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信息，就没有社会。对于人类来说，公民社会之所以优于臣民社会，是因它使生活于其中的人们拥有了信息权利。信息权利也是自由权利之一种。该种权利又可分为：（一）对统治体系信息合法且自然的获取，包括媒体传播出来的统治体系信息；（二）公民之间自由的信息交流，进一步推导出现代社会的理性交往原则；（三）公民对任何可能获取到又自认为重要的信息做出评论，可以公开发表也可以小范围交流；（四）公民在社区生活当中拥有最一般的信息共享，从而促进利益互惠。即便是在当今网络时代，公民社会与信息权利的关系也仍然如此，而网络的出现又推助了此四种权利的组合与融合使用。私人情报学对于个人生活质量十分有用，而作为一项极具政治学含义（含量）的新兴学问，对公民社会暨自由权利的同盟性更重要。网络时代的开启暨前网络时代的结束让民间社会具有了超越条件，从而可以创建出非传统路径而成的公民社会。
“民主转型与培育公民社会”征文
引言：粗略的时间分界
从信息学的角度看，中国已经进入网络时代，个人计算机的使用量与网络用户登记量均居世界经一。不过，从经济学意义上讲，信息的拥有量与利用质量特别是利用所产生的效用及利润不是一回事，仍需严格区分。仅就个体生活质量而论，信息质量暨把握能力仍是关键性因素。限于较为狭义的信息理解，即如今日人们将信息与网络通俗化等同之际，应当大体理解「前网络时代」的含义。
依时间分段来论，我个人认为是上世纪末与本世纪初那么一个粗略的时间段。当然，如此分段首先基于网站政治作用，而后是为「私人情报学」概做个案（实证）铺垫。比如说，二〇〇零年五月二十二日，《小参考》网刊曾称：「如果綦彦臣被判刑的话，他将是中国第一个由于在网络上写文章而被判刑的作家。」【注一】该年初，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发表报告对上年的该政治案件也做了评价:「Dissident use of the Internet has provoked stern reactions from the state. Free-lance writer Qi Yanchen, for example ,was arrested in September after he posted excerpts of unpublished book, The Collapse of China, online.」【注二】无意夸耀个人异议抉择而是以此事件为分界线，说明存在一个「前网络时代」。在那个时代里，纸媒作为信息载体，传播权力基本上控制在正统的社会权力体系，尽管「非法出版物」也存在，毕竟它仍属精英阅读而少有大众分享意义。关于后一点，本文下篇将有涉及，此处不再展开。很简单：一九九九年与二〇〇〇年，可在时间长轴上被视为前网络时代与（当今）网络时代的粗条分界线。
一、信息有形：社会功能无处不在
尽管今日「网络」已被通俗地指代了「信息」，但社会与信息的关系仍是重大命题。没有信息不可能有社会，就是在非人类动群体（如蚂蚁社会），信息仍然是社会的共生因素。社会与信息之不可分相当于一杯啤酒在杯里，若非倒过来看杯底，啤酒将被自然倒掉，除非这个过程是超级魔术。人们固然可以把杯子与啤酒分做两个元素，但任何一个思维正常的人看到专用啤酒杯，必然会联想到啤酒「已在」的情形。在这个形象的比喻里面，社会可以被想象成杯子，信息可以被想象成啤酒。信息与社会关系如此，并不意味着否定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现代政治概念「信息社会」。而广义地说，即便是最专制的社会也是信息社会，否则，不仅专制权力体系的命令无法传达，就是服从者也得不到信息的倍增解释，不会有效率地服从于统治权力。
统治信息会发生巨大的外溢，其情形也林林总总。按时间顺序来论，公元前十四世纪约瑟（前一二五〇年之前【注三】）为埃及法老解梦【注四】与公元前十二世纪的姬昌（西伯侯，前一一四〇年【注五】）占卜而得吕望（师尚父），都是统治集团信息外溢的事件。前者成为希伯来文明的宗教因素，后者构成中华文明古典时期的历史书写文本因素。臣民社会属于广义信息社会的特征还有独特的反抗手段，即利用有谶言性质的谣言来颠覆统治的合法性。以历史学的角度看，它是无权者的权力。公民社会比臣民社会进步，其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公民拥有信息权利。该种权利又可分为：（一）对统治体系信息合法且自然的获取，包括媒体传播出来的统治体系信息；（二）公民之间自由的信息交流，进一步推导出现代社会的理性交往原则；（三）公民对任何可能获取到又自认为重要的信息做出评论，可以公开发表也可以小范围交流；（四）公民在社区生活当中拥有最一般的信息共享，从而促进利益互惠。即便是在当今网络时代，公民社会与信息权利的关系也仍然如此，而网络的出现又推助了此四种权利的组合与融合使用。
没有信息，就没有哪怕在非人类动物的社会，对于人类来说，公民社会之所以优于臣民社会，是因它使生活于其中的人们拥有了信息权利。信息权利也是自由权利之一种。在纯学术意义上讲，它是霍布斯（Thomas Hobbes）古典命题「建立在自己理智基础上认为是对自己最有利的方法」【注六】导向现代权利意识的人类文明基因，而使「保障主体有一个自由的空间，这个空间里他可以从事自我为中心的，卸去了责任压力的活动」成为可能【注七】。
二、新兴理论：由网络时代向回看
既然信息权利自然地内含于自由权利，以及可以把它细分成四种在公民社会里的情形，那么，如何使它更具个体意义则是必须面对的问题。因着政治实践（如前指的时间分界案例）与实证政治学研究（如定向完成的本系征文），我将信息权利的个体化作为学术问题对待而称之为「私人情报学」。情报和信息关系虽然不是可以完全互换，但大的数据观念即更加完整的信息收集功能，基本上等于了「全情报」情形。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创了信息战的先河【注八】可以印证「全情报」与尽可能充分信息的关系。因此，宣传手段正式纳入战争当中。宣传纳入战争（一战），带来了两个后果：一个是战争有利于国内政治权力扩张，大政府主张有了特定基础，接着，法西斯政治在非战争时期也偏好使用战争语言；另一个是民主政治对宣传的利用，使借战争推行民主成为新的可行的价值观。
网络时代的到来改写了传统的权力格局，一方面它能有效地反对权力不正当的权利化（腐败当然地是权力不正当权利化的典型）；另一方面，天文级的信息供应量也冲淡了传统意义「情报」的神秘性，以致使其不再是大而高权力机构的专属【注九】。私人情报学不仅具有现代政治学含义，也使人们在网络时代能够因个人生活方式之差异而采取不同的个人信息处理方式。比如说，「你的手机决定留哪些人的电话号码，留下的你如何分类都是私人情报学里的东西」【注十】。
私人情报学对于个人生活质量十分有用，而作为一项极具政治学含义（含量）的新兴学问，对公民社会暨自由权利的同盟性更重要。设定在中国现今社会可以也可能发生转型的前提，它也是体系化「政治行动手册」的构成内容，而绝不是传统文化中知识分子心学（内卷化构造）的延续。这一个区别尤其重要，尽管排除了私人界面，这样学问将无所附丽。在完全私人化的个案方面，最具私人情报学教学（讲解）意义的是「文革」时期的「严慰冰推理」。她通过监狱供给的限定信息载体《人民日报》发现了林彪出事（结论是「党内出了一桩大事」），因为「那几天报纸上本来应该出现『林副主席』的地方，忽然不提『林副主席』了」【注十一】，以及监狱喇叭忽然播放《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曲证明「党内一定出了不听指挥、不守纪律的人」【注十二】。
三、两图之间：从六七到八九
与「严慰冰推理」相类似，「文革」尾期，英国的《每日电讯》记者韦德从中国以「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名义发表的社论中发现了「中共高层发生了重大变化」的信息【注十三】。随后，主导军事（宮廷）政变的叶剑英「保密两个月」的要求也无法做到了。此两个基于个体判断能力的准确结论，在学术模式下，完全可以称为「严韦定理」。利用「严韦定理」，可以推断出一九八九年的政治镇压（广场开枪）有很严重的「文革」恐惧之最高层政治情绪。由此，也可以推知新的「文革」难以发生暨薄熙来政治注定失败的内部逻辑，尽管薄的政治败绩与广场开枪是完全不同质的事件。
「文革」盛期出现过对中共国家建立的功勋人物进行人身诋毁的数张「群丑图」，影响力最大的发表于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二日造反小报《东方红》第二十一期上。此种人身攻击的社会煽动效果远甚于理论批判，因此，「文革」结束多年后，研究者称此为「文革」第一图【注十四】。事隔二十二年，北京爆发的性质完全不同于「文革」的政治运动，运动中有人发布了一幅《关系图》，点明中共高层政治的裙带关系。但是，这种指责完全不同于二十二年前的政治诋毁，缺点只是关系描述不太准确（而部分事实是成立的）。对此，力主镇压的强硬官方人士袁木表示：「我不赞成画《关系图》这类的作法，像『文革』中稿的《百丑图》，社会效果不好，不利于安定团结。」【注十五】
当时最高权力层对「文革」再现的惊恐是引起广场开枪一个重要原因。袁木的对「百丑图」（《群丑图》的另一称谓）结合现实的诠释亦不止是个人道德与学识问题，最终表现为一种集体恐怖心理，因此，在陈希同所做的「平叛报告」中有云「他们（游行者）在四月十八日和十九日深夜接连冲击党中央、国务院所在新华门，并且呼喊『打倒共产党』的口号，这是『文化大革命』中都曾发生过的情况」【注十六】，云云。「文革」中曾有「打倒共产党」的口号呼出是一个有待史料印证的说法，不过，「打倒共产党」即为一九八九年学生抗争运动的一个政治信息，亦足说明传统权力社会不管如何压抑关于统治合法性不足的信息，也无从做到完全控制。而就事件的悲剧性结局看，统治体系力图维护自己的信息垄断最终又使合法性进一步降低，更导致了统治的正当性——比合法性更具道德挑战——那样的追问。反过来说，统治体系的信息开放与透明无疑又是降低社会冲突风险的重要因素，更是公民社会所需要的善治条件。
结语：无对称但谋求优势
当下之际，中共国家的统治体系仍无法做到自己许诺的信息公开程度，本质上是这种统治的正当性与公民社会自由权利（尤含信息权利暨信息自由）相冲突。然而，网络时代的开启暨前网络时代的结束让民间社会具有了超越条件，从而可以创建出非传统路径而成的公民社会。在另一方面，中共国家的统治体系内部也存在寻求正当性进而希望善治之成的愿望。这对公民社会的出现是一个十分有利的条件。仍从私人情报学角度看，二十五年前的赵紫阳「如果策略」是为重要而尚未被分析的案例。彼时，赵拒绝按「四•二六社论」定性学生运动为动乱，但又必须让党内极端势力有内容被表达的感觉，在「五•四讲话」时他说「如果再发生动乱，发生大规模的社会冲突」，中国「就会变为一个动乱不安的没有前途的中国」【注十七】。这一「如果策略」虽然后来被极端势力所揭穿，指曰「在审（五•四讲话）稿时，赵紫阳坚持不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加入讲话」【注十八】，但毕竟可以在历史道德意义上给出一条日后指向：统治体系不可能完全垄断信息，而信息作为一种公共财富也越来越具有私有化的可能。这种私有化将不同于历史上任何阶段、任何形式的私有化，而是自由权利回归任何个体正当权力的路径，是信息财富归诸具有私人情报学运用能力的全新私有化。也恰是因着如此全新之私有化渐次发生，私人情报学才得以为公民社会的生成及健康持续做贡献。
私人情报学作为新兴学问绝非个人杜撰的冲动后果，而是在第三次工业革命背景下的实证政治学分析，亦即由第三次工业革命理论衍生而来。区别在于它比第三次工业革命更注重该次革命前的既存信息的收集与整理以及有历史深度的开发。仍按第三次工业革命理论效用与利润的混同认识观来看，它完全符合新型财产观——「这样，互联网的接入权利就成为新兴的、相互连接的世界中一个强有力的新型财产观」【注十九】。最后，私人情报学毫无疑问地会在反对权力不正当权利化的同时，把已经私有化了的诸利正当权利重归权力，这种权力完全为个人所掌握而不能被任何外力所剥夺。这种结果预示着传统权力的终结，「政治、政府以及政治参与等领域还未出现颠覆性创新。但是它迟早会出现。有一轮革命性的积极政治、体制创新即将来临。」【注二十】
注释部分：
[一]参见该网刊总第七百九十期，是为援引自由亚洲广播电台报道《中共突然推迟对网上作家綦彦臣的审判》内容。
按该报道判断，推迟审判的原因是当时美国国会即将为是否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进行投票表决。
[二]该段译文是：「异议分子使用网络（表达观点）激起了国家的强烈反应。比如，自由作家綦彦臣，在（一九九九年）九月被逮捕，是因为他把自己尚未出版的《中国的崩溃》一书的提要，通过网络邮寄了出去。」
包括上一个资料（文献）及相关分析，可参见我的博文《观点•身份•事件——我是中国「古典版」的第一大V》，载于我的网易博客（http://sihoen.blog.163.com）二〇一四年二月十二日。
[三]说为公元前十四世纪，不太准确，但依据世界文史方面的权威著作来做判断，公元一二五〇年是一个相对准确的希伯来与埃及王国关系时点，即出埃及的准确年份。此前三百年是希伯来人旅居埃及时期。特别注意的是：希伯来人在埃及被奴役是旅居的遭遇，不像后来被巴比伦（仍是闪族人所立）帝国灭亡及被斯帝国灭亡所处的掳囚状态，相对后两者，前一情况要自由一些。
关于公元前一二五〇年及此前三百年时间的时点与时段描述，可参见菲利普•李•拉尔夫、罗伯特•E•勒纳、斯坦迪什•米查姆、爱德华•伯恩斯合著《世界文明史（上卷）》（汉译本，赵丰等译），第一百一十五页（上下卷单另页码）；赵等译版本：商务印书馆，一九九八。
[四]参见《圣经•旧约》之GENESIS，第四十一章第一至第三六节。
[五]具体时间确实是当代史学的贡献，《史记》里并无关于周朝政治的纪年表述，只涉及统治者时期。今人加注公元时间版本，可参见张宏儒主编《文白对照全译廿五史纲鉴（上卷）》，第三十五页（上下卷同一页码）；张编版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三。
[六]转引自阿克塞尔•霍耐特著《自由的权利》（汉译本，王旭译），第三十六页（正文与前言、导论统一页码）；王译版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〇一三。
[七]同[六]译本，第三十七页。
[八]参见《华盛顿邮报》网站二〇一四年八月二日文章《一百周年生日快乐，信息战！》（作者：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新闻学教授兼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高级学者约翰•马克斯韦尔•汉密尔顿）；新华社《参考消息》八月四日译介，《一战开创信息战先河》，第十二版本〈副刊天地〉。
[九]与[十]参见我的博文《删除的抉择——私人情报学基础》，载于[二]指博客二〇一四年三月三十日。
[十一]与[十二]、[十三]参见《人民网•文史频道》二〇一二年六月七日文章《陆定一夫人：党的最大机密，都在报纸上》（作者未详）。
[十四]参见大公网二〇一四年一月十六日转引贝壳村网站文章《文革第一图：群丑图》（作者未详）。
[十五]参见《人民日报》一九八九年四月三十日报道《政府部门负责人同首都高校学生对话》，袁木所讲在小标题〈对党要有基本估计〉之下。
本处文献转引自乔初编《戒严令发布之前：四•一五——五•二〇动乱大事记》，第一百〇六页（全文，第九十七页至一百〇七页）；乔编版本：经济日报出版社，一九八九。
[十六]参见新华社一九八九年七月六日电《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报告者：国务委员、北京市市长陈希同）。
关于「文革」期间喊「打倒共产党」口号之说在小标题（第二个，全文分为八个）〈学潮从一开始就被动乱组织者所利用〉。转引出处同[十五]，第一百二十七页（全文，第一百六十五至第二〇二页）。
[十七]参见《人民日报》一九八九年五月四日文章《在建设和改革的新时代进一步发扬五四精神——在首都青年纪念五四运动大会上的讲话》（讲话者：赵紫阳）。
转引同[十五]，第一百二十一页（全文，第一百一十七至第一百二十四页）。
[十八]同转引[十五]，第三十九页。
[十九]参见杰里米•里夫金著《第三次工业革命》（汉译本，张体伟、孙豫宁译），第二百二十五页；张孙译版本：中信出版社，二〇一二。
[二十]参见莫伊塞斯•纳伊姆著《权力的终结——权力正在失去、世界上如何运转》（汉译本，王吉美、牛筱萌译）；王牛译版本：中信出版社，二〇一三。
来源：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