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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米奇尼克访问了中国,并与中国的部分异议者和网友座谈。当然,不言而喻,在中国现行制度下,米氏与异议者座谈,需要得到官方的默许。虽然是默许,但如米氏所说,这在二十年前是不可能的,这说明中国还是在变化,自由和“反对”的空间在增长。不论官方有何用心和目的,总之这是好事情,起码可以促进思想的碰撞,开拓思路,远比封杀米奇尼克要好。再者,这也说明,自由民主作为普世价值,当局已感到了内外压力,能让米奇尼克和部分异议者和中国网友对话,颇能展示当局的开明与中国的“自由”。

米奇尼克说他不很了解中国,他说的是实话。从公布的文本看,米奇尼克所说的是他一贯的思想,也是他一贯的风格。在这次对话中,米奇尼克主要是讲他于波兰的变革经验,也谨慎地提了一些建议,而没有指导中国的意思。米奇尼克有关中国的谈话,基于他良好的愿望:一是中国结束一党专制,转入民主制度;二是希望中国和平转型。

波兰的变革是非常成功的,是人类民主进程中的宝贵经验,特别是对那些专制、极权制度转型的国家,包括中国。人类社会有其普遍性,也有其特殊性。对于波兰的变革经验,中国既不可能照搬,也不可以中国特殊为由,给予关门。关键所在是具体,什么是我们应该汲取学习的?什么是我们做不了的?什么是我们应该争取的、努力的?什么应是中国特别的方式和策略?

2

此次座谈纪要公布后,有些反弹,主要批评针对于米奇尼克的圆桌会议,也就是通过与当局的谈判,和平地实现民主转型。

应该说,米奇尼克有的判断并不准确。比如他说“在中国,我认为,当权者和民间社会之间已经形成了对话。这就是我们的对话空间,因为不论是民主派还是共产党,都不愿毁了中国。”首先,在中国当权者和民间社会还没有形成对话,他们将反对派作为敌对势力,竭力镇压而不对话,他们还没有走过要消除反对派的关口。再,中共内部有部分执政者,他们是宁可将中国毁掉,也不放弃权力。一是因为中国现在是权力资本主义,他们的利益太大了,这和波兰不太一样,当时波兰的官员没有那么大的利益;再是中国有血缘崇拜的传统,江山是我们老子打下来的,如果要就用人头来换。中共的上层权力换代,有一部分即是权力的血缘移交。就目前来讲,中共当局没有改革的打算,也没有承认反对派,与之对话的打算,而且这种情况短时间内不会改变。

虽然米奇尼克对中国不很了解,但是他所说的有关“圆桌会议”的主旨还是应该肯定的。如果期望中国和平转型,那么就离不开民间反对派与执政者的对话、互动。中共现在不与反对派对话,原因之一是反对派的力量过弱,于民众的号召力不够,对政权构不成足够的压力。但反对派的力量是生长的,如果它的力量足以号召社会,那么执政者就可能被迫坐到圆桌上来。政治是力量的较量。再,中共不是铁板一块,内部也有各派别、势力的斗争和冲突,这将使其某些力量与民间合作,哪怕是利用。以中国之大,地方势力增长,中央力量消弱,中央与地方的冲突与分离乃是必然,这也将极大地散化中共,消减其统治。“八九”之后,胡耀邦、赵紫阳一脉并非一网打尽,中共内部依然有要求变革的力量,并且也会增长,不可忽视。七千万党员,多数和普遍民众的意识大概差不多,在党不过是混饭而已,并不说明他们的政治观念。长远些看,十年之后,中国的社会中坚将是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他们也将比今天的精英更开放更接近普世价值。综合这些因素来看,中共今天不与反对派对话,但并不意味明天也将如此,其本身也还有很大的变数。因此,米奇尼克所说的圆桌会议还是有意义的,只是目前做不到,需要时间。以中国目前的状况,如果反对派以十年的时间用来增长和建设自身的力量,这不算一个很长的时间。比照中国近些年来民主维权运动的发展,其前景是乐观的。重要的是中国在崩溃前,还有没有十年的时间。

米奇尼克的圆桌会议的主旨是:国家、民族与人民如何以最小的代价实现民主宪政。他强调,前提是“不能投降”,“面对独裁,投降是不可接受的。……我们深信,在这里民主的改变是必然的。”结束专制,实现民主制度,这是原则,是最终的目的;同时米奇尼克也对权力有清醒的认识,他认为执政者不会主动放弃权力、乃至让步,因此必须有力量形成足够的压力,迫使执政者让步。他说:“我们首先要有力量”,“一个首要的条件是,受到压迫的人必须团结起来。”雅鲁泽尔斯基是被迫坐到谈判桌上的,团结工会人数为1000多万,占全波兰工人总数的80%以上,当时波共人数近300万,其中倒有150万加入了团结工会。

当然,中国执政者是否会坐到圆桌前,最终取决于其自己,并非是反对派一厢情愿之事。我们需要对中共的顽固派有充分的估计,他们是宁可毁了国家,血流成河,也不愿放弃权力。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人民有权利进行革命,包括暴力革命和非暴力革命,推翻极权统治。这是就理而言,但在现实中,面对现代国家机器,反对派没有可能发动有效暴力革命,其只是让人民流血。如果大规模的暴力,会使中国倒退,离民主更远。文明发展到今天,非暴力斗争远比暴力手段更有成效,也更有益。至于非暴力革命,则需要组织起人民,需要有比圆桌会议更大的社会力量,反对派离这一步还很远。

《零八宪章》的出现是中国当代史的一件大事,其公开宣布结束一党专制,实现民主宪政,可以说是中国践行民主的纲领、旗帜。《零八宪章》标志反对派形成,但其主要意义还是意识形态的,其背后没有成形的组织,缺少民众,因此也没有跟进的行为。这说明中国的反对派尚是雏形,并没有形成足够的社会力量。当然,这是由于中共统治过于严酷,数十年来一贯是将社会生长出的健康力量扼杀于萌芽中,重判刘晓波本身就是说明。但作为政治现实,没有足够的力量,就不可能迫使执政者坐下谈判,更没有可能发动颜色革命。就算是暴力革命,也需要组织力量,有人、有钱、有枪弹。如果说,眼下中国没有实行圆桌会议的可能,那么同样也没有颜色革命的可能,而暴力革命的可能就更没有。一些人所期望的实际是暴乱,而不是革命;革命需要有纲领有目的有组织,而暴乱则是盲目的暴力(当然,在极权统治下,就是暴乱在道义上也有合理性,但是结果是更血腥)。新疆“7.5”事件当然是根于极权统治的压迫,但并非是好事。对类似的暴力杀戮,无论我们处于什么动机都不能推波助澜,给予鼓动;反之则要谴责,予以避免和制止。

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反对派需要做的是积蓄力量。就是波兰团结工会也是用了十年的时间,才迫使统治者坐到谈判桌来。《零八宪章》标志,民主宪政的意识认同已经完成,民主运动的中心转入组织化阶段,这包括反对派自身的建设,及组织社会。比如,维权运动已由个人行为转为集体行为,这是个标志。我们无法代执政者抉择,但反对派则需要组织起民众,有足够的力量,才能与中共较量,没有力量不仅无圆桌会议,更不可能有革命,无论暴力还是非暴力。如果反对派能够组织起“八九”那样大的社会力量,无论谈判和革命都不是问题。

当然,反对派的生长需要有空间,但这个空间需要通过斗争来争取和扩大,这是一个与统治者博弈的过程。如果说毛时代完全没有“反对”的空间,那么邓时代则有了一些,因此才有“八九”。虽然有了“六四”镇压,但是二十年来,“反对”的空间还是在扩大,特别是网络化之后。《零八宪章》毕竟只判了一个刘晓波,而签名仍在继续。再如,家庭教会也由地下走到地上,公开化了;民间NGO蓬勃兴起,虽然只允许以公司形式注册;聚会、罢工、游行、抗议,政府一向严厉禁止,但还是不断地发生,而且规模、频率都趋向大幅度增长。最近发生的刘贤斌事件,诸省纷纷成立“刘贤斌关注团”,当局除了谈话,也奈何不得。米奇尼克能来中国和网友对话,这在二十年前也是不能想象的。总之,中国的“反对”的空间是有的,并且不断扩大。这说明,反对派有存在,并与当局博弈的可能。

我们需要长远地、变化地看。如果我们打算出反对派积蓄力量的时间,加之中共及社会的变化,那么中国未来的圆桌会议未必没有可能。圆桌会议是和平转型的最短的一条路经,代价最小,于国于民更有益,只要还有希望,就不应放弃,而需要首先争取。官权消弱,民权增长,这是趋向。不是说当今的政权有多好,而是社会、经济、信息、国民意识的变化发展,使极权制度逐渐失灵,其统治能力迅速下降,今天统治者已经没有能力将“反对”统统消灭在萌芽状态了,反之中国到了“萌芽”蓬勃生长的时期。由此而言,前瞻地看,米奇尼克的圆桌会议于中国是有意义的。当然,希望、努力不等于结果,如果中共顽固派坚持宁毁国家,而拒绝变革,那么反对派依然还可以发动革命,前提是反对派有足够的力量。假如当初雅鲁泽尔斯基拒绝圆桌会议,波兰就不变革了吗?团结工会一千多万会员,可以左右国家,不过到了那一步,波兰的变革将会付出更大的代价,可能会大规模流血,国家恢复也将更困难。

3

此次对话中,米奇尼克反复强调极权会完结,他说:“民主的改变是必然的”,“这样的体制是否有未来?我个人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从根本上说,极权体制有悖现代社会,更有悖人性,特别是转入市场经济,网络普及,利益冲突急剧增长,人们的意识改变,这个体制正在失灵,其完结是必然的,我们会看到它的结束。这不仅是道义问题,也是极权体制的功效问题。米奇尼克说“面对共产党,我们缺乏想象力”.极权统治依靠暴力强制,表面上很强大,但实质上很脆弱。因为社会非自构,而单极权力没有调换机制,不能应变,因此在开放急速运动的现代社会,一个非常偶然的事件就可能导致政权危机,使之崩溃。而这些偶然因素是我们难能预料。

由于极权政体没有调变机制,因此一旦有变,就是剧烈和突然的。米奇尼克告诫说“我认为专制体制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它可能会演进为一种惊奇的社会现象,一两天之内会变,在这样的处境下,我们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基础性的规划”,“我们要谨慎,要知道后果,要理性,有前瞻性,要步步为营。在危机的时候,我们的规划是怎么样的,专制一旦消亡,我们的规划又是怎么样的?”凡关心中国国事者大多不怀疑此极权政权终将完结,但他们更忧虑的是其怎样结束?将发生什么?结束之后,怎么收拾这个乱摊子?谁来收拾?新的秩序怎么建立?目前,中国还没有一支政治力量,在中共倒台及其后能够接管中国,短时间内也不可能形成。因此,反对派需要前瞻,需要考虑这些问题,为之做准备。这就是米奇尼克说的“规划”。反对派的目的,不只是结束极权统治,更在建立宪政国家;不能是只要推翻中共就拉倒。

中国社会很危险,很有可能发生崩溃;如果只是政权崩溃,当然是好事,但是中国将是社会的崩溃。中国最大的危险是社会非组织化,而且其积蓄了普遍而深重的仇恨;因此一旦发生社会崩溃,将是全面暴乱,残酷而血腥,这包括地方势力的残酷镇压。应该说,这种势态是六十年极权统治的结果。毛为了建立极权统治,对中国传统社会及意识形态给予彻底的摧毁;毛后,中共为了维持极权政权,遏制社会健康力量的生长,按他们的话说就是消灭于“萌芽”状态,实质上这是遏制中国社会有生自建。极权统治就是使社会沙粒化,而且中共做到了。这个政权绑架了国家和社会,如果它崩溃,也让国家和社会同时崩溃,再来一场灾难。反对派应该正视这个现实,因此其更根本的任务是复生社会,在新的时代,以新的意识、价值、规则,使沙粒化的中国社会重新健康生长起来。用政治的话来说,就是建设“公民社会”。当然,公民社会和民主制度是一个鸡与蛋互生的问题,但是在反对派尚没有力量一次性改变制度的时候,应从前者做起。

求实地讲,如果不是经济危机、社会危机以及权力危机,短时间内反对派没有可能一次性推翻现政权,即使发生以上三种危机,导致政权崩溃,反对派也没有力量接管国家。据此及以上,现阶段反对派主要所能是争民权,而不是要求一次性改变政权。民权是民主制度的基础,有充分的民权,才可能保障宪政,争民权即是争民主,只是它逐步的、具体的,落于民众切身利益,由点及面。比如,家庭教会的公开化合法化,实质所争的是宗教自由、聚会自由;工潮争的是罢工权、建立独立工会;网民维权是争言论自由;律师维权争的是司法独立;NGO的合法化争的是结社自由:“散步”“乘凉”争的是游行权;拆迁、失地维权争的是保障私有财产,制约官权;独立选举、组党争的是公民的政治权,等等。

“八九”之后,中国没有发生成规模的民主运动,但是维权运动却蓬勃兴起,这已经表示了,于中国的特定状况下,民众的选择。实际维权运动就是“中国特色”的民主运动。一方面这是由于中国极权统治更专制更严酷,一方面也是由于中国缺少民主传统,民众缺少公共意识,更注重切身利益,较东欧而言,这是中国的“特殊国情”。但是中国民众找到了自己通向民主的道路,这就是维权运动,可以说维权运动是深入的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其立于民众自身利益,具体地争民权,通过与当局的博弈,制约官权,确立公义,建立规则,这就是公民社会的出现。王怡说:“公民维权就是公民结盟”。公民结盟就是公民社会的建立。而且维权运动是非暴力的,渐进的,民众是主体,其最终汇为洪流,上升到改变制度的层面,结束极权。而其过程也是民众认识、接受民主的过程,从小民成为公民的过程,是公民社会在中国具体的生长和形成的过程。因此可以说维权运动是公民运动,也是建立公民社会的运动。

维权运动是中国民众就自身处境条件所创造民主运动,它恰好符合米奇尼克自我克制的革命的思想,甚至可以说它是第三世界有专制传统的国家走向民主的一个创举。傅国涌在《权利,而不是权力——我理解的米奇尼克》评述“他的‘新演进’观与以往各种各样的思路不同的是,他把社会变革的目光完全转向了‘下面’,而不是盯着‘上面’”“米奇尼克最关心的不是权力的宝座,而是公众舆论和社会的自我组织,是直接面向独立的公众发言,告诉人们怎样去做,而不是朝着极权主义的权力说话,告诉掌权者怎样进行改良,他认识到‘没有比来自下面的压力更能够指导当权者’。实际上就是要求致力于争取和捍卫自身的权利,而不是夺取政权。”需要再补充一句:最终达到制度的改变。

米奇尼克说:“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不是政治性的,做一个持不同政见者意味着始终坚持一种道义立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动摇。政治就不同了,政治总是需要妥协的。”胡平评论说:“有些品质对不同政见者是必备的,也是高贵的,但对于政治家却完全不适用”,“作为不同政见者,你不怕群众不理解不追随;但是作为政治家,你必须要得到群众的理解、支持和参与。……你还必须在激发起群众道义热情的同时,考虑到群众的风险意识,找出一种能让他们切实投入的办法。在这一点上,团结工会树立了光辉的榜样。”这是很好的提示。持不同政见者的勇敢品质、道义精神都是珍贵的,需要坚守;但是作为政治操作则是另一回事,其必须在道义之外,必须审时度势,正视现实,顾及民众,积极行动,对后果负责。中国的反对派需要学会将此二者分开,反对派之间许多争执在于混肴了二者。索尔仁尼琴是伟大的作家,他的道义精神永远习习闪耀,但是他做不了政治家,如果将俄国交给他,定是一塌糊涂。

4

中国和波兰很不相同,中国进入民主制度远比波兰要艰难得多,也需要更长久的时间。

首先,波兰本身具有自由民主的传统,它的社会主义是苏俄强加的,如果没有雅塔尔会议英美与苏俄势力的划分,按照波兰自己的意志,他们会选择民主制度。因此,有的波兰人说,我们从来没有接受过社会主义。话有些过,但是波兰民族90%以上的人是天主教徒,他们对无神论的共产主义的抵触可想而知,只要苏俄的军事威胁消除,波兰回归自由民主制度乃是自然之事。

波兰早在十五世纪就形成了贵族民主制度,建立了共和国。国王由贵族选举产生,之后议会又通过了宪章,制约王权,贵族有自由选举权、自由否决权。当时波兰的民主制在欧洲是很先进的,比如波兰有10%的人享有政治权利,而在1831年法国只有1%,而在1867年英国也只有3%.当然,贵族民主制度不同于现代民主制,但这在波兰政治和文化精神中形成了自由民主的传统。有此传统和无此传统大不一样。有此传统,波兰由共产制度转入民主制度就是自然而然之事,有如回乡(多年前,我曾经撰文说,波兰的转型与其说从社会主义下获得了解放,不如说是从苏俄控制下获得了解放)。

1923年,孙中山提出军政、训政、宪政,这是中国近代最早出现的极权政治,远比满清、袁世凯要专制。可以说孙中山是被迫的。但是,如果中国有宪政传统,哪怕是贵族的权力共和,那么辛亥革命后,就不会发生军阀混战,他们会在议会上摆平自己的利益,孙中山也不必北伐、“军政”。孙中山提出“训政”,是因为他看到,数千年皇权专制下的小民,没有公民意识,不会使用公民权利,需要强化训练。孙中山的训政是失败的,蒋介石也没有成功。专制传统的国家转入民主制度何其难也。王怡曾写文章,说维权就是人民的“自我训政”。他说到了点上:“不是政府训导人民,而是人民自我训导,并且进而训导政府。”一个传统的专制国家转入民主制度,需要一段过渡的时间,或在制度转换之前或之后,总之这个过渡期总是需要的;而一个有民主传统的国家则不需要。

在波兰民间社会组织有序,这主要得益于教会。虽然是社会主义,但是波兰保留了天主教,90%以上的波兰人在教,这使传统的波兰社会得到保存。而团结工会、农会也起到了组织社会的作用。国家政体变化是剧烈的变化,如果社会缺少组织化将导致大动乱,波兰能够在短时间内和平制度转型,教会、团结工会起到了根本的作用。转型期间,国家机器、社会秩序、经济活动在转换中,会发生混乱和停摆,这需要民间社会组织民众,维持秩序,稳定社会,否则将是暴乱。波兰自下而上的和平变革,根于社会有组织。辛亥革命是自上而下的革命,即使上层翻天地覆,但是中国基层民间社会则保持了稳定,这得益于中国传统的乡村宗族社会。因此,鲁迅抱怨“七斤”只是剪掉了辫子。辛亥革命后,中国坏于军阀混战,皇权结束,各枭雄无法“和平”分配权力,只有开战。毛革命最大之灾难是其彻底摧毁了中国社会和伦理、文化,致使社会沙粒化,人野蛮暴力化,因此中国一旦发生危机,就可能是全面暴乱。这正是极权制度的危险所在。

还有,波兰全民信奉天主教,这使国家、民族在危急关头有共同的意识和伦理规范,其可凝聚人民,组织社会,建立制度。波兰得以顺利和平地变革,天主教和教皇起到了根本的作用。这也是中国无法比拟的,中国传统的孔孟之道被毛彻底铲除之后,中国人就再没有共同意识和伦理、道德,当下中国民族的流氓化实际就是权力高压下的人性野蛮化。如何找到国民共认的意识和伦理规范,至关重要。

米奇尼克的另一个贡献是他提出一个波兰的思想,这是波兰民族和国家避免了的内部撕裂和残酷的斗争。“一个波兰”是反对派与波共和解的基础,在变革后,也避免了清算和仇恨。而米奇尼克提出这个思想基于波兰传统的爱国主义的精神传统。自由精神、爱国主义、天主教,这是波兰的三大传统。由于波兰有近三百年的亡国历史,波兰国家与民族的利益,便高于其内部的纷争,即使是哥穆尔卡也是坚定的爱国者。“一个波兰”的思想非常值得国人学习。犹太人对纳粹德国的清算是有意义和价值的,无论是对犹太人,还是于人类的文明。但是,犹太人这种“不依不饶”的清算,是两个民族之间的,而不适用于一个国家和民族之内部的,在同一国家之内只能保障法律之公正,而不能鼓励仇恨、敌意、超逾法律的惩罚。并不是说不要审判和惩罚,罪行需要清算,但是要通过司法,同时也还要保有宽容。

当然,波兰共产党远没有中共那么残酷,无论是毛时代,还是邓时代。应该说波共在共产国家中是最温和的,没有给波兰留下巨大的灾难和仇恨。“波兰基本没有大规模的政治迫害。斯大林时代,波兰没有严厉的镇压(1948年哥穆尔卡和他的一些支持者被撤职),1953年后也没有清洗斯大林分子,此是东欧唯一的例外。波兹南事件,75人死亡,伤900人;70年底格旦斯克工潮,警察开枪,军队介入,死46人,伤1165人;雅鲁泽尔斯基81年军事戒严死28人,1713入狱。这是波兰40多年共产党制度中主要的大规模流血事件,因此不能说波兰政府是残酷的权力,将之等同于苏联。”这是我数年前文章中的一段话。中共过去是太残暴了,现在是太贪婪了,他们给中国留下了巨大的灾难和仇恨,无论是历史还是人性都难能宽恕。杨佳手刃六警,民众为之喝彩,这是可以理解的;但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凶兆。

5

数年前,我曾和老友自立讨论过罗尔斯的这个命题:如果碰到了希特勒,怎么办?我赞成罗尔斯的意见:只有杀了他。因为毕竟这是一件个别的暴力行为,而不是普遍的社会暴力。如果在五十年代,毛被刺杀,实乃是中国的幸运。可惜,毛的运气太好了,而中国的运气则太坏。可以说,毛的统治是铁板一块,整个国家、民族均陷于绝境,黎民走投无路。五十年代以来国家一系列的灾难,多来于毛个人,从反胡风、反右、大跃进,到文革。如果早将毛杀掉,中国就将免除这一系列的灾难,挽救数千万人的生命。但今日的中共已没有毛式的大独裁者,而是官僚集团专制,就是胡锦涛也做不了共产党的主,因此不可能通过刺杀个人而扭转政局。罗尔斯的该命题,在目前之中国并不存在。而要将刺杀大独裁者延伸到该统治集团,就走到了恐怖主义。再,较毛时代,今日中国已有很大的变化,包括中共本身的变化。

不说别的,看看中国有没有一定的言论空间?反对派有没有存在的空间?民权有没有进一步争取和生长的空间?民间有没有进行有限非暴力抗争的空间?民众有没有维护个人权益的空间?二十年来,在当局打压之下,这些是趋于增长还是萎缩?应该说这些空间是有的,并趋向扩大,反对派于中国还可以生存生长,与当局博弈。

如果我们以和平转型为前提,据目前中国之现实,我们需要在实现宪政之前,完成“训政”,即王怡所说的公民自我“训政”和“结盟”。我们要看到维权运动尚有欠缺,比如在具体案例中:当事者只关注自己的利益,缺少公益诉求;多是孤立事件,彼此少关联;多注重经济利益,忽视政治权利;就事论事,欠缺政治内涵;多个人性,缺少社会性,等等。这些和中国缺少公共社会与意识的传统有关。因此反对派需要在推动维权运动的同时,要提升其质量,赋予其公民社会的蕴含,建立实现宪政的目标。这也就是,让维权运动成为民权运动。

从民主运动到民权运动,似乎是政治上降了一格,但实际上是使民主运动现实起来,也切实起来,走入了民众和社会,有了广泛而坚实的基础。通过民权运动,到达公民的自我“训政”和结盟,形成公民力量,制约缩小官权,并最终结束极权,完成制度的转变。简洁地说,将改变政权和制度放在第二步,将争取民权放在第一步,通过第一步实现第二步。其意义:1、弥补中国缺少自由民主之传统——公民自我“训政”;2、复生沙粒化社会,组织社会——建设公民社会;3、循次渐进,步步为营——渐进变革,避免国家大的动荡——;3、合乎民情维护民生民权——争取民众;4、民众担得起风险——可形成民众运动;5、反对派得以成长——形成新型健康的政治力量;6、逼迫政权退缩——民权增长;7、非暴力道路——代价小,增进文明。

张辉最近撰文说:“大局观看天下,就像下围棋,不能只看中间天元,边边角角才是决胜之道。围棋边边角角才是关键,其原因在于边边角角占据的成本最小,而胜算并不小。”(《维权运动的转型与公民运动的未来》)对之,我甚赞成,称之为边角理论。如果说,改变政权和制度是中腹天元,那么争取民权就是边角。张辉在该文的结尾说:“非暴力的公民运动,这在中国是初起阶段。……中国的公民运动需要总结出中国式的经验,提炼出中国式的智慧,这样才能使运动健康发展,以最低的社会成本实现中国社会的民主转型。”他的边角论体现出中国式的智慧,但是和米奇尼克的自我克制的革命正相一致。人类的政治有相通之处。

既然是民主运动,反对派之间也一定是有各种不同的政见、派别、主义、乃至各种侧重和方式,此乃自然。并不是只要“反对”就是好,但民主的原则是允许不好、不对、不合理的存在,但要有底线,这个底线就是非暴力。比如,新毛派要求回到无产阶级专政,作为主张,他们自然可以坚持;但其要发动暴力革命,如何?人们需要为“公正”“正义”而战,但是人们的判断是主观的,并受立场的左右,人类的战争常是“正义”对“正义”之战,犹如两种宗教各为其神而战。因此,人类需要对“战”的方式进行限制。非暴力主义是反对运动的自我限制,这是近代人类政治文明的伟大进步。可以说,非暴力主义已是当今普世价值之一。由此来说,反对派坚持非暴力主义不仅是策略,也是对文明的要求和责任。

在所有的事务中,时间性是非常重要的,我这里是指时间的延续性,但是这个因素常常被忽视,特别是在政治中。因为人的生命在历史中太暂短了,做一个几十年的规划,于人性太困难了。波兰的反对运动进行了近四十年,团结工会也斗争了十年,才有了成功。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有漫长的专制历史,又有六十年的极权,特别是毛的残暴统治,因此中国制度转型需要更长的时间和更艰困的道路。毛后,中国才有了“反对”的空间,于国内,反对派近十年才成形。从持不同政见者到政治反对派,这是一个转折。前者可以唯个人唯道义,但后者则必须担当国家的政治责任。由于各种局限,很多异议者期望一次性革命,一次性成功,而缺少长远的规划。由于没有长远打算,急于求成,便往往不切实际,除了愤愤抱怨则无事可做。这不是政治家所为。《零八宪章》之后,反对派的领袖们能不能对有个长远的规划,比如十年?

从大局来看,中国前景很悲观。且不说执政者如何打压、“消灭萌芽”,关键是时间紧迫。中国社会已经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反对派可能来不及形成可左右社会的力量,社会也达不成自构,崩溃就可能来临。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社会所需的几大基本的稳定因素于中国都不存在,反之是:1、社会沙粒化;2、没有共认的意识与伦理;3、各阶级间冲突大于共生;4、人际信约瓦解;5、民众对未来失去信心;6、积蓄了太多的怨愤;7、普遍的不安全感和恐慌。社会到了这种境地,就很危险;而崩溃一旦来临,就是大灾难。不要指望政府,中共的解体可能是一夜之间的事。

当然,很可能是只有这场盲目的灾难,才能结束中共极权统治。不过,中国并不是就此可以实现宪政,走上新生,情况会更糟糕,镇压会更残酷。中国可能会是地方分制,由当地强人统治,中国会回到它的传统,枪杆子说了算。会不会有这样的可能?希望不会,中国能躲过这一劫。但是如果发生,反对派将如何应对?如何减少流血?如何继续推动民主的发展?让我们回到米奇尼克的建议:“我们要谨慎,要知道后果,要理性,有前瞻性,要步步为营。在危机的时候,我们的规划是怎么样的?专制一旦消亡,我们的规划又是怎么样的?”

2010年7月20-31日于伊萨卡

纵览中国2010.08.03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