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媒体披露，北京维权人士倪玉兰夫妇被软禁在北京一出租屋内，无法外出购买食物而几日挨饿，而11月10日倪玉兰丈夫董继勤遭到三名便衣殴打受伤，也无法到医院就医。对于倪玉兰夫妇来说，遭到警方暴力袭击已不是第一次。早在2002年4月27日上午，倪玉兰因拍摄北京西城区新街口大街四条55号强拆现场，而被警察拉到新街口派出所殴打，致其“大小便失禁、多次昏迷”； 2008年4月15日，因倪玉兰家西城区前章胡同19号面临强拆，倪玉兰前往欲阻止而又遭殴打，后被警察“塞进汽车后备箱中，拉到新街口派出所，关押在小黑屋内”，并再遭到“多次刑讯、毒打”。最后导致倪玉兰下肢瘫痪而无法行走。
倪玉兰作为一个北京的人权律师，竟然遭到如此暴力对待，终至残疾而只能靠轮椅度日，然而那些屡屡施暴的警员居然没有受到追究，甚至还成为先进工作者。这种肆意对执法对像滥用暴力而不被追究的行径，多年来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一种常态，从不断爆出的各地征地事件，上访群体被截访事件，维权人士、异议人士被非法控制事件等等，都充斥着暴力与血腥可见一斑。这种警方在所谓的行使公权中公然滥施暴力，是典型的以拳头代替法槌，警权侵害人权，是与依法治国格格不入的。
导致中国警权暴力泛滥的原因固然很多，但中国制度性对警权设置的倚重，使警权凌驾于检察与法院之上，是其中很重要的因素。长期以来，我国在公安、检察与法院设置中存在严重背离法治原则的现象，公然将属于行政的执法前沿机构──公安系统凌驾于法院与检察院之上，出现各地的公安局长一度身兼主管司法的政法委书记，成为各级党政领导的核心成员，地位高过法院与检察院领导，来统一协调各种案件处理。在这样的机构设置下，警权严重越界，常常出现警方定案，检察与法院遵照公安要求走程序的情况。这样警权不受限制，警方办案难受监督，警权自然出现膨涨，以致蛮横与暴虐就成为社会的一种常态。多年来，全国各地屡屡发生警察暴力事件，甚至出现枪杀无辜平民恶性情况，正是这种肆无忌惮的警权的本质反映。
同时，长期来阶级斗争宣教与维稳至上政策，也使警方在充当了权力维护的核心角色的时候，淡化甚至完全无视了律法的规则，以致警察行使权力时的严重违法侵权成为中国多年来养成的大患，成为不断制造社会冲突、激化社会矛盾的肇因。这种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与阶级专政意识的根深蒂固，与现代法治精神相背离，是抛开法制闹革命意识的变种与延续。当公安系统抛开法律条规，广泛采取超越法制程序的“黑监狱”、“法教班”、“强制旅游”、软禁、监控等等手段时，绑架、殴打就自然成为了警方的家常便饭。所以，“维稳”旗号与阶级专政意识是直接导致警权不受限制，背离法治精神的又一原因。
再者，多年来警察队伍法制教育淡漠，队伍成员素质低下，各种关系户、军转人员甚至流氓亡命之徒充斥其间，成为公检法司中法制意识最差的部门，然而权力者公然眷顾那些无法无天之辈，纵容他们为恶违法行径，以使警力更好成为权力工具，如此自然致使警察队伍各种恶性违法侵权事件频发，各种暴力现象泛滥。
倪玉兰作为一个人权律师，居然一再遭到暴力殴打，并且反过来一再还被以“袭警”或“寻衅滋事”等罪名判刑，从一个侧面力证着中国警权的霸道与法律的困境。
中共四中全会专门研究“依法治国”问题，并且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然而，在首都北京，可谓天子脚下，居然仍发生这种公然无视法制、侵害人权的恶性事件，并且施暴者全然得不到任何追究，揭示着今日中国仍然是警察的拳头大过法院的法槌的现实，见证着中国法治仍然停留于纸面的决议之上的窘境。
中国今天要想真正落实依法治国，必须首先严格依法治警。如果作为执法最前沿的警力，都得不到律法的约束，那么公权力滥权越界就不会受到限制，权力就无法关入制度的笼子里，公民权利就无法得到保障，法治社会就只能是一场空谈。而为了有效约制警权，就必需打破现在违背现代法治原则的公检法机构设置，将警权安置于行政权之内，实现行政、执法与立法权的分离与各自独立，使警权受到司法与立法权力的限制；消除公权力充当阶级专政工具的意识，扭转维稳压倒一切的方针，深刻认识与坚定公平正义是社会法制的核心价值与追求，也是社会稳定的根基的理念；清理警察执法队伍，将那些法制意识淡漠，法治信念不坚定，素质低下的害群之马坚决清除出去，并依法追究那些暴力侵权之徒的刑事责任，以提高警察队伍的整体法治水平。
中国今天要真正使法治深入人心，依法治警就是当务之急。而依法治警，进而使警察能够做到依法行权，才能开启依法治国。所以，当下惩治那些殴打倪玉兰等的暴力执法之徒，将警权首先关入制度的笼子里，改变那种以拳头代替法槌的违法行径，就具有能否真正落实依法治国的指标性意义。
来源：东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