潮。

  于是,《内战史》与《红轮》虽然一个是御用的官方”文化工程”,而另一个是自由思想者的泣血之作,一个动员了以国家财力为后盾的庞大写作班子而另一个则是完全的个人着述。前者刚一出版就已经”过时”,而后者尚未出版就已经产生巨大影响。然而对比如此鲜明的两部大书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它们都是高度入世的文学家参与社会变革、并在变革中总结历史的结1917与1991:都是”西化”惹的祸?

  如果说《古拉格群岛》是对斯大林极权现实的深刻揭露,那么《红轮》则是对这样一种体制何以能够在俄罗斯土地上产生的历史反思。就前者而言,索尔仁尼琴的作用是举世公认的。尽管所谓”一个人用笔战胜了一个超级大国的极权制度”的说法太过夸张,但是仅从当年苏联当局可以容忍萨哈罗夫等人留在国内、却要把索尔仁尼琴驱逐出境来看,极权制度显然认为他更危险。但就后者而言,评论就分歧得多。无论是传统的”苏联派”史学,还是自由主义史学,都很难认同索尔仁尼琴的历史解读。

  而无论是批判现实,还是反思历史,索尔仁尼琴的关切最终还是要落实到他对俄罗斯未来的看法。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索尔仁尼琴让许多人大为失望。尤其是近年来随着普京时代的”右翼强国梦”导致民主进程的”倒退”和以斯拉夫主义反对”西化”的某种”保守”倾向与索翁的思想有某种契合,而他在临终的几年与普京也有许多相互捧场的表现,于是我国的一些舆论便大肆宣传”索尔仁尼琴悔过了”。其实,根据索尔仁尼琴的生前的遗愿,他死后被埋葬在自己事先选好的墓地–莫斯科顿河修道院,这个墓区埋葬着许多反斯大林统治的重要人物,索尔仁尼琴死后也要与他们在一起,这表示了他对这个体制的决裂丝毫也没有发生动摇。索尔仁尼琴之所以把他的这套鸿篇巨着命名为《红轮》,本身就有”倒转红轮”的含义在内。”倒转俄罗斯所走的道路”出自于俄罗斯哲学家罗扎诺夫(1856-1919)和”路标派”的看法,他们都认为”红色车轮”这条路,”最终使俄罗斯走进了政治社会的死胡同,俄罗斯走进了不应该进去的胡同”,在那里,俄罗斯”没有找到自己的家”,于是他们发出”倒转吧,回转吧,国家”这样的呼声。

  了解索尔仁尼琴心路的人都知道他当年就是从斯拉夫-东正教传统的角度反抗苏联体制的,早在20世纪70年代他就与当时异见人士中代表自由主义与”西化”倾向的萨哈罗夫发生过着名的”索-萨论战”。后来索尔仁尼琴一如既往地坚持文化保守立场,抱怨俄国的”西化”。如果说他在极权体制崩溃十几年后发出一些”今不如昔”的批评可以被理解为对斯大林时代有某种新评价,这个”右派斯大林”体现的也不是列宁、更不是马克思的传统而是沙皇的传统。在索尔仁尼琴的观念中,列宁比斯大林坏得多,是列宁背弃民主的”致命错误才导致了斯大林专制的罪恶大泛滥”。这二人的关系是”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就像罗伊·麦德维杰夫所说的,有些人认为,索尔仁尼琴即反西方资本主义,也反对共产专制,对两者的反感是同等的,他说,”不对,索尔仁尼琴主要的激激恰恰是用于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对资本主义他只是不满,”共产主义才是他主要的敌人”。斯大林当然也比传统沙皇坏。而普京则被索尔仁尼琴寄以复兴旧俄传统的厚望,因而十分看好。

  基于这样的认知,晚年的索尔仁尼琴不仅对”十月革命”一如既往地深恶痛绝,认为从它诞生之日就是违背人类文明的,而且对导致了”十月”的1917年二月革命同样反感。20年前他为《红轮》第三卷写的纲要式文章《二月革命反思录》与2007年他为该文重刊写的序都是同样调子,即极力反对”激进主义”,同时指出导致激进思潮的社会弊病至今仍存,如果不通过变革(他语焉不详,但显然不是列宁或叶利钦式的–在他看来两者都是”西化”的–变革)除弊,”革命”的幽灵就仍在徘徊。

  在这篇文章中,索尔仁尼琴认为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都是”西化”影响下毁灭俄罗斯传统的一丘之貉,前者几乎与后者同样激进,并且直接导致了后者。联系他的其他论述,我们看到他实际上给出了打破”左右”和”主义”界限的俄罗斯历史上的”两条路线斗争”:东正教-斯拉夫派-普京的”俄罗斯道路”和赫尔岑-列宁-叶利钦的”西化”道路。导致建立苏联的1917年革命是”西化”之祸,埋葬苏联的叶利钦改革也是”西化”之祸。那么被1917年否定的晚期沙俄和被叶利钦否定的晚期苏联岂不都成了”俄罗斯传统”的象征?而叶利钦与普京这前后相承的两人如果截然分属”两条路线”,又何怪列宁与斯大林也有区别:前者当然是十恶不赦的”西化”派,而后者如今似乎暧昧地具有了某种”斯拉夫特点”。这种论点与十年前笔者提到的剧变后俄罗斯褒奖斯托雷平的言论一脉相承,也与我国近年来把五四、启蒙和1949年乃至文革串起来一并予以否定的保守主义很相似。

  

  俄国历史进程的”断裂”

  

  然而这个看法与苏联时期把二月革命称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十月革命”则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说法固然冲突,但也与后苏联时期自由知识界主流否定十月革命、却自认为是”二月民主”继承者的态度大异。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索尔仁尼琴此说在当时文禁初开众说纷纭的情况下并无多大影响,那么在普京与自由民主派矛盾日深的今天,在普京与索尔仁尼琴互相赞赏而共倡”保守”的情况下,这种说法似有逐渐成为主流与官方话语之势,同时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把”二月”与”十月”一锅端地予以否定,既不为”十月革命”的继承者俄共所接受,也受到”二月民主”继承者今天俄国的自由民主派的反驳。作为反对党的自由主义者亚博卢联盟领导人亚夫林斯基就指出:1917年二月俄国的专制君主制由于不能适应进步而崩溃,在不经暴力和流血的情况下人民选择了民主,开始建立一个现代的、欧洲式的宪政国家。尽管后来布尔什维克以暴力毁灭了她,但二月民主的精神到1990年代再造辉煌,这不是普京政府所能逆转的。让我们庆祝二月自由的节日,决不放弃”二月主义”的旗帜。

  而支持普京的”以俄罗斯的名义团结基金会”主席维亚切斯拉夫·尼科诺夫则反驳说:”1917年二月不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它在短短几天内毁灭了一个伟大的国家,”因而是此后一切不幸的根源。至于维护”十月革命”的俄共主张,由于无新意影响渐小。倒是一些左翼民粹主义者既不满索尔仁尼琴的保守主义解释也不满亚夫林斯基的自由主义解释。如谢尔盖·舍林就认为索尔仁尼琴与亚夫林斯基双方都出于精英立场,夸大知识阶级的作用。而他认为1917年俄国的命运是普罗大众决定的。但是,舍林同样没有对”二月”与”十月”作出区分。

  显然,如果说在1990年时对1917年革命的争论焦点在”十月”,那么时过境迁,今天”1917年”问题的焦点已经是”二月”。不管是二月、十月都肯定的左派,还是二月、十月都否定的保守主义观点,在看到”二月”与”十月”的连续性方面其实是一致的。而像亚夫林斯基那样区分两者、肯定”二月”否定”十月”的观点,的确面临解释的困难。笔者十年前的文章已经指出:1917年二月的剧变直接原因虽是战争引起的危机,深层原因却是”专制主义市场化”的斯托雷平改革积累的民怨。剧变很快变成对斯托雷平改革的清算和恢复”公社世界”的浪潮,这决定了它不可能是”资产阶级”的。

  但是,二月以后俄国的发展就完全是连续的而没有”断裂”吗?如果像索尔仁尼琴所说,包括二月、十月在内的1917年革命就是一场急剧的”西化”而且并未逆转,那么几十年后叶利钦再来一次”西化”的根据何在?如果列宁是”西化”的罪魁,彻底否定了列宁的叶利钦为什么就不是”传统”的救星呢?其实索尔仁尼琴的叙述已经暗示列宁以后俄国似乎又回到了”传统”,而且尽管索尔仁尼琴本人并未明说,但那些把沙俄、苏联都看作”伟大国家”(列宁与叶利钦则都是瓦解”伟大国家”的罪人)的保守主义者都理解为变化似乎发生在列宁与斯大林之间(由此才引申出所谓索氏”悔过”之说)。但是这种说法虽然与赫鲁晓夫以后的苏联官方观点有点类似(只是赫鲁晓夫褒列贬斯,而今天的保守主义者褒斯贬列),却没有什么根据。如今绝大多数人都看到列、斯体制基本一致,差异只是枝节。

  如果断裂不在二月、十月间,也不在列、斯之间,那么它在那里?这是总结1917年历史的一个关键问题。今天的中国同样存在”保守主义”把文革与五四、1911年与1949年一锅煮的问题,存在以所谓传统和”西化”来解释历史的文化决定论史观。而最近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讨论,更带出了左派政府是否必然极权化的问题。1917年的历史应能提供一个借鉴。

  90年后回头看,1917年的”二月民主”无疑是俄罗斯现代化转型的重大事件,但它之后的历史进程也无疑发生了”断裂”,这断裂并非发生在当年的十月,但更不是在列宁到斯大林之间,而是发生在1918年1月。其内容也不是从”姓资”的民主革命转变成了”姓无”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废除民主(很大程度上废除的正是社会主义者即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所主张、当时也为他们所主导的民主,而非”资产阶级民主”),代之以专政(一开始就是开枪屠杀工人、封闭工会、取缔社会民主党的专政,即”对无产阶级的专政”而非所谓无产阶级专政)。

  如今的保守主义者(索尔仁尼琴今天也基本属于这一翼)认为过分”民主”会损害自由乃至导致专政,这并非全无道理。像德国人在魏玛末期民主选举出希特勒就是例子。就俄国而言,1917年底在立宪会议选举中获胜的民粹派如果执政,他们以后会不会以转型期混乱为口实而改变其此前”社会民主党化”的方向、重返”人民专制”的民粹派老套,也是难以预断的。

  但无论如何,后来俄国实际发生的进程并不是这些民主选举出来的政治家废除宪政,而是列宁们推翻民选议会、实行极权并镇压了民主。因此说”二月民主”就会导致”一月极权”是没有根据的,把二月革命与列宁极权在”西化”、”激进”的概念下混为一谈,也是极不严谨的。

来源: 《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思想回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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