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史褶里的真相》第四辑 ：“反右”红飙（14）
顽强的民主——从储安平到“两头真”
储安平的回声
1947年3月8日，储安平（1909～1966？）在《观察》（上海）第二卷第二期说了两段经受住历史检验的判断：
坦白言之，今日共产党大唱其“民主”，要知共产党在基本精神上，实在是一个反民主的政党。就统治精神上说，共产党和法西斯党本无任何区别，两者都企图透过严厉的组织以强制人民的意志。在今日中国的政争中，共产党高喊“民主”，无非是鼓励大家起来反对国民党的“党主”，但就共产党的真精神言，共产党所主张的也是“党主”而决非“民主”。
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1]
真是评家有幸国不幸——不幸而言中。其时，对那一大批意气风发的左翼知识分子，储氏这一通言论不是“诬共”是什么？不是反动是什么？
1956年，亲共英籍华裔女作家韩素音（1917～2012）访华，与周恩来长时间讨论民主，她发现：
个人自由有其本身价值的观念，周恩来是没有的。周至多只是人们所说的开明儒家，允许辩论，但绝不会交出统治权。……自由讨论可以，但必须为了一个目的。
我认为“双百”方针不会产生任何结果，为此我十分难过。我转告周恩来说：“需要花20年时间你们才能懂得民主的含义。”我所说的“你们”，并非指周本人，而是整个共产党。当然，就周而言，他谈论的民主显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民主。[2]
对于韩素音的评论，估计周恩来根本不以为然，难道“我们无产阶级真民主还不如你们资产阶级假民主么”？就言论宽松度，国共真没法相比。1949年初，桂系上台。广东省政府主席薛岳（1896～1998），接受美国合众社记者采访，宣布“三反原则”——反蒋反桂反共。合众社记者还以为听错了，薛岳确认：“没听错。”翌日，“三反原则”见报。中共党内能发出如此“不同声音”且不遭报复么？[3]1950年薛岳部从海南岛撤台，蒋介石对他非常尊重，1952年晋升陆军一级上将，“总统府”战略顾问。
讨论的低层次
如今，大陆坚冰稍融，“十七大”后官方在意识形态有所动作，欲有作为，宣传重点放在“改革开放三十年”，自然也是一种政治姿态，表示与毛时代有所脱离。但是，这种羞羞答答“告别毛时代”，毕竟遮遮掩掩，名不正而言不直。无论如何，中国今天的现实仍是“民主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2009年初以来，大陆开始有限度允许讨论民主，《炎黄春秋》出现“三权分立”、“言论自由”，以及辛子陵港版《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各种管道的流传，无疑是春回大地的数朵迎春花，久旱盼雨的士林略感鼓舞。不过，大陆舆论界提出的问题仍很低级：如民本主义≠民主思想、民主会影响社会稳定吗？…… 这些讨论的意义当然在于“启头”、“开禁”，就民主而言，层次实在太低，小儿科级。春秋时期的民本主义怎么可能等于今天的民主？巩固社会稳定的民主怎么会影响社会稳定？今天，中国大陆之所以需要从最低台阶起步，自然一方面说明我们还未迈出第一步，还有不少人（尤其毛派、左派）从根本上拒绝民主，有的则在发出恫吓——“民主惹乱”。另一方面，这种低层次问题也说明民主的急迫性——连思想认识上都还处于“初级阶段”， 连民主提倡者都不清楚民主的深层次价值与意义。
没有民主自然就无法保护自由，而没有自由就影响效率。1960年9月，分配江西的全国重点大学应届毕业生云集民政厅招待所，号称“八百壮士”，天天在省府大院楼群间的棉花地拔草，每月18元生活费。非重点大学毕业生则安排在南昌各招待所。足足两个多月才分配完这批毕业生。因为失去择业自由，大学毕业生只能等待分配。[4]
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就是这么个基础，必须面对的就是这样的现实。能走一步总比原地停步强，中共官方能走一步半步，当然是真正的深得民心与众望所归。如今中共可能也会不好意思——当年能够反对国民党的“党主”，今天为什么就不能反对中共的“党主”？自己怎能“合法地”不受批评与监督？既然“权为民所用”，人民怎能不看一下这个权“怎么用”？且不说监督权，最起码的批评权总应该有吧？既然代表人民，怎能不让人民说道说道产生“代表”的程序？
主义与财富
说到底，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是对社会秩序的一种规划安排，都必须接受实践检验，标准也客观惟一：社会财富的增长与人民幸福度的提高。尤其对尚处“发展中”的中国百姓，根本不需要那么多理论，他们的选择只有一个字——富。用绝大多数老百姓的心里话来说：说那么多有啥子用？都说为我们好，那么，拿钱来！啥子？没得钱？只有“主义”？谁要？！
主义与财富的关系上，自然是财富检验主义，主义应该为创造财富服务，而非反过来财富为主义服务。ABC级的逻辑，硬生生被赤潮搞颠倒，弄得“主义第一、其他第二”。百年国史就吃亏在这“主义第一”。说得透亮一点，没有这个那个“主义”，中国就不行了吗？就不发展了吗？就算您的“主义”是个好东西，不也得让人自愿选择，哪能靠强制规定？为什么世人（尤其后人）必须相信中共的“主义”？最先进的“无产阶级自由”为什么没有最起码的思想自由？既然你们无产阶级可以质疑资产阶级思想，别的阶级为什么不能质疑你无产阶级思想？
“两头真”人物的愿望
“两头真”——1990年代以后出现的人物特称，专指中共延安一代（三八式）、解放牌干部中的清醒者，他们的一生中，青少年与老年“两头”求真为真，中年则盲目跟从中共，犯了“盲从罪”。如今，这一群体日益壮大，也日益清醒，越老对民主的渴望越强烈。
2008年，86岁的汪澍白先生说：
1989年的北京风波之后，思想言论失去了自由，政治权力失去了制衡与监督，而结党营私、违法乱纪、贪污腐化之类的问题则层出不穷愈演愈烈。什么时候能再来一次像1978年真理标准那样的思想解放运动，和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样旋干转坤、改变历史的中央全会呢？我现在常常想念的，就是要争取看到这么一天。我今年86岁了，也不知在有生之年，能否实现这一美好愿望。[5]
汪先生1923年出生长沙，1946年毕业于湖南大学经济系，同年加入中共，历任《湖南日报》秘书长、湖南省委宣传部理论处长、湖南省社科院长、厦门大学哲学教授，铁杆中共干部，对民主也有强烈的临终之愿。据笔者所知，尚健在的延安老干部中，李锐、李昌、杜导正、曾彦修、彭迪、宗凤鸣、吴象、于浩成…… 都明确发出“民主吁求”。新近去世的李普先生，其思想解放之大胆，连我这样的异议分子都心惊肉跳——“共产党不亡，天理难容！”[6]
这次，中共党内民主派的政治吁求已不是1978年的反毛与平反冤假错案，而是从民主自由、权力制衡等政治制度层面吁求政治改革。1980年代那顶“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时效已失，已不能成为继续压制自由的棍子。毕竟，中共也承认“民主是个好东西”，民主是个绝大多数人都想要的东西，资产阶级想要，无产阶级怕是更想要。退一步说，就算民主是资产阶级的“专利”，今天中国的无产阶级不是正在迅速脱贫致富么？贫穷在今日中国还拥有自傲于人的天然资本么？谁还愿意为了“光荣的无产阶级称号”而保持无产？既然全社会都在由“无”转“资”，那么他们不是也会索要民主么？“资产阶级”要民主，阶级本性呵！
民主才是社会稳定最可靠的支架
民主，从储安平到“两头真”，好东西还是拉不下的。只有真正属于人民想要的东西，才可能属于历史。任何政治观点，当然必须拥有“使用价值”——有利于人民，才可能被后人捡拾，得到历史继承。后人对任何前辈遗产当然得挑选，通过品鉴或持或弃。中国人民当然需要和谐稳定，不愿互掐互斗再搞“阶级斗争”，他们希望在理性安祥中享用自己的生命，为此他们得首先要回被中共没收的各项人权。而要回被中共收走的人权，先得拥立民主，因为中共不可能发慈悲主动放弃捏在手里的“人民权利”。
中外历史均表明：民主才是社会稳定最可靠的支架；只有当人民有权参与政事，才会真正关心国家大事，才会因了解各项政策的出台经过而体谅政府，才会因握有真正的“神圣一票”而有责任感，才会对各级官员形成真正监督。同时，民主使社会成员各种意见得到有效释放，不会因长期压抑而积怨成暴——通过暴力表达述求，社会稳定，由是而成。最后，民主还将使社会价值认同度真正提高，不仅“一盘散沙”可凝聚成真正的国家力量，全体国人亦因民主而有效贡献才智。真正的国民幸福度，当然不仅仅是物质生活的舒适度，还有更高级的人生价值实现度。所谓国家力量，当然亦源于国民的人生价值实现。
[1] 储安平：〈中国的政局〉，《观察》（上海）第2卷第2期（1947-3-8），页6。
大陆版各种《储安平文集》，如东方出版社2011年《储安平集》，收入此文，但删去最重要的这两段。
[2] （英）韩素音：《周恩来与他的世纪》，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92年，序言，页4；336；338。
[3] 《张发奎口述自传》，夏莲瑛记录，胡志伟译注，当代中国出版社（北京）2012年，页351。
[4] 张大芝等主编：《阴晴雨雪旦复旦》，香港华泰出版社2008年，页392。
[5] 汪澍白：〈感受1978年历史转折〉，《炎黄春秋》（北京）2008年第8期，页56。
[6] 李南央：〈李普：“共产党不亡，天理不容！”〉，《争鸣》（香港）2010年12月号，页65。
初稿：2008-11-18；补充：2009-8-10；
再补充：2010-12-18；
原载：《争鸣》（香港）2011年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