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00九年进入岁尾，中共政权依靠扩张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拉动了GDP，保八战役获得成功，总理温家宝也要带着他的“碳脚印”到哥本哈根参加有史以来世界规模最大的环境会议，因为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是世界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不用中共政权自己鼓动，全世界已经把“中国模式”挂在嘴上，称为“经济奇迹”，二十几年前为中国效仿的“东亚模式”“四小龙奇迹”似乎已经不足挂齿。欧美的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在一些人眼里，仿佛也败给了金融危机。
十一月，因为中欧共产极权垮台二十周年，欧洲相继举行倾城倾国的庆祝活动，在柏林，制作了一千块两米五高，象征“柏林墙”的多米诺骨牌，波蘭前總統瓦文薩和匈牙利前總理內梅特应邀推倒了第一塊，前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和前西德外長根舍共同推到第二块，九百九十九块砖墙在万众欢呼和礼花腾空中倒下，最后在中國藝術家徐冰等人制作的，上面題寫着宋朝大詩人陸游的《釵頭鳳》的最后一块骨牌前停住。这最后一块骨牌象征着二十年前震惊世界，深刻影响了中欧巨变的“天安门模式”。
二00九年难道只有中欧还记得“天安门模式”吗？应不应该把它放进“中国模式”之中呢？09年末也是《零八宪章》签署一周年的日子，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正面回答过中国公民运动这部划时代的文献，现在要用对主要起草人，著名作家，人权活动家刘晓波的审判来回答了。镇压《零八宪章》审判刘晓波实质是镇压天安门民主运动的继续。
输出“软实力”从未否定“天安门模式”
民主世界从来强烈谴责“天安门模式”，但是中共政权从来拒绝认错，而且自己就把它放进九二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国发展的模式之中。前后二十年，几届总理回答外国记者的提问，从来没有改过口，一致以“稳定”和“经济发展”来强调“天安门模式”的必要。二00八奥运之后，中共政权雄心勃起，以“举国体制”强调在汶川救灾和奥运金牌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开始推销“中国模式”。今年因为保八成功，中共最高领导层公开批判普世价值和“三权分立”，要把“中国模式”推向世界，法兰克福书展就是中国软实力的一次对外试水。
美国最新一期的《新闻周刊》，用象征中国的红底做封面，占据全部画面的又是中国的黄五星。在其一侧，是更为醒目的标题：“中国为什么行的通？（Why China works）”，和一行小标题：“达沃斯专刊：衰退的赢家”以喻美国和欧洲。内中文章以多达六页的篇幅对中国发展模式进行了详细分析和赞誉，对“中国指令性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经济、中国政府的能力都做了肯定。其中对中国存在的问题也都从积极的角度来推测。这对中共领导人来说，肯定是乐观其成的，看成自己“大外宣”计划的效果。
记得八十年代中期，王军涛对我说过：“外国人写的书你可以买，中国人写得书你根本别买。”可是现在连书也变化了，刚做完手术的朱厚泽先生，买了一本《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1949～2009）》推荐给姚监复先生，认为要研究“中国模式”一定要看这本书。我听说之后也买了一本，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的经过商标注册的蓝皮书，“发展和改革报告之二”，而且价格不菲九十八元人民币，完全是香港书价，看后觉得还不算挨宰。这算得上是宣传“中国模式”最权威的一本书，抛开大量政治宣传，其中部分学术报告货真价实，一半对一半。现在北京物价水、电、媒、气随房价直线上升，北京晚报十二月七日的标题新闻是《菜米面油价格开始上扬——专家表示通胀预期正在抬头》，今年松动的财政与货币政策的结果年底已经显现，作为中国人如何能逃避得了？高价书宣传的那一半只当作通胀，部分学术报告看后感觉物有所值，因此心中还能平衡。
“血酬定律”之一：“人口红利”
今年60周年大阅兵出现“毛泽东思想万岁”标语口号统领的毛、邓、江、胡四代的画像的四个方阵算是最雷人的，这条标语口号和毛泽东画像方阵根据北京电视台的报道是九月十八日晚举行第四次演习，十九日凌晨结束之后，北京市筹委会才接到指令匆忙增加和组建的。十八日也是十七届四中全会结束的日子。胡锦涛十七大报告和二00八年底做的《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上的讲话》里提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都没有包括毛泽东思想，他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用“毛泽东思想万岁”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统领起来，看来是四中全会的成果，也是邓、江、胡重新归顺到毛泽东正统路线的标志。无论从道统、政统和法统，这四代确实有难以分割之处。
《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1949～2009）》蓝皮书课题组写的主报告第一章，认准正是毛泽东以苏俄为师，以暴力革命为手段夺取政权，“改朝换代”奠基了中国的道路。认为“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是“中国模式”的理论支柱之一。还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60年是一个整体，这不仅仅是同一块天地，同一片国土，同一国人民，更重要的是同一个国体和政体，既同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这里边有真话，有假话。60年同一个中国共产党已经发生了变化，现在攫取了改革巨大利益的权贵资本主义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领着进京赶考的那个农民革命党已经大不一样了，但是统治剥夺中国人民的手段和方式是有继承关系的，国体的国号未改，但是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内涵都大为改观，政体变化不大，仍旧是一党专政。
由党国英先生撰写的第五章的第二节“经济增长奥秘：”人口红利“与”土地红利“”是一本翔实的经济账。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农业资本投入有增长，但是劳动和土地投入都在下降。劳动力的减少速度在1.6%，农业GDP平均增长8%，农业对GDP的贡献没有那么高，只有5%.党国英认为经济奇迹不能仅用资本增长来解释。他提出农业要素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贡献之一是“人口红利”。“中国经济发展得益于廉价劳动力，而廉价劳动力来自农村的巨大的人口存在。中国农民工的工资曾经长期保持不变，只是近几年才开始上涨，这种情况保证了中国工商业资本能够以低成本扩张，并向世界大量输出廉价商品。但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农民工主体是男性青壮年劳动力，而留在农村的妇女和老人更可以不计”工资“从事农业生产，并通过精耕细作来部分替代农业资本投入，节约了资本投入，产生了廉价的农产品。农业的低投入、农产品的低价格压缩了农业的GDP.实际上低估了农业的增长。所以，总体上看，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没有伴随高通货膨胀，得益于农业生产的低成本。”
党国英认为：“”人口红利“实际上是农民的”负收益“。”“”人口红利“是一九七八年之后创造的，但是得力于毛泽东前30年留下的历史”遗产“。”因此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至今没有打破
“血酬定律”之二：“土地红利”
党国英撰写的农村要素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之二，是“土地红利”。50年代毛泽东搞农业合作化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经济建设所需要的土地基本是无偿获得的。“改革开放以后逐步开始对农民实行征地补偿，但补偿费用一直很少，到目前为止也不超过一万亿元。但取走农民土地的总价值却远远大于这个数。我用国民经济分配的方法计算，取走农民的土地的总价值应该在二十万亿以上。”
“土地红利”同样是中国经济低成本扩张的重要因素。而且从农村扩大到城市拆迁。党国英说：“国家合法地成为最大的地主。”
羡慕并想学习“中国模式”的国家，必须有狠心实行这两个“血酬定律”，逆来顺受几十年的中国人民已经忍无可忍大规模反抗了，进入新世纪中国的经济高速飞涨真正到来，数不清的群体事件和上访事件也开始发生，大多源于维权，反抗两个“红利”剥削。
今年和明年为了GDP保八实行扩张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的执行，也是建立在这两个“血酬定律”之上的。十一月传媒几乎同时报道了北京和成都的两个消息。北京央企中建国际分别以17.2亿、14.7亿、16.1亿的价格在一次拍卖会上拿下了三块地。三块地分别溢价142%、175%和162%.成为北京的“三地王”，在3号地的拍卖中，中建国际在自己刚喊完价后，又主动举牌多喊了一千万，惹得全场哄堂大笑。记者报道中建国际有509亿撑腰，当然来自今年头十个月银行业8.92万亿元新增贷款，包括国家投资的四万亿几乎全部流入国企，有钱撑腰，不问价，目的只在于得地。国家拍卖的地价上涨，自然带动房价上涨。说过“只给有钱人造房”的地产商任志强最近也说：“北京房价不应高过七千元。”但是他预计：“五年内将达到5万元时代。”中国中低收入的居民占全体居民的60%，加上每年需要向城镇转移的农民人口，85%的家庭没有购买住宅的能力。2009年城镇居民收入房价比将达到8.3倍，农民工的房价收入比为22.08倍，而对于农民的城镇房价收入比则为29.44倍。专家呼吁：“房价与居民购买房屋能力之间的关系在恶化，已经到了不得不解决的地步了。”去年经济工作会议温家宝提出的“大批建设经济适用房，将导致房价降低。”基本变成泡影，在刚结束的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上，又挪到明年。电视连续剧《蜗居》描绘的房奴不堪重负的生活写照和权力者的腐败，才是被禁演的真实原因。
成都消息是女企业家抗拒暴力拆迁。在政府“招商引资”创造政绩号召下，回乡投入巨资开办了十一年工厂的唐福珍一家，面临政府征地，私产又变成“违章建筑”，只得到市价十分之一的补偿，唐福珍用自制燃烧瓶捍卫私有财产，最后只得以自焚抵抗强拆。结果是唐福珍因伤重去世，房子还是被强拆，家人和亲属多人被刑拘。唐福珍被定为“暴力抗法”，而和乡村干部有关的同样自建楼房却保存下来。唐福珍事件，引起专家学者和传媒的猛烈批评，毕竟“人命关天”。但是至今还没产生效果。
“天安门模式”是血酬的“中国模式”的保障
二十年前邓小平搞的“天安门模式”，就是维护一党专政统治最残暴、最血腥的样板，党魁、党军、党国是一党专政的组成部分，一个人控制了军队，就可以控制全党，就可以变成实际的党魁，就可以组织政变，让总书记下台，对和平请愿的人民进行屠杀，以阻止人民自由民主的诉求，以维护作为“党的婆婆”，“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权力和地位。邓小平92南巡讲话之后，中国开始了“中国模式”的建设。经济高速增长是伴随党国权力的不断提升而发展的，和80年代放权让利，给人民以自由的改革之路完全不是一条路。从朱熔基到温家宝，都搞了国有企业改制，其结果都是“国进民退”。就是党国权力强化的最好证明。其结果是政权和社会迅速发生溃败，贫富悬殊，社会矛盾尖锐对立。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终身教授陈志武最近中国内发表文章《我为什么主张“国退民进”》运用新政治经济学的量化方法，按照从1970到1991年每个国家对国有企业的投资占GDP的比重，把64个国家分成三个等份组。他的结果是：“我发现，国有企业投资占GDP比重越高的国家，其法治指数就越低。在收集的72个国家的数据里，我发现，政府开支占GDP的比例越高，法治水平就越低。用我们的话来说，政府越穷的国家里，法治水平越高。一国的法治水平与其政府可以花费的收入成反比！在这72个国家里，我还发现，政府开支相对GDP的比重越高，腐败越严重。这也很好理解：如果政府没有钱，即使官员们想腐败，也腐败不起来，没有让腐败滋生的基础。”社科院蓝皮书承认中国的基尼系数从改革开放三十年前的0.16到现在已超过0.45，超过多少没有说明。但是还是从六个方面：一，贫富差距过大；二，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倒挂；三，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四，地区收入差距过大无；五，行业收入差距过大；六，政府收入过高。说明“中国模式”造成收入分配不公的表现。其中第六部分采用了陈志武教授，财政部长谢旭人和学者赖明提供的数据。陈志武2008年分析：从1995～2007去掉通胀成分，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增加5.7倍，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只有1.4倍，农民只有1.2倍。76%以上资产是政府拥有，民间不到25%.2007年政府可支配收入是15.7万亿元。赖明2009年提供政府每年“三公”（公车、公款吃喝’、公费旅游）占财政支出30%以上。谢旭人介绍2007年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就业福利开支总共6000亿元，占财政总开支15%，为全年GDP的2.4%，人均461元。没有国企的美国去年三项开支约为15000万亿美元，相当联邦政府开支的61%，为美国GDP的11.5%，美国人均5000美元。
用胡绩伟先生的一句话总结：“‘中国模式’就是富官的模式。”
“中国模式”的黑社会化
“天安门模式”现在已经成为解决群体事件和社会冲突的普遍方式，说明“中国模式”的核心已经黑社会化。
去年“3.14事件”已经有“暴民”穿警服、提大刀带头滋事的可疑现象，今年“7.5事件”发生警察武警不保护市民的失职行为，笔者竟然听说七。五那天在乌鲁木齐一辆驾驶小车的市民向警察问安全路线，结果被指驶进暴力中心区，巧遇一辆横着的公交车正遭暴民袭击，挡住路口，小车得以掉头逃跑，否则就是车毁人亡的结局。有人分析，新疆也想玩一下欲擒故纵的把戏，没想到玩过头了，死亡人数太多了，把汉族人也激暴了。
十一月下旬，石家庄中院作出裁定，三鹿企业对普通债权的清偿率为零，也就是说，饱赚黑心钱的三鹿，最终，因无财产可支配，也就无需向三十万结石儿赔偿。
不待公民议论纷纷，“毒药门”又在海口开启，十一月月二十四日，海口市工商局向海南省媒体发布农夫山泉、统一企业旗下产品砷超标，并将砷与三氧化二砷（俗称砒霜）混为一物。农夫山泉不服，带同批产品北京申冤。海口市工商局只得道歉，责任人辞职。
《羊城晚报》还爆出一条新闻，“中国电信电力两年违法收费50亿元，其中电力违法收费27.4亿，这一数字还仅仅是专项检查核实的数字”。那么这高额的违法收入是如何获取的呢？全国17个省的企业生产的34种电表进行了抽检，结果发现，75％的电表都出现了正误差，即人们所说的“走的快”。对家庭正在使用的电表检测的结果更令人感到吃惊：偏差最大的要快28％，大多数快10％左右，合格产品误差在正负2％以内。也就是说起码十七个省75%的居民要无端地多掏10％-28％的电费。随着记者调查的深入，一些电表生产企业最终道出了实情：目前企业生产的电表大都是由电力公司统一购买后安装给用户的，一些电力公司为了获取不正当的利益，私下要求企业在生产电表过程中将电表调快，而且是越快越好，否则，就会以你的产品“不合格”而拒绝收购，企业为了经营和效益只好从命。“
这样的“中国模式”那个国家的公民想接受？哪个国家的政府又敢实行？
动向2009.1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