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志永:一生为一个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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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中国之二

黄河故道

站在门前的矮墙上,眼前一望无际的大平原。童年的记忆从那里开始的。

1970年代黄河故道里一个安静村落。小伙伴们在干涸的池塘底“挖井”,挖出一层一层沙土。老人说,那是黄河路过时沉积下来的。后来知道,那是1938年花园口决堤,我们民族为生存付出惨烈代价的一部分。

真切感知黄河故道是初中一个秋日。骑车一直向东北,河南山东交界处,乡村黄土路陡然变成长长的斜坡,眼前大片大片破败的荷塘。那是传说的北大堤。我的家乡原来在高高的河床上面。

文化,是一些信念和符号,嵌入一个人的灵魂。就像黄河,每次路过总要好好看一眼。就像中国,某些时刻,热泪盈眶。

母亲童年很像电影《活着》的故事。七八岁时外公嗜赌,输完家产田地跟路过的八路军走了,姥姥带着母亲和两个舅舅一贫如洗乞讨度日,土改时划为贫农、军属。赢了土地的邻居成了地主,批斗折磨中早早离世。大时代的背景,无数个体沉浮悲欢。

二十多岁的母亲作为大龄女青年嫁给了贫穷但有文化的父亲。正值大跃进,村民打着红旗不分白天黑夜把田地翻了一遍又一遍。然后是惨烈的大饥荒。杂草、树皮都吃光了,很多人全身浮肿,年纪大的或身体不好的渐渐爬不动了,悄悄死去。

1959年那个可怕的冬天父亲奔走在信阳一代为人治病。很多年后他还忍不住长长叹息,有的村庄很多人家死绝了,尸体都没人掩埋。

父亲的专业是放射科,聪明好学的他几乎是全科医生。白天在乡医院上班,晚上回家义务为乡亲看病。童年的一次深刻记忆,半夜响起急促的敲门声夹杂着啜泣声,父亲匆匆起身赶去邻村,天亮才回来。每逢春节,常有陌生的亲戚。很多年后知道了“感恩”这个词,我为父亲留在乡村的一生而骄傲。

原野上紫色泡桐花簇拥白云蓝天,小河边青青野草沐着温暖阳光,桑树下勤劳的蚁群忙忙碌碌,春风涌动麦浪也拂过少年的指尖。最喜欢的暮春时节,那些美丽的时光永在,无论它们去了多么遥远的地方。

她是班里最漂亮的女孩。爸妈都是老师,妈妈教我们二年级语文课。村里人都知道,她们家地主出身。有一天小伙伴们偷偷来到她家墙外,听见她问爸爸,地主吃人吗?爸爸说,有的吃,有的不吃。同学常拿我俩开玩笑。初中毕业后,再没见过了。

乡土社会并不美好。共产主义淘汰了诚实、善良,特权等级鲜明。我的同龄人,隔墙邻居,村支书的儿子,骑在别的孩子头上,拿鞭子抽打,大家开心地笑。被那鞭子抽打的,还有一只叫地马鸥的小鸟,我看见它血淋淋地死在猪圈旁。

邻里为一只鸡、一棵树、一陇小麦争吵,甚至大打出手。小孩能偷来“大队”的东西,不是羞愧,而是勇敢智慧,受到夸奖。村里唯一的代销商店新进一批醋,大人叫孩子们抢在第一时间跑去买。因为谁都知道,隔夜就会兑水。一次次政治运动之后,淳朴乡村只在传说中了。

1980年代土地承包带来农村第一波繁荣。市场经济和城市化带来第二波发展,年轻人远离故土寻找新的生活。有人说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只剩老人和孩子,很多院落废弃了。鸡鸣犬吠亦清冷荒凉。其实那亦是重生,告别生存焦虑,邻里更友善了,市场经济不是摧毁道德,而是重生道德。

母亲常说我傻。木讷生活在自己的幻想中,与乡村社会格格不入。其实她也一样,从来不会巴结有权有势的,只会关心村里最穷苦的人。后来生活在县城,她也常常给无家可归者送去食物。

旷野上小男孩仰望东方的天空,泪水悄悄滑落。那是记忆的童年,忧伤的背影。生命会有莫名感伤,不知道它们来自多么遥远的过去。生命有遥远的过去,恒久的未来。

还好岁月流逝中,我的人生越来越快乐了。

一生的梦想

村西北大约两公里,田野中一片红砖房子,我的初中校园。院子里一半种庄稼,夏天有棉花、玉米,冬天有青青小麦。教室坐落在一片坟地上。出门两米就有一座小坟,胆大的同学在上面跳来跳去踩得光光的。

凌晨五点就起床了,漫天星光下穿过田野,有时能看见坟地里盈盈飘着蓝色火苗。那是传说的鬼火,知道是磷燃烧,可还是有点胆怯。很多时候,理性代替不了本能。

早晨放学,我常常一路跑步回家。小学我身体虚弱,初中开始有意识锻炼身体。

1987年元旦天未亮,豫东平原漫天大雪。煤油灯下书声朗朗。英语老师推门进来,拍拍满身的雪,在黑板上写下几个大字“HAPPY NEW YEAR”。

那个冬天是我人生的十字路口。之前的梦想是科学家,研究生物工程,得诺贝尔奖。不知哪里读来的,未来生物工程很重要。少年在雪原上朝着初升的太阳狂奔,扑倒在地。爬起来继续奔跑。低着头走很远很远。

怎样才是最有意义的人生?父亲一生治病救人,却改变不了乡村。科学于中国是不够的,正如医学救不了中国。这个社会最需要真实、自由和公正。我的使命是政治,民主自由的中国。那个冬天开始写日记,记录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成长。

那么遥远的理想。那时生活半径不超过十公里。

很多事尘世间找不到理由,就那样发生了。这就是命运吧。每个人来到这世间,都有自己的天命和角色。他在每个灵魂深处植下种子,在某个时刻唤醒,发芽。

感谢你,很早就告诉我。知道这个国家的未来,知道苦难是必经的路,知道生命是为你的荣耀。从此这一生,即使无边暗夜惊涛骇浪,也知道黎明的方向。

初中毕业照,少年凝望远方的天空。忧伤的童年远去了。

民权

1928年,冯玉祥将军取三民主义之“民权”在杞县、睢县一带设置一个新县。同一时期将军在河南还新设了自由、平等、博爱三县。那个内忧外患理想飞扬的年代。

第一次到县城,1987年5月的一天,为重点高中选拔竞赛。老师带着我们打着雨伞踏着泥泞走了三个小时,来到通往县城的公路上。又等了两小时才有一辆通往县城的公共汽车。

民权高中在县城北边,后面是大片的苹果园、梨园、槐树林。再往后是黄河故道南大堤。温暖的记忆是暮春午后,懒洋洋汲着拖鞋,穿过果园,来到大堤上,在麦秸垛旁睡着了。

1980年代激情澎湃。《走向未来》丛书影响了一代人。一个不听话的学生,大量时间读课外书,尼采、黑格尔、共产党宣言,在日记里记下感想。

政治教科书,满纸荒唐言。社会主义如何优越,资本主义如何腐朽。政治老师一本正经地讲,一个美国工人工资表面上高,但是除掉高额的房租、生活开支所剩无几甚至还要负债,结论是水深火热。而我当时已经知道,美国工人的福利远高于中国。自己讲的自己也不信,欺骗一代又一代懵懂少年,那可真是人生的耻辱。

政治课真能让人信吗?不是的。它的目的不是让你相信,而是让你跪下,让所有中国人异口同声指鹿为马。

高一政治课期末考试,花大半时间在试卷背后写下长篇大论——什么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这种思考后来一直持续多年。然后惴惴不安地等待慈祥的女老师发落。结果有点令人失望,老师什么也没说,成绩也过了60分。

晚上宿舍大通铺上,常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激烈辩论。我一人对九个室友。很多年后同学再聚,不谈政治,以免影响感情。很多人没有明确的思想观点,受舆论左右。左派或右派,能称派的坚定信仰者,是天生的。

忧国忧民的少年,1988年2月在日记中写下:

“我爱中国,但我们也不能盲目自夸。新中国已经诞生三十多年了,可我们的生活水平依然很低,工业陈旧落后,农业还以手工操作为主。同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不感到惭愧吗?同样是人,同样是一个民族,而且我们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年的辉煌文明,为什么要在我们这一代落后于人呢?”

该上高二了,老师忙着帮同学选择文科还是理科。我不听别人的意见。那年5月25日的日记写着:“要分科了,我毫不犹豫选择了文科,这不是我一时冲动,而是早已期待的……”

1989年春夏之际。同学们聚在食堂边的小卖部踮起脚看电视。天安门广场大学生绝食,举国揪心。有大学生带来照片,我和几位同学贴到县城路口。

我们在校园黑板报上写下大字,号召抵制教务处的大喇叭。每天播放豫剧,同学很反感。偶尔播一次流行歌曲,整个校园活力四射。可教务处主任喜欢古戏。

6月3日晚,北京枪声响起。我度过了人生第一个不眠之夜。几个朋友一起听收音机,喝酒,愤怒,悲伤。

我以为这个国家很快会改变。到处是愤怒和悲伤。可这个民族太懦弱了。因为政治见解,和家人严重分歧,无关是非,只在于危险。母亲的担心从那时就开始了。很多中国人,政治运动恐怖的阴霾一生挥之不去。

那个痛苦的夏季。高二提前参加高考,成绩只能上专科。还有刚开始的初恋。喜欢一个女孩,她来自遥远的新疆草原。

高考结束,长久徘徊于站台,身上只有1.6元钱。搭上一列西去的火车。人生第一次远途旅行,为看见高山和大海。路过太行山。到了塘沽海岸。很多年后透过铁窗眺望塘沽,想念海风中入梦的少年。

书已经全部扔了,我还得回来读高三。这一年是骄傲的,复习全靠借书。1990年高考再次遭遇打击,文科难度增大很多。那么自负,一直相信能考上任何一所大学的。

填志愿时,长风说,报兰大吧,去大西北也挺好。就在前一年,校园黑板报上列出多中国最优秀的十三所大学,其中有兰大。

长风是我的拜把兄弟。在一个朋友家磕头立誓,十三兄弟我排十三。十二哥早早退学,当兵,1989年作为戒严部队到了天安门广场。他是最早离开的,1999年生病去世。

正是在民权高中,我知道了自己生命和民权的因缘,知道了民国先辈的理想。我以出生地为骄傲,中华文明的发祥地,现代文明的梦想。

青春兰大

有媒体排名中国衰落最快的大学,第一名是兰大。我在的八年间,很多优秀教师离开了。

可那是母校,给一个人的青春留下深深烙印。就像这国,无论贫穷专制,心怀永远感动。

一些年后我在课堂上给北邮的法学同学讲,不抱怨环境,人生要有方向,不浪费时间。美丽的大学时光,学好,每一天过得充实;玩好,有些旅行和快乐只属于青春;爱好,不错过幸福的爱情。

喜欢兰州的夏天。黄河蜿蜒穿过峡谷,蓝天高远,白云悠悠,太阳多么热烈,树荫下永远清凉。暴风雨来去匆匆,东边还是漫天雨幕,夕阳已露出笑脸。

很多个周末,校园后门小街的牛肉面馆,早晨一碗牛肉面两个大饼,去甘肃省图书馆读《人性的光辉——林肯传》、《拿破仑传》、《资治通鉴》、《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三帝国的兴亡》……下午四点半到黄河边,落日余晖中沉思恢宏壮丽的历史。

教育是帮助唤醒。书籍、电视、师长教诲,每天无数信息从眼前流过,每个人只留下撼动自己心灵的。那天读到一句话,我在黄河沙滩上用石子砌下来:“这是一个伟大时代,一个需要并且必将产生巨人的时代。”

本科四年,几乎学了三个专业,主科法律,辅修公共关系,考研国际政治。三个专业都是一生事业所需。法律科目我不是好学生,至少三个学期总成绩班上倒数前几名。可我大量时间如饥似渴地借书读书,八张借书卡几乎从不离开学校图书馆。一个人的成就和学历没有必然关系,但和读书有关,成长就是不断汲取别人的智慧。

每学期有两次劳动课——到皋兰山上植树。一场兴高采烈的登山比赛,到兰大承包的山坡上,挖坑,栽树,浇水,然后打扑克,讲笑话。我悄悄离开爬到山顶,俯瞰脚下雾霭笼罩的城市,发呆,练习演讲。

四年写了9本日记。每一本前面三分之二是政治,后面三分之一是生活和爱情。苏联819事变,我密切观察,写下预测和评价。

1991年12月25日,苏联帝国的镰刀锤子旗缓缓降下。校园里张贴着“苏联为什么解体”的海报。这样的讲座我不会错过。这场伟大的变革没有结束,冷战没有结束。只是当时没想到,中国绕了个弯又是三十年。

“社会主义建设”课,期末考试写论文。像高中一样我再次冒险,题目是“论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必要性”。当时主流意识形态是批判市场经济。我的成绩全班最低,62分。记得人民日报1990年称,“人权”是资本主义概念,1992年还在宣称,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

两个月后,邓小平南巡讲话。无论绕多远,历史大方向不会改变。

1993年春天。很多个日子独自在教室里埋头写《自由中国》,那是《美好中国》第一稿。

以后我写了很多年。写整整一生。

大四了,报考北大国政系国际政治专业硕士生。一生梦想世界政府。

我寄给导师两篇论文。一篇是《冷战的尾声:中美关系的未来》,冷战没有结束,只是进入新的阶段,意识形态是中美最大的问题。另一篇《论国际关系的法治化》。国际秩序不应是丛林。如何建立世界新秩序,这些思考一直持续多年,包括读博士期间写下《论世界政府》。

我没能考上,本打算来年再考,可导师回信说我的文章观点有政治错误。很失望。彻底放弃北大国际政治。没什么遗憾。有时一件小事改变了人生轨迹,其实不是偶然。

维权者

以为能考上研究生,基本没找工作。毕业意味着沉重打击。6月初心情郁闷回到家乡。

正值麦收季节,家乡三天前发生了一件大事。一个村庄与国营农场发生土地纠纷,农场在警察保护下到争议土地收割小麦,双方暴力冲突。警察开枪,村民四死七伤。混乱中村民也扣押了对方的两名人质、两把手枪和一辆吉普车。

这在网络时代会是一起巨大的公共事件。可在当时,悄无声息。

那天政府和村民还在村口对峙。我骑自行车进入村庄,四口棺材醒目地停在当街。以学生身份和村民聊天,他们领我去村民代表家,谈了一个下午,说服他们释放人质,我愿意为他们提供法律帮助。

那是我第一次介入公共事件。真诚想帮助村民,双方对峙的关头,努力找到出路。我不能鼓励他们暴力对抗,那会给他们更大伤害。以后在辽宁铁岭、安徽砀山等地为农民维权,都尽可能寻求双方可接受的方案。我在意结果。追求民主自由的路上,个案维权当事人利益至上,不能把任何个人当作手段,坚守政治伦理,才有美好中国。

我清楚告诉村民,我只是一个大学生,不是记者。可还是引起了当地政府紧张。当晚县委书记来到我家,名义上慰问和感谢,实际是为了解情况。我告诉他,我是为了大家的共同利益,希望帮助解决问题。后来知道,那个晚上市公安局局长也来到我家院子外。

第二天村民们释放了人质,政府也做了一定让步。

很多年我一直是改良主义者。公民维权,希望以个案正义渐进推动民主法治。直到这个体制彻底僵死,看不到任何希望。

本科毕业,我有机会到市公安局工作。可这里规定工作满三年才能考研,我只好离开,回到民权县城。感谢冰熊冷柜厂收留我。三个月车间实习后,我被分到企业管理办公室。职责并不分明,大家乐于清闲。正好有复习时间。还算顺利,考回了兰大。

那个夏天,人生度过一段最悠闲的时光。不担心当下,不忧虑未来。夕阳西下时,年轻的朋友们悠哉散步到火车站广场,吃西瓜,喝啤酒,谈天说地。

常忆起那些美好的日子。因为道路坎坷,轻飘飘的幸福才那么心动。

西部荒野

大西北,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喜欢美丽荒野,西出阳关,戈壁狂风。

七月青海湖天空一样碧蓝,油菜花延绵天际在朦胧雪线。黑马河深不没膝清澈见底,湟鱼成群嬉戏。鸟岛一面纯净沙滩,一面陡峭悬崖。崖顶黑压压大片鸬鹚,它们在孵化小生命。每个窝里三只蛋。我拿起一个,暖在手心,轻轻放回。

梦幻敦煌至巍巍嘉峪关,公路笔直指向天际。戈壁尽头,延绵不绝的水、房屋和树木的倒影。我要下车寻找陌生的尘世。当地人说,没有水,那是传说的海市蜃楼。每天都在。其实我们眼见的这世界,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虚幻?

第一次西藏之行是1996年暑假。背起帐篷,路边拦车,一路到了若尔盖草原。鲜花铺满大地,直到天际乌云山峰。肥硕的土拨鼠两只小手垂在胸前,张望远方来的客人。一匹骏马飞驰而来,骑手叫扎西,示意我们骑马拍照,伸出一个手指,好不容易才明白,一块钱。再见了,扎西策马跟在车后,送出很远很远。川藏线被暴雨冲断了,只好从若尔盖返回。

1997年夏,兰州至民勤的长途汽车,我们的沙漠探险队凌晨下车,顺着指南针,徒步向沙漠方向。大饼、咸菜、棉衣,装满背包,二十来斤凉白开装进可乐瓶子,大大小小挂满腰间。

巴丹吉林沙漠,残存的古汉长城。一行十人奔走在炎炎烈日下。除了我,他们来自两个乐队。其中两位是我的好友,赵兵是法官,贝斯手,邴喆是警察,吉他手。

长城是土砌的。两千多年风风雨雨后,残存的墙身像恐龙脊骨,蜿蜒曲折消失在沙丘中。一座座烽火台仍有大约三层楼高,是我们前进的路标。

傍晚,我们驻扎一个古战场遗迹。干涸的河床两边对峙着两座残存的城墙。传说公元前121年,霍去病在此击败匈奴。

烽火台下,我们搭起帐篷。夕阳余辉中,像一群蚂蚁,支起一片枯叶。

夜,完全黑下来。无边宁静。躺卧暖暖的沙上,伸手触摸漫天星辰。它们挤满无垠的宇宙,直到远方地平线上。我们一起屏住呼吸,眼睛也不眨一下。

东方似乎黎明。爬上高高的沙丘,一轮巨大的圆月悄悄升起。

我们的帐篷只能挤下8个人。轮流值班。凌晨两点到三点轮到我。

月光下我裹着厚厚的军大衣,拎长刀。冷风低吼,流沙轻吟,万马呜咽。沙丘,烽火台,城墙,复活了,听不清欢唱还是泣诉。我茫然于时光之河的彼岸,这纷乱的沙场,该怎样跟他们讲,我是谁?

常念祖先的岁月,遥远的时光。没有城市,没有霓虹,月光洒满宁静的荒野、森林、古老的岩洞。祈祷的人们,有远方,有孤独,有幸福的盼望。

诚实的代价

硕士专业经济法,最大收获是一年的经济学课程。我开始思考法律的成本,政府管制是否必要等等。很多年后作为海淀人大代表讨论一些社会管理问题,这些是思想基础。

经济学社会学是思想,研究人性。法律学管理学是技术,驾驭人性。哲学站在高处,回望尘世的人类。人是自利的,理性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经济学以此公理分析社会万相。可人和人追求的利益不同,有为财死,有舍生取义。理性隧道的尽头,是另一个广阔世界——文化和信仰。

毕业季,再次面临现实与理想的困惑。参加了公务员考试,到南方周末见习。签约国务院法制局的公务员,是希望熟悉国家机关的运作。

毕业时遇到了麻烦。一门计算机语言课,文科生几乎都不学,考试大家抄抄也就过了。不抄袭是我高中的誓言。只填了两个空就交卷了。

自小诚实,简单如一张白纸。可生在这专制国,渐渐学会了撒谎。直到高二那次期末考试。期中考试太差了,自尊心使我期末偷偷抄袭。后排性格直爽的金山看见了,鄙视了我一眼。那一眼我终生难忘,发誓从此再不抄袭。

没成绩无所谓,可没想到这门课没成绩不能毕业。善良美丽的女老师找到我,怎么办?可是让我考还是过不了啊。她说书上都有啊。我说这是闭卷考试。她想了想,说,好吧,给你开卷考试。问我要多少分,我说多少分及格?70。那就70。

很快更大麻烦来了。我的论文题目是《经济法制本土化的文化误区》,专门批判苏力的本土资源说。自生自发的秩序不都是合理的。强权之下,有多少算自生自发的呢?裹脚作为中国特色存在了千年,能说就是美吗?三千年专制之后,引进市场经济和民主宪政,同时珍惜民族优秀的文化传承。这是中华文明艰难的重生之路。

我没有隐瞒自己的观点,不愿违心说话。导师把论文送到人民大学一位教授那里外审。他写了长达六页的批判信,“私有化”、“民族虚无主义”等等,当然是通不过了。

政治问题是最严重的问题,这魔咒扼杀了中国学术自由半个多世纪。

蔡永民教授告诉我,去四川大学找王永平教授外审吧。我连夜修改论文飞赴成都。感谢二位教授帮助,通过了外审。回来第二天法律系专门为我安排答辩。

我一个人面对五位老师,三个半小时,从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半,大家都很饿了才算结束。旁听席上十几位都是我的好友。我们一起走出会议室,等待判决。几分钟后宣读表决结果,可以拿毕业证,不能拿学位证。结果是早就安排好的。

我动情地说,在兰大,我度过了人生最宝贵的七年时光。没想到最后这样的结局。各位都是我的老师,知道我是一个为理想而活着的人。我会反思自己的过错。但还是恳请老师能再给我一次机会。请相信,无论走到哪里,我决不会辜负兰大的名声。

有老师眼圈红了。一位老师主张再表决一次。我们退出来等待。这时答辩秘书说学校没有规定可以第二次表决。我只能等半年后重新答辩。

这次挫折让我反思了很多,也更深刻理解了这个社会。我不是一个好的学者,论文写的确实不扎实。也太狂妄了,没有给导师和很多长者应有的尊重。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制度也有很多问题,比如很多导师称老板,学生是打工的,几乎没有独立思考和学术空间。

7月底得知工作出了问题。本来没拿到学位。但教育部认为只要有毕业证就应当派遣。到工作单位不久,新的麻烦来了。

我和几个同学在兰大组织了一个论坛叫“二十一天”,每三周一次讨论社会问题。有一次在教室里公开讨论《中国可以说不》,我现场发表了言辞激烈的演讲,批评极端民族主义。安全部门盯上了我。本来就不是党员,现在有了政治问题。

1997年《中国可以说不》掀起一轮爱国狂热。这种狂热隔些年就爆发一次。一个近代历经屈辱磨难的古老文明,人们骨子里渴望强大超越。人,渴望归属强大集体,民族主义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方向。我们引领它走民主自由的人间正道。

虔诚时刻

1998年夏天父亲去世了。家人联系不到我。离家时父亲送出门外,说,自古忠孝难两全。

人生到了谷底,重新寻找方向。决定去南街村作社会调查。一周之后面临生计问题,去附近企业找份工作吧。简短面谈之后,万隆先生答应我留在他身边。

每天早上六点起床,晚上八九点回住处已经很累了。这些忙碌很有收获。我可能会成为一个企业高管,会有很好的收入和生活。可我真的很在意,企业的工作距我的理想越来越远。我决定离开,找一个大学或科研机构。

感谢河南财经学院收留我。1999年春节期间,暂时不方便调查基层民主,就复习考博吧。考完一度也想留在北京关注上访问题,可留在北京面临生存压力。我不想浪费时间。

4月25日,中南海周边,人群一排排坐满了红墙边的人行道。好友林振宇回来告诉我,天安门出事了。我下午赶过去。一直待到深夜,看他们一队队离开,长安街上络绎不绝的人群。1998年冬开始关注这个信仰群体。以后见证了他们遭受可怕的迫害。他们是中国本土成长起来的宗教,未来社会重建的重要部分。

4月底,得知考博成绩。根据往年标准,三门课有两门不及格,彻底无望。本想跟苏力打声招呼,告诉他,我一定会回到北京的。在法学院门口徘徊了很久,还是默默离开了。

不抱怨命运。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决心回到郑州,用三年时间好好做基层民主研究,凭学术影响力回到北京。在郑州可留在大学或社科院,不担心生计问题,有自由时间。

安顿好工作和住处,去祭拜中山陵和黄河。人生在攀登一座高峰,突然一脚踏空摔到谷底,醒来,重新确认好方向,祈祷,告诉先辈们,我没有沉沦,我要重新出发了。

永远记得那虔诚时刻。7月10日上午9点多,迈着沉重的步伐缓缓登上中山陵。川流不息的人群中,静静站立,一遍一遍默念,中山先生,我来了……不知不觉视线模糊了。出来,坐石阶上,望莽莽苍苍的山峦,念中华民族百年坎坷。

7月11日晚回到郑州,12日一早去黄河。流过千万年的母亲河啊,我来看看您。

路上接到好友王建勋的信息,我考上了博士。虔诚的人是幸运的。我们不知道命运,唯有虔诚。无论遭遇什么,不祈求得到,唯有感恩。这就是神迹吧,这宇宙充满神迹。曾想,我以法学博士的身份从政。人生谷底,他轻轻拉一把,考验过去了。

吾爱吾师

在北大读书的好友王建勋偶然去法学院办公室,看见桌上一个写着我名字的录取通知书。学校已经放暑假了,联系不到我,通知书无处寄。

那天晚上第一次跟苏力老师打电话。除了面试见过,和他没有任何私人联系。我说,听说我考上了?他说,你很骄傲啊。

我是幸运的。20多人报考苏力的博士,其中就有我硕士同班师兄,笔试成绩比我好,可能习惯吧,多次和导师联系。苏力后来说,选择我,是因为他不喜欢和他套近乎的学生。

接下来办手续。去西藏旅行。挤上大巴穿越美丽的雅鲁藏布江谷地。青稞原野像梵高笔下的收获季节,再涂抹一团团翠绿。司机一路高歌“我是西藏的孩子”。转弯处全车人起立激动呼啸,原来山崖下有一座佛像。

8月底来到北大。入校不久苏力去了哈佛访学,我和滕彪被托付给贺卫方老师。

我很骄傲师从北大法学院两位杰出的学者。法学界两种思想的代表,那么不同。贺卫方延续一个多世纪的启蒙呐喊,中国现代文明之路上,需要更多学习借鉴,传播常识,在这依然混沌的大地上多么可贵。苏力说,知识分子过于理想主义,中国有中国的现实,现有秩序自有其合理性。

毕业后和贺老师联系越来越多了。我们都在为常识而战斗。

一年后苏力回国。我们每周固定时间师门聚会,读书,讨论。苏力从不以老板自居让学生帮自己干活,他只是帮助我们成长。我的学术思考是从北大开始的,帮我入门的,有苏力,也有滕彪和俞江。

有时讨论涉及政治,常常争论不可开交。有一次我刚到办公室门口,看见苏力猛地把筷子摔到地上,他正在对师弟师妹发火,原因是我的一篇批毛的文章。

我们注定要走不同的路。这是各自的天性。学生的硕士论文就是专门批判导师的。后来,我们都小心避开毛泽东和文革。我们已经无法再讨论了,各自捍卫自己的信仰。

苏力固执是出了名的。贺老师讲过他的故事,小时候养的一只小鸡,有一天摆在了餐桌上,苏力从此一生不吃鸡肉。我们随他去武汉讲课,当地法院院长请他吃饭,他说,不行,晚上要看《还珠格格》。

他和我认真讨论我的入党申请书。这个年代,关于共产主义,认真对待的人不多了。

申请书没有一句谎言。没有一贯伟光正。只是说,我认同改革开放,愿意投入变革潮流,服务国家社会。苏力问,加入共产党是一个信仰问题,你能保证在重要历史关头坚持信仰服从组织命令吗?我说,如果再发生文革怎么办?我必须忠于良心,不能保证服从命令。他说,你要让自己有勇气面对历史。我说,我会的。

2001年3月去铁岭帮村民维权,教育部给北大施加压力,北大讨论要开除我。苏力显然反对我“制造麻烦”,可这时他说,如果北大要开除许志永,他这院长就不当了。

这是后来听别的老师讲的,苏力从没跟我提起过。他不同意我的观点,可尊重我的思想自由。反对我的行动,可不惜代价保护一个学生的安全。我清楚记得那天,在苏力老师的办公室,他帮我逐字修改给学校的检讨书。

毕业以后,我们离得越来越远了。我和俞江滕彪就收容遣送提出违宪审查,他专门写文章批判,认为学者的使命是研究和解释社会,不是改造社会。他认为我们没有好好做学问,在给社会添麻烦。

2005年5月有一天师门聚会。苏力问还差谁没到,师弟说,还有滕彪和许志永正在路上。苏力说,他俩要来聚会就没意思了,他俩来我就走。我和滕彪听说了都很难过,这一天起我们被“逐出师门”了。

几个月后我去法学院找陈兴良老师,顺便看看苏力老师。敲开门,他没说让我坐下。我问,“朱老师,上次聚会,你为什么不让我和滕彪去?”

“我想,我们道不同,以后还是少见面好吧。”他有些难为情地说。

“我们想向你表示尊敬,这是发自内心的。”我认真地说。

“谢谢你,谢谢你去年为我辩护(和方舟子的争论),也谢谢你们每年送来生日礼物。但是,你们都毕业了,再说,我们走的路不一样,我对你们也感到失望。你们都长大了。各走各的路吧。” 他声音很低。

“好吧。”我轻轻关上了门走了。

2006年愚人节,苏力老师的生日。我和滕彪一起到时光杂货铺买生日礼物。挑了很久,选了一个可爱的小陶器——四个站成一排吹乐器的小猫,里面附上一张小卡片,滕彪在上面写着:生活中有些美好的东西永存不移。生日快乐,感谢。

这句话是我们斟酌过的,感谢,句号。在这个国家,这个时代,我们都是比较奇怪的人,都很固执都很善良都很简单,偏偏我和滕彪是苏力第一届仅有的两个学生。

打电话,他坚决拒绝生日礼物。去他家找,抱歉,我们居然记不清门牌号。一直找到半夜,只好放弃。我跟滕彪说,有一天我们的事业成功了,去看望苏力老师,那个老人,那时他应该老了,会把我们的礼物扔出门外的。

我们再把礼物悄悄放回他家门前。

铁岭之行

2001年3月,辽宁铁岭郊区地运所村梁桂林找到我。沈哈高速公路征用了他们村678亩地,补偿款被地方官员挥霍,他代表村民上访。

我随梁桂林到地运所村。两天调查,基本了解了问题症结:村委会为掩盖补偿款被挥霍,要在全村范围内重新分配土地,抽多补少,其中第八村民小组要被抽走80亩,他们反对。

我努力以中立的立场帮助解决问题。其实也是帮地方政府。召集村民代表,分析形势,提出一个中间方案:拿出土地,要乡镇政府给适当补偿。至于原村委班子腐败问题,有关部门查过了,很难再有什么进展。大家能做的就是认真对待选举,选出一个村民放心的村委会,建立规范的账目和良好的监督机制,防止腐败再生。

说服了村民代表,我召集村民大会,希望矛盾就此解决。这也是我临走前给村民的一个交待。

3月24日下午两点多,地运所村村委会院内,村民已聚集两三百人。有人告诉我乡里来人了,我出门迎接。迎面碰上一群人气势汹汹,铁岭市信访局长张口一句:“你有什么资格到这里来!”我说:“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当然有资格到这里来!”当着几百村民公开辩论,他们恼羞成怒,把我推上院外的警车。很多村民把警车团团围住。

我请村民让开,不堵车。

一长串警车,一路警笛大作,把我带到派出所。

村民打电话告诉了我的室友。北大同学在未名和糊涂BBS上发起营救,纷纷打电话质问派出所,倡议游行。

副局长来谈话。我坦诚表达立场,是来帮助大家。六小时后他们不得不释放我。警告我不能再回村里。我说必须回,否则村民会担心的。

夜空飘起了雪花。我打车到村里。梁桂林家很多人在焦急等待,看我回来了老人们几乎落泪。我向他们道别。离开时看到村里不明身份的黑影。

一天后回到学校。几乎同时铁岭地方官员也来到了北大。他们向学校告我扰乱社会秩序,要求北大惩处。他们还通过关系找了国家安全部。安全部转给教育部,教育部给北大施加压力。导师顶住了压力,使我的学业得以继续。

很遗憾我没能帮得了村民。后来梁桂林被判劳教一年,这深深刺痛了我。

这次事件我和一个人有了交集。王立军时任铁岭市公安局长。把我带到派出所应该是他的命令。2011年底他被聘为北京邮电大学文法学院兼职教授,算是我的同事。聘任大会上,他提到了对我的敬意。几个月后他逃往美国领事馆。后来被判入狱15年。法庭上,他坐着轮椅。我们曾为他黑打的人辩护,不知那时他是否想过,有一天谁为自己辩护?

未名故事

很多快乐的日子里,有滕彪和俞江。

滕彪和我同门师兄弟。1991年入校,滕彪在北大十一年,本科法学,硕士图书管理,博士法理学。在这里他汲取闪耀的思想,成了一位诗人,开始了幸福的恋爱。一大箱子情书是他和爱人最宝贵的财富。

进北大两年,他的世界观天翻地覆。一个人居然在三角地贴出了一张大字报,然后大义凛然地被送到了学校保卫处。

俞江大学毕业后曾当过三年警察。一次喝多酒之后他讲了自己当警察的一个故事,猛烈殴打一个抢劫嫌犯后,转身出门潸然泪下。

这位出自基层派出所的彪形大汉后来成了北大法学院的学术精英,三年博士生期间他发表了二十多篇学术论文。我们那一级博士生中绝对是佼佼者。所以刚一毕业30岁的他就被华中科大聘为正教授。

和俞江真正相识是2000年5月24日,静园草坪静坐时刻。法学院博士生108位,同班同学很多不熟悉。5月,北大昌平校区一位一年级女生被杀害,同学祭奠,也表达对昌平校区的不满。校方阻挠祭奠。很快一个刑事案件发展为学生集会抗议。

静园草坪集会上,我发表了对事件的看法和对校方的批评。有人录像,同学们群起呐喊要把那人的摄像机砸了。我说,不怕录像,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坦荡的。

后来事件平稳结束,昌平校区成为历史。那次集会上我收到了俞江提醒我注意安全的字条。静园草坪之后法学院渐渐有了“三剑客”。我们三个一起讨论自由主义、新左派、法治、民主、传统、文化、语言、后现代等等。我的哲学启蒙,是在未名湖边的小酒馆。

我们设立了“小金库”。起先在小东门外一家四川菜馆吃水煮鱼喝二锅头谈学术。那里拆迁,搬到南门外的老虎洞。后来老虎洞也拆了,又搬到西门外老马家。不久,毕业前那个春天,老马家也拆了。我们只得混迹于以前最瞧不起的三角地菜馆。那里有个好处就是离未名湖近,每次喝酒到饭馆关门,去未名湖边继续争吵。

毕业前五月的一个深夜,大约凌晨一点,我们三个喝完酒骑车在未名湖边唱歌。突然一个男生冲过来,说有人要自杀。我们甩下车子冲过去。我跑在最前面,眼看着一个女孩跳进湖里,冲过去一把拽住她的胳膊。我们三个一起把她拉上岸。还好,湖水不深,只湿到了腰部。

来到俞江住的27楼。她换了衣服,慢慢聊天。男朋友在北大读研,她为爱情放弃稳定工作来到北京。工作不顺利,又经常吵架。这次吵完之后心灰意冷,想到自杀。

那天凌晨很骄傲地走在回寝室的路上。突然一个奇怪的想法:这三年,我在未名湖边的故事似乎圆满了。

千年之夜冰上狂欢一个声音呐喊自由富强的中国,与兄弟告别醉酒骑车门牙磕在石头上,深夜游泳被保安逮住,垂柳依依的春天祈祷一只小娃娃鱼幸福生活,围坐石舫上彻夜歌唱仰望清晨的彩虹……美丽的青春港湾,我曾经路过。这汪灵性之水是无数沉思的眼睛,天空一样丰美。

共同的神

2000春天,我第一次登陆“一塌糊涂”BBS。很多思考终于不必放在抽屉里了。网络时代,给了自由思想的空间。

我在“一塌糊涂”和“北大未名”BBS上的ID都是sunnypku,昵称是“自由中国”,签名档是“一生为一个梦想”。

在这里认识了monic、bridged、bambi、puccini等网友。我们都是网上著名的“右派”,与“左派”经常争论。

2001年9月11日晚,“一塌糊涂”上出现美国世贸大厦燃烧的照片。开始以为是恶作剧。那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此后十几年基于意识形态的冷战暂停,文明世界集中对付迫在眉睫的极端主义。

很多人叫好。欢呼张扬弱者的嗔恨,专制使一个民族表面自负内在卑弱。

我们联合声明,谴责恐怖袭击,呼吁珍重生命。我和很多人在网上激烈辩论,写了《致恐怖分子的喽啰们》,抨击欢呼者恐怖分子帮凶。

这世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命和角色。这是一些年后我才理解的。欢呼的人群背后是另一种价值观。不是简单的对错,而是问题的不同方面,不同的角色。所谓对错取决于条件,多数人的共识。

左派右派各自从不同角度看到了不同的世界,不同的问题,提出了不同的方案。不同时空中,条件变了,结果也会变。一些今天错误的未必永远不适人类社会。

布什和拉登各自坚守信仰。扮演各自的角色。这世间有正义,多数人的共识,各自为正义而奋斗,沉入角色悲欢。也在高处回望。什么都可能成为信仰,人类的信仰那么不同。化解文明冲突,不是一方消灭另一方。而是在更高处认识神,更宽广的道路。

毕业前我写了《论世界政府》和《我们共同的神》。这不是旁观者的学术探讨,而是一个行动者的人生方向。

《论世界政府》,人类未来新秩序。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人类需要超越国界的公共权力,包括民主决策机构,强力机关制止侵略,司法解决争端,环保机构保护环境,社保机构消除贫困。

世界政府不是崭新创造。上列机构已经以各种形式存在了,只是才萌芽。人类需要更明确的共识和主动,成长超越国家的公共权力。不是强大的专制政府,只是必要的公共权力。随着科技进步,经济一体化,中国民主化,我们正见证这一趋势。

《我们共同的神》,宗教感悟。一个夏日傍晚突然灵光闪现:所有宗教信的是同一个神。神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派遣使者传播福音,启迪智慧。使者是人,有人的局限。人们给神起了不同的名字,以为自己信奉的唯一正确,于是纷争不绝。

之后几年,我去书中寻找人类通往神的道路。找到了苏菲派,找到了巴哈伊。

这些都过去了。人类需要新的道路。至少不排斥各大宗教以及三百年来的科学进步。

人类一家。如古老先贤的梦想。这漫长的路分两段。先是美好中国。然后世界政府,新文明时代。

中国公民运动网
2020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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