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茨基与列宁之争（七）
考茨基在《无产阶级专政》一文最后部分中指出: “布尔什维克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曾经使他们影响的无产者诸阶层满怀着对马克思主义的热爱。然而他们的专政是违反马克思的这一学说的: 即任何国家的人民都不能超越或者用法令来取消那些自然的发展阶段。针对这一点，他们从哪里能找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根据呢？
“在这里，人们正好记起了马克思在1875年在一封信里用过一次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他当时只是想用它来表明一种政治状态，而不是表明一种政体。现在这个词忽然被用来表明政体，而且恰恰被用来表明随着苏维埃统治而出现的那种政体。
“但是，马克思并没有说过在某种情况下能出现无产阶级专政; 他把无产阶级专政这种状态称为向社会主义过渡所不可避免的状态。当然，他几乎同时说明，在像英国和美国这样的国家里，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是可能的，然而这只有在民主的基础上，不是在专政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因此他也就从而自己表明，他所说的专政并不意味着取消民主。专政的拥护者却并不因此而感到不知所措。因为马克思有一次说过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他们就声称，苏维埃是。宪法、剥夺苏维埃敌人的权利是已被马克思本人承认为一种与无产阶级的性质相适应并且与无产阶级统治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的政体。作为这样一种政体，它的存在就必须与无产阶级本身的存在同样长久，要一直存在到社会主义普遍实现并且一切阶级差别也都随之而消灭为止。这样，专政似乎就不是在局势一平静时就应该重新让位给民主的一种暂时的权宜状态，而是我们必须对其较长期的存在有所准备的一种状态。
“根据这种解释，(布尔什维克提出的) ‘社会主义革命提纲’ 第九、十两项中说:
‘九、…… ‘重要的是要指出下列这一点: 即这里所说的并不是按专政这个词的狭义来理解的暂时现象，而是整整一个历史时期内的国家形式。
‘十、……在各种文字中，专政这个词的含义不是别的，就是暴力制度。这里，重要的是暴力的阶级内容。这从而就阐明了革命的暴力在历史上的正确性。同样十分明显的是: 革命的形势愈困难，专政就必须愈严厉。’
“由此也就表明，专政的政体不仅应该是长期的，而且应该在一切国家都出现。……”
“目前，无论何处都还找不到一种完美的民主制度; 我们无论在哪里都还必须力求改革和改进。……正在这种斗争的过程中，最激进的斗士站起来向敌人喊道: 我们关于保护少数派、保护反对派的要求，只有当我们自己还是少数派、还是反对派的时候才需要。一旦我们成了多数派，获得了政权，我们第一个行动是从你们身上剥夺掉我们以前为自己所要求的那一切:选举权、出版自由、结社自由等等。
“社会主义革命提纲毫不加掩饰地讲到了这一点:
‘十七、从前关于民主共和国以及关于普遍自由(就是说也给资产阶级以自由)的要求在业已过去的那个阶段里，即准备和积聚力量的阶段里，是正确的。……
‘十八、现在则已进入直接打击资本、直接推翻和摧毁帝国主义强盗国家、直接压制资产阶级的阶段。因此，绝对清楚的是: 在现阶段里，在原则上保障普遍自由(这就是说也给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以自由)，不仅是多余的，而且会起完全有害的作用。
‘十九、这一点也适用于对待那些社会叛徒的刊物和领导组织。……它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因此也必须用相应的办法来对付它们。
‘二十、至于工人阶级和贫农，他们都享有充分的自由。’
“他们果真享有充分的自由吗？
“ ‘社会叛徒’ 毕竟也是无产者和社会主义者，但是他们当了反对派，因此他们也就像资产阶级反对派一样地被剥夺了一切权利。但是，在资产阶级政府想用这种办法来对待反对派的地方，我们岂不一定要对之表示极度愤慨并且竭尽全力来对它进行斗争么？
“当然，我们必须这样做; 然而如果那个资产阶级政府能指出像上述言论那样的社会主义言论及相应的实践，那我们就会啼笑皆非。”
“无可否认，提纲的拟定者是比较诚实的，至于他们是否比较聪明，那却是值得怀疑的。如果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公开宣布，他们今天所争取的民主，在他们一旦取得胜利后就予以抛弃，那么人们对他们的智慧将会作何估计呢？人们会认为，他们要把他们的民主原则倒过来变成相反的东西; 或者认为，他们根本就没有任何民主原则; 或者认为，对他们来说，民主不过是他们用以夺取政权的一个梯子而已，一旦他们攀登到政权的高处，他们就不再需要这个梯子而把它一脚踢开; 一言以蔽之，他们是革命的机会主义者。
“即使对俄国革命者来说，下述的做法也是一种缺乏远见的眼前政策: 如果俄国的革命者为了保持政权而采取专政的方法，不是为了去拯救已受到威胁的民主，而是为了反对民主以保全自己。但是这种做法是可以理解的。
“相反，如果还没有掌握政权的、更确切些说目前还只是弱小反对派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也接受这种理论，那就不可理解了。这些人不但不把专政和剥夺广大人民群众权利的方法看成我们应该一般地予以谴责的东西，或者看成充其量也只能理解为俄国那种非常例外情况下的产物，反而竟然把这种方法赞扬为一种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也应该力求实现的状态。
“这种论调不仅彻头彻尾是错误的。它是危害极大的，如果这种论调被普遍接受，就会使我们党的宣传力量陷于极度的瘫痪。因为除了一小撮宗派主义狂热分子之外，整个德国无产阶级，正如整个国际无产阶级一样，都是拥护普遍民主原则的。无产阶级将愤怒驳斥这样的想法: 即无产阶级的统治将以形成一个新的特权阶级和形成一个新的被剥夺了权利的阶级开始。无产阶级将驳斥任何这样的想法:即无产阶级关于全体人民享有普遍权利的要求含有一种思想上的保留，实际上只是为了替自己争取特权。无产阶级同样也会驳斥这种可笑的过分要求: 即无产阶级自己在今天就庄严宣称，它的民主要求不过是谎言而已。
“在俄国，作为政体的专政，正像以前的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那样，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理解还不等于认可，我们像反对无政府主义那样坚决反对专政。专政并没有证明是一个在与大多数人民相对立的情况下在一个国家里取得政权的社会主义政党赖以确保其政权的一种手段; 专政只能证明是这样一种手段: 它向一个社会主义政党提出了许多它所力不胜任的任务，使它为了解决这些任务而弄得筋疲力尽和狼狈不堪。这时，专政很容易会损害社会主义思想本身的威信，它不是促进，而是阻碍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
“……如果能够及时地用民主来代替专政，那么革命的主要成就还能得到挽救。”
考茨基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使我大开眼界，我惊奇地了解到马克思信徒的歧见是如此相左，使人觉得一根藤上怎么会结不同的两种瓜呢？其实，任何学说和宗教信仰一样，信徒对其教义的理解产生歧见应该是正常的现象。法国研究马克思主义的 一位学者统计，尽管马克思在他的浩瀚著作中，“无产阶级专政” 这个词只出现过11次，但他对无产阶级专政还是相当重视的。他在1852年3月5日写给魏德迈的信中阐述了他对阶级和阶级斗争在历史上的作用的理解并得出新的结论，即: “(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 (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 (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这是马克思第一次使用 “无产阶级专政” 这一概念。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说法，这一概念包括两个内容: 一、马克思设想无产阶级革命将首先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那时，无产阶级将是多数，无产阶级专政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二、无产阶级专政只是过渡时期为了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才实行的。
因此，在考茨基看来，在俄国这个农民占多数的落后国家，无产阶级不是多数，因此在俄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并非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而且在俄国十月革命后，列宁把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布尔什维克整个执政时期的制度长期地固定下来，也不符合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仅仅是过渡时期短期间所需要的说法。
更加令考茨基等第二国际领导人不能容忍的是列宁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极端理解:
一、 “无产阶级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获得和维持的、不受法律限制的政权。”
二、 “专政是由组织在苏维埃中的无产阶级来实现的，而无产阶级是由布尔什维克党来领导的。” “专政……这个政权不承认任何其他的政权”。“当有人责备我们是一党专政，……我们就说: 是的，我们是一党专政！”
三、“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比较稳固的集团来主持的;而这个集团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组成的……因此，把群众专政和领袖专政根本地对立起来，实在是荒唐和愚蠢得可笑。”
四、“个人独裁成为革命阶级专政的表现者、代表者和执行者。” “怎样才能保证意志有最严格的统一呢？这只有使成百上千人的意志服从于一个人的意志。”
这就是从列宁本人的言论中得出的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 无产阶级专政=一党专政=领袖专政=个人独裁。
至于如何专政？列宁回答说: “专政的科学概念，无非是不受限制的、绝对不受任何法律或规章拘束而直接凭借暴力的政权。”
这个方程式足以代表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千言万语，它也正是列宁主义的灵魂、布尔什维克的建党原则。列宁既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从考茨基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中，可以得出结论，他的见解、观点虽然并非句句是真理，但其论据和对于许多具体问题的分析、论断绝大多数是中肯而令人可以接受的。以后的历史事实也证实了，如果没有第二国际领袖考茨基等人这股力量的存在，西欧社会民主主义就不会发展壮大，人类悲剧的舞台就会比现在更加广大。
在无产阶级专政与民主、国家与革命问题上，列宁常常出现前后矛盾、言行不一的地方。路易斯.费希尔在《列宁的一生》中对此现象多有涉及，这里就国家与革命问题摘录几段:
……列宁指出: “马克思是主张集中制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联邦制。但是列宁认为，集中制应当是自愿的，而不是像庸人们认为的那样，“以为集中制只能从上面、只能由官吏和军阀强迫实行和维持的东西”。
列宁在革命前就坚决反对 “强制”。他在1914年1月18日的《无产阶级真理报》上猛烈地抨击了俄国的 “自由派” 和 “反对派”，因为他们主张在异族儿童的学校里用强制的办法讲授俄语。他说: “……我们当然赞成每个俄国居民都有机会学习伟大的俄罗斯语言。我们不赞成的只有一点，那就是强制的成分。我们不赞成用棍棒把人赶进天堂。”
在列宁以后的年代里，特别是在斯大林以后的年代里，列宁的每一句名言都被人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加以引用，而这几句话不知什么原因却一直没有受到人们的注意。是由于不存在使用棍棒的现象吗？是由于不存在进行强制的情况吗？是由于实行了自愿的集中制吗？如果不使用棍棒，如果没有最坏的 “强制的成分”，那么在经济、文化和政治方面能够实行几项苏维埃的措施呢？如果集中制像列宁要求的那样，是建立在彻底消灭了集中的国家机关——军队、警察和官僚这一基础之上，那么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 或者是整个苏联作为一个集中的国家能够存在几天呢？
……苏联即使在现在，在经过了几十年之后的今天，也仍然是一个违反马克思主义原则的联邦国家。实际上存在着一个不可分的俄国，存在着一个拥有庞大官僚机构(这个官僚机构由中央管理)的、使用强制方法的统一国家，即共产主义的寡头政权。
共产主义制度残酷性的真正历史恐怕证明不了列宁如下的一些响亮话语是正确的: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消灭国家，也就是消灭任何有组织有系统的暴力，消灭任何加在人们头上的暴力。我们并不期待一个不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的社会制度。但是，我们在向往社会主义的同时深信: 社会主义将发展为共产主义，而对人们使用暴力，使一个人服从另一个人、使一部分居民服从另一部分居民的任何必要也将随之消灭，因为人们将习惯于遵守公共生活的起码规则，而不需要暴力和服从。”
列宁接着说: “为了强调这个习惯的因素，恩格斯就说到了新的一代，他们是 ‘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能够把这全部国家废物完全抛掉’，——这里所谓国家是指任何一种国家，其中也包括民主共和制的国家。”
苏联已经培养出了几个新的一代了。他们并没有习惯在不使用暴力的情况下生活。相反，他们习惯生活在强制和压迫的气氛中——在实行斯大林的杀人制度时期，他们在国内是处于这种情况下；在斯大林死后，他们无论在国内或国外仍处于这种情况下。在很多国家里，权力是靠强迫手段来支持的，在共产主义的世界里尤其如此。俄国的统治者们不仅自己已经习惯于使用强制的方法，而且还使自己的臣民们习惯于接受强制的方法。虽然《国家与革命》一书依然作为一部圣经在为人们阅读，但这部书中所阐述的原则同共产主义的实际之间却存在着十万八千里的距离。
列宁是否嘲笑了自己呢？他是否讥笑了写出《国家与革命》一书的那个空想家呢？……
……
再到后来，列宁整整走了一圈，来了个辩证的否定的否定，抛弃了自己的国家消亡理论。这个情况十分凑巧地发生于1920年3月6日在莫斯科苏维埃庆祝第三国际成立一周年大会上，列宁向集合在那里的CP们说: “再像过去那样提出国家问题是不行了，……国家问题现在有了新的提法。……必须有中央政权、专政和统一意志……再来反对这种必要性……已经不行了。”
革命嘲笑了《国家与革命》这本书……现实生活消灭了漂亮的理论。死亡的不是国家，而是《国家与革命》这本书。
列宁从历史上知道，在俄国，人民和国家是隔离的，互相敌对的，互不合作的。因此在人民看来，国家是一种绝对的、无法医治的祸害。但是列宁在执政后，不得不服从历史。尽管他做了种种尝试，想赢得人民的支持，但是他所建立的党的国家也和君主制的国家一样，就其本身性质来说，成了一种异己的力量，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正因为如此，所以这种力量就一定得建立在强制服从的基础上。
这最后一句话讲到要害点子上了。考茨基与列宁在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之所以发生争论，关键一点就是: 社会主义政党为人民谋利益，是用专横强制的还是用民主自由的方法？难道为人民服务需要用血腥残忍的手段吗？大家不妨回顾一下: 从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死于无产阶级专政下有多少人？死于资产阶级专政下有多少人？(战争除外)
(续完)
苏联政治笑话(17)
勃列日涅夫有一天晚上出去散步，在路上碰到一个高大强壮的幽灵。勃列日涅夫问: “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大呀？” 幽灵回答: “我是彼得大帝时代的人。”
勃列日涅夫继续向前走，又遇到一个幽灵，长得比前一个要瘦小。勃列日涅夫问道: “你怎么长得这么瘦小呀？” 幽灵回答说: “我是叶卡杰琳娜女皇时代的人。”
过了一会儿，迎面又来了一个人，面容枯槁憔悴，形同饿鬼。勃列日涅夫急忙问: “喂，你这个幽灵，是不是沙皇尼古拉时代的人？” 那人没好气地说: “去你妈的！我是刚下夜班回家的。”
荀路 2018年11月初稿
2020年4月28日修订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