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劳丁论共产主义运动（一）
费尔南多.克劳丁原系西班牙CP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他在学生时代即参加革命运动，经历了西班牙内战和反对佛朗哥独裁政权的斗争。1964年因与西共领导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发生分歧，被指责为从右的方面反党，先被排除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后于1965年被开除出党。他的著作有《欧洲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和1848年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一一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后一本是克劳丁最主要的著作。这部著作运用大量的史料和文献，评述了从1919年共产国际(以下称第三国际)成立到1956年CP情报局宣告解散这一时期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并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建党学说进行了评论。
该书出版于1970年。克劳丁在引言中写道:
……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这两个方面都没有帮助我们去解释现实，而是掩饰了现实，使我们看不清现实，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呢？就我自己来说，通过对25年来受斯大林主义教育阶段进行长期而痛苦的清算，通过西班牙CP领导(1947年以来我就是其中成员)内部一系列冲突，我才弄清楚了这个问题的根本答案。……这本书就是这样产生的。
在写作过程中，我对开始并不清楚的问题得出了结论: 共产主义运动一一斯大林的党，在国内和国际方面，在它作为夺取政权的工具的职能方面以及执掌政权的过程中一一在50年代已陷入全面的和无可挽回的危机之中。由于它的本性，它不可能使自己转化，即黑格尔所说的 ‘否定’ 自己。
……我认为，遭到历史性破产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某种教条化和歪曲。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革命的本质，它的许多主要概念和论点，仍然是有生命力的，而且是切合当前需要的。当然要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必须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来理解他的学说，而且要根据我们本身所处的这个时代的情况来把他的工作继续下去。这迫使我们承认许多事实，其中之一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和歪曲的前提，就在于它成了革命运动的意识形态这个事实本身。斯大林主义不是这种歪曲的第一种形式，恐怕也不是最后一种，这不是偶然的。我对共产主义运动危机的研究不过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对十月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和实践进行批判分析的一种尝试而已。
该书的《结束语》对共产主义的危机以及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些理论问题进行了分析评判。摘录如下:
随着斯大林的逝世，共产主义运动在历史上进入没落阶段，进入总危机阶段。……我们将从全面分析斯大林统治下的苏维埃政权的内部矛盾入手来开始研究这个阶段，因为正是由于这位超凡的伟大领袖的逝世，这些矛盾才得以爆发，第一次在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引起了严重的骚动。这种骚动的震波在 “社会主义阵营” 的各国政权里，在 “阵营” 外的各国CP里，在国与国、党与党之间的关系上，冲破了思想、政治和组织的堤防。潜在的冲突和离心倾向表现出来了。神话和教条被粉碎了。人们的心里产生了疑问，甚至痛苦。局部的和外围的危机，同苏联中心的危机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总危机。
……我们已经看到，危机首先表现为第三国际在资本主义世界和殖民地世界都遭到了失败；其次，表现为40年代欧洲的共产主义运动没有力量以革命来结束资本主义的灾难性危机；后来，又表现为同南斯拉夫的破裂和人民民主国家的蜕化(这种蜕化在使人震惊的﹤政治清洗>审判中反映出来)。同时，斯大林政权通过无情摧毁阻挡它的一切障碍，不管是富农的反动顽抗，还是老一辈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反抗，在苏联境内巩固和加强了。这个作为一种不仅历史上完全没有过的，而且马克思的理论也没有预见到的社会制度形成并发展起来了。这种制度既不是资本主义的，也不是社会主义的，它建立在主要生产资料由一个新型的社会阶级加以利用的基础上。这个阶级是以那些能够在一个满目疮痍、啼饥号寒的国家里担当最有用和最紧迫的任务的人，即管理和组织经济的人为基础逐渐形成的。至少在一段时期内，这个新的统治阶级主观上认为是在建设社会主义，体现无产阶级专政，实行马克思主义，而实际上，却已成为完全不受劳动群众监督和控制的利用生产资料的真正受益者，并且在主观上也具有了一个统治阶级的各种特点。
克劳丁给布尔什维克党人定性:“新的统治阶级” 已成为 “完全不受劳动群众监督和控制的利用生产资料的真正受益者”。这已成为反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的共识。凡是布尔什维克党人掌权的国家，都可以看到专制官僚行使无上权力的现象和无权者的被迫服从现象。这些现象正如德热拉斯在《新阶级》一书中指出的: “在共产主义制度中，国家并不是真正决定社会关系和财产关系的工具，它只是保护这些关系的工具。实际上，任何事情都是在国家的名义下并通过国家的约束完成的。CP，包括职业性的官僚在内，却不受约束并在背后操纵国家的一切行动。
能够使用、管理并控制国有化和社会化财产以及整个社会生活的，是一群官僚。官僚在社会中居于一种特殊的特权地位，掌握着行政大权，控制着国民收入和国家财产。社会关系类似国家资本主义。…….
与以前的革命相反，共产主义革命是以消灭阶级为号召开始的，但最后竟造成了一个握有空前绝对权力的新阶级。其他的一切都不过是欺骗和错觉而已。
这些论断无论是对布尔什维克统治还是非布尔什维克统治下的民众来说都是无可辩驳的正确结论。事实是任何诡辩都难以遮掩的。
克劳丁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剖析继续进行。他接着上文写道:
……像(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所承认的，40年代末，这种社会政治结构已经同生产力所达到的发展水平及其进一步发展的要求发生冲突。在这种没有任何民主可言的政治制度里，独裁者不是世袭的，而革命的条件又不成熟，于是各集团之间争夺继承权的斗争，便成为解决继承问题的唯一方法。这一斗争具有众所周知的残酷无情的特点，这不能全以个人野心来解释。斗争的基本原因，是因为上面提到的社会政治结构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已经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而且同苏联国内、整个 “社会主义阵营” 与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其他冲突和紧张状态交织在一起。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就是这种情况下争权斗争的辩证法本身的产物。尽管报告里有故意编造的谎言，但它是对这一制度的本质的无情揭露。一直为CP认为是资产阶级和“叛徒” 的诽谤的东西，现在由新上任的总书记正式证实是事实了。原来，“社会主义祖国” 的政权长时期不在劳动人民的手里，也不在自称是代表劳动人民的政党手里，而是在一个拥有无上权力的、无处不在的警察机构为之效劳的独裁者手里，他的主要统治方法是在政治上进行罪恶的勾当和对群众实行思想控制。……由此可以推知，在人民民主国家里，政权也不掌握在劳动人民手里，或自称代表劳动人民的政党手里，甚至也不在本国的独裁者手里，而是掌握在新的俄国独裁者及其秘密警察手里。原来，共产主义运动的总政策不仅不是由参加运动的各党所决定，而且也不是由 “领导党” 所决定的，因为 “领导党” 的最高决策机构(党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是由克里姆林宫的主人和他的助手们所任意操纵的，而他们自己又不可避免地为秘密警察所控制。
原来，苏维埃政权并不是通过它的实际表现，而是通过它的自我宣扬和它的表面现象，影响着以它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共产主义运动的。苏维埃政权之所以能把它的教条和模式强加给共产主义运动，并使之屈从于它国内的政策，是因为在世界革命者的心目中，它是第一个实现了社会主义的政权，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顶峰。它消灭了资本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的压迫和剝削，并在工业化和教育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而这同旧的沙皇制度比较起来是真正的解放。在一段时期，这种真正的解放所取得的成就(借助于这一政权使 “马克思主义” 适应这一目的而制造出来的欺骗性理论)掩盖着人的异化、压迫和剝削的新形式，而这种新形式在某些方面甚至比 “先进” 的资本主义下的旧形式更为退步。……
但是，从1953年到1956年发生了许多大事: 贝利亚受到谴责，秘密警察的工作方式开始被揭露，柏林工人举行起义，为南斯拉夫 “恢复名誉”，赫鲁晓夫作了《秘密报告》，波兰和匈牙利都爆发了十月事件，斯大林帝国主义对别国人民第一次进行了武装干涉。这些事件发生以后，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对苏维埃制度就越来越不像以前那样只看表面，而是要看实质了。苏联把斯大林作为替罪羊，用 “个人崇拜” 来解释他的专政政治，又用他的专制解释对他的 “个人崇拜”，硬说《秘密报告》里描述的骇人听闻的实际情况丝毫不影响苏维埃制度的 “社会主义实质”，也不影响它的 “马克思主义” 的科学实质。这种新的理论上的辫解尽管很不高明，居然使许多CP员感到满意，这就再一次表明，他们的思想脱离生气勃勃的马克思主义到了何种地步。……以前，各国CP的挫折、失败和无能，如果无法用 “客观因素” 来解释的话，总被解释为它们学习苏联模式方面有不足， “布尔什维克化” 不够，与苏共理想的理论水平相比理论水平低等等。现在慢慢有了这样的想法: 各国CP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之所以有弱点，恰恰是因为它们学苏联学得太像了。
这样，苏联CP的危机就变成了反映每个CP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危机的一面镜子。……
共产主义运动的危机是谁造成的，是共产主义者自己一手造成的。克劳丁简要地回顾了上世纪50年代苏共二十大以后共产主义运动发生“总危机” 的事实。他在这里认为，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虽然大胆揭露了斯大林的滔天罪行，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更重要的问题是斯大林为何能犯下这些罪行？将斯大林作为替罪羊，能解释这场噩梦般的罪行是怎样形成的吗？这里只有两种可能的解释: 或者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错误的，决定历史进程的是政治人物；或者说，苏联根本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是一个官僚集权主义国家。不过在当时，这两种说法都是布尔什维克党人难以接受的。斯大林之死，使他的那些接班人陷入一种左右为难的境地。一方面，他们觉得必须否定那个专制独裁的斯大林以及他釆用的那些伤天害理的绞肉机式的害人政策；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得不继续维持这一套由斯大林执掌了30年的政治体制，因为他们自己的权力和特权就是从这一套体制中得来的。他们也是这个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他们就只好把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列宁联在一起，说他们是继承列宁而不是斯大林。为了抵消反斯大林带来的影响并且给布尔什维克主义体制注入新的活力，赫鲁晓夫又提倡神化列宁。
反斯大林运动是一种十分必要的行动。然而，它却严重地动摇了共产主义政权的基础。因为，大家在知晓真相之后不禁要问，为什么在共产主义政权下，竟然会发生如此大规模的血腥暴行呢？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的罪行，引发了一股深沉的但却又是不可遏制的反省思潮，即质疑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合理合法性。
关于赫鲁晓夫的功过是非，还是让我们来看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宣传部长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在他的《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一书中的评价吧:
如果谈到近百年来的政治家，那么我不记得有比赫鲁晓夫更充满矛盾、更复杂、具有如此可悲的双重意识、思想和行动反复无非的人物。
……
赫鲁晓夫首先是一座充满活力的火山，它的喷发有时给社会带来好处，有时也为害不浅。他既是乌托邦主义者，又是现实主义者；他既是一个具有鲜明的爱痴心妄想自我表现的人，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实用主义者；他机智狡猾，又像小孩子那样天真。
他施巧计制服了老奸巨滑的贝利亚，赶走了朱可夫，而使勃列日涅夫靠拢自己。他同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短兵相接，打得精疲力竭，可是对苏斯洛夫和波德戈尔内等人却不战而降。
他不仅酷爱戏剧和俄罗斯古典作品，而且还是 “艺术中布尔什维克烈火的保卫者”，捍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哨兵。
人们称他是 “玉米狂” 和 “空话专家”，他成了民间笑话的主人翁。但是，人们也称他为敢于推翻斯大林关于新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论点的大政治家。
赫鲁晓夫是一个要通过苏联社会主义创造幸福的不屈不挠的献身者。他毫不犹豫地向共产主义，而且只是向共产主义迈步前进。他总想尽快地到达目的地，可是他越走离目的地越远。
……
现在，当我们谈到赫鲁晓夫的历史功绩时，可以有充分根据地将以下业绩归功于他:
——把千百万人从劳改营拯救出来，揭露了斯大林的真面目，使一些民族或部族从流放地回到了原居住地；
——使农民摆脱农奴地位，不再服劳役，取消了农村 “定居区” 制度，给农民发了身份证；
——把和平共处思想提到了优先地位，探索了相互理解和合作的可能性，构筑了穿过 “铁幕” 的通道。
曾经有一段时间在街道上、火车站和火车车厢里出现了沉默不语的人群，这些人由于在劳改营养成的习惯，个个都规规矩矩不敢乱说乱动，他们珍视每一个呼吸空气的机会，拖着沉重的脚步沙沙作响地走着，贪婪地吸着香烟……这些都是获得释放的囚犯。
曾被马克思主义民族问题泰斗斥之为 “叛徒” 的整个民族或部族，如卡尔梅克族、车臣族、印古什族、巴尔卡尔族、鞑靼族、卡巴达族、朝鲜族、波兰族和日耳曼族人，都回到了故乡。
古拉格群岛的劳改营陆续关闭，撤掉了铁丝网，拆毁了瞭瞭望塔，毒死了专门用来咬人的警犬。
赫鲁晓夫式的布尔什维主义摆脱了自己的斯大林 “嫁妆”。
但是，根本没有想到要对反人类和反人性的罪行进行苏联式的纽伦堡审判。
我给斯大林时代的独裁者之一以应有的评价似乎有点奇怪。其实不然，如果真心诚意地探索真理的话，那这里也就没有什么矛盾。
……
赫鲁晓夫曾强烈地感到有问题，可是他不明白他是在暗室里东闯西突，在绝路上蛮干。
尽管如此，赫鲁晓夫的突破乃是从野蛮向文明的突破，是从动物的本能向恢复理智的突破，是从非理性向责任感的突破。它惊动了社会的精神世界，而这是自由的唯一土壤。
但是，赫鲁晓夫在克服斯大林主义方面跨出重大一步之后，对防止事态的危机性和灾难性发展既显得缺乏能力，也没有这个愿望。
他是时代的产儿，体制的产儿。
赫鲁晓夫至今仍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他在苏联执政的11年中备受殊荣，新闻媒体对他的赞扬之声不绝于耳。然而私下里有不少人对他颇有微词。当年在中国，对他亦曾有过截然相反的评价，先是称他为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后斥责他是修正主义的头子。
赫鲁晓夫代表着斯大林之后的苏联一个历史时期。他对斯大林的批判，无论是自觉的和不自觉的，对苏联社会的变革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他的全部政治活动中具有核心意义的个人崇拜问题(他破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又制造了对自己的个人崇拜)，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现实社会主义的政治生活中出现的重大实际问题。批评他也好，赞扬他也好，他的所作所为已然在苏联历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留下深刻印记。
有苏联学者说赫鲁晓夫 “一条腿勇取地迈进了新时代，另一条腿却陷在过去的泥潭里拔不出来”。赫鲁晓夫是个改革者，但又是个不彻底的改革者。至于他后来落得个悲剧性的下场，则是除了 “整个社会还没有为根本性改革做好准备” 这一客观原因外，他本人性格上的弱点也起了作用。1956年苏共二十大之后，丘吉尔曾当面告诫赫鲁晓夫: “您打算进行重大改革。这很好！我只想建议您不要太性急。想两下就跳过深渊是很难的，可能会掉下去。”
不幸的是，性急而鲁莽的赫鲁晓夫果然掉了下去。
(未完待续)
苏联政治笑话(40)
赫鲁晓夫在位期间常常访问集体农庄。有一天当他视察一个养猪场的时候，当地的记者给他拍了一张照片。照片准备在报纸上刊登的时候，却在编辑部引起了一场争论。原因是因为照片的说明文字是这样写的:
“赫鲁晓夫同志和猪在一起。”
总编辑说: “把我们党的领袖写成和猪在一起，这不礼貌。”
于是有一个记者提出: “那就写成和赫鲁晓夫在一起的猪，怎么样？”
因为这个建议也不合适，所以未被采用。接着大家又绞尽脑汁七嘴八舌提出几个建议……
第二天，在报纸的头版头条上刊登了一幅很大的照片。下面的说明是这样写的: “左起第五个是赫鲁晓夫同志。”
荀路 2020年6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