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苏联日志(176)
11月2日 叶利钦总统在俄罗斯人代会上提议修改俄罗斯宪法，并阐述了新宪法的要点。大会经辩论后同意叶利钦的建议。叶利钦说，俄罗斯正面临着“深刻的宪法危机”，现行宪法是“极权主义时代”制定的，已经成为政治和经济改革的障碍，因此“必须毫不拖延地实行宪法改革”。叶利钦说，新宪法将第一次把个人权利放在首位，“拥有最高价值的不是CP，不是国家，也不是任何政党，而是个人。尊重人权是国家的主要任务”。新宪法将为防止“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控制和暴力成为国家政策提供可靠的法律保证，为改革创造法律基础”。叶利钦说，新宪法将创造一个“总统制的共和国”，共和国实行三权分立、互相制约与平衡的原则。总统拥有独立于议会的一定权力，有权不经议会辩论发布法令、实行改革。
塔斯社报道，有一篇题为《一位苏联经济学家说: 我反对玩“休克疗法”的游戏》的文章说，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员波洛京认为，俄罗斯不可能靠玩“休克疗法”的游戏来摆脱危机。波洛京说，他们无权把波兰和苏联的局势相提并论，也无权使用波兰那种摆脱危机的模式。况且波兰现在尽管商店货架滿满，但是价格太高，绝大多数居民都买不起。
俄罗斯外交部长安德烈.科济列夫在接受苏联记者采访时说: “彻底改革苏联外交部整个机构、精简联盟部机关、变外交部为协调磋商机关的问题已经取得了各主权共和国代表的谅解。” 科济列夫主张各共和国在外交问题上独立行事，但是要相互尽可能地协调起来。他说，为此就需要一个规模不大的苏联外交部，即一个有灵活性的协调机构。
11月3日 英国《星期日电讯报》刊登一篇报道，题为《首脑会晤使一个江河日下的超级大国处于局外》。文章说，除了伸出通常的讨饭碗外，没有国家的国务活动家戈尔巴乔夫心想他在马德里做些什么呢？苏联尽管仍然存在，但已不能声称对中苏或任何别的地方施加任何影响。它的名义上的总统已失去对自己国家的控制，他不能期望在国外行使他的权威。这使戈尔巴乔夫有点难堪。多年来，苏联一直为举行一次国际中东问题和平会议而努力，而在会议诞生时却发现自己处于局外。“接生婆”是美国。文章还说，唯一看不见情况已如何发生变化的人是戈尔巴乔夫，他仍然深信他的国内和国际地位。他上周抗议说，“我仍然是总统，谁也没有占居我的位子。”
美联社播放一篇谈苏联今年取消十月革命节活动的报道。报道说，几十年来，为了庆祝这一苏联最神圣的节日，苏联领导人每年都要在11月7日于红场举行盛大的阅兵式。由于苏共在八月政变后遭到惨败，今年将取消阅兵活动，这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尚属首次。
这场逼宫戏上演了大约一个小时，然后五个人离开了总统别墅，并带走了戈尔巴乔夫的副官麦德维杰夫，但却留下了克格勃保卫局副局长格列拉诺夫，负责别墅的看守工作。
当晚，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向普列汉诺夫下令，对戈尔巴乔夫实行隔离，把边防部队和边防巡逻艇交给普列汉诺夫及其副手格列拉诺夫直接指挥。军队从海上到陆地都进行了封锁，同时，克里米亚别利别克机场跑道也被切断，那里停放着总统的两架专机。总统别墅被严密监控起来。在海边的瞭望塔上，两名士兵随时用双筒望远镜监视着别墅里每个人的一举一动；房间、阳台，到处都装上了窃听器和监视设备；通讯联系被完全切断；别墅里任何人都不准外出。
戈尔巴乔夫此时已与外界完全隔绝，他非常清楚自己的处境，但却不知道在别墅之外，在千里之外的莫斯科正在发生着什么。
福罗斯总统别墅成了监狱，而点燃苏联改革之火的戈尔巴乔夫成了被囚的普罗米修斯。
政变的前一天，即8月18日晚，参与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八名成员和总统办公厅主任博尔金、中央书记舍宁和克格勃保卫局局长普列汉诺夫等人聚集在克里姆林宫一间会议室里开会。克留奇科夫在会上说: “发生了重大灾难。” 他说，克格勃得到消息，有人要发动武装政变，要包围首都的一些战略要地，其中包括电视台、火车站和议员们居住的两个饭店。他还说发现了一个黑名单，列有包括与会绝大多数人在内的一些政府官员的名字，这些人连同家人在内都将被处决。普列汉诺夫从旁边作证说，他也通过其他渠道了解到同样的情况。博尔金则言之凿凿地说戈尔巴乔夫病势严重，他和其他几位刚刚从戈尔巴乔夫别墅回来的人都说，他们看到了戈尔巴乔夫，医生不让人打扰他。博尔金说: “他可能是心脏病发作或中风。”
接着，会议研究组成了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
这就是政变前的最后一次会议。政变策划者们没有坦诚地交换意见，统一思想，下定志同生死的决心，而是采取了恐吓和自我欺骗的愚弄手段。这不是一群同仇敌忾的坚强核心集体，而是一伙仓促上阵的乌合之众。所以，他们这样匆匆起事，失败是必然的。
荀路 2021年11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