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再回顾(九)

接着从闻一先生的《十月革命》一书有关“阿芙乐尔”号的炮声引起的是是非非说起:

在列宁的著作和讲话里,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那段时期里,没有一个字提到“阿芙乐尔”的炮声,更没有谈到十月革命有攻打冬宫的总信号。十月革命刚一胜利,列宁立即宣布“工农革命已经成功了……俄国历史的新时期从此开始了”。在列宁的这些话语里没有任何符号与象征。在列宁去世之后,在所有参加过“攻打冬宫”的布尔什维克的回忆中都没有讲过作为总攻信号的“阿芙乐尔”的炮声。最早提到“阿芙乐尔”炮声的当算是上世纪20年代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在这部电影里,“阿芙乐尔”的炮声才和对冬宫的“总攻”联系到了一起。而在史籍上,最早将“阿芙乐尔”的炮声写在纸页上的,是二三十年代苏联史学家雅罗斯拉夫斯基的《联共(布)简史》。他在书中写到“阿芙乐尔”的炮声开辟了一个新时代这样的话。但是,斯大林对这种表现和写法仍然不满意,就像他对整个联共(布)党史的书籍不满意那样。他需要将“阿芙乐尔”的炮声符号化和象征化,只有通过特定的符号和象征,他所希望的“列宁和斯大林亲自领导十月革命”的逻辑才能形象化,才能深入人心。随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将这一点做到了登峰造极的状态。

当然,也许“阿芙乐尔”这个古希腊词本身的含义也给了创造“阿芙乐尔”炮声神话的人无穷的启发和想像力。“阿芙乐尔”——这是黎明、朝霞的意思。将“阿芙乐尔”的炮声符号化和象征化也就意味着“列宁和斯大林领导”的革命将给他国,甚至人类带来黎明、朝霞。

最后,还有一点要提及的,也是证明“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在1917年十月时不具备作战能力的一个细节,即在1918年初,“阿芙乐尔”号的原有装备都被拆卸下来,卖给了伏尔加河航运公司,被重新拉去进行大修。此后,这艘巡洋舰在整个二战时期都停泊在列宁格勒郊区的奥伦堡,没有参加过一次战斗。直到1948年,当局才重新想起它。这一年的11月7日,“阿芙乐尔”号永远停泊在了涅瓦河上,炮口永恒地对准了冬宫。1948年,是苏联战后的第三个年头,在又一次政治和经济危机的面前,苏联当局比什么时候都更需要有一件“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神圣外衣。也正是在这一年,斯大林倡议,首次在俄国—苏联的历史上庆祝“莫斯科建城八百周年”。诸如此类的窗口展示活动遍布苏联各大城市,“阿芙乐尔”号的永远停泊和关于“阿芙乐尔”的炮声的神话就愈传愈美丽、愈动人。

“阿芙乐尔”的炮声已经过去103年了。回顾当年,俄国二月革命实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下一步怎么走?当时所有的社会主义政党,包括布尔什维克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都主张继续进行民主革命。加米涅夫,甚至斯大林都曾经主张支持临时政府,而列宁也称这个新俄国是“世界上最自由、最先进的国家”。然而,四月初列宁回国,在欢迎会上他喊出了“社会主义革命万岁!”的口号,这真是个令人震惊的晴天霹雳。对此,各界人士有不同的反应,但最好的情况也是表示不理解。

不久,《真理报》在发表列宁的“四月提纲”时声明:“至于列宁同志的总公式,那是我们所无法接受的,因为它的出发点是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业已结束,指望这一革命立即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

列宁的革命导师普列汉诺夫把列宁的主张称之为“梦话”,认为“俄国历史上还没有磨出烙社会主义馅饼的面粉”。他指出当时俄国尚未具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经济前提。他在5月20日写道:“社会主义制度至少要以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为前提: 一、生产力(所谓技术)高度发展;二、国内劳动居民具有极高的觉悟水平。”而俄国当时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另一个著名的孟什维克苏汉诺夫曾经去车站迎接列宁回国,还参加了接着举行的欢迎会。他后来在回忆录《革命札记》一书中记述了这个场面,并评论了列宁发表的讲话。他在介绍了列宁的讲话后,批评讲话缺少对俄国社会主义的“客观前提”的分析,对社会经济条件的分析;指责列宁没有说明落后的农民的俄国怎么能不依靠西方,而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之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代表国内微弱少数的工人和雇农苏维埃怎么可以反对多数的意志和利益建立社会主义,列宁的全部“观念”怎么能同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原理并行不悖,等等。

德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考茨基也认为俄国搞社会主义为时过早。1918年他在《无产阶级专政》一文中针对十月革命写道:“只有在无产者构成居民多数的情况下,无产者才能夺取国家政权”;“只有靠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生产力的大规模发展”,社会主义才会成为可能。“在一个经济上还是如此不发达,以至于无产阶级还只构成居民少数的国家里”,是不能指望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

其实,对于俄国缺乏社会主义的经济前提的说法列宁也不否认,他承认这是个“无可争辩的论点”,他只是认为这种前提是相对的。但有一点是必须肯定的,这就是俄国的资本主义已经有一定的发展。列宁指出:“没有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我们是不会成功的”。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起码条件,因为社会主义是取代资本主义的,没有资本主义也就没有社会主义,从经济上说是如此,从为资本主义准备好掘墓人——无产阶级的角度看也是如此——总得有一定数量的无产者。

列宁当时认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崩溃是可以从资本主义“比较弱的”国家开始的。他在1920年看到一篇孟什维克的文章,其中重提列宁和考茨基就俄国革命的前提所进行的争论,列举事实证明考茨基关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尚未成熟的论断的正确性。列宁针对这种议论写道:“即使俄国(革命)彻底失败,也不能作为反对的论据。然而并没有失败,而是正在进行艰苦的斗争。”

关键在于列宁侥幸地成功了。

对于十月革命的成功之道,美国著名哲学社会科学家詹姆斯·伯恩斯在其代表作《领袖论》中有精辟的论述:

政治因素可能比意识形态或心理因素更重要。其中的一项政治因素是: 列宁理解俄国群众、特别是农民的真正需要。有一个时期,当自由派改良者正在为人民争取公民自由和政治权利时,这位布尔什维克领袖却认识到,大多数农民和工人要求的是这样一种经济改善和社会变革,这在CP人看来,才是真正自由的必不可少的基础。在1917年春夏季节,当“资产阶级”政府认为俄国农民、工人和士兵的传统的爱国主义本能(至少是自卫的本能)是支持战争的,列宁却看到那些日益增长的抗议不是反对战争进行得有缺点,像许多自由派分子所感觉的那些,而是反对战争本身。布尔什维克通过数以千计的讲坛、小册子和横幅标语向人们许诺面包、土地和和平,这些许诺是抓住俄国“人”的需要的核心。

在列宁领导战略中同样重要的是关于斗争的理论,这一理论帮助他能以适应革命形势的方式划分政治斗争阵线。自由派改良者总是想要扩大他们的集团或政党的联盟,以便在选举和议会中使温和派分子、自由派分子和左派分子能在人数上压倒反对派,而列宁总是唾弃这种交易和掮客行为。

造成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气质性的;甚至更多的是由于列宁有意识地决定要建立一个小而精的党的先锋队。这个先锋队在纪律性和活力方面将大大弥补掮客般的议员的软弱无力的多数。他深信,革命战略要求重新建立斗争阵线,因此,必须增加忠实支持的强度,尽管(和因为)支持的广度受到削弱。与列宁同时代的人甚至也和后来的历史学家一样,对列宁看来非常需要支持的时候宁可拒绝、甚至坚持拒绝支持的做法感到十分诧异。在十月革命前夕,当其他领导人尽管可能是出于机会主义的动机,表示愿意参加布尔什维克的行动时,列宁失去了一些亲密的伙伴,很少作出努力争取温和派的支持。

列宁革命成功的关键因素就在于他组织了一个布尔什维克党。这个党有一个重要特点,这就是它是按照夺取政权这一目标组织起来的,是一个高度集中的、有铁的纪律的、组织严密的职业革命家组织。这个党比当时俄国任何一个党派都具有更强的战斗力。何况它又是用激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

俄国二月革命时,布尔什维克党只有两万多名党员,到四月底召开党的第七次代表会议时党员人数已达八万人;仅仅三个月后,到七月底召开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时,党员人数已达24万人。不仅党员人数在迅速增长,而且支持者也越来越多。到了九月,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等大城市的苏维埃都纷纷转向布尔什维克党。

现在回顾十月革命,仅仅一味指责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是少数人搞“武装阴谋政变”,那显然不能解释列宁的“阴谋”何以会成功,而其他许多人的“阴谋”何以不能成功。关于列宁的成功之道,前面已经条分缕析说了很多,这里再简要地概括一下。
当时布尔什维克党靠什么绝招一举成功、而且还站住了脚呢?

这就是布尔什维克党提出了很能笼络人心的口号: 和平、面包、土地。

“和平”这个口号在当时的俄国肯定是一个深得人心的口号。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政党和政治家都理解群众的这一迫切要求。临时政府总理克伦斯基就号召把战争进行到底,为此亲自跑到前线鼓动俄军进攻。而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党的一些领袖对此也不尽理解,以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就坚持要把“革命战争”打下去。布哈林没有看到那时俄国军民已疲惫不堪,渴望和平,需要一个喘气的时机,而是站在激进的立场,主张对国际帝国主义宣布革命战争。而列宁却看到这个口号对广大群众的吸引力,因此不仅在革命前高举和平的大旗,而且在革命成功后立即通过“和平法令”,向各交战国发出和平倡仪,在遭到协约国拒绝后又派出代表团去同德国谈判,不惜以割地赔款的代价争得了这个和平。

至于面包问题,显然解决得不尽如人意。列宁采取挖东墙补西墙的办法,用武力把农民手中的“余粮”劫掠过来让城市居民和军队不至于饿死。当然,在对农民使用大棒的同时,列宁也同时给农民施以胡萝卜,这就是给农民以土地。

我们知道,布尔什维克党原先的土地纲领是实行土地国有化,把全部土地收归国有。但对历来盼望得到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的俄国农民来说,这个纲领是难以接受的。因此,布尔什维克党当机立断,采取了社会革命党人的土地纲领,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所有土地“一律无偿转让,成为全民财产并交给一切耕种土地的劳动者使用”。“土地法令”全文引用了社会革命党拟订的“农民的土地问题委托书”,社会革命党人因此指责布尔什维克党是剽窃者。但随着土地问题的解决,布尔什维克在农村的影响与日俱增,在国内战争中得广大农民的一些支持,尽管也有尖锐的矛盾和冲突。

詹姆斯·伯恩斯接着指出:

列宁对需要的看法和他使矛盾激化的做法都是与他所支持的价值观分不开的。他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门徒,同时也是启蒙运动的儿子。尽管他的自由概念主要来自有关自由、平等、博爱的学说,这一学说也曾激励过更早时期的革命运动,但问题是这些最终的价值本身是否超过作为革命手段的价值。使列宁最终区别于其他人的不是他的一整套的最终价值,这些价值为许多其他领导人所公认,而是他对革命领导职业的献身精神。他拒绝使完成革命的手段从属于那种自由,即被认为革命需要达到的自由。他不仅对农民渴望土地的要求作出让步,这种让步是与对社会主义至关重要的集体主义原则所矛盾的,而且他获得政权(以及以后掌握政权)的方法也违反了个人自由和政治自由的原则,而这些原则也被人们认为是共产主义价值体系的组成部分。因此,在列宁的终极目标和近期目标之间产生了一种扭曲,这种扭曲对苏维埃政权的性质将起着重大的影响。

这一代价在以后是要偿付的。在1917年,列宁是所有专门职业(革命)家中最配得上这一称呼的人。就在起义的前夕,他还在分析和讲解革命的方法:“决不要玩弄起义,但是一旦发生了起义,必须坚定地认识到: 你必须将起义进行到底……一旦起义发生,必须以最大的决心行动……并且要转到进攻方面……必须每天都努力争取至少有小的胜利,……以便不惜任何代价保持精神上的优势。”他曾经在法国的一所训练革命者的学校教过关于领导职业的理论,也在无数的书信和小册子中,在党的委员会和各种会议上讲授过这一主题。现在他把这一主题有血有肉地体现了出来。

回顾十月革命成功的原因,还要提到当时的外部环境,如西方大国正陷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自顾不暇,等等。但是还有一点要注意,这就是二月革命后俄国出现的相对民主的环境。两个政权能够并存堪称奇迹,即使七月事变后列宁等一部分布尔什维克领袖被捕或转入地下,但仍有不少党的干部能公开或半公开地活动。布尔什维克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就是半公开地举行的,这同沙皇专制制度下毫无民主,只能从事地下活动还是有所不同的。布尔什维克党充分利用了这种不充分的民主权利来争取群众,夺取对苏维埃的领导权,并取得了成功。

那么,十月革命是不是当时俄国的劫数,舍此之外别无选择呢?俄国是不是也可能走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发展道路呢?

虽然世界历史的发展总是存在多种选择,而在十月革命之前,俄国也确实存在着不同的道路选择,走议会民主制这种可能性也不能排除。但是十月革命成功的事实说明,要把成功的可能性变成现实还必须进行努力奋斗,上天是不会把社会主义送到俄国人民手中的。在这里有时会出现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局面,即需要有一个能洞察局势、采取果断措施的政党和领袖。

列宁就是这样一个由时势造出,反过来又造出崭新时势的枭雄。

历史是不能假定的。十月革命发生了,成功了,这就明显地看出个人在历史转折关头的重要作用。如果布尔什维克党没有列宁这样的领袖,俄国历史是有走上另一样道路的可能性的。1917年11月6日晚,列宁以万分焦急的心情给中央写信,指出“拖延发动等于自取灭亡”,“历史不会饶恕那些延误时日的革命者,他们本来在今天可以获得胜利(而且一定能在今天胜利),却要拖到明天,冒着丧失许多,丧失一切的危险。”

从列宁这些字里行间可以感觉到,这正是稍纵即逝、千载难逢的时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如果放过那个时机,俄国的历史就可能走上另一条道路。这就是如列宁在分析革命危机成熟时说的,统治的上层不能照旧统治了,被统治的下层不能继续这样生治了,这就得另找出路。

列宁同志说得对。回顾十月革命成功是这样,回顾苏联解体也是这样: 上层照旧统治不下去了,下层也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了,剧变就势在必行了。

詹姆斯·伯恩斯在这一节的最后这样写道:

根据阿尔基洛科斯(或艾赛亚·伯林)的说法,列宁既是一只“知道许多事情”的狐狸,又是一个“深谙一件大事”的刺猬。在他类似狐狸的多变策略中,也往往不比当代其他的领导人更为出色;他也同样会犯错误和作出错误估计。只有在他所深谙的大事中,在这件他为之鼓吹、奋斗后以极大勇气争取实现的大事中,他才显出刺猬的聪明智慧。这就是: 在俄国,群众需要一种如他所说的经济和社会的自由,而专制政治的改良者和自由派立宪主义者都不能提供这种自由。但是,他对革命的献身远远超过他对自由的献身。他是一个理论家,是一个计算术和方法手段的理论家,而不是关于真正价值和目的理论家。因此,作为工具手段的斗争和掌握这一斗争便成为支配一切的最终目的。这种手段有可能通过把自己变成目的本身而背离自由的目标,这却是列宁所没有认识到的一件大事。

列宁是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机会主义大师。他在回击党内有人认为在俄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搞社会主义是否有点超前时,写了《论我国革命》一文。在这篇文章里列宁承认俄国缺乏社会主义的经济前提,但是他不认为以此否定十月革命的合理性。他说历史的发展从来就不是按步就班的,在特殊的形势下可以改变历史发展的顺序。像俄国这样的国家,在当时那种特殊形势的结合下,出现了革命形势,俄国无产阶级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去夺取政权,然后用取得的政治前提去发展经济,为社会主义创造必要的经济前提呢?

列宁援引拿破仑的话说:“首先要投入战斗,然后便见分晓。”在列宁看来,按照本本教条,那怕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常常是成不了大事的。这就是列宁的信徒称誉他“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因。

“阿芙乐尔”的炮声显然是以讹传讹,被人过分渲染以达到政治目的。在闻一先生的文章最后我们知道,那个在十月革命的前一天被任命为“阿芙乐尔”号上布尔什维克委员的别雷舍夫,并没有随着这只巡洋舰而名垂青史。苏维埃政府掌权后很快解散复员旧军队,“阿芙乐尔”号上的官兵被遣散,最后只剩下40名人员留守军舰。而别雷舍夫被复员到沃兹涅先斯克省的一家工厂当了一名工人,后来辗转回到彼得堡,1974年默默无闻地去世。

革命者不一定都功成名遂啊!

(未完待续)

东欧政治笑话(22)

勃列日涅夫和波兰党中央第一书记盖莱克一起乘飞机飞到华沙上空,勃列日涅夫说:“我把卢布扔下去,波兰人一定会高呼万岁!”盖莱克说:“我把兹罗提(波兰货币)丢下去,华沙人也一定会高呼万岁!”勃列日涅夫说:“那当然。”

飞机驾驶员听后心想:“如果我把他们扔下去,全世界人民都会欢呼万岁!”

荀路 2020年11月21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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