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有后来人》，文革样板戏《红灯记》原名，三位无血缘关系者组成家庭，共同继承中共先烈遗志，革命事业代代传。毛时代相关习语：“要使红旗飘万代，重在教育下一代！”无后为大呵！如今，第一代（大革命一代）、第二代（延安一代）都走人了，第三代（解放一代）也走得差不多了，岁月滤真，时间辨伪，革命可有后来人？虽然“红二代”（红卫兵一代）还有人在叫嚷“不忘初心”，还在硬撑“红色江山万万年”，可文革后大陆就出现“三信危机”——对共产主义失去信心、对马克思主义失去信仰、对共产党失去信任。1988年，胡耀邦对邓力群提及一则政治时谚〈四个坚持〉——
坚持社会主义无方向、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没对象、坚持党的领导无力量、坚持马列主义太抽象。[①]
无论如何，马列赤旗不再艳，革命无有后来人。中国共运西风残照，中共阵营出现一个个叛徒，堡垒早就从内部开始塌陷。
延安一代的“叛变”
所谓“延安一代”，指抗战时期加入中共的赤徒，亦称“三八式”。2008年，赵紫阳晚年密友、1938年加入中共的宗凤鸣（1920～2010），写下一段很“反动”的文字：
过去所要消灭的资本主义，正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正常道路，过去反对的所谓“西化”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世文明。相反，我们走的却是一条脱离人类文明的轨道，这就是我晚年的醒悟。[②]
这不是彻底背叛“初心”？彻底反对马列主义？彻底否定中共革命？彻底背离“四项基本原则”？都“脱离人类文明轨道”了，中国共运（包括国际共运）还有什么历史正能量？还可能提供什么正能量？
延安一代出现一批“两头真”高干：赵紫阳、李慎之、李锐、李普、杜导正、胡绩伟、曾彦修、谢韬、何方、黎澍、韦君宜……
李准之子
毛时代红色作家李准（1928～2000），祖父秀才，1954年发表小说《不能走那条路》，鼓吹农村合作化，得毛泽东赏识，红极一时。此后，李准撰有《老兵新传》、《李双双小传》，文革后《黄河东流去》，编剧《高山下的花环》、《牧马人》等。1989年“六四”枪响，其子李克威（1954～ ）在澳洲出任“民阵”悉尼支部主席，公开背叛红色道路，另一种“不能走那条路”。1991年，李克威评父——“精神奴化的典型”：
利用小说颂党，则是毛泽东发现的一大战略。家父可悲，文革前十七年充当着这一战略的主将。……家父之所以如此，除去他图名为利的投机本性外，政治上的幼稚肤浅也是主要原因之一。……这位文学大家在政治上却如同一个侏儒，多少年来，时左时右，从未有过自己的真知灼见。中共意识形态一开放，他忘乎所以，“舍得一身剐”“为民请命”，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俨然如祢衡转世、海瑞翻生。可风向一变，文艺政策收紧，他立刻“战战惶惶，汗如浆出”，不是检讨便是揭发，置道德良心、风范气节皆不顾。他如同苏东坡一样，在政治闹剧中扮演着丑角。……家父是一个被中共在精神上奴役化了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人物。……家父纵然风流一生、名噪一时，然英雄迟暮，则“回头试想真无趣”，除一政协委员之虚名外，绝大多数得意之作，已扫进历史的垃圾堆。[③]
仅仅一代，物是人非，李准已无接班人，连儿子都“不要走那条路”！马克思主义原形毕露，还能招徕多少“后来人”？
著名叛逃者
叛逃西方的著名“红二代”：罗宇大校（1944～ ，罗瑞卿次子）、俞强声司长（1940～2017，黄敬之子）、彭云（1946～ ，彭咏梧、江姐烈士之子）…… 叛逃的“延安一代”：王若望、刘宾雁、许家屯（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金尧如（《香港文汇报》总编）、戈阳……叛逃的“解放一代”：许良英、方励之、阮铭……
“叛徒”越来越多，当然是离心力越来越大，红色事业越来越无跟从者、越来越没“后来人”。如今的九千万中共党员皆为利往，战斗力远不如北伐时因信仰而凝聚的五万党员。如真有中宣部的“四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又何须斥巨资高筑网络风火墻？何须再三放送“不信谣不传谣”？何须收走处级以上官员的私人护照？
红色道路早抛弃
国际共运视富为仇、以贫为尊，号召信徒“永葆无产阶级本色”，时间一长，最坚定的“第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做不到，一进城就“修”了，就开始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1949年3月24日中共中央进京，三天后杨尚昆日记：
一进城市，大家对居住、生活条件的要求就提高了，都爱从好的方面去布置，感触甚多。似乎大家都变了。要能维持简朴的作风，恐不容易。城市的引诱实在太大。[④]
如今，中南海大佬及其家族，哪一个不是亿万富豪千万富翁？哪一位不是“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俘虏”？2005年，中纪委书记吴官正报告：2003年12月～2004年11月，受到党纪、政纪、司法查处的官员16.4万余名。再据最高检察院公布资料：2006年1～11月，检察机关立案查办涉及政府工作人员的贿案就有8593件。延安女干部冯兰瑞（1920～2019）惊呼：
这样大规模的腐败，令人触目惊心。但是，这还不过是已查处的，未发现、漏网的还不知有多少。[⑤]
人类本性“嫌贫爱富”，还需要论证吗？更重要的是：“嫌贫爱富”有什么错？难道应该反过来“嫌富爱贫”？1990年代后期，武汉一位大学女生一脸困惑问教授：
老师，喜儿为什么不愿嫁给黄世仁？我真不明白，她嫁给黄世仁有什么不好？[⑥]
任何主义任何学说，当然须为人们利益服务，接受利益的检验，而非反过来利益为主义为学说服务。利益才是质地最坚、内涵最硬的硬道理。失去利益支撑的共产主义、失去业绩证效的公有制，怎么可能再得一个世纪前的盲信盲拜？已经忽悠几代人，整死一亿人（全球）、害惨20亿（非正常生存）。任中共再怎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终究无法再次金光闪闪，一党专政也不可能得到中外承认、人民拥护。中共可以自外普世价值，中国却不可能长期拒绝“与世界接轨”，人民的利益必定最终战胜一切强加的“主义”。
结语
悠悠万事，无后为大，共运没有后来人。新传北京决定每年招收百名马列主义博士，“伟大的共产主义”已经要靠博士帽招徕信徒了。依我们这些“革命群众”的经验：中共越强调的东西，越是没有底气的表现。井冈山飄來的红旗还能打多久？
初稿：10/03～06/2020；修订：10/15/2020；
Princeton
注释：
[①]邓力群：《十二个春秋》（邓力群自述），内部自印本2005年，页742。
[②]宗凤鸣：《心灵之旅》，开放出版社（香港）2008年，页3。
[③] 李克威：〈谈父亲李准〉，《开放》（香港）1991年5月号，页84。
[④]《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2001年，页64。
[⑤]冯兰瑞：〈谁来监督监督者〉，《炎黄春秋》（北京）2009年第8期，页27。
[⑥]白希：《大镇压》，金城出版社（北京）2000年，序。
议报2021年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