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看过一本小人书《兴儿咬奶记》。兴儿自小与母亲相依为命,母亲对他宠爱有加。他打了别家的孩子,母亲夸他;他偷了东西,母亲帮她藏起来;邻居前来告状,她就护着他。在这样的环境里,兴儿长大以后成了杀人越货的强盗。官府把他缉拿归案,开刀问斩。他开始审视自己的过去,埋怨母亲,十分懊悔。

到了午时三刻,母亲哭哭啼啼地前来告别。兴儿说:“再吃母亲一次奶吧。”母亲把奶头放到兴儿的口中,兴儿狠狠地把乳头咬下。他说:“妈,我恨你。当初你要好好管教我,我又何至落到今天的地步。”

如今在贪官倍出,脏钱上亿,这个故事不禁让我想到贪官们的母亲。当贪官们被押赴刑场,或者被判死缓的时候,贪官的母亲都到那儿去了?她们那么心狠,竟然不想和心爱的孩子告别?

谁是贪官的母亲?当然不是给了他们肉身的妈妈,因为那些普通的妈妈无法给他们权力和地位。贪官的母亲可以是老上级,识马的伯乐,可以是部门主管,可以是常委,甚至总书记。还可以概括地说,是官场的风气与制度。和兴儿的母亲不同,面对犯了杀头之罪的贪官,这些伟大的母亲们却摇身一变,成了办案人,成了检查长,成了审判官,甚至成了铁面无私的行刑总监。

东汉末年,有个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故事。马谡不听诸葛先生的命令,导致失守街亭,坏了举兵伐魏恢复汉室的大计,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杀马谡的时候,孔明哭了。不外乎两种含义,一来马谡善于高谈阔论,还是孔明的好友;二来他后悔不听先帝之言,错用了言过其实终无大用的马谡,对不起国家,对不起党。事后,他退守川内,为用人失察一事申请降级处分。

诸葛亮是封建王朝的官吏,应当算作地主阶级。可贵的是他敢于包揽责任,勇于承认错误,甘愿接受处理。如今我们的领导同志都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都是忠实的马列主义者,还自称是人民的勤务员。可是出了那么多贪官污吏,居然没有一个敢于挺身而出,检讨自己错误。似乎他们当初提拔这些干部是正确的,他们重用这些干部是正确的,如今他们把这些干部送上刑场也还是正确的。

这些贪官至少有10年左右的犯罪历史,经历过几代总书记的调教,如今把他们揪出来正法,又怎能以伟大正确洞察秋毫而一言以避之?作为贪官的母亲,他们的心胸和责任感还不如地主阶级的代表诸葛亮先生。

当门徒们坐在被告席上时,那些慧眼的伯乐和上级全都道貌岸然地正襟危坐,历数贪官的罪行,维护国家的法律。似乎这些贪官之所以走到这步和他们毫无关系。实际上,在贪官被送交法庭之前,他们已经有了充分的时间做好切割处理,撇清自己和贪官的关系。既可获得大义灭亲的美名,又可以瞒天过海,掩盖自己的罪行。他们之所以不敢站出来承认错误,无非为了维护自身的清名,维护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这些贪官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晃了一二十年,他们居然到现在才看出贪官的嘴脸。谁信呢?

中国之所以能有那么多贪官,和官场的制度也不无关系。

首先,在中国能当官,必须是共产党员。党是执政党,入党当官后会有权有势,有优厚的福利待遇。因此,那些个人主义极强的人会伪装进步,讨好领导,削尖了脑袋钻进党内。一旦得势,他们就会忘乎所以,假公济私。而上级领导却以为这些人忠心耿耿,追随左右,成为最可靠的奴仆。结果那些自私自利鼠窃狗偷之辈成了国家的栋梁。实际上,这种考验是靠不住的。想当年,勾践先生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经住了夫差先生的严峻考验,十年之后却把夫差一举拿下。

目前中国的干部是举荐制和任命制。这样的办法容易使领导班子结党营私,被提拔的干部会为知己者而死,提拔他们的上级领导会把这些人当成依靠的对象,因此遇到问题又会百般呵护,关照自己的门生。同样,上层领导出了问题,下层也会拼命遮掩;久而久之,干部队伍像一串串的葡萄,抱成一团,要烂就烂掉一串。

在中国,一旦攀登到升官晋爵的阶梯,他们就失去了独立生存的能力。除了管人管事,他们不会做别的事情。因此他们一定要讨好领导,争取步步高升。从科级到处级,从处到局,又从局到部,这官一当就是一辈子。于是,在官场中形成一潭死水,成了蚊蝇群集的场所。这些当官的各个自私自利,没人监管,遇到繁华市景,在耀眼的金钱面前自然会动贪心色胆,越贪越多,不知止境,由国家栋梁蜕变成为国家的蠹虫。

中国的干部系统庞大复杂,党、政、工、青、妇,省委和省直机关,领导多重化,干部队伍过于臃肿,人浮于事。然而这些人都有权力,能拉关系,并且可以用这些权力和关系来卖官鬻爵,图谋私利。终日悠闲,没啥正事可做,故而动起歪门邪道的念头,不贪白不贪。

在中国法治还只是一个空洞的字眼,法院和检察院都不是独立自主的机构,当官的只要手里有权,就可以干预司法程序。正因为官管着法,所以法管不了官。中国的许多政府机关都挂上人民二字,只有人民法院才是名副其实,因为它只管人民,只会审理百姓中的那些罪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

至于当官的犯法,直接由中纪委管理。中纪委只是党的一个机构,不是一个执法或立法的单位,而贪官在定性前原则上应按无罪处理。因此中纪委的双规和双开以及秦城监狱都缺乏法律依据,他们所依靠的不过是中央领导的一句话。按部就班,哪个该抓,哪个该杀,领导内部作出决定后才给薄熙来这样的党内同志一个合法的过场。

坦率地讲,对高层领导来说,反贪不是第一位的任务,防止争权夺利,避免亡党,维护统治地位才是第一。如今看来陈希同、陈良宇和薄熙来的贪腐问题并不严重,党内的权力争斗才是其本因,反贪不过是借口和把柄。只要贪官们听话,在财务以外的方面,维护党的利益,不做颠覆领导权的动作,小偷小摸不算问题。

老百姓要求已久的公布财产一事一直不敢落实。原因很简单,如果总书记身边的车马炮象士全部烂掉,这棋还怎么走下去?对领导来说,贪几个钱不算什么,只要贪官们能够帮他掠池夺地,约束小民,保持国家机器的运转,江山就可以继续。

再说中国人经过蒙元和满清的统治,已经具备高度的忍耐性,对贪官现象尽管发些牢骚,但是并没有到深恶痛决的地步。相对来说,他们更恨小偷,即使被偷的一块钱也是他们自己的财产;至于贪官窃为私有的一个亿乃是国家的所有。贪官即使不贪,这钱也落不到他们头上。何况,中国人多,贪污14个亿,每人才合1元钱,九牛一毛,还买不了一个油饼。

中央领导对他们手下的那些忠实的儿子应当有着充分的了解,哪些人干净,那些人贪婪,有多少好官,有多少坏官,他们心里自然有数。习近平和王岐山上任之后一反前朝班子的庸碌作为,力主反贪,接连揪出两只老虎,令百姓欢呼习大大、彭麻麻,总算盼来了康熙大帝和龙图阁大学士包老爷。但是你们能否告诉百姓,这样的老虎还有几只?按照一年一只的速度,十年里能把老虎肃清吗?

12-22-2014,《雁阵惊寒》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