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兰独立公投的顺利进行表明,英国确实是人权至上的国家;相反,愈演愈烈的香港占中行动及其港府和中共当局的态度,则是主权至上的表现。这样,已经落幕的苏格兰独立公投和仍然在尖锐对立的香港普选之争,是一场奥林匹克运动会对比项目的国际政治版,它们的实质是人权至上和主权至上的大比拼。香港公民并没有要求独立,也没有要求改变香港和中央政府的任何关系,仅仅只是争取真普选——也就是不仅要求一人一票的选举权,而且要求不受中共政权控制的被选举权,这种要求,和苏格兰独立公投相比是很低的,却因此和中共政权企图继续通过控制特首来控制香港的做法产生了无法调和的对立和冲突。香港学生和市民为抗议人大就香港政改所做的决定而发起的占中行动是争取真普选的民主运动,只要民主精神不死,香港就有希望。无论如何,在争得真普选之前,香港公民是绝不会罢休的。

目录
人权至上和主权至上的大比拼(上)
前言
一、香港真普选之争
二、苏格兰独立公投
三、香港“公民抗命”决不让步
人权至上和主权至上的大比拼(下)
四、苏格兰公投的历史意义
五、苏格兰独立公投和香港争真普选之比较
六、结论和展望

前言

进入正题之前,我们首先来温习两段联合人权文献:

1、《世界人权宣言》前言:“鉴于为使人类不致迫不得已铤而走险对暴政和压迫进行反叛,有必要使人权受法治的保护 。”

解读:反抗暴政和压迫是人类的天性,政府和社会管理也是人类生活的必须,为了避免政府和社会管理沦为暴政和压迫的工具,为了使人类对暴政和压迫的反抗不至于使社会失控,国家的法治必须建立在人权至上的基础上,也就是说,法治的目的必须是保护人权。

2、《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一部分第1条 一、所有人民都有自决权。他们凭这种权利自由决定他们的政治地位,并自由谋求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

解读:人权从对个体自然人的保护入手保护全人类,因此,按照人权原则,社会管理结构必须自下而上的建立,地方自治是人权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领域的基本表现形式。包括少数民族在内,在民众有争议的地区,不能由国家决定该地区的民众应该由这个国家管辖,而要由该地区民众以全民公决等民主程序决定他们的国家归属。

显然,以上“2”是“1”的运用和延伸。就是说,根据联合国人权原则,必须确保地方、尤其是民族自决权,也只有确保地方、尤其是民族自决权,对暴政和压迫的反抗才不至于使社会失控,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建立良好的国家和社会管理秩序。一个国家切实按照以上两段联合人权文献的规定办事就是人权至上,反之,一个国家不按照以上两段联合人权文献的规定办事就是主权至上。

苏格兰独立公投的顺利进行表明,英国确实是人权至上的国家,相反,愈演愈烈的香港占中行动及其港府和中共当局的态度,则是主权至上的表现。这样,已经落幕的苏格兰独立公投和仍然在尖锐对立的香港普选之争,是一场奥林匹克运动会对比项目的国际政治版,它们的实质是人权至上和主权至上的大比拼。

一、香港真普选之争

1997年英国向中国移交香港的管理权之前,和中共政权达成了举世共知的协议。这个协议被概括为“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也就是中央政府只负责国防和外交,不干涉香港的行政、司法实务,立法则有关于香港的《基本法》作为小宪法。中共政权并且承诺,香港的安排五十年不变。此外,当时中共政权还誓言要用解决香港问题的模式垂范台湾,使台湾受成功的香港模式影响而乐于以“一国两制”方式回归。

香港回归后,已经拥有一百多年自由历史的民众开始积极争取民主权利,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香港民众和中国最高当局也就是中共的龃龉也因此日益强烈。香港虽是弹丸之地,却是举世瞩目的世界明珠,由于英国殖民者把他们本土卓有成效的制度体系移植于此,再加上中共政权成立后投靠苏联闭关锁国、大量大陆人为逃避中共迫害相继以合法和非法的方式移居香港以求香港政府庇护并成为香港市民,这样,大得天时地利人和的香港尤其在中共建政后以惊人的加速度迅速发展起来,成为世界上经济最自由最成功的地方——当然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最自由最成功的地方。也正以此,回归后,长期在自由资本主义下生活的香港市民对政治民主有着不可遏止的巨大激情。

香港回归后的这些年,也是中国大陆经济因为“复辟”了资本主义而起飞的时期,两者在经济制度层面应该说总体上趋于一致。但是,中共在大陆搞的却是不是自由资本主义,而是权贵资本主义,经济大发展的成就基本上被官僚吞噬,而大发横财的官僚尤其是官商也把香港当做他们的“国际化”据点,一方面利用这里的天然条件让他们把巧取豪夺来的不义之财“走向世界”,另一方面也直接和香港官商二界勾结把大陆的权贵资本主义输出到香港。这样,在香港市民民主运动蓬勃发展的同时,中共官僚权贵势力大举入侵香港,中共政权对香港政府的间接控制也逐步演变为直接控制,因此,外强中干的所谓 “建制派”由于大陆当局的输血貌似有了些人气。这样,香港局面也就空前的复杂起来。

目前,实际上在香港社会生活中起作用的也许有这么几种势力:一,以普通市民为主体的民主派,这自然是大多数,但他们主要处于社会的中下层;二,以被中共控制、收买的官僚、资本、权贵为主的“建制派”,这种人较少,但他们却掌握着巨大的权势和资本资源;三,1997年以后大举入侵香港的中共官僚权贵势力,他们占人口的比例虽然不大,势力却越来越强;四,由中共以中央政府名义派驻香港的机构和部队——这是整个香港社会上空最可怕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五,此外,由“反占中”揭示的中共当局随时可以从大陆派去的水军,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这种局面就使香港的社会政治处于高度复杂的状况,那就是:固然,支持民主支持普选的市民占大多数,但是,他们除了要对付来自大陆官方的政治压力外,也要面对“建制派”和中共当局操纵的另外二种势力。当然,这其中尤其是驻港部队,如果说和其他势力多少还能进行理性博弈的话,那么驻港部队只要中共当局一声令下,它们就会在香港重演血肉横飞的8964惨剧。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2014年8月3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关于香港特首普选问题及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这个决定的关键是“二、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实行由普选产生的办法时:(一)须组成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提名委员会的人数、构成和委员产生办法按照第四任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的人数、构成和委员产生办法而规定。(二)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产生二至三名行政长官候选人。每名候选人均须获得提名委员会全体委员半数以上的支持。”也就是说,虽然承认了香港公民有普选权,却公然把有被选举权资格的人数限定在二至三人,而且,这二至三人还必须是由中共控制的“建制派”(提名委员会)决定的。

应该说,这正是中共“民主集中制”的翻版。区别是中共在大陆“先民主”,然后把民主给“集中”掉,他们准备在香港实施的,则是先给你把民意“集中”掉,然后再让市民用选票给他们指定的人选加冕。而且,这还是碍于香港市民民主阵营极其强大才不得已而为之,在澳门,中共干脆连选择的权利都不给,直接强行塞去一个崔世安。以此对照,就不难明白中共当局在香港澳门的民主选举问题上是多么精明的斤斤计较或者说寸步不让!

但是,中共当局恣意在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政府政策方面逆民意而行,做完全违反客观规律的事情,实在是鼠目寸光利令智昏,根本没考虑这是什么时代,香港又是什么地方。公元第三个一千年的世界上还有几个不实行真正的全民普选的经济高度发达国家和地区?香港市民在自由状态下生活了一百多年,其一步步争取民主的脚步终于该迈进民主的门槛了,还能忍受这种恩赐的假民主吗?

在这种情况下,全香港市民的“公民抗命”时代也就必然的来临了。

二、苏格兰独立公投

以英格兰为核心的大英帝国和美国不同。美国从1776年独立伊始就是一个主张人权至上的国家,即便如此,美国的人权保障机制也经历了漫长的历程才逐步完善起来,更何况英国?从中世纪末期依靠理性资本主义脱颖而出开始,英国就以武力作为开拓贸易新领域的手段,这样,英国市场对世界的全面扩张不仅是对全球各地的侵略,也伴随着对各地人民人权的粗暴侵犯。因为在那个时候,就是英国人本身也没有多少权利可言。尤其是民主权利——普选权,英国民众本身也是从1830年代的宪章运动开始,通过一百年的奋斗,直到1928年才实行的。二战前的英国虽然是“日不落帝国”,本土却一直不安宁,正是在此前后,爱尔兰人争取并且获得了独立。

有了爱尔兰成功独立的先例,很自然苏格兰总有一些人会心痒难熬。因此,问题只是有多少人要独立,以什么形式要独立。二战以后,国际社会开始在观念变化上取得长足的进步,英国当然也不例外。这种进步同时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民族意识大觉醒,民族自决权获得广泛认同,另一方面是西方民主国家普遍开始接受人权至上理念,充分尊重包括民族自决权在内的全部人权。这样,早在1979年苏格兰就举行过一次民意表决,但独立派未获得足够支持。

从民族历史上来说,苏格兰在公元843年曾经完成统一,作为一个独立国家而存在。但英格兰人的王国不断入侵苏格兰,不时地统治苏格兰。英国“光荣革命”之后,英格兰告别王权体制,迎来大发展时期,成为世界贸易的规则制定者。而苏格兰国小人少,经济落后,长年战争导致民生凋敝,举国之力进行的殖民计划又破产,再加上英格兰人趁机经济封锁,使苏格兰的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在这样的压力下,1707年,英格兰议会和苏格兰议会达成协议,《联合法案》正式通过,两个国家的议会正式合并,各自取消国家称号,改称大不列颠联合王国。苏格兰保证不另择君主,而英格兰将出资解决苏格兰的财政危机,两国议会合二为一,办公地点设在伦敦的威斯敏斯特。

2013年11月26日,苏格兰政府发布了题为《苏格兰的未来:苏格兰独立指南》的白皮书。根据白皮书,2014年9月18日,苏格兰将举行全民公投。如果公投通过,苏格兰将于2016年3月24日脱离英国,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英国媒体分析称,苏格兰当初主要是出于经济原因才与英格兰合并,现在也是经济诱因,推动苏格兰闹着摆脱中央政府。不少苏格兰官员说,如果脱离中央政府,以现有的渔业作业线为国界,苏格兰将获得95%的油田和60%的气田,届时将会得到一个巨大的“聚宝盆”。而这正是苏格兰与英格兰闹“离婚”的底气所在。

值得指出的是,以上说法并不普遍有效,也就是说,无论经济原因多么重要,它绝不可能成为决定国家分和的唯一因素。20世纪末的苏联东欧大剧变中,捷克斯洛伐克一分为二,原因恰恰是落后的斯洛伐克不愿意和捷克同属一个国家。因此,毫无疑问,感情上的国家认同即使不是最重要的,也和经济原因、民族原因等等同样重要。同类情况还有现在归日本的琉球群岛,十九世纪日本侵占琉球国时该国曾向满清王朝求救未果,二战后全民公决时,琉球人已经情愿认同日本了。虽然这是本文的题外话,但完全有必要加以说明。苏格兰公投最终否决独立,应该说很大程度上也是对联合王国的国家认同起了决定作用。

随着公投日期临近,英国国内一片沸腾,辩论之激烈已达白热化,并以此形成三派,政要名流、企业巨头纷纷“选边站”。英国王室是三派中的“中立派”。白金汉宫已发表声明,强调女王“超越政治”,无意影响苏格兰独立公投结果。根据苏格兰政府发表的“独立白皮书”,一旦苏格兰独立,女王仍将是独立的苏格兰国家的国家元首。

反对独立派的阵营代表,主要是首相卡梅伦及各党派组成的“统一战线。”卡梅伦此前以“爱国主义”为题,呼吁苏格兰人留在英国。而近日,他更是连续奔赴苏格兰,苦口婆心地劝说苏格兰人不要退出英国,苏格兰独立,将成为与英国痛苦的“离婚”。 这里有必要指出,在朱镕基就任总理时期的记者会上,就有外国记者谈及台湾和大陆的关系,认为像离婚一样应该允许台湾有脱离中国的自由权,朱镕基则回答:“你说的是婚姻法管的问题,那是国际法管的问题。”但是,以上事实证明,以地区和民族自决权决定是否脱离原来的国家,在今天的英国已经和离婚没有什么区别。 正因此,英国首相在两年前同意了苏格兰公投。苏格兰已经在爱丁堡有自己的议会,但征税权有限,经济和外交决策权仍在伦敦。

但与此同时,卡梅伦也好,绝大多数英国政治家也好,都还是不希望苏格兰独立。这样,他们虽然承认苏格兰有权利以全民公决的方式独立,也还是采取了大量实际行动极力挽留苏格兰。为挽救危局,英国三大主要政党抛开政治分歧,紧急组成“统一战线”。联合执政的保守党、自由民主党和反对党工党均承诺,只要苏格兰不独立,将给予苏格兰更大自治权。卡梅伦更在表决前的星期三发表演说。他动情地请求苏格兰人不要分离。他说:“这当然是由苏格兰人民来决定的问题,但我想确保的是,他们能够听到,联合王国其它地区的人也挂念着他们,并且想明明白白地对他们说:‘你们有权决定,但我们希望你们留下来。’”显然,这就是当代民主国家政治家和中央政府对地方、民族要求独立应该有的态度:“你们有权决定,但我们希望你们留下来!”

三、香港“公民抗命”决不让步

中共政权迄今为止实行从上至下的一元化统治,正因此,在制定香港基本法的时候,邓小平就反对在香港搞三权分立,要求以行政权为主,这样,控制了香港特首就控制了香港。这种思维是典型的农业文明时代的政治思维,那就是在一个军事政治集团的控制范围之内,最高权力必须能够从上至下的一竿子捅到底的进行刚性控制。这当然正好和商业文明时代的政治思维相反,商业文明时代的政治思维是,国家权力只是公民通过缔结公共契约所让渡的,因此政权必须由公民自下而上的组成。

香港回归前,中共对所辖国土采取二种治理方式,内地是中央-省-市(县)-乡四级垂直的直接统治;新疆西藏等地则纳入“自治”范畴,各有一套少数民族政策。20世纪末港澳相继回归,由于种种原因,当局把港澳划为另一类:一国两制。港澳经济与财政完整独立,国防和外交归中央政府管理。至于政治方面,一开始当局采取的是传统的“羁縻政策”,也就是通过当地统治者进行间接控制。

但是,当今时代是民主化在全世界大发展的时代,港澳地区经济极为发达,人们的公民意识极为强烈,摆脱统治实行普选就成了当地官民博弈的焦点。在这种情况下,从香港和澳门来说,中共当局的统治手法也就开始变化。澳门很小,公民社会很弱,中共当局就非常强势的对澳门政府加以控制,对公民的各种政治要求寸步不让。香港很大,公民社会也很强大,中共当局不得不做些让步,但还是千方百计不择手段的维持通过控制特首来控制香港的做法。这就是当前香港普选之争的焦点所在。

很可惜,中共政权迄今为止还没有学会睁开眼睛看未来,因此,它们不知道民主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它们更不知道有着充分自由的香港市民绝对不会在真普选问题上做出让步,它们无法想象香港市民会怎样不屈不饶的进行大规模抗争,它们更无法顾及它们在香港普选问题上采取的愚昧专横的独断做法对自己在国际社会上造成了多么丑恶的影响,它们更别再想用“一国两制”来忽悠台湾。

在这种情况下,香港公民并没有要求独立,也没有要求改变香港和中央政府的任何关系,仅仅只是争取真普选——也就是不仅要求一人一票的选举权,而且要求不受中共政权控制的被选举权,这种要求,和苏格兰独立公投相比是很低的,却因此和中共政权企图继续通过控制特首来控制香港的做法产生了无法调和的对立和冲突。

香港民众争取真普选的斗争,很长时间还主要由泛民主派开展,一定程度在香港议会——立法会进行,民主政党和民选议员一直在为此努力,这样,社会动员规模还比较有限。但是,随着中共当局越来越罔顾中英协议和基本法,逐步废弃“高度自治”的承诺,香港市民也就越来越群情激奋忍无可忍。需要指出的是,无论中共怎么加强控制,香港毕竟还是一个有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的地方,尤其重要的是,香港的学校始终还在抵制系统的洗脑现象,这样,年轻的一代不像大陆,要在走上社会以后经过长时间的重新认识才能明白人权尤其是政治权利的重要,并且往往还需要自己遭受重大不公以后,才会开始抗争。也即是说,由于没有自幼被洗脑,香港的青少年就能始终保持纯真的赤子之心,完全无法忍受政治权利被剥夺的严酷现实。

这样,在中共当局《关于香港特首普选问题及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在8月31日出笼以后,香港市民的“抗命行动”迅速从社会上发展到校园里,并且从大学扩散到中学。9月18日,香港学联公布下周罢课详情,多所高校将举行为时一周的罢课以抗议人大就香港政改所做的决定。9月22日,大专生正式罢课,香港学联表示,罢课将持续五天。而“学民思潮”发起的中学生罢课将在星期五举行,为期一天。连中学生也为争取真普选而站起来对抗中央政府的侵犯香港公民自治权利的命令了,这应该说是香港公民最终必将胜利的根本保证。也就是说,中共政权绝不可能在这场博弈中取得最后胜利,无论会遭遇多么残酷的打压,无论要经历多长时间,最终,香港公民必将获得真普选的权利,

当然,就眼前来说,中共和它的代理人利用政权的力量,也就是中央政府的压力和受其操纵的特区政府的直接控制,会极大的阻碍香港公民行使真普选权这是无疑的。但是,无论面对何种打压,真普选是香港市民民心所向,在基本人权有保障、自由言论每天冲击心灵、自由社团政党大力带动的情况下,香港市民对抗违反民意的假普选权指令的运动,在取得最后胜利之前绝不会平息。抗议者以黄色雨伞对付警察喷洒的胡椒水造成了历史性的“雨伞运动”标记,每当警察企图清场就有更多的市民前往声援表明,当局越是打压,受到刺激的香港市民的反抗就会越激烈,各种抗议和镇压使香港的社会经济生活受到巨大冲击。

这样,中共当局的表态似乎已经有了一点软化。早些时候,人大副秘书长李飞曾说,特首不光要爱国爱港也要爱(共产)党。因为宪法规定中共执政,共产党受到人们拥护和爱戴。但是,张德江上周末对另一个香港政党代表团却说:香港特首必须爱国爱港。爱国爱港是必须的,但“他(特首)不需要爱共产党,不需要拥护共产党,但你不能反对共产党,不能反对一党执政,这是宪法”。张德江的这番说法有些新意,他首次提出爱国爱港但不必爱党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一下午在北京会见了前特首董建华,李嘉诚等香港商人。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对这些港人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五年来,在中共领导下,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他说,香港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独特重要作用。习近平还说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

当下,香港在校学生为抗议人大就香港政改所做的决定而发起的罢课、占中行动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此次的行动不是结束,而是一个转折点,是一个开始。“占中”发起人之一的陈健民就表示,受到学生的鼓舞,他认为民主运动并非只看短期效果,只要民主精神不死,香港就有希望。无论如何,在争得真普选之前,香港公民是绝不会罢休的。
(未完待续)

2014年10月17日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