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钱玄同在《新青年》杂志提出“废汉文(字)”的主张至今已逾百年。再看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1600年赴京途中暂避风雪在扬州小船上首次运用拉丁字母编制汉字拼音的尝试,距今也已四百余年;英国外交官魏妥玛氏在十九世纪中叶创制的魏妥玛拼音在国际上应用亦逾百年。由赵元任、瞿秋白等三十年代知识分子分别奠定基础,1958年周有光等人最终臻于完成的《汉语拼音方案》至今也有整整六十年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吴玉章曾在全国文字改革会议的报告中宣告,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关于文字改革的方针是,“汉字必须改革,汉字改革要走世界各国共同的拼音方向,而在实现拼音化以前,必须简化汉字,以利目前应用,同时积极进行拼音化的准备工作。”(摘自《1955年11月23日教育部党组报告》)说白了,简化字不是目标,只是拼音化之前的权宜手段,积极准备的是全面的拼音化。六七十年过去,现在汉字拼音化怎么就无疾而终了呢?这一段历史让我们细说从头。

改革伊始就没有充分讨论

文字改革是中国知识界长期的关注的焦点。1909年辞书学家陆费逵提出简化汉字以后,引起胡适、鲁迅、瞿秋白、林语堂等思想倾向针锋相对文化人的共同提倡,包括你死我活的蒋介石和毛泽东。1935年国民政府试行汉字简化,因戴季陶反对,再加日军进犯而搁寝。全民抗战无暇顾及文字改革。1949年革故鼎新。成立了文字改革机构。讨论中出现了大量的改革意见,莫衷一是。后来还是当时的苏联老大哥斯大林提醒中共中央,不如还是依照1931年在苏联海参崴举办的第一届汉字拉丁化大会上,瞿秋白吴玉章和苏联汉学家拟定的程序,准备汉语拼音化,开始时先搞汉字简化,逐步取消汉字。1956年1月27日中共中央下达指示,简化工作就开始了。没有在任何地区或任何学校试点,也没有展开相应的心理学实验。文字改革委员会的简化字分批公布,立即在全国推行。到了1957年夏季,简化实行一年有半,正是应该听取意见,作出判断和调整的时候,发生了针对中国知识界的整风鸣放和反右斗争。除了政治意见以外,人们对于简化字问题也发表了不少与官方不尽相同的意见。文字学家陈梦家谈到:“文字是需要简单的,但不要混淆。这些简化字,毛病出得最多的是同音替代和偏旁省略。简化后有些字混淆了。”“在没有好好研究以前,不要太快的宣布汉字的死刑。”“主张拼音的人,不要过于简单的认为全国大多数的人全赞成拼音,此事还得大家讨论,包括反对的人在内。”“文字这东西,关系了我们万万千千的人民,关系了子孙百世,千万要慎重从事。”(《文汇报》1957年5月15日)。农工民主党领导人章伯钧说:“……再如文字改革,我认为既不是国防机密,又不是阶级斗争问题,是一个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却只由少数热心分子作了讨论。这样,是不是人人都搞通了呢?我看包括党内的一些同志,大有问题,相当混乱。如果文字改革问题,等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我没有意见,我不能反对;如果是文化问题,就应该在党内外展开讨论,应该多从学术、政治、道理上进行讨论。”民主同盟副主席罗隆基则谈到:“文字改革问题是讨论过的,当时讨论的是汉语拼音方案,而不是讨论中国文字是不是要拼音。说到汉字简化,也没有讨论汉字简化的方向问题,拿出来讨论的是简化字。而且拿出来讨论时,说是党已经决定了……”(章罗两人的发言原载1957年5日22日《人民日报》)。周恩来在1958 年1月10日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把文字问题提升为政治问题,他说:“……右派分子攻击文字改革,自然是别有用心,他们是要借此向党和政府进攻,但是他们也确实是反对文字改革。汉字简化是符合广大人民的好事,反人民的右派分子自然要反对。我们站在符合广大人民利益的立场上,首先应该把汉字简化这项工作肯定下来。”(《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于是凡是对文字改革提出不同意见的人都成了右派分子,劳改劳教降职降薪,直到二十多年后才恢复名誉。人们都明白了,党和领袖主张的事情是议论不得的。所有公布的简化字表立刻得到推广贯彻,虽然存在各种问题和不合理,逐渐也就习惯了。1964年国务院公布了《简化字总表》从规范上巩固了五十年代的简化成果。文革前夕的阶级斗争气氛已经越来越紧张,政治冲击经济文化工作越来越明显,其中也包括文字改革,观点不断地向左、向右走极端。凡是书写不符合简化规范,字体带草,都被指斥为歧视劳动人民、迫害工农子女的表现。文革前夕一度准备拼音化,简化也想不搞了。文革开始后,又说拼音是西方帝国主义的一套;不久又要进一步简化汉语拼音,废除y和w零声母。林彪事件后,造反派又搞简化字,并提出反对简化字就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1975年未经讨论就将二简方案提交国务院。动乱中,《简化字总表》基本发挥了国家正字法规范的作用,成为传抄大字报、印刷传单和出版毛选、鲁迅作品和样板戏等书籍的用字标准;简化字逐渐在全国普及。

二简方案不得人心

1976年粉碎四人帮结束了十年浩劫。1977年国务院颁布了第二套简化字方案(俗称二简)。出乎意料的是,二简新简化字遭到了民间普遍的批评和反弹,铺天盖地。多半认为简化太过份,破坏了原有的字理,当时报刊还列举了一些应用二简字出现的歧义而引起的笑话。参与制定方案的工作成员则觉得十分委屈。因为二简方案的主要制作人不是别人,就是一简方案的主要制作人陈光尧(1906-1972)。此公多年致力于简化汉字,是国务院文改会成员。文革中仍努力制作二简,但二简发表时已去世。二简的简化原则可以说完全是萧规曹随,一仍其旧。比如让,是从繁体讓简化来的,二简字把嚷壤,都简化为“口上,土上”,怎么就不可以了呢?又如虾是从繁体蝦简化来的,二简字把暇瑕都简化为“日下,王下”,怎么就不可以了呢?(因为电脑字库没有二简字,只能借用两个字做偏旁合成相应例字)。既然一简可以将干乾幹三个字简化成一个干,把錶简化成表,那为什么二简不能把圆也简化成元,把蛋简化成旦,把戴简化成代?原则都一样:同音替代,也包括形声简化字中的新声旁。二简实际上是一简的逻辑发展。然而毕竟时代不同了。公布二简方案的时期,正是四人帮倒台之后,清算文革极左流毒的时期。而二简也确实产生于文革中后期,造成了二简与文革极左同步、同源的感觉。而且时间上的巧合是1978年中共中央决定为55万右派分子恢复名誉。人们记忆犹新的是,对文字改革提出意见本来就不应是禁区,(此时毛、周已去世),当时又在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问题和重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问题,提倡实事求是,拨乱反正。所以对二简的批评意见远比过去多而尖锐。毕竟同音替代是造成汉字辨义混淆的客观规律。七八十年代的青少年已经习惯了一简,几乎不知道干乾幹的区别何在,但是他们仍会看不惯二简新的简化字,认为过份。再加上二简讨论稿公布之后,部分二简新字已被报刊和学校使用,促成了社会上生造简体字和乱用同音字的混乱现象。1986年国家电脑字库已完成芯片贮存,国家大型辞书汉语大辞典、汉语大字典和中国百科全书即将出版,忽然再改用二简新字,将造成巨大浪费。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胡耀邦总书记综合各方意见决定废止二简,强调“保持相对稳定,以利社会应用”。幸好二简公布时还有个括弧注明是“讨论稿”,没有像1956年那样搞“自公布日起正式推行”。

一简和二简的简化原则完全是相同的,为什么会出现截然相反的两种情况呢?说到底,还是一个决策民主的问题。推行任何改革,总是需要试点和调整的。1956年初到1957年夏,约一年半,正是聆听简化字反馈意见的时机,偏偏用反右的专政手段打击了不同意见。根本没有听取意见加以改进和思考,强行贯彻,裹挟大量现代社会理性改革所不应有的错误。例如一简的宾字,发音为bin, 却用兵bing字作声旁;进字,发音为jin, 却用井jing字作声旁。估计始作俑者陈光尧先生是陕西城固人,方言近于川渝,不辨in、ing,铸成一简方案中的这种低级错误。参与简化工作的语言学家济济一堂,音韵训诂应是身手绝活,绝不会欠缺区区音韵学的基础常识,只因反右斗争因言获罪太可怕,大家欲说还休罢了!一简煮了夹生饭,问题并没有解决,同音替代,一简(体)多繁(体),(干、发、游、于、制、准),发生了不少麻烦,不仅是人文知识问题,而且涉及现代科学名词如二噁英(致癌有机物)和干细胞(主干的干,不是无水细胞)。这两个名词牵涉到生态环境和生物遗传学等当代最前沿的科研和生产,影响到科学命名和表达的问题。但是2014年公布的《通用规范汉字表》依然没有予以理会。二简方案涉及更多替代和类推,当然会有更多的问题。

废止二简冲毁拼音化幻想

从二简讨论稿公布到国务院颁令废止,历时九年。这个时期对于以拼音化为毕生理想的周有光、吕淑湘、倪海曙、黎锦熙等一大批拼音派专家来说,思想的冲击是难以估量的。二简应用中有两个著名的笑话。1. “代表的代表”(一简为戴錶的代表)。戴简化为代,那么这到底是一位戴着手表的代表呢,还是众代表又推选出来的一位代表呢?2. “元旦的元旦”(一简为元旦的圆蛋)圆简化为元,蛋简化为旦;那么这元旦到底是圆圆的一个蛋呢,还是新年的元月一日呢?二简字中还有更多的同音替代字和形声同音声旁,例如道字,把其中的首字改为刀。这类二简字还只是二简字中的一小部分。如果广大群众对这样的同音替代完全不能接受,那么汉字拼音化所推行的将是废除简化字、完全没有字形区别的纯拼音文字,他们岂不是更加不能接受?反感如此强烈,拼音化还有什么前途?在废止二简的前夕1986年1月,北京举行了文字工作会议。上述坚定的拼音派专家学者经过了现实的反思,接受了不再推行拼音化的现实,废止二简,退而坚持简化字(一简)的底线。值得一提的是,毕生奉献汉字拼音化事业的倪海曙先生,作为文字改革出版社总编辑、国家语委委员,回顾了自己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反思。他说拉美地区和土耳其等国虽用拼音,文盲也很多;再对比日本、韩国、蒙古、印尼和越南等国,文字改革跟现代化并无直接的关系。实际上为汉字的百年冤案(“汉字阻碍现代化”)做出了平反。会议之前,原来的国务院文字改革委员会也改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语委),1998年合并到教育部。工作内容已不再涉及拼音化。一般认为,到此为止,中国带有官方推动色彩的汉字拼音化告一段落。嗣后出现了以《汉字文化》杂志为代表的为汉字正名,为汉字彻底平反的说法,甚至推出了“汉字简化得不偿失”的呼声和理论,相关言论一度进入全国两会。

汉字词不适合拼音化

拼音化曾经如铁壁合围一般从西北东南各方步步进逼中国语文。欧美的象形文字落后论(西),苏俄的汉字剥削阶级论(北),然后是日本削减汉字(东),越南的废止汉字全面拼音化(南),韩朝弃用汉字搞韩(彦)文化。中国一度以为拼音化是必然归宿。但是经过汉字简化以后,逐步认识到汉字不宜拼音化的现实。日韩越的经验也反过来向我们证明,拼音化存在致命的问题。日文并不能完全脱离汉字,释词必备,阅读还能提速。韩国的教科书和辞书都不能离开汉字,否则不能准确达意。越南语拼音利用声调符号辨义能力较强,但是越南各地的方言纷繁,声韵调变化大,再加上拼音文字与历代汉字喃字古籍文化断层问题严重,越南知识界呼吁恢复汉字教育的声音从未消歇。汉字词已经在大约两千年的文化共处中深入到了这三个民族的骨血之中(跟英德等日耳曼语族接受拉丁字母一样),已经是他们的自身血肉却仍浑然不知,强行切割,当然会痛彻心扉。汉字不宜拼音首先是同音字词问题。有人说,同音字词多,但是我们说话并不发生很多问题,为什么就不能拼音化呢?恰恰是这样,拼音文字比语音传递更不靠谱。因为说话时当事人在场,有语气语调和神态手势,可以作解释或重复,而文字的任务恰恰就是要具有超越当事人的语境传递信息的能力,拼音文字则更是仅有声音(而无字形含义)面对跨越时空的读者。新闻、故事和戏剧都有特定的时空界限,越出时间、学科的界限,汉字拼音化就会问题成堆。这里举个有趣的例子。1993年左右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的女生Valeria向我求助。她每天练习收听北京国际电台的汉语新闻。有一句话怎么也听不明白。Wujiangsimeisanreai是什么意思?查遍唐诗宋词词典仍然毫无结果。当时互联网还不发达,其实至今依然,如果没有“五讲四美三热爱”这七个汉字,上网还是很难找到英文的解释。汉语拼音方案算是比较成功的一套系统,但是拼写的字形区别仍不显豁。离子、梨子、粒子、例子、栗子、李子、里子;长城、长征、章程、成长、镇长、阵仗、征程、城镇、成真……汉字一目了然,而拼音则拼式雷同,辨义的关键仅在个别声调符号或者个别字母上;这样的文字阅读会造成视神经过度疲劳紧张,效率远低于汉字。这还是针对当下的文字来说的。此外,任何文字都不仅是共时的记录工具,以满足当下的交流;更是历时的文字载体,以跨越古今的隔阂。2004年朝韩双方在金刚山举办离散家庭的会面活动。韩方官员看到岩石上标语歌颂“天出(才)名将金正日”,但同音词chenchwul, 也有贱出(贫贱)的意思,没有汉字,很难说清。韩方官员一说,立刻引起朝方大怒,下令活动停办!拼音韩文的词不达意可见一斑。越南废除汉字(1945)仅两三代人而已,现在青少年根本无法读史,因为史书都是汉字或越南喃字书写印刷的。几乎所有的史学人员都必须到北京或广西留学。中国不能重蹈这样的覆辙。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文献最丰富的国家,举世无双。不仅经史子集汗牛充栋,而且包括世界上最完备的水旱虫风、地震、陨石、日月蚀等灾变记载。世界上拼音文字和意音文字(方块字)比肩而立。中文的历史文献是世界文化的宝库。西方俗谚说“光荣属于希腊,辉煌属于罗马!”我们也可以说“光荣属于甲骨文,辉煌属于(形声)繁体字!”希腊、印度和巴比伦的文化都没有直接传承至今,唯有中华文化至今一脉相承,能读繁体字的人可以直接读懂马王堆出土的道德经。(但由于汉字简化已经出现了文化断层)。说到底,英语德语的词根都带有与生俱来的本义(希腊、拉丁和日耳曼)。汉语词的本义则蕴涵在汉字部首之中,所以具有强大的释义功能。汉语拼音音节则是苍白空洞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才是真正的不顾文化内涵的“全盘西化”。我们绝不能轻易放弃我们的汉字系统,改用并不完全承载汉字语义的拼音文字。从明末徐光启的《几何原本》(1607)开始,汉字就已证实表达实证科学原理并无障碍,海外学人的留学史说明以汉语汉字启蒙的头脑面对拼音文字和科学符号毫无障碍,可以应付裕如,各司其职。汉语拼音和初等数理学科的普及已经把汉语的文字工具范围扩大到了汉字和拉丁字母,对于学过基础英语(外语)的国人来说,同时灵活应用汉字和字母符号更是题中应有之义。

废汉字改拼音的运动已经偃旗息鼓无疾而终。有人还想继续提倡,当然也有言论自由。但是不应该重复五十年一百年前的成年老调,理当推出新的理论思考,并辅之田野作业的实验结果和语料例证,才能深入探讨。

趣说与愿景

顺便说一句,不要以为同音词多就是缺点。其实当今互联网上的谐音修辞比历史上任何时代都活跃而有趣。北京,背景。上海,商海。老公,劳工。晚上,玩赏。云雨,孕育。升职,升值。缘分,怨愤。誓言,食言。男人,难人。理想,离乡。失去,拾取。清醒,庆幸。结婚,皆昏。和谐,河蟹。还有隐含的粗言詈语:草泥马。如果写成拼音则顿失谐趣。

平心而论,拼音化无法承担汉字的重任,汉字也存在自身的重大缺点(主要是偏旁部首等记忆符号太多,不方便学习类推,简化更加重了这两个困难),如何走出中国语文的现代化困境?语文的进步急于求成都是不可取的。当年推行简化如果多试点几年,又反复探讨几年,熬过文革动乱,到了七八十年代,港台的电脑已经开始处理中文信息了。说不定就免除了简化的宿命。当代的电脑已经战胜了象棋和围棋冠军,中国的语文难题不应该再在文字信息传递上削足适履,而应该将困难交给人工智能工业去探索新路,再把方便反馈给民族文化。

来源:CND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