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文〈重庆谈判真相〉在《议报》发表后，我在纽约民运媒体「博讯•党史真相」专栏上又说了一遍，网友「拍砖」——国共关系得从「四•一二」说起，意指国民党首先破坏国共关系，先开杀戒，这才引起中共撇出单干，才有后面的国共之争。
由于大陆只有中共一种声音，长期只听到中共的单声道，偏听则暗，这位网友估计不清楚“四•一二”成因。其实，只要想一想，中共为什么只强调自己的“无辜”，只说自己“被杀”，不说国民党“为什么”分共的原因？应能推知中共此间的“不方便”。笔者经研究，发现惹引“四•一二”的主责在共产党，中共一直躲避这一关键要害。
赤俄撮合
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以英美为师，崇尚民主自由政制；共产党则以赤俄为师，以废灭私有制为目标，崇尚阶级专政。1922年8月，孙中山决定接受赤俄「带着主义的酒杯」，用民生主义包含共产主义解释国共存在一致性，同时〈孙越宣言〉（孙中山与赤俄副外长孙越）明确指出共产制度不适中国，共产党仅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服从国民党的领导。1923年5月莫斯科同意提供200万金卢布（即用军火支持开办黄埔军校）。（1）
国共合作，两党均沸反盈天。共产党有张申府退党，国民党差点开除二十多年党龄的冯自由。1924年国民党「一大」前，一直在海外搞钱的建设部长、广东省长邓泽如，1923年11月29日领衔上书，历陈「容共」危险——借国民党之躯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孙中山抛出狠话：
那我将抛弃整个国民党，自己去加入共产党。（2）
异声不断
1924年7月3日国民党中执委40次会议，张继（1905年加入同盟会的国民党中宣部长）、谢持（1907年加入同盟会）共同提出「弹劾共产党」议案。8月19日，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讨论该议案，与会中执委、监委20人，1/5中共党员，主流意见：「革命党人应有自尊精神，以俄为挚友则可，以俄为宗主则不可。」 (3)
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后，两党摩擦不断，上海、广州经常发生互殴。广东的国民党县长、厂长、公安局长频频拘捕的中共罢工者、阻禁罢工、压制以「第二政府」自居的工会、农会。中共高层要求将「阶级斗争」引入国共合作，希望公开与孙中山的政治分歧。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去世。冯自由在北京成立「国民党同志俱乐部」，不承认失去孙中山的国民党中央的权威；8月20日主张「容共」的廖仲恺遇刺，国民党领导层破裂，遭到怀疑的胡汉民、许崇智被迫离开广州；11月23日孙中山灵前的西山会议（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与广州分庭抗礼，要求「分共」，但仍称中共为「友党」。1926年的「三•二0」（中山舰事件），5月15～22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蒋介石、谭延闿等九人提出的〈整理党务决议案〉。
国民党的社会基础为城乡绅士、知识分子，断难接受「消灭私有制」、「阶级斗争」。他们在合作中看清共产党另搞一套，并不尊重国民党领导、不信仰三民主义。差点成为中共创始人之一的戴季陶（原无政府主义者），一直支持「容共」，此时也转变态度，指责中共「心里想的是共产革命，口里说的是半共产革命，手上作的国民革命。」 (4)
北大学生王昆仑，1922年加入国民党，支持联共，此时也主张「分共」，喊出「打倒共产党」。 (5)
中共「小动作」
对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中共从来都是高调谴责国民党，而未检讨自己方面的责任。事实上，中共党员以个名义加入国民党，除了赤俄以卢布为媒强力撮合，中共始终保持党外有党，当然引起国民党的种种不爽。很简单，中共可以参加国民党的一切活动、各种党务，包括担任各级要职，而国民党却不知道中共的组织活动。1927年1月，国民党员周佛海（中共「一大」代表）与共产党员谭平山讨论「共产党的国民党化」，周问：
共产党员能在国民党内操纵一切，而国民党员对于共产党的党务，不仅不能参与，而且不能预闻，我们用什么方法能使之国民党化？
1924年国民党中央党部农民部首次举办农民运动讲习班，招生考试后，在国民党中组部长谭平山私宅阅卷——
阅卷的方法就和着普通不同，不是阅文，乃是先看投考者的名字，凡属于共产党或为共产党作工具的人，不必阅其文，即行录取。真正的国民党员，均弃置不录，结果非共产派，休想参加农民运动。……总而言之，我亲见亲闻的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行动，就是发展共产党的势力，包办农工运动，吸收有为分子，和破坏国民党的基础，分离国民党的中心，操纵各级党部，和诋毁三民主义！他们虽然没有明目张胆诋毁，然而在共产党内，以及倾向共产的人，常指三民主义是不彻底主义，是非驴非马的主义。 (6)
据中共「一大」代表周佛海记述，1927年3月10日汉口召开两党党员大会，中央军校千余学生赶出参加支持，但中共控制的湖北省工会纠察队与宣传队喊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蒋为中央军校校长，学生与之发生冲突。
北伐军打下上海前，蒋介石三电令张治中的学兵团开拔安庆，作为总预备队。中共控制的电报局却扣压三份电报。 (7)
所谓「七•一五」宁汉合流，事实是7月13日中共先发表退出武汉政府的宣言，15日国民党才通过制裁共产党的决议。中共长期只说「七•一五」，不说自己的「七•一三」。 (8)
武汉政府议决免去蒋介石总司令之职，谭平山在会场上大呼：「十月革命实现了。」 (9)
四•一二
“四•一二”并非蒋介石一人之举，而是国民党主导力量的集体行动。1927年3月26日蒋介石到达上海。28日，蔡元培在上海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监委员会议，吴稚晖提出“护党救国”。4月2日，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检举“共产党谋叛证据”，吴稚晖呈文控告共产党企图夺取政权，并谴责赤俄顾问鲍罗廷阴谋使中国变成苏联殖民地。广州政治分会主席李济深发言赞同，会议订立“清党原则”，组织“清党委员会”。当时在沪著名国民党人还有：蒋梦麟、邵元冲、黄郛、马叙伦，他们均反对中共鼓动暴烈工运农运、收回租界。
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内有史称“商山四皓”的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1949年后，中共为什么一直“感冒”蔡元培，包括文革后不同意北大立蔡像（只同意立李大钊像），底牌在这儿呢！
惹引“四•一二”最直接的原因是中共及上海总工会独自成立临时政府，组织总罢工，要求北伐军收回上海租界。 “四•一二”当天，新成立的淞沪戒严司令部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装；13日总工会组织示威游行，司令白崇禧下令开枪，宝山路司令部前伤亡百余人。15日蒋介石发布〈清党布告〉，通缉“中共首要”197人（包括不少国民党左派，如徐谦、詹大悲、邓演达。顾孟余）。 （10）
1926年3月底，据熊式辉日记：
广州各界反对共产党甚烈，每向政府请愿制止其活动，党内一部分党员亦曾在沪集议反对本党之纵容共产分子，惟当兹北伐兴师在即，党之联俄容共政策有不宜改变者……议者以为饮鸩止渴。 （11)
从根本上，国共因对付北洋军阀、得到赤俄经援而结盟，因如何建立政权、确定政纲而分裂，还是革命路向有根本性分歧。
暴烈农运工运•赤俄因素
中共折腾的两湖农运，阶级斗争、夺产地富，虐杀北伐军官家属（从祖父到孩子）及房地财产，甚至没收北伐军士兵寄回的薪饷。 (12)两湖农运有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为实录。鲍罗廷明确提示：发动农民，非用痞子、流氓做先锋不可。 (13)不过，这篇收入《毛选》的老毛早年大作，经再三删改，隐去许多血腥暴力细节。
城市工运也弄得厂商纷纷倒闭，影响国民政府财政收入。如常德工会罢工要求：1、最低工资20元；2、每年15个月工资；3、八小时工作时间；4、为职工提供食宿；5、每年休假一月，春节放假半月，元旦放假三天，一切革命节日放假并保留工资；6、职工婚丧预支半年薪水，无理由辞退得发给三年退职金。 (14) 如此高标准，当今国企外企均无力提供的“福利”。汉阳机器工会甚至将一厂主绑置工厂空地，将另一厂主关进厕所，同时监禁两家厂主家眷（连同婴儿），禁绝饮食，甚至不许哺乳。 (15)
1926年春，国民党准备北伐。6月，在鲍罗廷指使下，中共中央通过反对北伐的重大决议，在广州散发“北伐必败”的传单。7月1日国民政府颁令北伐，9日誓师，11日攻克长沙；8月22日攻克岳阳，9月7日占领汉阳、汉口，包围武昌；10月10日攻克武昌。
1927年7月13日，莫斯科密令共产国际代表团长罗易（M•N•Roy）， 指导中共奋起反击，夺取国民革命领导权。罗易将电报副本给了汪精卫。毛泽东骂罗易是“蠢猪”。罗易、维泾斯基（吴廷康）旋消失于武汉（被召回）。 (16) 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常委第20次会议上公布这份密电： “现在不是容共的问题，乃是将国民党变成共产党的问题。”孙科： “我们容纳共产党，真是太信过他们了！我们现在要下一个决心走第三条路。”会议通过“限共”决议，即宁汉合流。 (17) 12月14日，国民政府与赤俄断交，既然赤俄支持中共武装叛乱。
武汉政府灵魂人物邓演达（1895～1931），持守中间路线，反对国共分裂，赞成两党合作，但不同意共产党的土地政策与极端举措，因此国共两边都不认可他。1927年6月15日前后，邓演达突撂挑子，与苏俄顾问铁罗尼秘密赴俄。 (18) 邓演达的出走，被认为是中间路线在中国走不通的标志。
从历史结果评「四•一二」
以中共夺国后的祸国数据，孰轻孰重，相信就是「毛粉」、「共粉」心里也很清楚。
四•一二所谓“鲜血染红了黄埔江”，具体被杀的中共党员、工人没有确数。1927年4月，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李立三等联署呈函中共中央（要求东征讨蒋），内有——
近日宁波、杭州、南京及上海之大屠杀与捕杀共产党，死伤者近四百人。 (19)
四城一共捕杀伤亡还不到四百，「四•一二」上海一地的伤亡看来最多也就三百。广州「四•一五」清党，4月16日在黄埔军校抓了500余中共党员，押至紫洞艇（很漂亮的妓女船），一船可装百余人，送往虎门。中共少将、黄埔四期生李逸民（1904～1982）：
其中三分之一的人死里逃生了，来不及逃跑的都被装入麻袋沉入海中。 (20)
红女蔡畅（1900～1990）的数据：
1927年，我们党员遭到大屠杀，关于这次大屠杀我们只保留了一项总的记录，100多名党的重要领导人被杀害……全中国有一万多名处于领导地位的共产党员于1927年4月12日之后发生的多次事件中被杀害……从1927年4月起到12月底，总共有12万革命者被杀害。 (21)
用杀人解决不同政见，不合现代人文尺度，更不能鼓励。但历史很残酷，数据很直观。二十世纪的中国就是一部血腥史，只能通过比较进行鉴别，只能通过利弊权衡决定取舍。温文尔雅的非暴力革命，在1927年属于失去历史可能的“美好想象”。
大陆史家杨天石先生的数据：1927～1937年清党剿共，国府共杀中共党员、苏区民众约26万。 (22) 绝对数也不少，但有了中共后来残民以逞的天文数字，「26万」也就成了「区区」。1949年中共得天下后：土改杀了至少数十万地富、镇反杀了百万“反革命”（大多国民党员）、大饥荒饿死至少四千万、文革再整死两千万、六四屠城，共产党还有什么资格指说国民党的「四•一二」？！就算中共「鲜血染红了黄埔江」，但毛时代则是鲜血「染红了全中国」！两害相权取其轻，更何况国民党宗旨正确（在台湾完成「宪政」），「四•一二」至少阻止中共当时就赤化中国的车轮，阻滞赤潮祸华的时间。
从政治道德上，四•一二所杀中共党员，都是武装暴动分子，就是用中共今天的标准，也是“杀无赦”。邓小平、李鹏的「六四逻辑」——学生“反党反社会主义”（且不说六四学生还没达到这一「阶级觉悟」），62年后的共产党能杀非暴力抗议的学生，1927年的国民党就杀不得拿枪在手的共产党么？
「闹红」点滴
1927年4月，中共第一块赤区——广西海陆丰，一开张仅十几天，海丰县就杀了1686名豪绅、反革命；海丰、陆丰两县万余人外逃汕头、香港。 (23) 海陆丰苏区颁布「七杀令」，所有富人均不能免。稍后的湘赣赤区「16岁以上30岁以下豪绅家属的壮丁无论男女都杀掉了」。 (23) 中央苏区的兴国县，红色上将陈奇涵（1897～1981）：
在冬至祭祖的时候不分亲疏，群众认为可恨的土豪劣绅，拖出祠堂门口就杀了。
〈赣南工农暴动歌〉：
农村大革命，打土豪斩劣绅，一个不留情。 (24)
湘鄂赣苏区——
乱捉乱杀，造成群众及党内恐怖现象，以肃反代替了党内的思想斗争，使同志不敢说话，甚至开除一个同志，恐其反动就把他杀了。 (25)
补缀信息——
1938年国民党的孙科、邵力子各预定十部《鲁迅全集》（20卷，100元/套）， (26) 相比中共只读马恩列斯（文革只读毛），器局大得多吧？
前清、北洋、国府时代，均可自由办报创刊，号称准备全人类的中共，一上来就禁止民营媒体，都七十年了，还不开禁，连前清慈禧的气度都没有，自己都「解放」不了，拿什么去「解放」全国？至于「解放全人类」，今日怕是连提一下的勇气都没有了。
1927年7月15日，中共党史记录为「宁汉合流」，指说汪精卫在武汉也开始杀共产党人。善良的国人可能没注意到，武汉国民政府分共，怎么没有被杀的著名红角？不像「四•一二」，还能列出几个。国府要员陈公博记述：
武汉分共之时，非常客气，虽然分共，同时还下令保护不违法的共产党人。 (27)
政治是残酷的，党的斗争尤其是残酷的，我们对于这次分共很是客气，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书生的气息，温情主义的行为，可是共产党倒对我们不客气了。共产党首先对我们开火，著名的南昌事变就在分共之后不久发生。
6/8/2018，Princeton
注释：
（1) 杨奎松：〈孙中山的西北军事计划及其夭折〉，《历史研究》（北京）1996年第3期。
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2008年，页100、21。
1923年，赤俄发行金卢布，相当旧俄10金卢布；1922年发行的17500卢布、1923年发行的175卢布。1930年，1金卢布可兑2.76哈尔滨大洋，2.15哈尔滨币兑1国币，1金卢布合1.28国币。《吴宓日记》第五册（1930～1933），三联书店（北京）1998年，页95、123。
(2) 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2008年，页52。
(3) 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页50。
(4) 戴季陶：〈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1925-7），参见《戴季陶主义研究资料选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页35～43。戴季陶：《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导言》（1925–7-23），时希圣编：《戴季陶言行录》，上海广益书局1929年，页201～204。
(5) 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页87。
(6)周佛海：〈我逃出了赤都武汉〉（1927）。《陈公博、周佛海回忆录合编》，春秋出版社（香港）1967年，页150。
(7)周佛海：〈我逃出了赤都武汉〉（1927）。《陈公博、周佛海回忆录合编》，春秋出版社（香港）1967年，页164～168、170。
(8)陈公博：〈我与共产党〉（1944），陈公博《寒风集》，申报刊印1944年。收入《陈公博、周佛海回忆录合编》，春秋出版社（香港）1967年，页71。
（9） 周佛海：〈我逃出了赤都武汉〉（1927）。《陈公博、周佛海回忆录合编》，春秋出版社（香港）1967年，页172。
（10）〈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1927-3-28），《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页428。转引自 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反共」》，页170、173～175。
(11) 《海桑集——熊式辉回忆录（1907～1949）》，明镜出版社（纽约）2008年，页83。
(12) 毛泽东在土地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上的发言，《湖南农民运动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北京）1988年，页689。
(13) 《大公报》（长沙）1927-2-22，版7。转引自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反共」》，页158。
(14) A•B 巴库林：《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郑厚安等译，页65～66。 参见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反共」》，页197。
(15) 〈汉阳机器工联合会致蒋总司令、张谭二主席函〉（1927-2-4），台北党史馆藏档，汉11349。参见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反共」》，页198。
(16)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东方出版社（北京）1998年，页250～251。
(17) 刘继增：《武汉国民政府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512～513。
(18) 《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北京）1983年，页345～346。
(19) 〈周恩来等关于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给中共中央的意见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页212。
(20) 《李逸民回忆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44。
(21) 海伦•福斯特•斯诺：〈蔡畅和向警予〉，江西省妇联编：《女英自述》，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页250。
(22) 杨天石：〈假历史贻害万代：告诉你一个真实的蒋介石〉，阿波罗新闻网2006-8-25。
(23) 《东江革命根据地史》，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1989年，页58。
(24) 钟贻谋编：《海陆丰农民运动》，广东人民出版社1957年，页102。
(25) 陳奇涵：〈贛南黨的歷史〉，載《回憶中央蘇區》，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8～9。
(26) 〈蘇區中央局致湘鄂贛省委的信〉（1932-1-20），載《湘鄂贛革命根據地文獻資料》，人民出版社（北京）1986年，輯二，頁10。
(27) 胡愈之：《我的回憶》，江蘇人民出版社1990年，頁47～48。
议报6/19/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