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2月13日是我国首个国家公祭日,这个日子越来越近了。历史不能忘,有个人,也不能忘。她就是张纯如。

10年前的今天,她用一把手枪结束了自己年仅36岁的生命。消息传来,震惊了美国文坛和华人世界。但她用生命撰写的《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改变了西方世界长期遮蔽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的现状,让全世界都看到了“南京暴行”的真相。

今天,美国加州洛斯阿托斯市的“天堂之门”墓园,将奏响轻柔的音乐。张纯如的母亲张盈盈,将在那里和张纯如生前的亲朋好友,以及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的工作人员,举行一场长达1小时的纪念活动。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今天特意推出了《纪念张纯如女士逝世十周年特刊》,张盈盈获悉后,专门给博物馆馆长吴先斌来信,感谢南京城还有人记得她的女儿。

昨天,现代快报记者采访众多专家学者,再现张纯如1995年在南京的25天。

第一印象

“没有想到这位‘美国作家’这么年轻,简直就是一名大学生。”

说起张纯如,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孙宅巍长叹了一口气:“她到南京,是我第一个接待的,可惜啊!”

1995年6月,孙宅巍突然接到美国南伊利诺大学教授、南京大屠杀研究著名专家吴天威教授的来信,“吴教授说,最近有一位美籍华裔学者张纯如小姐要来南京调查日本在南京大屠杀的暴行,她准备用英文写作一本向西方公众介绍南京大屠杀真相的著作,请我给予协助。”

孙宅巍欣然允诺,分别约请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王卫星先生和江苏省行政学院杨夏鸣先生协助张纯如调查搜集资料,“王熟悉南京大屠杀史实,并能阅读日文资料;杨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

7月23日下午,张纯如来了,孙宅巍、王卫星和杨夏鸣如约来到其下榻的南京大学西苑宾馆,“当时第一印象是没有想到这位‘美国作家’这么年轻,简直就是一名大学生。”杨夏鸣说,张一口清脆流利的英语使他联想到口若悬河的美国电视主持人。

孙宅巍和王卫星表示,当年见到她时,她只有27岁,一头长长的黑发,一双大大的眼睛,身材高挑,充满了激情和活力,很健谈,能与我们用汉语作简单的交谈,基本不认识汉字。

她告诉他们,这次她由美国乘飞机飞到广州,又从广州坐火车来到南京。1937年时,她的外祖父就在南京做教师,曾经目睹了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后来在南京城陷前逃到了宜兴。一年前(1994年),她在美国加州的一个小镇上,见到了一个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展览,那些血淋淋的资料,唤起了她对祖辈在南京遭遇的记忆。她暗下决心,要将记录南京大屠杀的悲惨事实当作自己的一份历史责任。

艰难的寻访

每次采访完幸存者,张纯如都会给对方留下100元慰问金

张纯如在南京总共呆了25天左右。时间紧张,大家确定了分工:王卫星收集整理资料,杨夏鸣陪同张纯如采访幸存者,采访工作结束后,再进行翻译。

7月25日,来到南京的第三天,张纯如便与杨夏鸣、孙宅巍、段月萍(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前馆长)前往当年的屠杀现场。“首先去的是挹江门附近绣球公园内的纪念碑,接着是中山码头,然后是煤炭港,再下面是草鞋峡,然后是燕子矶、东郊丛葬地,最后是中华门外的普德寺。”

让杨夏鸣动容的是,每到一地,张纯如都用摄像机拍下纪念碑的碑文,和周围的环境。“在燕子矶,她将镜头对准了山下的破旧房屋,然后又拉到远处林立的冒着黑烟的烟囱,接着是江水、江中航行的船只和遥远朦胧的长江对岸,仿佛是再现当年那些试图渡江的中国士兵的逃亡路径及遥不可及、难以到达的希望彼岸。”

7月26日,杨夏鸣又单独陪她去了鸡鸣寺、南京师范大学校园和中华门城堡。在中华门的城门上,她拍摄了附近低矮破旧的棚户区,也将镜头拉向闹市区的高楼大厦。这些后来都出现在她的书中。

在接下来的4天中,张纯如开始寻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例如唐顺山、夏淑琴、潘开明、陈德贵、侯占清、李秀英、刘芳华等。

唐顺山是张纯如采访的第一位幸存者,也是唯一一位到张的住处接受采访的次,所以采访的程序也与其他人有所不同。

“张纯如首先要唐顺山声明允许她在书中使用采访谈话内容。然后要他简述个人自传,我把它通俗地翻译成叫什么名、多大年龄、住在哪里等等,接着请他讲述个人在南京大屠杀中的经历。”

整个采访过程花了近两个小时,这是采访幸存者花费时间最长的一次。

王卫星发现,“到幸存者家里采访时,很多人家境贫寒,生活在棚户区,张纯如心里很难过,每次都给点钱。”这一点在杨夏鸣那里也得到证实,他说,每次采访完幸存者,张纯如都会给对方留下100元钱,这在1995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认真和严谨

高烧38度不休息,为一个词要反复推敲半天

张纯如曾经是《芝加哥论坛报》记者,也许是职业的关系,她的采访客观、真实。

当时,为了张纯如工作方便,杨夏鸣的夫人特意在南大科研楼借了一间空调房和一台多制式电视机。当她采访回来后,就在这里播放采访时拍摄的幸存者证言,然后由杨夏鸣将录像内容口译成英文,张纯如再输入到笔记本电脑中。“为了忠实于原文,他们常常就一个词反复推敲,直到双方满意。”王卫星说,那段时间,张纯如患了感冒,体温超过38度,但她为了争取时间,休息了半天,就继续采访幸存者。

王卫星回忆说,那时大家常常工作到夜里十一二点,王卫星便会把张纯如送回北京西路的西苑宾馆,那时宾馆已经关门了,王卫星就帮张纯如把大门拉开一个小缝,张纯如这才进得去。

“张纯如非常严谨,来南京前,她在美国档案馆、图书馆、私人资料馆里收集了部分南京大屠杀的资料,一天的工作结束后回到宾馆,她还要将中文资料与她的英文资料做比对,如果发现不一致,她便记录下来,第二天来问我。”王卫星说,有一次,在翻译完李秀英、夏淑琴的采访录像过后,张纯如高兴地说,她们的证词同约翰·马吉、麦卡伦等传教士50多年前在各自日记里描述的完全吻合,这说明他们的日记是真实、可信的。

对于张纯如的严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也点赞。

他告诉现代快报记者,为了支持她调查,朱成山不仅赠送给她全套的馆藏资料,还给她提出了很多参考建议,朱成山开了一长串的采访名单,如去日本一桥大学走访古文研究会专家藤原影、吉田裕教授,去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查找资料,去德国追踪当年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主席拉贝先生的足迹等。“我一开始认为,这些地方一个女孩是不可能全部访到的。想不到,她真的一一去了那些地方,而且还找到了许多一手资料。”朱成山对此感慨万分。

旧金山的怒吼

研讨会上怒斥日本右翼势力,曾想学法律为幸存者打官司

朱成山再次见到张纯如,是在美国旧金山,距离二人初次见面已过去了6年,张纯如从一个柔弱的女孩子变成了敏锐、坚毅的斗士。

在名为“强奸南京——反制日美两国纪念《旧金山和约》50周年纪念活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张纯如第一个登台发言。她的15分钟演讲,博得了长时间的掌声,但也遭到别有用心的日本人的憎恨。

当场有两位日本人站起来向张纯如发难,蛮横提出了所谓的“疑问”,张纯如立即据理驳斥,批得两个日本人语无伦次。到会的许多专家学者也站在张的一边,批驳日本人。两个日本人掏出手帕连连擦脑门上的热汗,最后,夹着包灰溜溜地逃离了会场。

在王卫星的记忆中,张纯如爱憎分明、极富同情心,具有强烈正义感。“当我讲述南京同胞在大屠杀中所受到的非人折磨和悲惨遭遇时,她有时不得不停下正在打字的双手,以稳定情绪。”

杨夏鸣说,在一次采访回来的路上,张纯如郑重地对他说,等到这本书写完出版后,她将去学法律,将来代表幸存者与日本打官司以得到日方的赔偿。

她认为由日本人代理他们打官司显然不妥,而西方人也不会全心全意地代理打官司。因此必须由她这样的人站出来,为他们奔走呐喊。

“有一次闲聊中,我们谈论到社会公平问题,当时张纯如认为社会的进步有赖于个人奋斗,而我则认为人的能力天生就有差异,有些人很难完全依靠自己改变命运,现在我突然感到自己仅仅是只会坐而论道,作为一名南京人对发生在自己城市的历史事件不了解,对其幸存者的疾苦不闻不问是一种耻辱。”

杨夏鸣认为,他现在从事南京大屠杀研究,就是源于与张纯如这次闲聊中收获的感动。

诀别

杨夏鸣因为感冒没能给张纯如送行,而这一别,竟成诀别

近一个月的朝夕相处,张纯如和杨夏鸣家人结下深厚的友谊。杨夏鸣说,1995年,一般家庭还没有空调,他的女儿当时也在科研楼避暑。“我女儿从小就喜欢看书,张纯如很喜欢她,为她偷拍了不少看书的镜头。”

杨夏鸣说,张纯如还曾在他家里弹过钢琴,“她认为根据她自己的成长经历,培养孩子的演讲能力是第一重要的,并建议我们找这方面的家教专门辅导女儿。”

张纯如逝世十周年了,让杨夏鸣遗憾的是,送她离开的那一天,自己没有送到机场,而这一别,竟成诀别。

“1995年8月中旬的一天,我送她上出租车去机场,原本打算送她到机场,但当天我突然感冒,担心传染给她,就没有送。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次分手竟然成了永别,不能不叹息人生的无常。2003年底我去美国国家档案馆做研究,在此前的联系中,她表示她也可能要去,但后来因故未能成行。”

2000年3月上旬,孙宅巍应邀赴旧金山出席“第六届中日关系国际学术讨论会”,与张纯如再次在大洋彼岸见面。

那时的张纯如由于《南京暴行》的问世与热销,已成为国际名人。“我告诉她,中国大陆的众多报刊报道了英文版《南京暴行》在北美热销,人们都称赞她是一名‘勇敢的斗士’。她很高兴地说‘我所取得的成就,都离不开你和许多中国朋友的热心帮助’。这是我们之间的最后一次见面。”

朱成山共见过张纯如四次,最后一次是在旧金山。

正是在张纯如等人的坚持推动下,美国人逐渐认识和接受了“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

2001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得到了在美国旧金山举办“永不忘却——南京大屠杀暴行史实展”的机会。

朱成山给张纯如打电话,约请她出席。“当晚在旧金山圣马利诺大教堂,包括美国五大宗教领袖在内的近3000名美国人与我们一起为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祈祷,为世界和平祈祷,教堂内凝重、肃穆的气氛令人泪下。一名摄影师捕捉到了张纯如在祈祷仪式上泪光闪动的镜头。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朱成山说。

快报连线

张盈盈:纯如所做的仅仅是开始

昨天,现代快报记者辗转联系到张盈盈时,这位74岁的老人语气平和,“纯如已经去世10年了,希望大家不要太沉痛,我们希望她永远活在大家的心中,并用她保存下来的记忆告诉南京、乃至中国的年轻一代,她曾经做过什么,也希望大家对真相的维护能够一直做下去。”同时,她呼吁能及时将南京大屠杀的研究推出多语言版本,否则西方国家还是不知道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

纯如的调查研究仅仅是开始

张盈盈说,当年,她女儿对于南京大屠杀的调查研究仅仅是开始,现在,日本还没有正式地赔偿和道歉,美国的华人也一直在努力,希望这段历史能被更多的人铭记。

《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在美国的出版一度引起轰动,而她的研究后来又为更多的学者研究南京大屠杀提供了线索,例如,现在已经译成中文出版的《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也是她在耶鲁大学的资料馆中查找在华教会原始史料时发现的,她还经人牵线找到了拉贝的外孙女赖因哈特夫人。

“如今,她已经离开我们10周年了,虽然她那么年轻就英年早逝,但是她短暂的一生做了这么多事,我们也很为她高兴。现在,我们纪念她曾经做过的事情,是希望能让南京大屠杀的研究永远传承下去,为维护历史真相而共同努力。”

影像资料一份在美国,一份在南京

1940年出生的张盈盈,记忆中小时候“天天跑警报”,她的父亲,也会经常讲述中国8年抗战的艰辛与苦难,以及家人从南京逃到重庆途中的流离失所。这些经历,后来成为张纯如投身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启蒙。

“在南京时,她在看了南京大屠杀的现场后,曾给我打来电话,那些被虐杀的亡魂的遗址,对她冲击很大。”张盈盈说,这些经历,在张纯如回到美国后,在她跟亲朋好友和美国记者的交流中屡屡提及。

而当年的影像资料,在今天看来极为珍贵,“当时她采访的十几个幸存者,如今只有夏淑琴在世了。”张盈盈说,当年,张纯如在南京拍摄的影像资料,现在已经被她和家人捐赠给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而影片的复制本,经由杨夏鸣之手,现在保存在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

呼吁大屠杀研究及时推出多语言版本

张纯如逝世后,张盈盈也以多种方式延续女儿生前的未竟之志。张盈盈说,2006年3月28日,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在美国加州宣布设立“张纯如纪念基金”及征文、口述历史等多项活动计划,以推动更多青少年和社会各界人士继承、发扬张纯如的遗志和精神,参与、支持抗战史实的维护。

“现在,世界史维会每年暑假都会选派美国和加拿大教师,组团去南京、哈尔滨、义乌、昆明等地分别考察南京大屠杀、慰安妇、细菌战的历史,让这些中学、大学老师了解这段历史。”张盈盈说,每年的12月13日,他们都会在当地举行纪念活动,通过图片展、演讲、放映电影等方式,让更多人了解历史真相。

不过,让张盈盈欣慰的是,现在,加拿大多伦多和温哥华已经将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亚洲二战史纳入中学教科书内。

当年,经由张纯如的努力,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在西方国家渐为人知。但在张盈盈看来,这还远远不够,“现在我们整理研究的档案资料很多,但很可惜几乎都是中文,如果有好的发现,就要翻译成多种语言,否则西方国家还是不知道这里发生过什么。”

张盈盈说,长期以来,日本跟美国的大学、中学都有很密切的往来,“他们在学校捐献奖学金,宣扬自己是二战被原子弹轰炸的受害者,但至于为何被轰炸,闭口不谈,这样黑白就颠倒了。”她建议,如果有机会,中国应该多开展与其他语言国家的交流,而不是由日本人来定义、淡化、扭曲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侵略。

记者手记

遥祭天堂之门

纯如安息

2007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70周年祭,我曾肩负报社的采访任务,赴美国探寻南京大屠杀的世界记忆。

岁月无声流逝,历史却从未走远。

从美国国家档案馆、纽约公共图书馆、再到耶鲁大学图书馆……在海量的战后解密的史料中,“南京大屠杀”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关注度,吸引着西方乃至世界学者的目光。然而,真正让这段历史走向更为广泛的西方社会,让更普通的社会公众知晓并熟悉的,除了《拉贝日记》、电影《南京》,还有张纯如的《南京暴行》,尤其是后者,久居畅销书排行榜。当我走进美国街头的书店,尽管当时离这本书初版已经10年、离张纯如去世也已3年,它仍然摆在书架上的显眼位置。

在我走访多位历史学者、研究者,以及社会活动家时,也几乎都有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那就是“Iris Chang”(张纯如)。他们的脑海中,这个清秀的姑娘看起来很柔弱,却有着无比坚韧的信念,为了写作《南京暴行》,曾经一次一次向他们请教,有时会为了一个细节讨论很久……而她的离世,又是那么的决绝,让所有熟悉她、尊敬她、爱她的人,深深地心痛。

在结束美国的采访前,我特地留出时间,前往加州洛斯盖多,到张纯如的墓前拜祭。她就长眠在那里景色最美的一片青山里,墓园的名字叫做“天堂之门”(Gate of Heaven)。墓碑上的照片,张纯如笑意盈盈。碑上用中英文分别刻了她的名字:张纯如、Iris Chang.在名字的下方,镌刻着这样一段话:“挚爱的妻和母亲,作家和历史学家,人权斗士。”

怀着深深的敬意,我在墓前献上了一束鲜花,带去的,还有遥远的南京人的致意与问候。

让我记忆深刻的,是墓园义工告诉我的话:安息在这里的姑娘,经常有并不相识的人,来到她的墓前献上鲜花……

纯如,从未被忘记。又多年过去,我相信,这一刻她的墓前,依旧是鲜花环抱,温馨、静谧。

2014年11月10日

文章来源:现代快报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