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粮”是怎样征集的（二）
作家闻一是国内研究苏联东欧问题的专家，他在十年前出版的《十月革命: 阵痛与震荡》一书，对十月革命的历程作了比较详尽的阐述。下面让我们来看他在这部著作中对苏维埃政府在征集余粮工作的一些所作所为的描述:
……1919年1月11日，曾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的老革命罗日科夫因“感到绝望的形势而无法沉默”，给列宁写信，对粮食垄断提出异议:“苏维埃俄国的经济状况，尤其是粮食状况，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且还在日益恶化。可怕的末日大灾难正在迫进……粮食状况非常严峻，例如，彼得格勒的半数居民注定要饿死。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任何武装干涉和白卫军不来直接威胁您，您的政权也保不住。您对拦击部队的威胁无济于事: 全国一片无政府状态，人们不畏惧您，也不听您摆布。即使听您摆布，问题也不在这里，问题在于您的粮食政策是在不切实际的基础上制订的。如果政府能向居民供应足够的粮食的话，谁还会反对国家对最重要的生活必需品的贸易实行垄断？但是，这显然不可能。这一点您现在办不到，而且以后也办不到。不要拿自己的生死存亡冒险，不要对自己明显无望的事情承担责任。”
罗日科夫建议取消粮食垄断和专政，他写道:“保留您的供应机构，继续利用它们，但是不要对任何一种食品的贸易实行垄断。尽你的能力供应，但是要允许完全自由的贸易，强制性地要求各地苏维埃取消运进运出粮食的一切禁令，撤销所有的拦击部队，必要时可武力撤销。”罗日科夫甚至警告列宁:“如果您不做这件事，那么您的后人会做。在20世纪，不可能将一个国家变成由各个封闭的地方市场组成的混合体……必须刻不容缓地去做这件事，首先从最尖锐的粮食问题入手。否则，死路一条。……”
列宁在回信中坚持了自己的决策:“形势不是绝望，而只是困难。由于在南部和东部战胜了反革命分子，改善粮食状况现在大有希望。应考虑的不是贸易自由，经济工作者应当明白，在必需品极其匮乏的情况下，贸易自由无异于疯狂野蛮的投机，无异于富人战胜穷人。不能搞贸易自由，向后退，而应当通过国家垄断，继续向社会主义前进。转折是困难的，但绝望是不能容忍的，也是不明智的。”在这封信中，列宁对知识分子寄予了希望:“如果党外知识分子不是讨论自由贸易，而是组成各种紧急小组或者联合会，在粮食问题上提供全面帮助，他们就会非常有助于事业，他们就会缓解饥荒。”列宁甚至写道:“情愿者命运引着走，不情愿者命运拖着走；知识分子将不得不转到帮助工人的立场上来，即站到苏维埃的立场上来。”但是，在粮食垄断和实行“红色恐怖”的时期，俄国的知识分子并没有如列宁所希望的那样转到苏维埃的立场上来。未来的著名院士维尔纳茨基写的一句话反映了那一代知识分子当时的心态:“我有时觉得，如果布尔什维克声明说他们停止恐怖手段和非常措施，那么广大的居民阶层就都会同他们站在一起，起码知识分子阶层会这样。”……
看来，列宁这个人最害怕“自由”二字。在粮食问题上他宁可百分之百地“脱离群众”搞国家垄断，也不让群众实行自由贸易。这个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在这类问题上坚决守马克思有关公有制国有化的教条，用亿万民众的生存饱暖作试验，以期达到实现强制性乌托邦的目的。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公有制难道是百善之先吗？为什么仅仅过了两年要实行“新经济政策”，又是引进外资又是自由贸易呢？这样自尔反尔，列宁同志真是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策略大师啊！还有，这里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是，列宁同志竟然认为，只要知识分子站到“苏维埃的立场上”，“组成各种紧急小组或者联合会，在粮食问题上提供全面帮助，他们就会非常有助于事业，他们就会缓解饥荒。”这完全是想当然的信口开河，异想天开！俄国的知识分子真要是站在苏维埃的立场上，站在布尔什维主义的立场上解决饥荒问题，只会饿死更多的人。不幸的是，以后三十多年中发生的事态完全证实了这一点。
未来的科学院院士维尔纳茨基认为，只要布尔什维克停止恐怖手段和非常措施，广大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就会和布尔什维克站在一起，闻一先生接着写出了下面的文字，让大家知道了布尔什维克党人心里究竟有没有“群众”。
瞿鲁巴的征粮活动令苏维埃领导人充满了夺取更多粮食的希望。(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李可夫在总结1919年初征粮的成绩时，兴奋地宣告在西伯利亚还有大量的粮食可供征集。……李可夫还强调:“我必须说，在工人组织并使工业运转起来之前，在创建了商品储备之前，我们应该认为强制采购的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强制采购，或者说，如李可夫所讲的，“从农民那里强制贷借粮食”，就引发了各地农民激烈的、以武力对抗苏维埃政权的起义。其中最声势浩大、影响也最严重的是1919年3月初发生在辛比尔斯克省森吉列耶夫斯克县诺沃杰维契耶村的农民暴动。起因是征粮队的严酷行动令村民不满，农民们跑进教堂，敲钟召集村民。聚集起来的农民抓住了粮食征集队员和乡苏维埃的负责人，拷打后将他们扔进冰窟窿。随后，农民们组织起自己的总部，宣布起义。辛比尔斯克省和邻近的萨马拉省的一些乡村响应起义。3月7日，起义者占领了斯塔夫罗波尔城，成立了自己的苏维埃和执行委员会，向居民们呼吁:“全部政权归劳动人民！”呼吁书的结尾是这么写的:“公民同志们！赶快来支持人民政权吧！谁能捐助什么就捐助什么吧！苏维埃万岁！人民的意志万岁！”起义者还宣布征召18 — 40岁的人入伍，结果他们的兵力一时达到了10—15万人。
起义者把自己看成是反对征粮队非法行为的，他们惩罚的是欺压他们的苏维埃领导人；而苏维埃政府则把这些农民看成是反抗苏维埃政策的富农、反革命，集中大量兵力进行镇压。当时任俄共(布)萨马拉省委员会书记的古比雪夫和驻扎在那里的东方战线第四军司令员伏龙芝负责了此次的镇压行动，当地的全俄肃反委员会的部队也参加了镇压。结果是，红军部队很快夺回了斯塔夫罗波尔，把农民起义部队打散了，彻底镇压了起义者。伏龙芝在向列宁的报告中陈述了镇压的结果:“目前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在镇压中被击毙者不少于一千人。此外，有六百多名头头和富农被枪决。在起义一开始杀害了我们110名战士的乌辛斯科伊村被焚毁。”因为暴动中农民所穿的都是传统的长襟外衣——“切潘”，所以在史书上这次暴动被称为“切潘起义”或“切潘战争”。“切潘战争”并不只是极端的个案，它和一系列农民起义是在农民零星的对征粮队和征粮行动的骚动基础上积累和放大而成的。
1917年11月到1918年5、6月，苏维埃政府的粮食政策是逐步向国家垄断发展的政策，是试图用粮食垄断政策来解决危机——从表层的粮食危机到深层次的权力危机、掌权人的危机、政府的信任危机。粮食垄断是为了分配日益枯竭的粮食资源，而且，这种垄断又是建立在对农民的不信任基础之上的，是对农民粮食的垄断，对他们利用土地和资源的垄断，是对他们应有这种权利和自由的垄断。此外，粮食垄断还是一种试图以国家一己之力来解决粮食问题、农民问题、农村经济问题的顽强努力，是一种绝对相信国家的力量，而忽视，甚至对农民的力量、民众的力量不予考虑的决策。因此，这种垄断的前途也是充满危机的，它只会进一步加深农民对苏维埃政权的离心力、抗争力。
农民起义的严重警告直到1921年春天才被列宁所认真考虑和吸取教训。
看了以上文字，不禁想起毛的一个著名的论断:“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为了施行粮食垄断，强征农民口粮，布尔什维克党人和广大农民弄到兵戎相见的地步，由此来看，布尔什维克党的政策和策略显然违背了他们宣称的为人民大众谋利益的宗旨。暴力抢粮是土匪行径，坏事做到这种程度，还唱什么高调？！什么“联系群众，深入群众”，就是冲进农民家里翻箱倒柜，抢走粮食；什么“了解情绪，了解一切”，就是不管农民怎么哀求，怎么阻止，都要了解农民的粮食藏在哪里；什么“理解群众，善于接近群众，赢得群众的绝对信任”，就是毫不理会农民饥寒交迫的生活状况，进入农村大肆搜刮，逼得农民揭竿而起，奋起反抗。这就是像苏联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中一个农民对列宁当面表示的不满:是不是因为“工人有工人的真理，农民有农民的真理”，所以，工人到乡下抢走农民的粮食有理。
凡是镇压群众的人都没有好下场。那个认为“强制采购的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道路”的李可夫(列宁去世后接任人民委员会主席)1938年被斯大林宣布为“人民的敌人”，遭到枪决。镇压农民起义的领导人古比雪夫后来升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35年1月突然死亡，官方当时说他死于“心脏硬化”，三年后改为“被人民的敌人恶毒杀害”。而那个直接镇压农民起义的军长伏龙芝，1925年10月，在就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不到一年时，神秘地死于一次胃溃疡手术。而这个手术是病人迫于党中央的压力做的。
上面说了“粮食垄断”，下面再说“反对富农”。布尔什维克党人闯入农村，不仅仅要抢走粮食，而且要对最有能力生产这些粮食的富裕农民下手，大有将其连根拔起、斩草除根之意。闻一先生的著作对此也有客观的论述:
用强力、武装力量从农村和农民手中夺取粮食，归结起来，就是当时流行的一句话:“掠夺掠夺物”。粮食被农村的资产阶级——富农掠夺了，国家用强力、武力把富农掠夺的粮食征集上来，这就是“掠夺掠夺物。”这个政策和措施遭到了布尔什维克党内外的激烈批评，说这是对农民的剥夺。1918年4月29日，列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抨击了反对者的意见:“受攻击最厉害的是‘掠夺掠夺物’这个口号。历史舞台上出现这样一个口号，不管我怎样琢磨，也不能从这个口号中找出任何不对的地方。既然我们可以用剥夺剥夺者这样的字眼，那为什么在这里就不可以呢？”列宁强调“掠夺掠夺物”是正确的政策，他说人们在这一点上批评托洛茨基是不对的。这是“他们头脑中的糊涂观念和政治情绪”在作怪。“它表明的正是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这种自发势力所反对的不是‘掠夺掠夺物’这个口号，而是‘计算和合理分配’的口号。只要我们清点一下粮食，查清现有的全部储存，并且严惩非法行为，俄国就不会出现饥荒。分歧就在这里。”
列宁在这里把饥荒的原因和解决饥荒的途径归结得十分简单。掠夺的对象是农民，掠夺的方式是计算和合理分配，掠夺的目标物是粮食。列宁否认掠夺的对象是劳动农民。他虽然提到，“在农民中间有劳动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农民作为私有者是靠别人生活的”。但是，农村中的资产者——富农究竟是怎样的人？划分他们的条件是什么？列宁却没有说。
在5月8日的粮食专卖法令中，列宁将两个概念放在了一起，一个概念是“凡是有余粮而不把余粮运到收粮站者一律宣布为人民的敌人”，另一个概念是“贫苦的和没有余粮的劳动农民必须团结起来同富农作无情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当这一法令具体执行时，“有余粮”，“而又不把余粮运到收粮站者”就是富农了。在《关于目前政治形势的提纲》中，列宁又一次给农村资产阶级下了个定义:“囤积余粮、破坏粮食垄断的农村资产阶级”。5月22日，列宁在《论饥荒》中，对这个定义更细化了，富农的概念是: 破坏粮食垄断，破坏国家的粮食分配办法，破坏固定(硬性)价格，进行粮食投机，贿赂、收买和恶意赞助一切危害工人政权的行为，最后归结为反对苏维埃政权。
家里有点余粮不交给布尔什维克政府、反对苏维埃政权就是农村资产阶级，这算是哪门子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划分剥削阶级的标准，作为马克思主义信徒的列宁先生真的不知晓吗？
在当时的俄国，究竟什么是“富农”？它应该是一个经济上的概念还是一个政治上的概念？这里，我从苏联东欧专家金雁女士的著作《苏俄现代化与改革研究》一书中的《苏联“富农”为“资产阶级”说质疑——关于新经济政策时期“富农经济”的性质与历史地位》一文里摘录了一些文字，以此来说明这一问题。
这篇文章开头的小标题是《农村阶级分析方法的源流与“富农”成分划定标准》。节录如下:
今天被汉译为“富农”的俄语词“KYJIAK”之原意为“拳头”，由握拳而引伸出“抠门”、“吝啬鬼”、“守财奴”、“小商贩”等含义，其语感颇似于今天我们说的“大腕”之类，原本只是一句俚俗的骂人语，既无“富”、更无“农”的词义。19世纪时该词逐渐用以称呼那些并无高贵身份而靠“不择手段”暴发起来的人——他们未必在农村。因而这时的文献译成汉语就会出现诸如“乡村与城市的富农阶级”这样的句子。而当时若要把城市的暴发户除外的话，就需说明“这里是专门谈农业中的富农”。但是，生活在最下层的农民们无疑对他们同类中出现这样的暴发户最为敏感，因此这一名词用于农村的频率逐渐增加。这使得19世纪70一80年代的民粹主义者第一次把KYJlAK定义为“年轻的农村资产阶级”。后来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继承了这一用法。这样，这一传统名词就被赋予了严格的定义，即专指资本主义大农或农场主，即使用雇佣劳动从事商品生产以榨取剩余价值的农业资本家。因此在苏联，富农往往又被称为“农村企业家”。但具体地看，苏联当时所谓的“富农”，情况是极其复杂的。“人们常提及的划分农村社会集团的标准(占有土地的数量、出租农具的数量，必须付出的劳动量、农业收入、贮备粮、牲畜、家畜等)并不清楚。”许多西方学者认为，当时的“富农”成了“没有社会学固定标准的社会形家”。关于“富农”的一些“远非学术性而且弹性很大的定义”也往往被抛在一边，“‘富农’一词，如苏联官员经常十分坦率承认的，并不是用来指一种经济地位，甚至也不是指一个社会阶级，而是指一种心理状态。”英国学者卡尔指出，在当时的苏联，常常“不是阶级分析决定政策，而是政策决定什么样的阶级分析方式适合特定的形势”。美国学者科恩也认为，当时农村阶级“划分的类别含糊不清”，“富农”的概念“与其说是一个严格的社会学上的分类，倒不如说是一个表示蔑视的词罢了”。……
列宁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罔顾马克思关于划分剥削阶级的社会经济标准，以主观意志代替客观现实，用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方式在农村区分所谓“富农”，并对其进行经济剥夺甚至肉体消灭，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列宁在这里没来由地认为，富农是最残忍、最粗暴、最野蛮的剥削者。为了获得粮食，列宁要求采取一切措施对付富农。1918年8月7日，列宁给扎顿斯克执行委员会领导人伯尔德利夫发电报，“必须无情镇压富农吸血鬼”。8月10日，列宁给奔萨省执行委员会领导人库拉耶夫打电报，指示“必须最坚决、最迅速、最无情地镇压富农的暴动，从奔萨抽调一部分军队，没收参加暴动的富农的全部财产和粮食”。8月19日，列宁又给奥寥尔省发电，要求没收富农的全部粮食。1918年8月13日，俄共(布)奔萨省委员会书记博什给列宁打电报，控告执委会领导人敏金在镇压富农方面手软。8月14日，列宁给敏金去电说，“假如情况属实，那就是对革命犯了大罪”。8月19日，列宁再次给敏金发电报:“请转告执委会全体委员及全体共产党员，他们的职责就是无情地镇压富农并没收暴动分子的全部粮食。您的无所作为和软弱无能使我气愤。”同一天，列宁又给奔萨省执委会发电报:“我非常气愤，你们丝毫没有明确地向我报告过，你们在无情镇压五个乡的富农以及没收他们的粮食方面究竟采取了那些认真的措施。你们的无所作为是有罪的。应集中全力去一个乡，收净那里所有的余粮。”
粮食是一下子生产不出来的，解决粮食短缺的办法是不是只有从农民手中夺取口粮这一条路？还有没有其他办法？大家接着看列宁同志的高招吧。
(未完待续)
苏联政治笑话(49)
莫斯科街头。一名乞丐向一位过路的妇女哀求说:“可怜可怜吧！你看我在阿富汗战场失去了一条腿。”
“我又不是失物招领处。”这位妇女说。
荀路 2020年7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