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史褶里的真相》第三辑 ：“解放”红尘（11）
奉贤县委放火案
1949年后，毛共便很着急经济绩效，很想以山河巨变证明“伟光正”。1957年“反右”后，更着急上火，企盼经济奇迹，除了说明打倒国民党的价值，又增加一项急迫时需——沸反盈天的反右“就是好”。喏，政治上反右，经济上才能“解放生产力”。然而，一党专政下的高度集权，浮躁狂热、盲目蛮干、媚上邀功，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又从根本上违反人性，悖拗经济规律，不仅未能提供支撑政治上的“就是好”，反而尽出负面新闻。沪郊奉贤县的“红铃虫事件”，就是这一背景下的怪异产物。
今人难以相信，一项灭虫计划竟演变成政府“合法”放火，惹祸后再借两名官员的头颅“平民愤”。交代一下，本文资料源自《上海党史资料通讯》（1989年第9期），中共上海市委党史委员会编印。[1]
定策火烧
1958年8月，江苏召开棉花生产会议，部署防治严重影响棉花产量的红铃虫。省领导专项批示，要求各县在规定期限内消灭越冬红铃虫。当时，全省堆放棉花的仓库多为玉米秆搭成的临时小屋，用后烧毁，既灭虫又充肥料。因此，会议决定用“火烧”彻底消灭红铃虫，阻其越冬。
省里开会回来，奉贤官员向县里汇报“火攻”之策。但奉贤的具体情况有所不同，各公社收藏棉花的仓库，相当一部分借用民房堆放，玉米秆搭建的临时仓库并不多。奉贤县委未做具体调查，便同意县农业局长戴纪群的灭虫计划——拆房、烧屋。为此，县委发出〈关于全面开展防治越冬红铃虫的指示〉，提出口号“三光二净一彻底”，要求凡是放过棉花的仓库、房屋“一律烧光”。十月，县委又发通知，要求各公社必须尽快组织专业队，从事拆烧棉花仓库，先在奉城公社搞试点。
11月，县农业局长戴纪群领队进入奉城公社，与公社党委书记宫茂敏组织“灭虫突击队”，共80人。突击队对各村放过棉花的仓库逐一强拆硬烧，并召开“现场会”，以加快全县拆烧棉花仓房的进度。
现场会那天，各公社负责干部云集，“样板”是放过棉花的二间草房、一间瓦房，顷刻之间拆毁焚烧。会议责令公社干部回去立即组织“灭虫突击队”，逐村检查，拆烧房屋，不留死角，“到一营、清一营、彻底一营”，勒令半月之内完成任务。戴纪群强调：“拆毁房子搞不起来，我要找你们！”“思想不通的要辩论！”“现在烧房子是合法的，大家不要怕！”戴局长还组织农业局干部划片指定、督促检查、出简报、催进度、交流经验、评功表扬。整个试点期间，共烧毁房屋202间，拆毁房屋33间。
烧房风迅速蔓延全县，共烧毁、拆毁房屋1823间，仓库（多系临时搭建）1345间，损失极大，严重损害百姓利益，许多农民无家可归，居住条件极其恶劣。被烧居屋的农民，二三十人挤住一屋，有的只能坐在马桶上吃饭；有的一家被迫分拆四五处，夫妻长期分居，不能照顾；有的蜷居猪圈，甚至逼疯、冻死。农民极其愤怒，称“灭虫突击队”为“放火队”。
事件处理
是年11月，奉贤等七县划辖上海市，“强烈的群众呼声”传至上海市委，引起重视，多次讨论后认定该案性质严重——违法乱纪，上报北京，请求指示。中央指派监察部处理，上海市委工作组赴奉贤调查。奉贤县委对市委调查组隐瞒真情、散布流言，甚至污蔑工作组，组织人员包围工作组，用种种非法手段干扰、抗拒工作组调查。市委工作组克服各种阻挠，很快搞清案情。
1959年4月，上海市委在奉贤召开广播大会，全县收听，通报部分县领导干部违法乱纪，宣布调整和改组县委与相关部门。县委书记王文忠、副书记李少峰以下一批官员撤职查办。不久，上海市委、市监委再给法律处分，以“反革命分子”开除县农业局长戴纪群党籍、拟死刑；以“混入革命队伍坏分子”开除奉城公社书记宫茂敏党籍、拟死刑。1960年11月1日，上海市高级法院以“反革命案”、“严重违法乱纪、逼死人命”，分别核准戴、宫死刑，执行枪决。其他“犯官”处理如下——
县委书记王文忠，“蜕化变质、严重违法犯罪”，开除党籍、撤销职务、有期徒刑两年。
县委副书记李少峰，“严重违法乱纪分子”，开除党籍、撤销职务、有期徒刑两年。
全县开除党籍15人、开除团籍17人，其中十人判刑、一人管制、五人劳教、一人开除公职。此外，六人留党察看、八人撤销职务、九人严重警告、五人党内警告、二十人免于处分、七人不予处分，涉案共87人。同时，对受损群众抚恤救济，阻拦“火烧”受打击的干部群众，恢复名誉。
迟到的“改正”
处理“红铃虫事件”过程中，上海市委曾有不同意见，认为对戴、宫处以极刑过于严厉。1965年，有人要求市委甄别此案。不久，文革爆发，一切搁浅。文革结束后，中纪委复查此案，1984年4月认定：此案基本事实无出入、定性恰当，仅改变原判词“和特务分子相勾结”。人员处理上，中纪委批示——
一、撤销原给予宫茂敏同志混入党内坏分子的结论，党籍不予恢复。
二、撤销原给予戴纪群同志的处分决定，恢复党籍、恢复名誉。他在消灭越冬棉花红铃虫烧拆房屋问题上是有错误的。
三、王文忠、李少峰同志违法乱纪错误严重，原给予开除党籍处分不变，如果表现好，可重新入党，可恢复他们的原行政级别。
同年，上海高级法院撤销对戴、宫的判决。王文忠、李少峰重新入党。
为灭虫而强拆硬烧居屋，不管农民实际生活，如此本末倒置的“为人民服务”，也只有“伟光正”干得出来。似乎在为人民谋福利，实际在搞破坏，百姓大吃苦头。这种逻辑悖扭的荒唐事，当年比比皆是。湖南宁乡县1958年“大跃进”前，农民住房70万间，“大跃进”大炼钢铁需要木材，拆了一批；办公共食堂、养猪场，再拆一批；为积肥一度流行“茅屋洗澡”——挑下茅屋陈年茅草泡水沤肥，又拆一批住房；全县共拆房15万间，超过原住房总数1∕5。该县炭子冲大队（刘少奇家乡）190户，45户被拆房，十多户房子被占；办公共食堂，鸡猪绝种，山林几近砍光，一切为了“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结果却是一个劳力一年仅分得50元。农民骂社队干部，社队干部也窝一肚子火，上面压下来的任务必须执行，提心吊胆生怕犯错误，自己收入也很少，回家挨老婆骂。炭子冲治安不佳，偷摸成风，刘少奇夫妇刚下来，省里县里很担心被群众包围，向国家主席要粮要物。[2]
如此顾头不顾脚的红色“大跃进”，如此激情、如此“燃烧”，除了证明中共低下的文化能力与小农式蛮干，岂有它哉？
结语
沪郊奉贤县从头就歪的“火烧红铃虫”，荒唐到不可思议，有违基本法理人情，只因顶了“为了人民根本利益”的名号，便名正言顺地无视百姓现实利益。加上“坚决执行上级指示”，以及基层官员“表现一把”的心理，荒唐便披上层层“合法”外衣，一步步越走越偏。
但另一方面，农业局长戴纪群、公社书记宫茂敏领受死刑，无论如何还是太冤，毕竟他们是“党的好干部”，忠实执行上级旨意，将他们归于“反革命分子”、“坏分子”，拿他们的头“安抚民心”，很像曹操先令粮官王垕小斛分粮。王垕担心“兵士倘怨，如何？”曹操答：“吾自有策”。王垕依命，小斛分粮，待军中怨起，曹操向王垕借头：“吾欲问汝借一物，以压众心，汝必勿吝！”
一段歪斜的红色历史，运行着逻辑歪斜的意识形态，才会结出这么一枚歪斜的“社会存在”。时至今日，中共仍拦着遮着不让纠正歪斜的逻辑，不让拆卸搭建这套歪斜逻辑的意识形态。文革后一直对前三十年的毛时代搞淡化，甚至梳妆成“激情燃烧的岁月”，竭力维护摇摇已坠的老毛形象，还在扶撑歪斜逻辑的“合理性”，寰内士林至少应该“哼哼”一声吧？
2013-1-4～5 上海
[1] 孙强：〈“红铃虫事件”始末——50年代后期奉贤县严重违法乱纪案件〉，《上海党史资料通讯》1989年第9期，页32～35。
[2] 黄峥：《王光美访谈录》，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2006年，页264～265。
原载：《争鸣》（香港）2013年7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