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9月30日,《长津湖》在中国大陆上演,票卖空前,打破了中国单日票房纪录。随后,美国七十年前拍摄的纪录片《长津湖战役》也在网络上盛传,颇有打擂台之意。但两部片子我都没看,我知晓那场战事的残酷,不忍“目睹”。

有数字统计,此场战役中方战斗伤亡人数21000多人,其中阵亡7034人,冻伤减员30732人,总减员5.2多万人;美方死亡1000多人,失踪4800多人,负伤4500多人,冻伤等原因损失7300多人,总减员18000人左右。数字统计可能有误差,但战事之残酷则是肯定的。

对中美双方伤亡战士,我都深感悲痛,特别是相当一部分士兵竟活活冻死,都是鲜活的青年,他们都有父母、兄弟姐妹,甚至也妻子儿女,他们彼此互不相识,无冤无仇,但竟然刀枪相向。我虽生活在美国,但还是更同情中国士兵,这不仅因为他们与我血肉相连,也是因为他们伤亡得更多,更无辜、更惨烈。

《长津湖》在大陆上映后,激发出国人新一轮爱国热潮。爱国是好,凡国家均需其国人尊之爱之维护之。但问题是:怎样才是爱国?何为国家?如何认同?

国家乃其领土、人民、历史、传统、语言、文化等等,此才是国家的完整意义。国家不等同于某朝代政权、政府。政权理应忠于其国家,顺应之、领导之、服务之,强盛之,为民谋利,繁荣经济、教育,维护发扬其语言、文化、传统。但是人类历史中有时则恰恰相反,其政权、朝代乃是国家之敌之贼。比如元朝,那是民族压迫和野蛮统治的中国,其政权掠夺、压迫、残害中国。1853年,太平军占领南京,洪秀全登基,正式立国“太平天国”。太平天国是汉族为主,能否代表中国?——即使只是半个,否;其乃是戕害中国之贼。近代1947年之前的印度是印度吗?那只是英国殖民统治的印度,非印度之印度。1975年,红色高棉推翻朗诺“高棉共和国”,建立“民主柬埔寨”,实行共产主义大跃进,没收私有财产,政治清洗,禁止宗教,关闭学校,废除货币,取消城市,拆散家庭,建立集中营……至柬埔寨四分之一人口近200万人无辜死亡。“民主柬埔寨”乃祸害柬埔寨国家与人民之恶魔。

《长津湖》如果只作为一部电影,或好或坏无关宏旨;但重要的是此影片恰恰服务于政治,颂扬抗美援朝。如何评价抗美援朝,即如何认识“新中国”,更进一步说是如何认识毛泽东三十年的“新中国”。

有学者撰文,说抗美援朝是新中国立国之战。说得对,但这是怎样的“新中国”?谁的“新中国”?

                 

1950年6月25日凌晨,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悍然向南韩发动进攻,三天后占领汉城。1950年7月7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决议,派遣“联合国军”支援南韩国抵御朝鲜。前者是不义之战;后者是义战。

朝鲜战争,表层看是金日成欲实现统治全朝鲜半岛的野心;但背后则是斯大林的主使和支持,其是二战后苏俄帝国全球战略的一部分。二战后,世界的主要格局是东西(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抗,其核心是苏美两强对峙。

发动朝鲜战争,金日成只是肇始者,而斯大林才是大老板,没有他的许可,金日成不敢擅自入侵南韩;没有斯大林的要求,中国也不会出兵;何况没有苏联的资金、武器、物资的支持,朝、中完全无法进行这场战争。此战,苏联从排到最高司令部逐级为朝鲜人民军配备了军事顾问,并是为其入侵南韩制定了作战计划。当然,斯大林是躲在幕后,以避免引火烧身。1950年11月1日,苏联空军入朝鲜境内直接参战,也是着中国志愿军军装。

朝鲜半岛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有苏联迫切需要的出海口——四个天然良港,位于朝鲜的元山,韩国的仁川、釜山和济州岛,由此苏联的势力即可进入太平洋;而占有朝鲜半岛,便可立足东亚,制衡美国势力范畴——日本与台湾。麦克阿瑟在1950年5月和6月两次提到,台湾“就好比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和潜艇供应站,其位置对苏联完成其进攻战略极为理想。”正是出于苏联的全球战略,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真应,斯大林才决心启动朝鲜战争。

1948年8、9月,朝鲜半岛南北两地先后建立大韩民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金日成自建国伊始,就抱定了实现统一的信念,其宪法规定的首都不是平壤,而是汉城。1949年3月,金日成访问莫斯科,要求苏联给予军事援助,支持其武力统一朝鲜,遭斯大林拒绝,他告诫金:“南侵是不允许的。第一,北朝鲜人民军并未对南朝鲜军队形成真正的优势,人数上处于劣势。第二,南朝鲜还有美军,战事一发,他们要介入。第三,要记住苏美之间三八线分割协定仍然有效。如果我们首先违反,就不能名正言顺地阻止美国的介入。”(《金日成访苏秘闻:寻求斯大林支持朝鲜打韩国》原文载于《文史参考》2011年第18期)

1949年3月,金日成“以签订经济文化协定的公开名义访问了莫斯科。在同斯大林的谈话中,金日成又提出个问题,说将来统一了怎么办?我是否应该通过军事手段解决半岛统一问题?斯大林回答,绝对不能采取军事行动,你要多搞点宣传,做好群众思想工作,多在舆论上作些文章。同时,要做好军事准备,除非李承晚首先进攻,如果你反击过去,将他打败,这样的统一是可以接受的。”(《沈志华: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的起源》)

同年7月份,“金日成就给斯大林拍电报,提出在瓮津半岛实施作战的计划。……

斯大林在接到电报后,考虑再三,前后用了两个月时间,于9月24日,主持召开苏共中央政治局专题会议,并做出否决这个计划的决议,理由是:瓮津作战势必引发一场战争,况且现在也没有做好任何军事斗争准备,希望北朝鲜要一如既往地抓好宣传,和平统一朝鲜半岛。”(《沈志华: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的起源》)

出军南韩统一朝鲜,这是金日成的夙宿;但可否启动朝鲜战争,这得由斯大林决定。考虑入侵南韩,会引发苏美之战,斯大林按住了金日成的要求。

但事情有了变化。1950年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宣布美国在远东的防御圈,不包括南朝鲜。另外,“苏联截获了美国国防部的战略计划。这个计划是,一旦朝鲜半岛发生战争,美国大使馆、美国侨民全部撤离,只坚守日本海,放弃朝鲜半岛。”(《沈志华: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的起源》)这让斯大林改变了态度,决定支持金日成出军南韩。“1月30日,斯大林给苏联首任驻朝鲜大使斯蒂科夫发去一封密报:若金日成想就攻打韩国问题与我会面,我随时准备同他谈。请将我的立场转达给金日成,你要强调我已做好准备帮助他⋯⋯。”得知此消息,“金日成兴奋异常,一再追问:斯大林同志真的同意攻打南部吗?”(《金日成访苏秘闻:寻求斯大林支持朝鲜打韩国》原文载于《文史参考》2011年第18期)

1950年3月30日,金日成应约秘密访问苏联,和斯大林举行了三次密谈。

“一份关于斯大林与金日成会谈的机密报告记载了他们谈话的内容:

“金日成:毛泽东同志一直支持我们解放整个朝鲜的想法。毛泽东同志曾几次说过,只要中国革命成功了,就帮助我们。必要时也可支援兵力。但是,我们要靠自己的力量取得朝鲜的统一,我们相信可以办得到。

“斯大林:需要有完善的战争准备。要增加师的武器存量,要实现机动和战斗手段的机械化。我想满足你这方面的全部要求。必须制订详细的作战计划,作战基本上按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兵力向三八线附近指定地点集结;第二阶段,北朝鲜当局继续就和平统一提出新建议,对方将肯定拒绝;第三阶段,对方拒绝和平建议后,进行突然攻击。战争必然是突然的,快速的,不能给南朝鲜和美国喘息的机会,不要给他们强烈的抵抗和动员国际援助的时间。

“斯大林强调说:不要指望苏联会直接介入战争,这是因为苏联在其他地区特别是西方,面临着挑战。要再同毛泽东商量,他对亚洲问题了如指掌。

“在这次会谈中,金日成与斯大林达成一致意见:决定1950年夏,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在苏联顾问团的帮助下,制订具体攻打南方计划。”(《金日成访苏秘闻:寻求斯大林支持朝鲜打韩国》原文载于《文史参考》2011年第18期)

斯大林与金日成的谈话有这样几个重点:1、金日成信心满满,能统一朝鲜;毛支持他,必要时可以出兵。

2、斯大林支持金日成出兵南韩,答应为金提供全部战争所需。

3、斯大林给金做了战略规划:在三八线聚集军队;以和平统一为借口,然后发起突然袭击;速战速决,避免国际军事力量介入。

4、着重表示:苏联不会介入这场战争。

5、“如果你们遇到强大的抵抗”,必须请求中国“提供所有的帮助”。(沈志华《面临危机的抉择:关于朝鲜战争之中国决策述评 》)

6、苏联顾问团将为朝军制定具体作战计划。

至此,斯大林和金日成敲定将启动朝鲜战争;此时毛泽东对之尚不知情。

                   

1949年4月底,金日成派特使金一见毛泽东,说“受金日成同志委托,我到这里,据我们掌握,解放军东北部队中有很多朝鲜族战士,你们的仗打得也差不多了,人民军缺员严重,能否让他们回去?毛泽东回答,没问题,我们现在有三个由朝鲜族战士充实的整编师,……你们可以把东北的两个师先带回去,待中国战事结束,再把那个师带走。你们想运用军事手段,解放南朝鲜,解决统一问题,这个原则没错,我也是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现在,我们统一大业尚未完成,等我统一了,再去帮你统一。”(《沈志华: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的起源》)

“十月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金日成又给毛泽东拍电报,说你们战事结束,下面该轮到我了。毛泽东看了电报后,感觉很难答复,那是因为四川、云南、广州、台湾、西藏等地尚未收复。于是,毛泽东给斯大林拍发电报,说明了情况,请斯大林出面从中帮助解释。”(《沈志华: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的起源》)毛将金日成的电报转给了斯大林,斯大林否定了金出军南朝鲜的要求。

毛泽东的态度两个重点,一、毛原则上完全支持金日成武力统一朝鲜。二、国民党占领的部分区域尚未收复,因此眼下不能派军队支援朝鲜。三、待我们完成统一大业,即派军队支援朝鲜统一。

其一、毛作为共产主义革命领袖,自然原则上支持金日成武力统一朝鲜,毛说的是实话。其二、眼下中国派不出军队支援朝鲜,此乃出于中国实情。于此,毛是务实的。其三、“待完成统一大业,即派军队支援朝鲜统一”,这是毛的承诺,但到时做不做很难说;但毛当下不想出兵支援朝鲜。

1950年5月13日,金日成来北京见毛泽东,金非常兴奋,说“毛泽东同志,斯大林同志同意了我们的作战计划,我刚从莫斯科回来”;毛很是诧异,说“我怎么不知道”,“金日成一拍胸脯,我需要的一切,斯大林同志都给我了。”于是毛请周恩来连夜向苏方问询此事。“5月14日上午,斯大林答复:请转告毛泽东同志,鉴于国际形势发生的变化,费利波夫同志同意了朝鲜方面的意见。但此事一定要经过毛泽东同意。如中共认为时机尚未成熟,朝鲜的统一事业和南朝鲜人民的解放就要推迟。到底怎么办由你们共同商定。”(《沈志华: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的起源》)

斯大林的回复有几个要点,其一国际形势发生变化;其二基于此,苏联已经同意金日成出兵统一朝鲜;其三此事尚要经毛同意;其四如果中共认为时机尚未成熟,那么统一朝鲜、解放南韩的革命事业就将推迟;其五中国是否支持金日成出军南韩,你们商议。

斯大林只说“费利波夫同志同意了朝鲜方面的意见”,却没提他已经同意金日成发动朝鲜战争,并给金提出战略规划,答应金提供战争全部所需,苏联顾问团也将为金制定具体作战计划。在前,毛已由金日成那里得知,斯大林已经拍板决定让金出兵南朝鲜,并承诺为其提供全部所需。就苏中两党的主从关系,斯大林的至高地位,如果毛不支持发动朝鲜战争,就显得他在关键时刻不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对斯大林有二心,从而失去斯大林的信任。中共之能够打败国民党,夺得中国政权,离不开苏联的政治、军事援助,非此即无“新中国”。而且“新中国”初建,百废待兴,处处指望苏联老大哥的援助。虽然斯大林话说得客气,但不支持启动朝鲜战争,就是拒绝斯大林,将被其疏远,乃至可能被踢出“社会主义阵营”。而毛泽东要稳固其政权,建设新国家,还得靠苏联。因此,毛只能转变态度,支持金日成出兵南韩。虽然毛清楚就中国实情,当下中国不宜卷入朝鲜战争;但支持金出兵南朝鲜就是忠于斯大林,站在社会主义阵营的一边,也就是下面所提“局部利益必须服从整体利益”——中国革命服从世界革命。于是,毛泽东即时转告斯大林,同意金日成统一半岛的计划。

“5月15日,毛泽东、金日成再次举行会谈。他向金解释说,我不是不支持你解放南朝鲜的想法。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咱们走的是一条路。我最初的想法是,待台湾、西藏解放后,再把部队调到北方,施以援助之手。既然你同斯大林同志商量好了,你可以先打。需要什么,你说句话。”(《沈志华: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的起源》)

其后,斯大林要求毛泽东调几个师的兵力到东北,布署于丹东-沈阳一线。斯大林的这一要求,不是出于中国的防御,而是准备一旦美国介入战事,中国军队即可进入朝鲜参战。可见,斯大林对美国出兵朝鲜是有所准备的,就是让中国军队入朝作战。斯大林是高手,不会想不到美国有出兵朝鲜的可能,

毛泽东应许了斯大林的要求,但要苏方提供武器。斯大林回复称装备问题可以帮助解决一些,但要求中方尽早布置兵力。于是,毛与周恩来便筹划调集军队到东北,这也就是“中国志愿军”的起源。(同年7月7日,周总理主持召开国防会议,决定组建东北边防军,共25.5万人组分驻凤城、辽阳、安东。7月13日东北边防军正式成立。)

事情至此,中国出兵朝鲜参战已是不可避免之事;要知道这都是在金日成发动朝鲜战争之前。显然,毛不是为了中国,甚至不是为了中共及其军队,而是出于斯大林的战略要求,而决定支持金日成发动朝鲜战争。

虽然就中国实情,毛泽东清楚此时中国不能出兵参战;但斯大林已拍板,毛也唯有转变态度,向金表示支持他武力统一朝鲜。毛由原本不支持,但转而不情愿地支持;要弄清毛的这个转变,即涉及历史上及当时中苏两党的关系,苏联与新中国的关系,毛泽东与斯大林的关系。

1949年1月底,按照斯大林的指令米高扬秘密来中国,与毛泽东、刘少奇等进行了十二次会谈。毛表示“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 我们未必能取得今天的胜利”;“反复强调向苏联学习的决心, 甚至几次坚持说自己就是斯大林的学生”;毛说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局部利益必须服从整体利益”, “中国应该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一边”,“对我们来说中间道路是没有的”。中共甚至要求“苏共‘在中共中央设立代表机构’, 因为中共的‘主要问题要在莫斯科解决’。”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共与苏共的主从关系,毛对斯大林的敬畏、顺从及表示的忠心。

中共本身即是苏共在中国发展的一个分支;自中共建立至其夺取中国政权,都有苏共背后的支持、援助和指令。虽说中共到延安后,有了一定的独立性,但是凡重要决策还是要斯大林拍板,比如1936年西安事变、1945年国共重庆谈判、解放军进入东北……。1958年,毛泽东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中抱怨:“当时我说过,什么兄弟党,只不过是口头上说说,实际上是父子党,是猫鼠党。这一点,我在小范围内同赫鲁晓夫等同志谈过。他们承认。这种父子关系,不是欧洲式的,是亚洲式的。”

斯大林与毛泽东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民间的说法就是老板和伙计的关系,西安事变,毛执意要杀蒋,斯大林说不可,毛只能顺从,接受蒋介石为全国抗战的“统一领导”(1938年9月29日《毛泽东致信蒋介石》)。1945年2月,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在雅尔塔会面,秘密划分了战后在世界各自的势力范畴。因此日本投降前后,斯大林要毛泽东去重庆和蒋介石谈判;毛本不愿意去,但迫于斯大林的压力最终还是去了。1956年3月31日,毛泽东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话时说:1945年中共中央收到斯大林的密电,坚持要毛泽东前往重庆同蒋介石谈判。“中共中央曾经反对前去重庆,因为预料蒋介石方面会进行挑衅。但是我不得不前往,因为这是斯大林所坚持的。”

1931年11月,中共在江苏瑞金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毛任主席。该“共和国”实乃是苏俄于中国境内扶植的一个分店,其后经长征迁至延安;西安事变后按照斯大林“建立国共新的统一战线”的指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于1937年9月6日,取消此國號,改轄區為中华民国陕甘宁边区。1949年的“新中国”实行苏联体制,实乃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放大版。

正是由于历史及当时苏共与中共、苏联与“新中国”、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从属关系,决定毛不得不改变本意,转而支持金日成入侵南韩,并且做入朝参战的准备。

毛泽东无论个性多强,但他清楚斯大林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他只是小弟,中共、“新中国”要靠苏联的扶植,毛要稳固住他的权力就得听斯大林的。苏共与中共、苏联与“新中国”、毛泽东与斯大林,从根本上就是上下级的从属关系。

斯大林死后没两年,毛即和苏联彻底翻脸,以至结成死敌。中苏关系由兄弟弄到死敌的地步,主要取决于毛;一方面毛有乌托邦的革命理想,另一方面也有毛深层的个人怨愤情结,即毛对这段几十年的父子关系的屈辱感,由而大吼一声,挺身反叛、弑父。子弑父,而子立,子立而可为父。毛的野心是做世界革命教父——领袖、老大。

毛泽东1956年对米高扬说,“我多次说过,不可以打,应该估计到帝国主义会干涉。但金日成‘已经决心打了’,斯大林也同意了。既然两国已经同意,‘我坚决反对,也是不行的’”。(“毛泽东与米高扬谈话记录,1956年9月23日”,引子沈志华《面临危机的抉择:关于朝鲜战争之中国决策述评 》)

毛泽东说此话朝鲜战争已经结束三年了,可见中国参战朝鲜战争的真实原因。朝鲜战争中,“保家为国”是最动人的口号,但可悲的是这并不是保卫中国国家、民族、民众的战争;而是为斯大林、金日成而战的战争。

(未完待续)

2021年12月 于伊萨卡

议报2021年12月25日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