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的书总是受人关注,直到现在照样如此。

听学界的朋友说,李泽厚每次从美国返回北京,会见熟人时往往开门见山就问,他的影响在今日中国如何,还有多少人读他的书,可见他对自己的地位是念念在心的。李泽厚有资格这么问,他的成就和资本还不仅是上世纪80年代的辉煌——如果人们只是把他尊奉为过时的老英雄,那一定触到了他的痛处,他近年来一直出书不断,最新的一本是2005年1月出版的《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

写于2004年的“论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分为上下两篇,上篇是“实用理性的逻辑”,力图对自己的哲学体系作出更系统的表述,尤其是对其基本概念,诸如“实用理性”、“实践”、“经验合理性”等等,给予更明确的界定。这些概念是李氏体系的支柱,他的总体建构思路是把马克思、中国传统思想和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思想来一个综合。当然,每一部分都需要去粗取精,加以改造。比如,中国传统讲究实用理性,这是极为高明的,但它对抽象能动性估计不足,导致逻辑、数学不发达。杜威的哲学强调经验与实践,既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作了具体细致的补充、发展,又使自己的核心概念“操作”及于抽象层面以涵括数学、逻辑。杜威的不足是把实践操作局限于具体情景,缺乏人类历史发展形成的积累这一维度,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和李氏人类学本体论之所长。所谓人类学本体论或历史本体论其实也卑之无甚高论,就是去掉了“革命”、“专政”等等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其出发点和第一命题就是“人活着”,或曰“吃饭哲学”。

下篇是“关于情本体”,这是李泽厚把中国传统归结为乐感文化之后的核心所在。这里的情,以人的现世性为本,与西方传统强调绝对、超验相对立,指的是家族亲情,以至人情世故。谈到这方面内容,李泽厚显得随心所欲、游刃有余,请听他的言说:“从古代到今天,从上层精英到下层百姓,从春宫图到老寿星,从敬酒礼仪到行拳猜令(‘酒文化’),从促膝谈心到‘摆龙门阵’(‘茶文化’),从食衣住行到性、健、寿、娱,都展示出中国文化在庆生、乐生、肯定生命和日常生存中去追寻幸福的情本体特征。尽管深知人死神灭,有如烟火,人生短促,人世无常,却仍然不畏空无而艰难生活。”

对于熟悉李泽厚的读者来说,整本《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就这一篇“论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是新东西,占全书近三分之一。其余各篇文章皆是旧作,最早写于1964年,最晚成于2004年。即使是“论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也长篇大段地引证旧著,这既反映了作者思想一以贯之,无甚发展、改变,又表露了他的这种信念:我的思想很重要,没有过时,也没有多少人领会,因此有必要反复讲。“论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的最后一句是:“反复唠叨,如斯而已。”他在“后记”中引证旧作说:“讲来讲去,仍是那些基本观念,像一个同心圆在继续扩展而已。”

李泽厚有理由重复自己,也有理由抱怨。这位上世纪80年代在学术思想界领风骚的人物,虽然自认为那个时代没有一个大学生没受他的影响,虽然自己的书一直卖得很好,虽然附和、颂扬之声不断,但能说谁认真研究过他的著作,信奉他的思想?作为哲学家,李泽厚不怕自己被超越——他相信至今仍然无人超越,因为超越的应有之义首先是钻研和作为出发点,然后才是扬弃。其实,对任何哲学家而言,被超越是一种福分,意味着历史地位的肯定,最不能忍受的是被淡忘。但不幸的是,中国人就爱在一阵哄闹之后脑子里不留东西,而现在又赶上了学术思想最无人理会的时代。

应该承认,就哲学体系的建构能力而言,李泽厚是中国大陆第一。如果生活在黑格尔时代,他的哲学可能也会成为国家哲学,因为“吃饭哲学”和黑格尔的“存在即合理”有异曲同工之妙。在柏拉图的“哲学-王”的设想之后,照理应该发展出分工,国家哲学不由君主或领袖来弄,由专门家来炮制。但中国的发展全无章法,竟跳过了这个阶段。我想,由此引起的失落和寂寞,可能甚于人们的忘却。

李泽厚在建构体系时大量使用西方哲学的材料,但从根本上说他不怎么懂西方哲学。当然他懂马克思主义,对作为其来源之一的德国古典哲学也下过工夫。他尤其不懂当代哲学,所以才说得出这种贻笑大方的话:“20世纪的各派哲学均以反历史、毁人性为特征,于是使人不沦为机器,便成为动物。”对于西方传统中的形而上学和超验维度,他始终进不去。他制定的体系,脱离不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中国传统套路。可能没有人向他说起这点。他与之脱节的不是时代和人们,而是哲学本身。

燕南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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