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周以来,中国的知识界发生了不断的变化,知识分子从早期的清纯演变到今日之浑浊。这种嬗变的主要原因就是集权专制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知识分子在强权的诱惑和摧残下,逐渐失去了刚直的傲骨和独立的思想。为了求得生存,他们不得不趋炎附势,寄人篱下。或者仕途不利,穷困潦倒,怏怏不得意。

纵观汉史,为区分知识界的演变可分为四个阶段,即先秦,秦到清,晚清到民国和解放(1949年)后。概括地说,在这四个阶段里,中国知识分子的特征分别是:

先秦——学风素朴,色彩纷呈;

汉到清——附庸权贵,思想禁锢;

晚清到民国——革命豪情,献身共和;

1949年后——风骨殆尽,气节无存.

先秦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竞相斗妍。在几百年的时间里,知识界思想活跃,白花纷呈。有主张,有抱负,重品德,讲仁义。这个历史阶段同希腊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时期平分秋色。涌现出不少思想家,创立了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兵家、纵横家等不同的学说。

儒家强调仁义道德,重礼仪;墨家讲究博爱非攻,探求自然科学;道家的哲学有深度,讲辩证;法家强调刑罚法度。同时,国与国之间学术交流,各派学说可以自由地争辩。这个时期,知识界涌现出不少代表性的知识分子,有抱负和作为的如管仲、乐毅、苏秦、张仪;重人品的如伯夷、叔齐;助人为乐淡泊名利的有介子堆;谦恭礼让学识渊博的有季札;坐怀不乱的有柳下惠;注重友情的有羊角哀与左伯涛;还有后来的爱国诗人屈原等。这些人的身上从不同的角度聚焦了当时知识分子的优秀品德,至今仍然被尊为楷模。

自秦朝以后到清朝末年,由秦始皇焚书坑儒开始,视知识如仇雠,一把大火,烧掉了先秦思想开放的繁荣盛景,把一统后的中国推进了黑暗。到汉武帝时,独尊儒术,使知识界的思想单色化,让知识分子沉沦于三纲五常,忠孝节义。他们的思想开始禁锢,衰变成统治阶级的附庸。

这个时期的知识分子可分为权贵型,依附型和超脱型。权贵型的代表人物是汉末魏初的曹氏父子,曹操与曹丕。父子二人的文学造诣很深,曹操的代表作有短歌行、龟虽寿;曹丕的代表作有典论,成为中国文学评论的鼻祖。父子二人指鹿为马,欺君罔上,专横跋扈,独霸朝纲。以至曹阿瞒被后人勾上白脸,成为奸雄的ICON.明朝的书法家严嵩可说是另一个权贵型代表。由于中国的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和书生气,以及官场需求的有限,进入这一阶层的知识分子屈指可数。

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绝大部分属于依附型,还有一部分属于超脱性,潦倒型。依附型的知识分子,又分为得志型和落魄型,献媚型与刚正型。得志型的知识分子有的大权在握,享受朝廷俸禄,虽未黄袍加身,却也荣华富贵,耀祖荣宗。这一类型的代表人物有诸葛亮、张九龄、张居正、狄仁杰、范仲淹等。尤其是诸葛亮,受先王三顾之恩,竭忠尽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为后世典范。范仲淹身处逆境,依然矢志不移,留下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美篇。这些人虽然忠良睿智,但所作所为离不开维护封建帝王的统治地位,各为其主统貔貅。虽能齐家治国,安邦立业,但思想上毫无突破。然而这些得志者中确有不少人忧国忧民,行为磊落,乃是知识分子里的正面代表。

另一部分值得肯定的知识分子是廉洁刚正型,这类的知识分子有柳宗元、包文正、文天祥、方孝孺、海瑞等。为官不贪,廉洁奉公。柳宗元死后,家属竟无钱财把尸骨运回故里。文天祥面对蒙人威逼利诱,放声高歌“自古人生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从容就义于柴市口法场。方孝孺拒绝为明成祖起草诏书,掷笔于地,遭灭九族。海瑞不畏强暴,抬棺上谏,刚直不阿。这些响当当的侠肝义胆之士经过了反右和文革以后,几乎已经荡然无存,实属知识界之悲哀。如果明天成吉思汗的铁骑南下,中国还有几个好男儿能够挺身而出,背着总书记南赴零丁洋?满朝文武怕是早已怀揣护照,到外国与妻儿团聚去了。

在得志一类的知识分子中,除了正义凛然,政绩卓著的一批文人,也有一些趋炎附势献媚取宠的家伙。典型人物有唐朝的沈佺期、宋之问,号称沈宋,诗名相当。二人虽然诗文严谨,音律完美,但气节不高。阿谀逢迎武氏宠男,竟然为张易之执便壶。奴颜媚骨,为后世所不齿。回过头来,再看看今天那些拿老婆献给组织部长的奸佞小人,真可谓沈宋有后矣。

落魄型的代表人物有李白和杜甫,一个是诗仙,一个是诗圣,异途同归。两人都未及进士第。孟尝高洁,空怀报国之心。李白从“生不愿当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直到“安能摧眉弯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从满腔热情到心灰意冷,沉湎酒色。最后,于酒醉之后,水中捞月而亡。杜甫的命运比李白还要坎坷,穷困潦倒,颠簸流离,客死异乡。如果说李白诗情浪漫,月下独酌,杜甫则在把民间疾苦,化作笔底波澜。从体恤人民的角度,杜甫更值得怀念。但是郭沫若先生为了让毛泽东高兴,竟然把杜甫划为地主阶级,只因为他家的房屋比贫下中农多铺了两层稻草。幸亏诗圣早死了几年,躲过了郭老面对面的无情批斗。

怀才不遇的典型是唐初四杰,老大王勃吃了官司,无路请缨,20几岁在去交趾省亲时,落水身亡。杨炯教过书,做过小官,活了40几岁。卢照邻年轻中风,后来脾气狂躁,落井而终。骆宾王参与徐敬业起兵失败,饱受牢狱之苦。此四人的才气之盛与遭遇之坎坷本来值得同情,但却遭到通史学家范文澜先生的一顿狗血喷头的痛骂。王杨卢骆从未反对过毛泽东思想,不知范老的阶级仇恨从何而来。

然而坎坷型的知识精英里也有豁达大度,随遇而安的。这就是北宋的文豪苏轼,三起三落,志趣不减。超脱型的代表人物有陶渊明、谢灵运、孟浩然、王维、丘为等,他们喜欢山野园林,通禅好静。另一种超脱型的代表人物是柳永,仕途失意,缠绵于秦楼楚馆,花街柳巷,为乐工歌妓填写了不少风花雪月的歌词,传咏于街头巷尾。

改革开放后,大家都知道荷兰印象派画家梵高,才华出众,但精神压力过大,曾经割下自己的耳朵,自杀时才37岁。其实,先于梵高300多年前,中国在明朝就有过一位集画家、诗人和戏曲家与一身的奇才,徐文长。此公屡试不中,求官不成。最后,走火入魔,愤世嫉俗。以锥刺耳,以斧击头,多次自杀未遂。最后杀妻入狱。成为中国知识界的一大悲哀。

在唐宋两朝,由于统治者对知识界的相对宽松,使得知识分子在文化与政治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他们用几代人的集体智慧,谱写了唐诗、宋词,产生了古文八大家,一扫魏晋以来的萎靡文风,为中国的文化事业留下了绚丽的一页。纵观这一历史阶段,知识分子虽然思想偏于保守,但他们崇尚实际,保有先秦正直磊落及忧国忧民的品质。对发扬民族文化起到推动作用。

晚清后,随着西方资产阶级势力的渗入,中国开始了洋务运动,倡导这一运动的知识精英有魏源、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即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甲午中日战争的失利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几年后,主张君主立宪的知识精英又发起了戊戌变法。遗憾的是,封建势力过于守旧顽固,杀害了首当其冲的六君子。谭辞同本来有机会出走,但是他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为了国家,为了事业,坦然义赴刑场。体现了这一时期中国知识分子一息尚存的浩然之气。

100年后,到了64学运,这种置生死于脑后的献身者就为数不多了。

此后,以孙逸仙和黄兴等人为首的同盟会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向封建主义的最后堡垒直接宣战。这些国民党的先驱们为了事业,杀身成仁舍身取义,不怕牺牲,不怕流血。鉴湖女侠秋瑾从容就义。生当人杰,死作鬼雄,为后人称颂。章炳麟坐牢后,18岁就写了《革命军》的邹容自告奋勇,与章陪坐,死时年仅20.早期的国民党中不乏这样的仁人志士,诚然可歌可泣。

除了民国初期的仁人志士,中国的知识分子里还出现了一批以科学教育兴国的先驱。这些人留学欧美,事业有成。本来,可以继续在国外发展事业,享受生活。但是他们却愿意回到百孔千疮的祖国,带回了世界上最新的知识与课题,辛勤耕耘,培育后人。这些人里有叶企孙、吴有训、赵忠尧、严济慈等。他们身上体现了老一代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和奉献精神。比起今天百万计的滞留不归的海外学人,显得那么高大,令人肃然起敬。相比之下,现代的知识分子更加看重个人的名利,自私狭隘,当然也包括笔者自己。在这些前辈的面前,简直无地自容。说到底,这是一种社会制度的产物,一股现象或潮流,没人能够改变它。这种现象也宣告了几十年所谓爱国主义教育的破产。

民国时期,知识界也出现了两股逆流。一个是日本占领期的汉奸文人,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等。这些人自称曲线救国,卖身投靠,为虎作伥。他们不光失去了文人的骨气,还失去了做人的基本原则。另一股逆流则是,借国难危急之际,秘密成立武装政党,兴风作浪,争夺江山。这批知识分子在抗日战争刚刚结束后,又把中国推向了全面内战的火海,让百姓饱受战乱之苦。最后的结果不过是让中国重回旧制,切断了刚刚开启的自由民主之路。

民国期间,还有一批廉洁奉公的知识分子代表。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先生,曾经把自家的金银首饰捐给国家。外交部长顾维钧曾经破私财举行外交官招待会,为财务拮据的国家支撑门面。现在的知识分子官员,不贪污的没有几人,其清廉程度比民国要差2 的10次方倍。

由于民国推翻了满清的封建统治,而军阀们又忙于争夺领地,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这一阶段享受到相对自由的环境。1919年的54运动,推动了一场实在的文化革命,砸掉孔家店,推行白话文、自由诗,使各种思想、文学和艺术能在中国开花结果。尽管国家贫穷落后,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就整体而言还是应该肯定的,值得后人效尤。

革命党在取得政权后,先镇压了地主富农,又斗倒了资本家。没几年的工夫,就开始对知识分子的大开杀戒。他们把知识分子当成最大的政敌,把自由民主当成洪水猛兽,这种政治气候一直延续到今天。

反右斗争抓了几十万的右派,成了主席讥笑秦始皇的本钱。从此,对知识分子的清算,一直没有中断。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则成了社会渣子,被打成继地富反坏之后的臭老九。他们作为一个群体,受到统治集团无情的鞭笞与羞辱。

共产党的铁血政策,使得本来就胆小脆弱的中国知识分子失去了思想,失去了灵魂,失去了脊梁。要么唯毛说是从,歌功颂德,助纣为孽;要么清者自清,坚持己见,接受极刑;要么惊恐不安,投湖上吊,自我了断。当然大部分人还得忍气吞声,唯唯诺诺,苟度余生。

这个时期的知识分子,可分为迫害型、被迫害型、和逍遥型。迫害型的代表就是中央文革的小组成员,就是极左派的写作班子梁效,就是颐指气使不可一世的四人帮,就是那些手里拿着棍子,老毛指谁就打谁的造反派和红卫兵们。

部分知识分子成了消灭同类的打手,成了独裁者的鹰犬。被迫害的就是那些作家、艺术家、科学家和教授们,以及持有不同观点头脑冷静的知识精英。不少人在硝烟弥漫的批斗声中愤愤死去。文革无疑是一场灾难,文革无疑也考验了知识分子。如果打分,就整体而言,应当是不及格。知识分子的优点应当是先知先觉,善于思考,判别是非。还应当讲究天地良心,可是他们却甘愿沦为一群糊里糊涂的帮凶或跟随者。敢于坚持真理而不随波逐流的寥寥无几。中国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作为的确值得反思。1949年后学校的教育路线也值得反省。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冰火两重天的新的境界。在这个新时期里,中国的上上下下,都在不择手段,都在争当能抓钱、能致富的黑猫白猫。在金钱的怂恿下,社会道德如江河日下,整个中国变成了一个混屯世界,BIG CHAOS.可惜,在这场所谓崛起的类似大跃进的运动中,不少知识分子们没有洁身自爱,一个个头朝下也扎进了财富的海洋。

看看中国今日的鸿儒们,外科专家成了买凶行凶的被告,软件工程成了修补防火墙的工具,学位成了正国级高干信手拈来的光环,学部委员成了官员们炙热抢手的头衔,导师成了压榨学生的机器,考博成了出国和当官的阶梯。大学成了赚钱的商会,学术领域成了弄虚作假的俱乐部。知识分子失去了往日的清高,被翻滚的金色海浪所吞没。与商人不同的是,除了争利,他们还要争名,把知识当成了名利双收的资本。这就是当代知识分子的写照。

当我想到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们倒在血泊之中时候,再看看当年指挥学运的那些知识界的精英们,有的当了教授,有的荣任高管,有的腰缠万贯。没有学生的鲜血,能有他们的今天吗?呜呼哀哉,知识分子的堕落让我失去对中国民主事业的信心。

然而可喜的是,从刘晓波身上我看到了知识分子未泯的良心,看到了光明和希望。不管圈内外如何争议,他敢于坚持自己的理念,敢于接受牢狱之苦,敢于为了国人的自由而失去自己的自由,敢于翻过虎山的围墙,直接跟老虎叫板。他就是中国的萨哈洛夫,他就是中国的瓦文萨,他就是中国的昂山素季。中国缺少的就是晓波,中国缺少的就是晓波们。可惜,监狱和虐待夺走了他的生命。

60多年,才60多年,中国的知识界已经全线崩溃,几乎全体堕落。我们还有主张“民为贵,君为轻”的思想家吗?我们还有坐怀不乱的官员柳下惠吗?我们还有羊角哀与左伯涛那样纯洁的友谊吗?我们还有执法如山的海瑞和包拯吗?我们还有敢于和帝王叫板的方孝孺吗?我们还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谭辞同吗?我们还有为了信仰不怕坐牢的邹容吗?我们还有拿钱倒贴给国家的陈布雷和顾维钧吗?没啦,都没啦。这不仅是知识界的悲哀,这也是民族的悲哀,失去良知与道德的悲哀。

本来,知识分子靠着先知先觉,应当挑起治国安邦为民造福的重担。遗憾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却率先失去了信念,失去了情操。助纣为孽,歌功颂德,追逐名利。举世未浊我先浊,众人未醉我先醉。中国社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客观原因自然是暴孽的封建专制以及凶残的政治迫害和学校单一思想的灌输。然而从主观上讲,知识分子自身也有一定的责任。

一个整天在刀尖和枪口下行走的人自然会小心翼翼,保命第一。脑袋掉了,原则还有啥用。在一个枪打出头鸟,箭射开口燕的国度,自然会人人老老实实,三缄其口。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就整体而言,无权无势,任人宰割。再加上孔教的束缚,有思想、有见识的精英屈指可数。知识分子所能做的只有依附权贵,为统治者高唱赞歌,充当他们的打手和工具。几千年来,中国的社会是靠霸权来维持的,是靠农民起义来推翻的,在社会发展变革中几乎看不到知识分子的力量。到了所谓的新中国,毛集中了封建统治者所有的暴戾手段,使得知识分子完全丧失了精神与骨气,一个个低眉弯腰,唯命是从。即使被关进了监牢,即使被整得妻离子散,他们还在那里傻乎乎地高喊万岁。这无疑是执政党思想改造的伟大成果,然而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悲哀。

与中国的状况相反,在欧洲的近代发展中,无论是文艺复兴、工业革命,抑或民主启蒙,都离不开知识分子的努力。欧洲的知识界成了社会革新的先锋队和呼号人。

而中国则缺少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如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卢梭与康德等。这些人的超前意识引导了17、18世纪欧洲的一场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思想解放运动,为资产阶级革命奠定了思想和舆论的基础,是继文艺复兴运动之后欧洲的第二次思想创新。为西方的振兴与发展开出了一条大道。然而此时的中国正陶醉于康乾盛世,百姓山呼吾皇万岁,永庆升平。

中国的政治精英也缺少伊藤博文式远见卓识的强悍人物。日本人眼观鸦片战争中东方睡狮的失败,引发了他们对自己民族的安危的忧虑,发起了明治维新,为政体改型奠定了基础。从此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二十年后,牛刀初试,日本海军打败了外强中干的北洋水师。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日本人用资本主义的石斧砸开了中国这块古玉。

值得一提的是,在明末清初,以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为代表的思想家破土而出。他们对传统的国家概念提出异议,批评绝对的皇权。他们认为封建国家只是一家所有。他们开始挑战封建制度,成为本土民主意识的先驱。可惜这次思想革新如同一枝昙花,刚刚展露芳容,就被八旗子弟的铁蹄践踏为泥。

和欧洲的知识分子相比,中国知识分子的出路狭隘,只限于仕途。士大夫三天没官当,就会相互安慰。唐朝的韩愈先生对巫医乐师百工之人,责斥为君子不齿。因此,断了自然科学发展的后路。自工业革命以来,我们在生活中使用的机器、仪表、汽车、飞机、电力、通讯,以致大款们争抢的名表名包,又有哪一件出自自己的发明或自己创造?

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30功名尘与土,8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很不幸,历史发展的重担还是要落到知识分子的肩上,中国的知识分子应当一鼓作气,重振雄风,告别昨天,以天下为己任。继承前人的遗产,学习西方的先进,做有中国特色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学习先进,传播先进,鼓吹先进。利用各种合法手段提倡民主自由,提倡人权。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共同探讨,找出社会中毒瘤的症结,为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诞生,而矢志不渝,努力奋斗。不管中国知识分子的品质因数如何,中国的希望还是压到了他们的双肩。任重道远,努力吧。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2011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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