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出于人道与博爱的情怀，听从内心良知的声音，坚持用不流血的方式“在民主与法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经受了长达十五年的幽禁之后，赵紫阳先生以85岁的高龄郁郁而终。面对这样的不公不义，我无法用言语表达我内心的沈痛。至于用行动来表达，比如，亲往他的家中吊唁慰问，就更不可能了——我刚刚被告知，那“绝对不行”。中共加于赵紫阳先生的，是三重的不公正：
一，对“六四”事件的定性完全错误。
作为深深卷入这一政治漩涡的当事人，我从未听说哪个学生或知识份子曾意图推翻共产党；至于“有组织、有纲领、有预谋”则更是天方夜谭。
二，说赵紫阳先生“支援动乱、分裂党”，这纯属妄加罪名。
作为按照当时的党章国法产生的最高领导人，他出于人道与博爱的情怀，听从自己内心良知的声音，正确地预见到血腥镇压的严重负面后果，坚持用不流血的方式“在民主与法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当自己的正确意见不被采纳之后，他不是同流合污，而是毅然辞职（仅仅是辞职而已！仅仅是不忍看学生娃们流血而已！）；在“真理”和“谬误”、“高尚”和“卑鄙”、“自我牺牲”和“一已私利”的艰难抉择之中，他勇敢地选择了真理、高尚和自我牺牲——这在如今中共的高级领导人当中实属凤毛麟角。赵紫阳先生以自己罕见的高贵品格，为共产党这个声誉不佳的群体赢得了极高的讚誉，把这样一个人入罪，不能不说是中共当政者的奇耻大辱！
三，“六四”血腥镇压之后，对赵紫阳先生依法应享有的大部分公民自由的剥夺，根本就于法无据。这不仅是不正义的，更是非法的。照此办理，法网就可以由当政者任意戳出一个个大洞，中共所谓“建设法治社会”的宏愿就不过是徒托空言。这是不能用“政治需要”加以辩护的，因为，“法治”意味着宪法和法律的至上性，而绝对不可以让宪法和法律屈从于由当政者任意解释的所谓“政治需要”。一个好人普遍地不得好报的社会绝不可能是一个好社会。历史无情，这样一种坏社会迟早是要被淘汰的。然而，这不是因某种神妙莫测的、与人的行为与意志无关的什么“历史必然规律”自动地起作用，相反，仅仅是因为有足够多的志士仁人为好社会不屈不挠地坚持奋斗——这其中理所当然会包括共产党内众多的正直明智之士。中共内部的健康力量仍然在成长，我们不应当有意无意地抹煞这一客观事实——千真万确，它是事实，而不仅仅是什么善良书生的主观愿望。这个事实，我把它称作“赵紫阳现象”。
我所说的“赵紫阳现象”，主要包含两层意思：一方面，这些共产党人仍然审慎地遵守着共产党的内部规则即党纪——按照改良主义的、而不是革命的价值标准，这样一种行为方式是合理的，在目前的现实情况下，我们没有理由作更多的苛求。另一方面，这些共产党人却是真正地大彻大悟了——他们正在经历一个“自由主义转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整个一套束缚着每一位共产党人的思想理论，从根本上说，乃是西方文明当中一个反主流文明的极左异端（或说支脉）即马克思主义，和东方专制主义传统相结合的产物；它在政治学上最恰当的正式名称，应该称作“极权主义”（不是“集权主义”）——这是一种二十世纪才出现的、十足现代型的超级专制主义，与古往今来的普通型态的“专制”大为不同。它有两个亚型，其一为纳粹主义，一种极右翼的极权主义；另一亚型即列宁—史达林主义，极左翼的极权主义，而毛泽东思想不过是这一极左的极权主义的民粹主义改进型。马列主义和西方主流政治文明即自由主义民主是根本敌对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敌对性尤其是指向自由主义的“自由”，而不是“民主”。这是因为，纯粹的（极端的、激进的、直接的、完全彻底的）“民主”即“多数人的统治”、“多数穷人的统治”、乃至“多数穷人的绝对统治”，和马列主义并不冲突——不但不冲突，相反，正是马列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这种“巴黎公社式的民主”一旦付诸实践，一定演变为要么是无政府状态下的多数暴政，要么是魅力型（“克瑞思玛”）独裁领袖煽动和操控下的多数暴政，“文革”就是一个绝好例证。这是一种自毁式的民主，这种民主越是纯粹、彻底、完全，就越是走向自己的反面。
只有当“民主”和“自由”紧密联合、结伴而行，民主才是一件可持续的、值得维护的好东西。自由主义民主的“自由”，就是我们日常所说的法治、人权和宪政——用任何人、特别是任何立法者或立法机构不得删改的至上性宪法，切实有效地约束每一个人、首先是约束政府（涵盖立法、行政和司法等一切政治性权力）的行为，使得每一个人理应享有的宪法性基本自由权利神圣不可侵犯。显而易见，这里的“任何人……不得删改”的“任何人”，一定要包括多数人、绝大多数人，甚至，一切人在内；也就是说，多数人的意志绝非神圣，它同样要受到宪法的强有力约束和限制。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极端民主派、激进民主派、革命的民粹主义民主派要诋毁这一套约束和限制，硬要把自由主义的“自由”歪曲成反民主的专制、说成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原因所在。在自由民主的拥护者看来，“专制”是“自由”的对立面，极左派却偏偏要说，“专制”是“民主”的对立面——若照此说，“多数人的专制”、“多数暴政”，自然就成为一句语义悖论。以上这一套自由民主的主流话语，不要说中囯共产党人极为陌生，不夸张地说，大多数中国人——包括台湾人和海外华人在内——至今仍然不甚了了。这就愈加突显出“赵紫阳现象”的难能可贵。我所说的“大彻大悟”，就是指共产党人的“自由主义转向”：从纯粹民主，转向自由主义民主。之所以称之为“现象”，乃因这不是仅仅局限于赵紫阳先生一人的特殊事态，而是正在大批大批的共产党人身上发生的典型现象。
我这样说是有事实根据的，遗憾的是，为他们的安全计，我不能披露这些事实。赵紫阳先生则已经辞世，当政者的任何权力都不再能伤害到他，我今天可以说了：早在若干年前，赵紫阳先生就曾不止一次托人传话给我，说他对我的“渐进民主”主张非常赞成；而“渐进民主”的主旨之一，就是要促成中右派即温和的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左翼），和中左派即社会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右翼）两大主流的联盟。尽管近来政治寒风吹得正盛，我认为仍然有理由相信，“胡温新政”或迟或早，总要沿着这条政治改良之路继续前行。但这是另一个大题目了。
历史和人民终将给赵紫阳先生以崇高的评价！
赵紫阳先生千古！
2005年1月19日 草于北京北郊
（《人与人权》2005年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