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不可能两次涉足同一河流”。
如果相信赫拉克利特的这个判断。那么，一切历史的研究和着述除了供人怀古，供当事人或更准确地说供胜利者自娱以外，将毫无意义。在文化知识的生产与消费仍处于计划体制状态下的时代，即使是历史的著作，也难免“按需生产”。这种状态下的生产者，生产（而不是创造）还有另一层的意义，那就是为自己谋得“饭碗”。
如果倒退二十年，写作和出版此书，第一个收获必是这后一层意义的消失：我将肯定会因此失去已有的“饭碗”。直到现在我也不能保证，这不会成为事实。在生态方面，我仍大部分受制于计划体制。
好在我是一个市场经济的赞同者，六年前还曾在《光明日报》撰文，鼓吹文化生产者也要“砸铁饭碗，捧泥饭碗”。有所言，最好也有所行，也许此次出版《八九民运史》就是我的一个机会。
也好在人生有限，它逼使我时刻考虑，如何把上帝交给我的东西还给上帝，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于是早就有一种超然。面对良心，无意取媚于任何人。
本书写作时所本良心，是一种历史工作者的责任感，它与我曾经从事过的新闻工作者的良心相似，那就是让所有的人知道真相，只有在知道真相的基础上，人民作出的自主选择，才是符合民主理想的选择，一切价值的“重估”才有现实的根据，在这个意义上说，真实是正义的基础。而我，是兰克学派的信徒。
一
“八九民运”没有胜利者，就同“六四”镇压没有失败者一样，至今人们提到它时，那种厌恶与消沉的情绪或许可以作为这一判断的佐证，我的朋友，无论是商品经济大潮的弄潮儿，还是至今仍坚持科学立场的研究者，或持“政府派”立场的官员，都觉得我选择这个课题是在与自己为难。显然他们对赫拉克特利名言的体会比我深刻。
“八九民运”，就内容和规模来说，是中国人民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事件：“六四镇压”也是中国政府从未有过的事件。这件事的结局，在共和国记忆中留下的痛楚，与其在每一个公民心里留下的荒诞感几乎同样浓重。所以，对它的回味，对于任何爱国者和民主理想的信奉者来说，都不可能有任何的愉悦。人类有逃避痛苦的本能，历史学者也并非天生的自虐狂。但如果这痛苦的根源将无休止地酿造历史的苦酒，这荒诞的魔匣将无节制地导演蠢剧，人们就不得不面对之，解析之。“不经战斗的舍弃是虚伪的，不经劫难的超脱是轻佻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卑怯的，小智小慧是我们民族的致命伤。”傅雷在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一书译者前言中说过。
“八九民运”是失败的，它打断了共和国历史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十年改革的进程。但“八九民运”是有意义的，它的意义不在于所得所失，而在于这所得所失中提出的问题，正是这个民族前进中无法回避的矛盾，按照黑格尔“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这一命题，它之所以能“中断”一个事物的进程，必是这一事物有它自身的局限性，而问题恰恰在于，“八九民运”并非外界强加给“十年改革”的事物，而是这种改革路线、模式、目标本身，在后毛泽东时代条件下的必然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八九民运史”的研究，是“十年改革史”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十年改革史”又是共产世界运动变迁的一个重要范例，我可以藐视我的选择，但无法回避历史的召唤。
社会没有参照系就如同人在大雾中行走，反观来路，是旅人确定脚下位置的第一个判断根据，尽管人们的结论会因各自的视野各异而不同，但事实却将为判断奠定最终的底线。
对于“八九民运”的研究也是这样，自一九八九年以来，国内由于官方不同机构出版的“大事记”，纪实文学和评述类作品，海内外当事人的回忆录，尽管都因为这样那样的缘故带有片面的色彩，但它们的出现，对于“底线”的澄清是有着互补效益的。本书的事实依据，出本人亲见、亲历、亲访者外，都是在综合比较它们提供资料的基础上，归纳或解析而成。相信这类的概括，笼罩的面积越大，其抽象就越是具有普遍意义。所以，本书与所有前人做出的努力不但不相排斥，相反，在追求“事实真相”这一基础上，精神是相通的。所不一致的是，人们对事实的评价将根据各自的信仰和价值准则来作出。
我们首先需要事实，也需要对事实的初级归纳。在这一点上，我不得不感谢那些官方的报告，侦察的证据，和大量的宣传品。它们中的许多，尽管充满对事实的歪曲和别有用心的剪裁，断章取义的排列，但多少总能反映一些事实。例如陈希同在一九八九年六月三十日对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就是一例。他说：“这场动乱，首先表现在大量的大小字报、标语、口号、传单和挽联等。对党和政府进行了肆意的攻击和诋毁……有的攻击老一辈革命家是……有的指名道姓地逐个攻击中央领导同志……这场动乱，从一开始就表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项基本原则的尖锐对立……这场动乱……不顾宪法对‘四大’的废除……不顾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游行的十条规定，不经申请批准，连日不断地举行大游行……大量制造谣言，蛊惑人心……这场动乱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已经不局限于高等学校，也不局限于北京市地区，而是向着社会和全国各地扩散”，并且“一开始就有海外、国外各种政治势力的插手。”
他的这些归纳，在某种意义上说，还是相当准确，看到了问题的要害的。循着他的这一启发，我们得以看到：
八九民运的第一个意义，就是暴露了执政党和它的领袖与人民的矛盾。“主权在民”，是一九四九年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原则，也是这个国家的政权持有者统治的合法性基础。毛泽东和他的一代领导人的权威，建立在他们对中国五亿农民的解放这一历史功绩和他们对人民的“共产主义”许诺基础上；邓小平和他的一代领导人的权威，建立在改革开放重新解放劳动和知识生产力这一事实，以及他们对人民“四个现代化”许诺的基础上（见本书正文第一章，第二节）。曾几何时，人民的游行队伍里自发地亮出了“小平，你好！”的标语，体现了天心、民心、民族之心。人心所向，仅仅五年不到，在同一个队伍，同一个地方，人们却喊除了“打倒……”的口号（见本书正文，第六章，第四节）。没有什么理由认为，人民的前一个口号是正确的，后一个口号是反动的。它的出现，迫使执政党反躬自问，究竟在哪些方面背离了民心，背离了社会发展方向，自己将如何防止从一个合法统治者，蜕变为一个仅仅靠暴力维持的政治寡头。
对此，邓小平是做了反思的。一九八九年五月三十一日，他与李鹏、姚依林谈话时说：“第一，我们要改换领导层，新的领导机构要使人民感觉到面貌一新……人民是看实际的，否则真正就要永无宁日。如果我们摆一个阵容，使人民感到是一个僵化的班子，保守的班子，或者人民认为是个平平庸庸，体现不出中国前途的班子，将来闹事的情形就还会很多很多。”“第二条，是真正办了几个实绩，要惩治腐败，要取信于民……要拿事实给人民，这样人民的心才会平静下来。不然就会今天一个上街，明天一个上街。如果不从更深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那么，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的平静都靠不住。”这个道理千真万确！
陈希同的报告告诉我们，八九民运的第二个意义，在于揭示了“十年改革”路线、方针方面的问题。这就是在中共党的基本路线中，“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的对立。在这个特别需要统一行动，特别需要用新的思维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的历史新时期，正是由于这条路线的存在，使来自意识形态的诘问每每成为左右改革探索实践的震荡之源：“四个坚持”成了一切党内迫害、龊龌和社会压制，尤其是对改革者实行清算的罪恶之源，在“六四”镇压后的大清洗中，中共政治局常委兼中组部长宋平说：“这次动乱和暴乱的煽动者、组织者、指挥者，不少是共产党员。”中共元老彭真也指出，八九民运是党内、军内矛盾，及其它多种社会矛盾的交叉。而所谓“四项基本原则”，正是这个党内矛盾的正宗源头。对此，那个把“四个坚持”写进宪法的始做俑者，两代“帝王之师”胡乔木在弥留之际已有所悔悟。
陈希同的报告还告诉我们，“八九民运”的第三个意义，在于暴露了现行法律制度的缺陷，八九民运中，学生和民众根据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不断冲破政府关于游行、结社和贴大字报的禁令，说明了现行政治原则、法规体系与宪法精神的冲突；暴露了在统治者心目中，法与几千年古代社会一样，是制裁和限制人民自由的工具，而不是现代社会中保障人民基本权利的守护神，尤其是“四·二六”社论带来的大规模社会动乱的事实，暴露了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奉行“习惯法”的国度。而并非一个“立宪国家”，宪法的所有条文，由于中共党的地位，党的纲领，党的政策路线的实际高于一切，都不得不以“将来进行时”屈居政治生活的次要地位。
按照陈希同报告的归纳，八九民运的第四个意义，在于它暴露了现行“集中—计划—动员”型机制的弊病，谣言四起，谣言惑众，首先是政治缺少透明度，传播媒介的非大众化，政治表达与意见传输机制功能的退化，社会缺少缓冲机制，以及社会矛盾积累的产物，在八九民运中，赵紫阳曾试图以增加新闻的自由度对这一矛盾进行调节，但在未改变“动员型”体制的情况下，新闻媒介的单项改革，不仅无力平息已经发生的动荡，相反只能加剧事态的扩展。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陈希同们痛诋谣言之可恶的同时，他们自己也在政府堂堂皇皇的出版物上，公开的散播和制造谣言。在此，仅举一例作为佐证：某书刊载的一篇“某学院一名二年级学生”题为《痛定思痛，我悔！我恨！》的“日记”，就伪造了“新华门事件”的所谓背景材料。这篇“日记”说：“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日，星期四，在老IU带领下，我们班今天有人去新华门，听说打起来了。我没去，因为小OU说要呼打倒共产党的口号，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没有共产党，我们这么大个国家，谁有资格，有能力来领导？”而事实是，四月二十日凌晨参与新华门冲突的学生，是四月十九日晚前往请愿的。按照一般人写日记的习惯，记述者要么在四月十九日当晚记入：“今晚……”如何如何；要么在四月二十日的日记中追述：“昨晚……”如何如何。而且，“新华门事件”中所谓“打倒……”的口号，现已有各种回忆和调查资料证明，纯粹是在一女生“被强行带离现场”的情况下，偶然呼出的，根本不是并不知道当日会强行清场的学生“有预谋”的活动。
政府或暂时不能超越政府立场的材料存在这类问题，学生和社会其他组织的传单、大小字报及回忆材料也存在同样问题，这就给不可能事必躬亲的史书作者留下了大量的考证事务。而本书的义务，就在于本着历史的良心，对那些众说纷纭的事物进行分析、比较，并试图提供一种令人信服的解释。在无法做出判断的地方，公开存疑不论。
以上根据陈希同提供的思路，所说的八九民运的意义，只是一个方面。当然还不是一个完整的方面。因为，这次运动的一个最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它对“十年改革”在政治体制方面的进展和成果作出了检验；在这个政权下，人们仍需要用肚皮去推销他们的脑袋——用绝食的方法去阐扬一种观点，一个思想；它提醒人们重新考察所谓“政治协商”制度的内容；重新审查打着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旗号分享政权的“多党合作”的实质。它使人民再次认识到，那种没有制度保障的所谓共产党的“自我监督”、“自我革命”及自身调节的局限性，而最终大大提高人民发挥自身历史主动性的觉悟，并使这种潜能变为现实的时间大大提前。
恩格斯说过，无情的历史，应是觉悟了的现代人的史前史，今后的历史，应该是与文学的精神、道义的精神和人性统一的历史。
二
此外，八九民运还存在另一方面的意义，那，就是它对人民，对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的民主因素，以及对适应政治现代化要求的变革理论的检验。
如果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剥开八九民运全民性“抗议腐败，要求公平”的表层，触及这一“冰山”的水下部分，我们不难看出，它的出现，与知识阶层独立意识及全体人民参政意识的觉醒，以及它对中产阶级社会政治要求的自觉适应是分不开的。
无可否认，无论是作为运动的思想提供者，还是实际运作者，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都是这次运动的一个主要角色。他们呼唤了这样一场运动，但却没有能力将它善始善终。这一方面是由于政府顽固拒绝现代政治思维所致，另一方面，也是知识群体缺少社会基础与适用理论及操作方案的结果。从八九民运中他们的行为分析可以看出，这些知识分子进行宣介和据以操作的思想、理论、技术手段，一部分来自西方启蒙时代的民主革命理论和历史经验；一部分来自近现代西方保守主义思潮；一部分来自近年来东欧民主运动的实践；一部分来自中国共产党的斗争经验和毛泽东思想。显然，如果书写一部《中国的中产阶级革命》，八九民运无愧于它的探索阶段的首篇，但指望这场运动，能够在一面如同西欧中世纪地图一样色彩斑斓的旗帜指引下取得胜利，无疑是痴心妄想！就象骑手听到战马的嘶鸣，水兵渴望大海的召唤一样，八九民运对于每一个想在中国现代化、民主化进程中留下痕迹的人，都有一种无法抗拒的诱惑，面对一个如此巨大，布景、灯光看来都一应俱全的舞台，每一个希望成为历史的正剧主角的人，都响应自己心灵声音的催促匆匆登台亮相。但是，决定登台的演员，在大幕拉开的一瞬间很少领悟，自己不仅没有化好妆，没有背熟台词，甚至连剧本都不知道，许多人的主演意识让他们不停地发表一个又一个的宣言，一次又一次地预告着时代的到来，但脚步却随错乱的群众晕头转向。在大部分情况下，义气、血性、情感比理智更有感召力，精英的本色往往淹没于他所从由来的土壤。
不过，在众多“脑袋跟着鞋子走”的人当中，也有为数不多的“用脑袋走路”的人。通过对现有资料的分析，笔者认为，在介入运动的所有知识精英的圈子中，唯一拿出了一套理论，对事件的发生进行解释，对学运加以定位，并以之为指导进行预测，以制定行动方案，付诸操作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大清洗”中被判处十三年徒刑、民办的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的负责人陈子明。
陈子明的理论，概括起来，就是属于认识理论范畴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模式。属于操作理论范畴的“政治运动——政治组织——政治权力”模式。这两套模式，一套来自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周期性经济危机与政治权力变动的相关经验，一套来自中国现代政党发生史，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经验和毛泽东思想。
这两套理论，如果单纯从理论上看，放在一定历史环境中，都是无可挑剔的。因为，经济危机，通货膨胀、工人失业，肯定下一步将会引发社会危机；社会出现动乱，政党必然活跃，执政党的权力就会发生动摇，由此转出政治危机。当时，根据有关经济专家的预测，中国经济危机将于一九九零年到来。陈子明认为，如果到那时再成社会危机，将会出现天下大乱，中共的政权将难以经受考验。而这一次，由于胡耀邦的逝世，引导社会危机提前爆发，实际上是给了中共一个“亡羊补牢”的机会。即在政治经济还没有达到极弱，事情还没有发展到不可收拾地步的时候，它可以运用调整政策，扩大政权基础等方法，绕过“政治危机”这一关。他假设中共与他一样，是看到了这一前景的。所以存在着“体外精英”与政府合作的机会。他选择了一种类似“国共重庆谈判”、但重心倒置的方案来推进这一合作的实现。即中共在一九四五年是立足于“打”，用“谈”来争取同情和时间；一九八九年的陈子明是立足于“谈”，用“打”来争取资本。
在另一方面，他认为，在中共多年的严密防范下，在中共控制之外的独立的政治力量没有滋生的机会，在“政治运动——政治组织——政治权力”的这个逻辑的链条中，每每在“政治组织”之间就脱节了，每次运动过后，什么也没留下。这次学潮引发的社会危机，如果中共无法独立收拾，就不得不借用对学生可能发生影响的社会力量。而社会力量被借用时，就可以进行讨价还价，用成立合法政治组织和参政作为平息学潮的条件。所以，就在赵紫阳的智囊们苦于无法收拾，军队少壮派磨刀霍霍，激进民主派一味地想要李鹏政府倒台时，陈子明却看准了，这对政府和有参政愿望的“体外精英”双方，都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
本着这种认识和估计，早在四月底，他便设计出了一个“三线”计划：一线，由学生组织，继续向政府施加压力；二线，由对学生有影响力，有社会知名度的知识界人士组成；三线，由他主持，专司和政府谈判。
他的这套方案，看上去是无懈可击的。在一定条件下，对中共政府和学生，“体外精英”三方来说，都未必不是当时中国最好的一条出路。
但是，放在一九八九年的中国，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操作上，都存在着一些问题：
第一，从判断形势方面说，中国当时的危机，虽然首先来自经济，但它与西方的经济危机有着不同的本质和不同的制约因素。
第二，中国的政治结构不同于西方，是一党专政；政治逻辑也不同于西方，一九四九年建立的政治制度，本质上政权还没有经过民主化的根本改造，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建立在强权基础上的。执政人物即使亡党亡国，也不会引咎辞职。而更重要的是没有组织的力量取而代之。所以，无论是八十年代还是九十年代，所谓西方式“政治危机”的可能性根本不存在。可能存在的只会是政党危机或“接班人”危机。
第三，导致“经济危机”的直接责任者，按照陈子明的观点，是赵紫阳和他的改革派。而这派人物，在运动中是与民众站在一起或至少愿意与学生谈判的。如果以危机作为与政府谈判的筹码，那么谈判的结果应该是改革派下台。“体外精英”与改革派所依赖的“体内精英”的换位。这种结果如果出现，将正好应验了《严家其、温元凯关于时局的对话》早就警告人们要防止出现的局面：“利用中国的动乱制止改革”，“把中国的困难看作是取得权力的机会，准备收拾残局”。这当然就很难为期望和支持进一步改革的运动主体所接受。
第四，“政治运动——政治组织——政治权力”的模式，是五四模式。它实现的条件，是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政治环境：旧政权（军阀）统治基础脆弱，各派势力进行政治与武力整合的能力因派系的多元化而互相抵消，政治上的最终胜利有待于军事上压倒的力量和战场上的最终决一胜负。进入八十年代的中国虽然也有了民主的气象，但军队并没有经过“国家化”改造，它不同于美国的民主联军，也不可能不为共产党说话。如果希望政府让步，必须的条件是“压力”超过军力。否则，即使政府扩大参政面，其“民主”也仍然是随时可以由“主人”收回的恩赐的民主。
第五，实现陈子明的方案，就必须认同把学生当“人质”的做法，由于参与者政治道德的进步，它很难为人们所接受，故而人们在赞叹他的心思周密之时，无不要补充一句：最有力的是你自己站出来！
——这些因素，使陈子明的设计看来完善，但在与实际对接时，难免有错位的嫌疑和实施的困难。这些，或许也是他所领导的“体外精英”始终未与“体内精英”形成联盟。就在他已依靠“首都各界联席会议”基本控制广场局势后，“一线”的学生领袖拒绝合作的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无非是想说明，“八九民运史”的研究，对于未来中国现代化的意义，它至少可以提供一条底线。它告诉精神和思维仍停留在旧时代的人们：历史已经进步；也告诉以激情和幻想为食粮的人们：中国的社会发育，“政治人”的理性生长，自组织与应变能力，尚处在初级阶段，它期待中国的进步，更期待这进步是切实的。
就象于光远先生所说，“股票市场是中国人学习市场经济的课堂”一样，八九民运是（包括政府官员在内的）中国人学习现代民主的课堂。它不仅为政治精英提供了将民主理想原则付诸实践的实验场，也为科学研究工作者提供了检验这些理论的丰富实例和资料。尤其是对社会学与政治学研究者来说。它将是一个极有开采价值的“富矿”。在这方面，香港学者或许已走在了前面。但是，通过对史的了解，人们便会知道，要接受那些人们为八九民运抽象出来的民主制概念背后的事实，将远不如接受这些概念来得愉快。例如，所谓“集体领导制”，实际上是民运缺少负责任的领袖的产物；所谓“少数服从多数”，每每成为大众的激进主张否定理性的决断的关键环节；而“多元化”又往往是激进份子处于少数地位或权力追求时的堂皇出路，等等。它使人们看到，那种诗人笔下竟争长高，一浪高一浪如火如荼的沸腾景象，正是事物向无序方向发展，并将从它的顶峰跌落谷底的前奏，它警告人们，民主在西方国际获得的成功，并不意味着它在东方土地上的无往不胜。
三
所谓“八九民运”，从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逝世起，至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北京出动军队大规模镇压止，总共只有五十天时间。在此后的几天内，北京、上海、成都、武汉、太原、西安、昆明、郑州、长春、南京、哈尔滨、长沙、天津、兰州、合肥、济南、杭州、广州、乌鲁木齐、福州等地爆发了相当规模抗议性活动，虽然与“八九民运”有着一定的因果关系，但它的性质和作用已经超出了民运所表现出来的性格。因而，在本书中，拟不作为探讨与描述的对象，值得指出的是，官方材料对这一事件的分期，一般采用了“五十六天”这一说法。这种分期法的算法，是以四月五日胡耀邦逝世为起始，以邓小平六月九日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宣布“我们党经受了一场严峻的考验”为止，显然这个分期法是以中共党的政权所面临的一场危机为视角而提出的一种时间概念，它是不适于拿来作为描述以民众为主体的这本《八九民运史》的。同时，这种分期法，也是为“从动乱到暴乱”这个镇压借口服务的，可惜的是，他们罗织的所谓暴乱罪名，通通发生在“八九民运”遭到血腥镇压以后，这种欺骗的手法，当然只能蒙蔽舆论于一时，而不能篡改历史于万世。所以，这也是本书拒绝这一分期法的原因之一。
“八九民运”虽然前后只有五十天，但短短的时间内，却集中了无数丰富的内容。它们有：对亡者的悼念运动，签名运动，游行请愿、绝食、自由结社与自由办报运动，还有史无前例的反戒严运动。卷入这场运动的社会各阶层也空前的广泛，他们有学生、市民、作家、知识界著名人士、记者、国家干部及少数现役军人和工人、警察……以至于政府非出动几十万军队才能平息事件，而又不得不长久地为这种措施付出代价。
从历史上看，一个国家的民众，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能够实现如此广泛的动员，除国家遭受外敌入侵的情况，是很难予想象的。在共和国的近现代史中，只有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和一九六六年的“文化大革命”可以比拟。而无论是对辛亥革命的研究，对“五四”的研究，还是对“文革”的研究都告诉我们，要找到它们的原因，至少要去研究此前近十年以上的历史和社会、经济与思想。“八九民运”也正是这样。这五十天，是浓缩了的历史，写《八九民运史》，只不过是将这五十天放在显微镜下，但是你通过显微镜看到的，已不仅是物体的本身，而是活活的一部现代政治进化史。正因为如此，本书不得不涉及一些文革结束以来，进而至于“十年改革”时期的许多问题，以求为读者提供一个更开阔的视野。
应该指出，最早对“八九民运”的成因进行综合概括的，是在此问题上持“政府派”立场的何新，他关于此次运动的“四大动因”与“三大背景”的论断，形成于一九八九年四月底至五月初，在官方新华社五月六日《国内动态清样》中，刊登了何新写给中央领导人载有上述内容的信。该信关于“四大动因”是这样说的：“这次学潮的发生，有复杂的政治和经济因素……1、学生中不满情绪和促进民主改革要求的自发力量。2、大学生接受近年激进改革思潮，西方思潮和文化虚无主义三大思潮（如《河殇》派、方励之、刘晓波）影响而形成的极端力量。3、因某些激进政治派别（指党内民主派——引注者）的暗中鼓动。4、海外敌对势力的暗中策动。”至于“三大背景”。信中说：“（1）由于近年中社会分配不公，导致两极分化现象，使少数官员、新生资产者与多数中下层群众的利益对立化，引起广泛不满，这一现实，也使人民对现行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产生怀疑。（2）由于屡次失误，使人民对党的方针政策信任值降低。（3）通货膨胀的发展，侵害中下层人民生活，引起大家广泛的不满。”——他的这些天才论断，因后来服务于中共对知识界和社会民主力量的大清洗、大镇压而臭名昭着，但当时光流逝，意义纷争的大潮退去之后，面对历史与科学的研究，这些论断仍能给人们一种水落石出之感。
在探讨八九民运发生原因问题时，我们不得不谈到与之时间距离最近、规模和形式最相近的一场运动——文化大革命，进行这样的联想，也许是对这场运动持“政府派”立场者所愿闻，而“民运派”会引为痛心的。但问题是这种联想，比较有没有根据？其次，才是对它的解释与评价问题。
无庸回避，八九民运和文化革命在形式上是有许多相似之处的。除大小字报、游行集会、总部运动、绝食静坐之外，串联全国（当时还没有“通电海外”一说），指名道姓地要见领导人，搞“百丑图”等在思路、语言上也有许多类同。对此法国《费加罗报》特派记者曾撰写了《中国：文化革命的幽灵》说：“从昨天（五月一日）开始，学生运动已进入第三周，某些观察家（他们不同于当局那样挥舞文化革命的幽灵来吓人）从现在的学生运动中看到了与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一些类似的地方：大字报、传单、反对老前辈与政府的口号，反对贪污腐败和反对派中不同派别的分裂。”五月十八日，香港《快报》更是把赵紫阳对戈尔巴乔夫的讲话与“倒邓狂澜”联系起来，说“现在的情况，有点象文革时期毛泽东藉红卫兵的力量把刘少奇斗倒的翻版。”称赵的此举是“活用毛泽东的高招”。
凡此种种形式上的比较，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它虽然可以说明作为一种政治文化，文革还深深地印在人们的意识中，但这种政治文化只不过是传统政治结构和“两极社会”的一个现代标本而已，从东西方政治运动比较可以看出，所谓文革特色，其实就是“揭杆为旗，斩木为兵”的“造反型”特色。它是“动员型”而不是“协商型”政治偏离常规的产物，同时也行使其再造的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说，文革特色并非造反派的创造，它的最终制造者还在国家和政府。
我们在考察“八九民运”与文革的关系时，当然应该着眼于这些形式所包含的内容，八九民运与文革确有不同，但那也只是表面的不同。从表面上看，它们似乎倡扬的是人类价值对立的两极：一个是为了“神”，为了毛泽东所代表的个人专制权力；一个是为了“人”，为了人民民主的权利。前者是奉命造反，后者是自觉革命。但是，人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忽略了真正的文革，是在毛泽东与自己发动的文革不断地进行搏斗中行进的；它的不平凡的乐章，是在失控和反失控的交响中谱写而成的。毛泽东，这个被压迫阶级的“守护神”，在那场运动中，实际上只是被各种心怀不平（有地位不平、遭遇不平、能力不平、精神不平）的人们借助“打鬼”——各级政权的掌握者，人民心目中的特权阶层，文化贵族——（正如他对江青所说）的钟馗而已。八十年代是一个神灭的时代，人民已经有了自己的旗帜，他们不再以某个人的名义，而是以民主和法制的名义要求兑现自己的权利，这是时代的进步所赋予两个运动不同的性格，但是它们的内在动力，在广大人民来说，均是追求平等的渴望。从而，在指向特权阶层及其“制度性腐败”这一问题上，两者表现出惊人的一致！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广义的文革造反派，不论其个人具体经历如何，从社会阶级结构来说，主要是处于社会下层人民的一个政治派别，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革命后处于受压抑地位的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后裔，与工农大众所持有的“原始平等”主义不同，他们的“造反”大多不是出于对物质利益分配不均的抗议，而是对发展机会与政治际遇不公平的反叛。如果说，前者的行为（按毛泽东的说法）是一种“经济主义妖风”的话，后者的行为在当时和后来的特权阶层眼中，则带有典型的“阶级报复”的色彩。他们是按照阶级秩序建立的“专政”国家的受害者，他们的后代是前代阶级斗争的牺牲品。在阶级本质上，他们与工农大众本不属于同一共同体。但当着控制着社会全部资源和分配权力的掌权阶层迅速“特权化”并“血缘化”时，得不到充分发育从而也无从展示阶级特色的处在社会下层的这两个阶段。在共同利益面前，也就被轧成了一个整体，形成了不同于“老红卫兵”的造反派（或所谓逍遥派）。
为了重建一九四九年奠定的阶级秩序，寻找邓小平时代的社会基础，与文革上台派华国锋进行政治斗争，需要彻底否定文革，打掉文革造反派；为了实现经济建设的新的承诺，也需要重视知识文化和重用知识分子。于是，便形成了重新“正位”的特权阶级与知识阶层在邓记“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撮合下的短暂蜜月。但在这个貌合神离的“婚姻”中，知识分子只是拉磨的驴，特权阶级仍是磨坊的主。这一方面表现为，在大量中青年改革的积极份子当中，不论你有何德、何能、何才、何干，只要是“三种人”就决不提拔，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对知识阶层要求扩大参政权利，并使之不再是一种“优惠知识分子”的政策，而是一种民主制度的要求，予以通透的拒绝。针对知识阶层“政治多元化”的要求，一九八九年春，中共党的总书记赵紫阳在与民主党派座谈时重申：在中国搞多党制，搞反对党，搞西方的那一套，我们不同意。在座的民主党派也不会同意，不合国情……如果主张多党制，不是别有用心，也是书生之见。
正是这种新的压抑，及片面改革带来的社会不公，又一次把知识阶层与人民大众轧成了一个整体。他们本质上仍有区别的诉求，共同组成了“八九民运”的抗议声浪。
人们普遍感觉到，阶级斗争理论在十年“淡化”之后，“八九民运”中突然变得好使起来。一位在“八九民运”中起过重要作用的“青年帮”成员，笔者的朋友，也曾在与本人大谈革命畅想之后，郑重其事地宣布：我们就是要“革”你老头子这种人的“命”。一份署名“全国工农群众联合行动指挥部”题为《看准目标，勇往直前——再造一次中国工农群众南征北战的辉煌成果》的传单说：“牢记阶级恨，莫忘血泪仇”。中国农民两千年来反抗地主阶级的压迫，现在要反抗无产阶级专政下滋生的红色资产阶级和官僚阶级。
读一读郑义的书信体传记文学《历史的一部分》，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出“八九民运”对于文革的这一主题的继承性。作为文革前的一位地位受歧视者，文革初期的受迫害者，以后的造反派，他以“人权”的名义声张了那种“造反”的合理性；继而解释了作为“八九民运”的重要“黑手”，他的思维与文革造反依据的一脉相承性。他的“反特权阶级”的灵魂，代表着在“八九民运”中构成左翼激进主义呼声的全部“理性”。由他担任主要起草人的《五·一六声明》，可称之为这种意识的集中体现。
但是，“八九民运”决不是八十年代再版的文革。它的一个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造反运动的显着特征，就是大多数参加者所持有的对法制与秩序的要求。这一首先由第一阶段学生运动表现出来，并贯穿运动始终的特点，曾给知识界人士以极大的感动。后来与陈子明一道被判处十三年徒刑的王军涛，在四月下旬与本人的一次见面中也谈到：“过去的学运是北大挑头，口号是自由、民主、人权，这次的运动以法大为核心，口号是法制，过去那种口号，政府很容易接过去，他们给你摆历史，划阶级，然后是阐明‘代议制’的合理性，把抽象变成具体；而这一次讲法制就要与宪法对条文，回答不了的问题就要承诺。”“这次运动使我对前段大众文化又有了新的评价，一是它对人的个体的自我觉醒的意义，从非理性中看出理性：使人变得无畏，无宿命感，认识命运就在自己手中，他们不再指望别人。那些自称有历史责任感，被青年们视为精神领袖的人，在这个时候为了忙出国，差一点写了悔过书。二是在一片悲观失望之后，人的心灵得到了净化。自我牺牲，崇高、廉洁的东西，仍然能得到人们的尊重。”的确，青年学生虽然提不出更多的理论、方案，他们却为这次运动树立了一个不可动摇的精神主体。他们所倡导和努力加以实践的“和平、民主、法制”原则，得到了除政府中少数人外的全社会普遍的尊重。
没有什么理由怀疑八九民运是一场群众自发的平等要求与学生和知识阶层的民主追求相结合，而共同参与发动的运动；没有什么理由把一场有着社会心理广泛基础的运动归结于“极少数极少数人”恶意煽动和阴谋策划的结果；也没有什么理由把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知识阶层与学生群众的合法权利区别看待，如果不是深怀阶级偏见和本能地对知识阶层怀有仇恨心理的话，至少应该承认，党的领袖、普通党员、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工人农民、待业青年，一切拥有这个国家的公民权的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但是遗憾的是，在八九民运中，我们屡屡听到政府官员与共产党的领导们，站在全体公民为之筑起的讲坛上，把学生和知识分子进行离间，把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进行离间，甚至毫无自责，毫无愧色地把地位低微、生计无靠但绝对拥有公民权利的北京市民中的一部分称为“社会渣滓”。同样令人遗憾的是，一些民运领袖为了博得人权舆论的同情，也把那些与自己一样参与了推动民主运动的有责任能力的公民称为“孩子”。假如真是那样，他们就需要别人替他们负责任。需要指出的是，在知识界内部，在八九民运问题上，也有人以难以置信的歧视对待自己曾经混迹其中的同类，请看“六四”镇压后大清洗期间何新给某中央机关刊物的上书\简{云}：“至今仍有人把一九八九事件看作一场伟大的民主运动，殊不知这纯粹是欺世之论。在我看来，八九动乱的根源，根本不是大学生追求民主的运动……在这个事件中，天真无辜的青年学生早已成为被国内外复杂政治力量，无情加以利用的可怜政治工具。”他接着说：“这场运动的政治目标，不是抽象民主而是十分具体的（见诸标语口号），其第一步目标是颠覆以李鹏为首的国务院，更深一步的目标，则是颠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整个政治领导体制（即所谓‘结束垂帘听政’和‘推翻老人政治’）。所以，从政治的直接目标看，八九事件实际是一次未遂政变运动。”他还说：“事态进程表明，他们所要的既不是民主，也不是反腐败，唯一真正的目标就是权力，他们需要让形势进一步乱下去，直到他们最终接管权力。”“这场运动的后期目标，是掀起兵变和全面内战。而一旦这种局势形成，届时外部势力即将大规模而公开地插手，从而彻底推翻现制度。”他急切地提醒李鹏政府说：“对于一九八九事件，我们必须注意这一事件的这种非自发性，这有助于揭露和认识其真正的性质。”“一九八九事件，在极大程度上，它是被其幕后的策划者所导演的，是被种种谣言和蛊惑煽动起来的……这是一部超大型的现代化妆。居心险恶的丑剧，而决不是什么悲壮史诗。它那浓重的阴谋色彩，使学生的纯真，民众的轻信，显得更加轻率荒诞。这个事件乃是对历史和人类的一次大愚弄。”“翻案必将引发动乱。”“遗憾的是，至今（一九九一年——引者注）尚未全面揭露这场事件的真正背景和上述本质，因此，这一事件的虚假道义形象依然存在。这实际上是一个隐患，只要这一隐患未被消除，翻案的可能性，由翻案而导致新动乱的可能性，即也依然存在，对此当有清醒的认识并保持高度的警觉。”
诚然，八九民运是不是一场“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或“史诗”性事件，不应是以当事人的判断为标准的，甚至当代人所作出的结论，也难免有历史的局限性。当二十世纪初期，辛亥革命志士以“沉舟侧畔千帆过”的风发意气，宣布“洋务”与“改良”作为政治路线的最终破产时，他们不会想到，当革命高潮过去之后，在社会河床底部滚滚涌动而推进历史的，正是那些点滴的改良和近代化势力在起作用。法国大革命是一场“暴民叛乱”或是人类进步的枢纽，在很大程度上既不取决于路易家族的情感，也不取决于丹东·罗伯斯仳尔们的行为是否纯正。它取决于历史的走向，取决于人类作为总体的价值追求。而当人类的这种追求目标发生转换，人们将对一切价值进行重估时，他们也不妨对自己昔日膜拜的偶像弃之如粪土。所以，对于“八九民运”的评价，是一件人类的事情，是一个关乎人类总体的价值追求的问题，是历史的事情。它与那些蝇营狗苟者的鼠目寸光，可怜私利毫不相干。
在何新的立论中，“权力”似乎是一个类似试金石的东西，他的逻辑仿佛是，为民主，反腐败就不应该有权力诉求；以权力为目标的运动就没有正义与非正义可言。为了引起李鹏们的注意，这个“著名文字学家”一再使用了“颠覆”这个词汇。颠覆者，权力也，这种做法，正好不打自招地道明，“权力”恰恰是最能刺激李鹏们的一个实在的字眼，不管民运是否以夺取权力为目标，反正当权者把权力看作一切中心的中心，这一点恐怕要因为何新的这一强调，而更加昭然若揭了。那么，人们自然会反问：既然权力如此肮脏，以维护权力为目标的政治行为又有什么正义可言呢？也许是顾及到读者并不愚钝，他注意在现“政权”面前冠以了“合法”的定语。但这位“著名历史学家”恰好忘记，一个政权的合法性来源，恰恰在于它的人民拥护。人民的革命，是当今世界一切宪法之母，革命是造法的机器，并不需要“依法”行事，就犹如上帝永远无需加入教会一样。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本人同意“八九民运是一场人民革命”的观点。如果尊重事实，就应该看到它的参加者既没有要发动一场革命的意识，也没有夺取权力的迹象。对此，“学运——民运”的学生领袖王丹，有一个清楚并符合客观实际的表述，他说：“从根本上讲，我们这些组织者和发起者在内心中是将这次运动当成一种政治表达的，当然不会想到暴力。非暴力原则和‘理性、和平’的口号一直作为我们的一项基本原则为我们所反复申明。一旦事态恶化。我们面对赤裸裸的暴力，首先在心理上就感到无法也无力接受……六月三日在北京街头有不少枪枝弹药流入民间，‘高自联’如果真的‘阴谋暴乱’的话，为什么非但没有号召把武器集中，组成一支专门的武装力量，反而通知各个路口的学生将得到的武器就地上交公安机关呢？”“民主化的最终目的也不是为了得到政权，而是为全国确立一个健全的政治运行机制，确立一个民主的政治环境。”“作为学生，我们始终没有认为自己在从事一场政治运动，而只是简单地认为自己投入的仅仅是学生运动，学运的目的就是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代表人民提出问题与答案，要求政府接受。因此，在整个运动中，即使是激进的学生也从来没有考虑过采用一般政治斗争的通用策略。比如联系上层权力斗争，发动下层民众，与投入运动的其它政治力量结成同盟。”“当学运发展成为全民民主运动之后……知识界总认为目前进行的主要还是学生运动，为了保证学运的‘纯洁性’，应该由学生起主要的领导作用，他们只起咨询、参谋作用。”显然，在十年改革创造的社会精神文化环境下。通过进一步推进法制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中国完全有条件走一条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八九民运”，恰好是人民以非常方式表达这一愿望，表达自己的急切心理与担忧，期望亲手参加这一变革的集体行动。而拒绝人民的这一要求，漠视人民的这一愿望，对人民的合法合理要求以暴力进行回答，恰好是导致矛盾向敌对化——即改良向所谓的“革命”转变的导火索。因此，要回到真正的改革轨道，要给人民以新的信心，不仅如邓小平所说，要有新的领导群体，有新的面貌，政治家无可回避的一个课题，就是对“八九民运”进行重新解释。
四
王珞、杨小凯曾经为“八九民运”为何没有产生自己众望所归的领袖人物寻找原因。他们说，这与中国知识分子认同于“政治迫害文化”，使中国的每一次“持不同政见运动”的成果得不到积累，无从产生象瓦文萨、哈维尔、曼德拉、金大钟式的“持不同政见运动”领袖人物有关。
本人以为，“八九民运”没有产生自己的领袖是真，但中国是否存在“持不同政见运动”，这仍然是一个值得疑问的问题。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八九年，四十年中，除一九五七年毛泽东煽动的“大鸣大放”中出现过“体制外选择”（即制度和国家选择）的要求外，包括八九民运在内的其余群众性运动，提出的大都是“体制内选择”的要求（即政策、领导人、党派、政府的选择）。这一方面与中共“一元化”领导下，“一元经济”使现代社会各阶层得不到充分发育，社会政治制度使得各种社会利益集团长期以来没有自己独立的社会政治生活、自己的舆论工具和经济实体有关。另一方面，中国政治社会中的所谓“体外精英”，虽经过十年改革宽松环境中的成长，到一九八九年为止，仍然是一个这样的混合体：它主要是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因意见不同而被排出体外的共产党人和“报国无门”的知识分子群体组成。他们中的一些人，或许身具瓦文萨、哈维尔、曼德拉、金大钟的素质，至少不妨作一回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但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更倾向于作戈尔巴乔夫。一九八八年，本人在《地下的热泉——<过渡文化的十年>选章之一》中曾判断，这批人物更多地把自己看作是怀着“第二种忠诚”、但被误解的布尔什维克的“屈原”和“岳飞”，其实，一年以后，因胡耀邦“含冤去世”而引发的这种压抑和不满的暴发，虽然从客观上讲有助于推动真正的民主制度的建立，但从主观上说，却是一种“失散了的自由电子”渴望回归“原子家族”的运动。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四日，十二名学者座谈时局时，刘再复的一段话曾赢得满场笑声和掌声。刘再复说：“我们党四十年来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自我批评的时候还可以，但不允许别人的批评。比如大跃进，过热，我们自己说说行，但彭德怀站出来批评就不行，知识分子站出来批评就不行。这样我们党就只有一个正反馈的机制。而缺乏一种负反馈的机制……由于我们不习惯于负反馈，我们就不断地把批评当做异端，就会堵塞言路，造成新的冤案。这几年，我们连续对政治界、文化界、理论界一些同志的处理，就是这样一种情况，最后连总书记也蒙受冤屈（众笑、掌声）。个人受冤屈，不能视为小问题，不仅是对人的尊重问题，另一个就是堵塞了言路，堵塞了不同意见的渠道。”很难说参与鼓掌的人中没有瓦文萨、哈维尔、金大钟更适合当领袖的人物，但很明显，他们并不认同于“持不同政见运动”，哪怕是在一九八九年的五月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政治社会中的这种“戈尔巴乔夫梦”，比戈氏本人的明星史要来得更长久！
也许，事情从一九八六年的方励之开始有了变化。但他最终托庇于美国大使馆的行为，说明他没有曼德拉们的勇气。一九八九年李鹏政府的一纸“戒严令”，也许把更多的人推上了一条不能回头之路。但从此开始，瓦、哈、曼、金们的成长过程，如果他们不改变路向的话，不能不说将是漫长的。任何一场群众运动，哪怕是肯定会以正面形象彪秉于史的革命运动，它本身的情况与它远播的名声，总是不相称的。意大利著名女记者奥里亚娜·法拉奇的一个判断曾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她说：“所有的旗帜，即使是最崇高、最纯洁的旗帜，都沾有鲜血和粪便。当你瞻仰陈列在博物馆和教堂里的光荣旗帜时——在理想和希望的名义下，人们象崇敬珍宝那样跪拜在它们面前——你不要产生错觉，因为那些褐色的斑点不是锈斑，而是血迹和粪污，粪污往往多于血迹。失败者的粪污，胜利者的粪污，好人的粪污、坏人的粪污，英雄的粪污，带着鲜血的普通人的粪污。哪里有鲜血，哪里就有粪便。前者需要后者……如果鲜血超过了粪便，人们就唱起颂歌，竖起墓碑；如果粪便超过了鲜血，人们就高喊耻辱，并举行赎罪祭礼。”“八九民运”也不例外。它的旗帜上鲜血与粪便同在，有目的的粪便，手段的粪便，学生的粪便，知识分子的粪便，北京人的粪便，外地人的粪便，甚至鲜血背后也有粪便。对此，我们只能感叹上帝的仁慈——它总是为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提供同样的机会；但我们也感叹上帝的吝啬——它总是不使人满足，给人类一个完美。对一部史书来说，辨别鲜血与粪便的大致比例义不容辞，但它不可能象文学一样，肩负起在人类精神一切领域中道德法警与审美教师的责任。史书，只给这种审视提供一个大致的背景，为它的判断免于狭隘和独断，拓展一片环顾的空间。
在八九民运爆发五周年之际，向读者献上这本《八九民运史》。我的本意，并不是要在政府尚未替民运平反，尚不允许在国内出版对这个主题作正面论述的书籍的情况下，充当所谓“八九民运”的代言人。我也并不认为，此时是重新议论这件给中国人民留下巨大感情创伤事件的最适宜时机。中国的现代化，尤其是将对人民生活带来重大变化的当前经济体制改革需要稳定。在这种时刻，人民的感情将是敏感而脆弱的。作为一个受这个民族养育，深深热爱它的人民的知识分子，决不希望陷同胞于水火。同时，从技术上来说，在大量当事人滞留海外或处于有形无形的监禁，公开调查或征询意见则干脆有半途夭折的危险的情况下，本书所叙述的事件难免带有极大的局限性，本书之所以最终决定于此时推出，正如本文开头提到的，是我感到了生命的有限；其次，是考虑发行人的利益。“五周年”这个时间似乎变成了我的最后期限；第三，正如我相信人人都有着史的权利，一个史事不妨有上十上百部史书一样，我相信自己的工作将为后来的有识者提供一种框架性基础。历史是螺旋型上升的，总有一天，政府和这场民运的参加者，都将站在一个新的高度，新的起点上，来重新审视他们的过去，他们“合作失败”的杰作，并引以为戒。由于历史所呈现的加速度发展趋势，我相信这一天的到来已经为期不远。而它进入史书与科研领域的时间越早，它成为“过去时”的时刻到来就越快。我最后的自信还在于，真正的强者，面对历史不需要自欺欺人；而对于真正的智者来说，成功和失败，都是他们的老师。
在“八九民运”中，我并非一个完全置身事外的旁观者。时至今日，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档案里，仍存放着我在这一事件中的“四大罪名”：其一是在严家其起草的《捍卫新闻自由——致中共上海市委的公开信》上签名。我本于新闻工作者良心要求（而非同意严家其、戴晴的发言）所作的这一举动，因江泽民后来成为了中共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而被认为是“性质严重”的事情。其二是列名发起北京知识界联合会筹委会。其三是戒严令颁布后，参与起草致人民解放军士兵的一封信（其实，两年后我找出那封信看时，才发现自己“认帐”太轻率，当时参与起草的只是一封动员市民“掀起一场感化士兵运动”的信而已，其中无非讲了一些“人民军队爱人民”的道理）。其四，则是参加过两次游行。另外，还有一条使我被置于重要监控对象的原因，就是曾作为记者的我，从八零年代中期开始关注那些新闻禁止报道的人物与团体，与他们不得不处于“地下”的活动，并与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为朋友。在我眼中，他们纯粹是一些被毛泽东传奇和民主化理想驱动的报国无门的有志青年。令我意外的是，这些人物和团体在后来的“八九民运”中，几乎一无例外地成为了叱咤风云的人物，并成为海外同行和国内公安、安全部门追逐的对象。这些选择和经历，自然决定了我的政治命运。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我对此并无丝毫遗憾。如果能够重新选择，我或许还会重复这条路。但遗憾的是，我在领受党对我生平的第一个“处分”之时，自己的内心竟有“被推了一把”的感觉。我于是理解，什么叫“第二种忠诚”。
写作此书时，第二个遗憾接踵而来。那就是由于以上原因，我无法真正地保持兰克学派要求的“置身事外”的态度。我的“第二种忠诚”与我对自己参与或同情的运动的辩护，每每交替出现，常常自觉有进退失据之感。向读者交代这一点，或许可以起到某种“免疫”的作用。
本书自一九九三年十月动笔以来，历时半年，终于一九九四年脱稿。这一写作过程，使我深刻地体会到，要写一本真正意义上的史着之不易；有时，大量的材料会勾起你那沸腾的回忆，尚未沉淀的激情会使你失去史家应有的“冷眼”；有时，理性的、有历史感的思考，会使你看不见事物在人们精神——现实可见的将来的潜在能动因素——方面的意义。例如，当我尝试以批判的态度来看待八九民运时，我们在感叹它的激进主义色彩所带来的历史的循环和历史的倒退时，我们可能正好忽视了每一个个人，每一个时代的具体的权力主体，他们有选择自己生存方式的权力；我以本能的超现实的“洁癖”讥评政治家或精英的手腕、机谋时，我发现自己实际上在引导读者陷入理想政治的泥沼；而当我想给人们一种高尚正直而又全面现实的标准时，我正好在重复“愚民政治”的惯用伎俩……陷阱几乎无处不在！
最后，我发现，如果我不能战胜自己的怀疑主义，那么，我便永远不能前进一步！为什么要告诉人们什么呢？你说出你知道的，你想的，这就够了！而理，永远是与个性同在的，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他自己的上帝。历史，确如一条浑浊的河流，画家能画其势，音乐家能鸣其音，而只有在科学家的实验室里，才会被分离为各种成份的液体。显然，液体已不是河流，因为它已经离开了河床，离开了跳宕的走势，离开了澎湃的喧响。
（北京之春1995年7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