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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米奇尼克访问了中国，并与中国的部分异议者和网友座谈。当然，不言而喻，在中国现行制度下，米氏与异议者座谈，需要得到官方的默许。虽然是默许，但如米氏所说，这在二十年前是不可能的，这说明中国还是在变化，自由和“反对”的空间在增长。不论官方有何用心和目的，总之这是好事情，起码可以促进思想的碰撞，开拓思路，远比封杀米奇尼克要好。再者，这也说明，自由民主作为普世价值，当局已感到了内外压力，能让米奇尼克和部分异议者和中国网友对话，颇能展示当局的开明与中国的“自由”。
米奇尼克说他不很了解中国，他说的是实话。从公布的文本看，米奇尼克所说的是他一贯的思想，也是他一贯的风格。在这次对话中，米奇尼克主要是讲他于波兰的变革经验，也谨慎地提了一些建议，而没有指导中国的意思。米奇尼克有关中国的谈话，基于他良好的愿望：一是中国结束一党专制，转入民主制度；二是希望中国和平转型。
波兰的变革是非常成功的，是人类民主进程中的宝贵经验，特别是对那些专制、极权制度转型的国家，包括中国。人类社会有其普遍性，也有其特殊性。对于波兰的变革经验，中国既不可能照搬，也不可以中国特殊为由，给予关门。关键所在是具体，什么是我们应该汲取学习的？什么是我们做不了的？什么是我们应该争取的、努力的？什么应是中国特别的方式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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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座谈纪要公布后，有些反弹，主要批评针对于米奇尼克的圆桌会议，也就是通过与当局的谈判，和平地实现民主转型。
应该说，米奇尼克有的判断并不准确。比如他说“在中国，我认为，当权者和民间社会之间已经形成了对话。这就是我们的对话空间，因为不论是民主派还是共产党，都不愿毁了中国。”首先，在中国当权者和民间社会还没有形成对话，他们将反对派作为敌对势力，竭力镇压而不对话，他们还没有走过要消除反对派的关口。再，中共内部有部分执政者，他们是宁可将中国毁掉，也不放弃权力。一是因为中国现在是权力资本主义，他们的利益太大了，这和波兰不太一样，当时波兰的官员没有那么大的利益；再是中国有血缘崇拜的传统，江山是我们老子打下来的，如果要就用人头来换。中共的上层权力换代，有一部分即是权力的血缘移交。就目前来讲，中共当局没有改革的打算，也没有承认反对派，与之对话的打算，而且这种情况短时间内不会改变。
虽然米奇尼克对中国不很了解，但是他所说的有关“圆桌会议”的主旨还是应该肯定的。如果期望中国和平转型，那么就离不开民间反对派与执政者的对话、互动。中共现在不与反对派对话，原因之一是反对派的力量过弱，于民众的号召力不够，对政权构不成足够的压力。但反对派的力量是生长的，如果它的力量足以号召社会，那么执政者就可能被迫坐到圆桌上来。政治是力量的较量。再，中共不是铁板一块，内部也有各派别、势力的斗争和冲突，这将使其某些力量与民间合作，哪怕是利用。以中国之大，地方势力增长，中央力量消弱，中央与地方的冲突与分离乃是必然，这也将极大地散化中共，消减其统治。“八九”之后，胡耀邦、赵紫阳一脉并非一网打尽，中共内部依然有要求变革的力量，并且也会增长，不可忽视。七千万党员，多数和普遍民众的意识大概差不多，在党不过是混饭而已，并不说明他们的政治观念。长远些看，十年之后，中国的社会中坚将是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他们也将比今天的精英更开放更接近普世价值。综合这些因素来看，中共今天不与反对派对话，但并不意味明天也将如此，其本身也还有很大的变数。因此，米奇尼克所说的圆桌会议还是有意义的，只是目前做不到，需要时间。以中国目前的状况，如果反对派以十年的时间用来增长和建设自身的力量，这不算一个很长的时间。比照中国近些年来民主维权运动的发展，其前景是乐观的。重要的是中国在崩溃前，还有没有十年的时间。
米奇尼克的圆桌会议的主旨是：国家、民族与人民如何以最小的代价实现民主宪政。他强调，前提是“不能投降”，“面对独裁，投降是不可接受的。……我们深信，在这里民主的改变是必然的。”结束专制，实现民主制度，这是原则，是最终的目的；同时米奇尼克也对权力有清醒的认识，他认为执政者不会主动放弃权力、乃至让步，因此必须有力量形成足够的压力，迫使执政者让步。他说：“我们首先要有力量”，“一个首要的条件是，受到压迫的人必须团结起来。”雅鲁泽尔斯基是被迫坐到谈判桌上的，团结工会人数为1000多万，占全波兰工人总数的80%以上，当时波共人数近300万，其中倒有150万加入了团结工会。
当然，中国执政者是否会坐到圆桌前，最终取决于其自己，并非是反对派一厢情愿之事。我们需要对中共的顽固派有充分的估计，他们是宁可毁了国家，血流成河，也不愿放弃权力。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人民有权利进行革命，包括暴力革命和非暴力革命，推翻极权统治。这是就理而言，但在现实中，面对现代国家机器，反对派没有可能发动有效暴力革命，其只是让人民流血。如果大规模的暴力，会使中国倒退，离民主更远。文明发展到今天，非暴力斗争远比暴力手段更有成效，也更有益。至于非暴力革命，则需要组织起人民，需要有比圆桌会议更大的社会力量，反对派离这一步还很远。
《零八宪章》的出现是中国当代史的一件大事，其公开宣布结束一党专制，实现民主宪政，可以说是中国践行民主的纲领、旗帜。《零八宪章》标志反对派形成，但其主要意义还是意识形态的，其背后没有成形的组织，缺少民众，因此也没有跟进的行为。这说明中国的反对派尚是雏形，并没有形成足够的社会力量。当然，这是由于中共统治过于严酷，数十年来一贯是将社会生长出的健康力量扼杀于萌芽中，重判刘晓波本身就是说明。但作为政治现实，没有足够的力量，就不可能迫使执政者坐下谈判，更没有可能发动颜色革命。就算是暴力革命，也需要组织力量，有人、有钱、有枪弹。如果说，眼下中国没有实行圆桌会议的可能，那么同样也没有颜色革命的可能，而暴力革命的可能就更没有。一些人所期望的实际是暴乱，而不是革命；革命需要有纲领有目的有组织，而暴乱则是盲目的暴力（当然，在极权统治下，就是暴乱在道义上也有合理性，但是结果是更血腥）。新疆“7.5”事件当然是根于极权统治的压迫，但并非是好事。对类似的暴力杀戮，无论我们处于什么动机都不能推波助澜，给予鼓动；反之则要谴责，予以避免和制止。
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反对派需要做的是积蓄力量。就是波兰团结工会也是用了十年的时间，才迫使统治者坐到谈判桌来。《零八宪章》标志，民主宪政的意识认同已经完成，民主运动的中心转入组织化阶段，这包括反对派自身的建设，及组织社会。比如，维权运动已由个人行为转为集体行为，这是个标志。我们无法代执政者抉择，但反对派则需要组织起民众，有足够的力量，才能与中共较量，没有力量不仅无圆桌会议，更不可能有革命，无论暴力还是非暴力。如果反对派能够组织起“八九”那样大的社会力量，无论谈判和革命都不是问题。
当然，反对派的生长需要有空间，但这个空间需要通过斗争来争取和扩大，这是一个与统治者博弈的过程。如果说毛时代完全没有“反对”的空间，那么邓时代则有了一些，因此才有“八九”。虽然有了“六四”镇压，但是二十年来，“反对”的空间还是在扩大，特别是网络化之后。《零八宪章》毕竟只判了一个刘晓波，而签名仍在继续。再如，家庭教会也由地下走到地上，公开化了；民间NGO蓬勃兴起，虽然只允许以公司形式注册；聚会、罢工、游行、抗议，政府一向严厉禁止，但还是不断地发生，而且规模、频率都趋向大幅度增长。最近发生的刘贤斌事件，诸省纷纷成立“刘贤斌关注团”，当局除了谈话，也奈何不得。米奇尼克能来中国和网友对话，这在二十年前也是不能想象的。总之，中国的“反对”的空间是有的，并且不断扩大。这说明，反对派有存在，并与当局博弈的可能。
我们需要长远地、变化地看。如果我们打算出反对派积蓄力量的时间，加之中共及社会的变化，那么中国未来的圆桌会议未必没有可能。圆桌会议是和平转型的最短的一条路经，代价最小，于国于民更有益，只要还有希望，就不应放弃，而需要首先争取。官权消弱，民权增长，这是趋向。不是说当今的政权有多好，而是社会、经济、信息、国民意识的变化发展，使极权制度逐渐失灵，其统治能力迅速下降，今天统治者已经没有能力将“反对”统统消灭在萌芽状态了，反之中国到了“萌芽”蓬勃生长的时期。由此而言，前瞻地看，米奇尼克的圆桌会议于中国是有意义的。当然，希望、努力不等于结果，如果中共顽固派坚持宁毁国家，而拒绝变革，那么反对派依然还可以发动革命，前提是反对派有足够的力量。假如当初雅鲁泽尔斯基拒绝圆桌会议，波兰就不变革了吗？团结工会一千多万会员，可以左右国家，不过到了那一步，波兰的变革将会付出更大的代价，可能会大规模流血，国家恢复也将更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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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对话中，米奇尼克反复强调极权会完结，他说：“民主的改变是必然的”，“这样的体制是否有未来？我个人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从根本上说，极权体制有悖现代社会，更有悖人性，特别是转入市场经济，网络普及，利益冲突急剧增长，人们的意识改变，这个体制正在失灵，其完结是必然的，我们会看到它的结束。这不仅是道义问题，也是极权体制的功效问题。米奇尼克说“面对共产党，我们缺乏想象力”.极权统治依靠暴力强制，表面上很强大，但实质上很脆弱。因为社会非自构，而单极权力没有调换机制，不能应变，因此在开放急速运动的现代社会，一个非常偶然的事件就可能导致政权危机，使之崩溃。而这些偶然因素是我们难能预料。
由于极权政体没有调变机制，因此一旦有变，就是剧烈和突然的。米奇尼克告诫说“我认为专制体制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它可能会演进为一种惊奇的社会现象，一两天之内会变，在这样的处境下，我们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基础性的规划”，“我们要谨慎，要知道后果，要理性，有前瞻性，要步步为营。在危机的时候，我们的规划是怎么样的，专制一旦消亡，我们的规划又是怎么样的？”凡关心中国国事者大多不怀疑此极权政权终将完结，但他们更忧虑的是其怎样结束？将发生什么？结束之后，怎么收拾这个乱摊子？谁来收拾？新的秩序怎么建立？目前，中国还没有一支政治力量，在中共倒台及其后能够接管中国，短时间内也不可能形成。因此，反对派需要前瞻，需要考虑这些问题，为之做准备。这就是米奇尼克说的“规划”。反对派的目的，不只是结束极权统治，更在建立宪政国家；不能是只要推翻中共就拉倒。
中国社会很危险，很有可能发生崩溃；如果只是政权崩溃，当然是好事，但是中国将是社会的崩溃。中国最大的危险是社会非组织化，而且其积蓄了普遍而深重的仇恨；因此一旦发生社会崩溃，将是全面暴乱，残酷而血腥，这包括地方势力的残酷镇压。应该说，这种势态是六十年极权统治的结果。毛为了建立极权统治，对中国传统社会及意识形态给予彻底的摧毁；毛后，中共为了维持极权政权，遏制社会健康力量的生长，按他们的话说就是消灭于“萌芽”状态，实质上这是遏制中国社会有生自建。极权统治就是使社会沙粒化，而且中共做到了。这个政权绑架了国家和社会，如果它崩溃，也让国家和社会同时崩溃，再来一场灾难。反对派应该正视这个现实，因此其更根本的任务是复生社会，在新的时代，以新的意识、价值、规则，使沙粒化的中国社会重新健康生长起来。用政治的话来说，就是建设“公民社会”。当然，公民社会和民主制度是一个鸡与蛋互生的问题，但是在反对派尚没有力量一次性改变制度的时候，应从前者做起。
求实地讲，如果不是经济危机、社会危机以及权力危机，短时间内反对派没有可能一次性推翻现政权，即使发生以上三种危机，导致政权崩溃，反对派也没有力量接管国家。据此及以上，现阶段反对派主要所能是争民权，而不是要求一次性改变政权。民权是民主制度的基础，有充分的民权，才可能保障宪政，争民权即是争民主，只是它逐步的、具体的，落于民众切身利益，由点及面。比如，家庭教会的公开化合法化，实质所争的是宗教自由、聚会自由；工潮争的是罢工权、建立独立工会；网民维权是争言论自由；律师维权争的是司法独立；NGO的合法化争的是结社自由：“散步”“乘凉”争的是游行权；拆迁、失地维权争的是保障私有财产，制约官权；独立选举、组党争的是公民的政治权，等等。
“八九”之后，中国没有发生成规模的民主运动，但是维权运动却蓬勃兴起，这已经表示了，于中国的特定状况下，民众的选择。实际维权运动就是“中国特色”的民主运动。一方面这是由于中国极权统治更专制更严酷，一方面也是由于中国缺少民主传统，民众缺少公共意识，更注重切身利益，较东欧而言，这是中国的“特殊国情”。但是中国民众找到了自己通向民主的道路，这就是维权运动，可以说维权运动是深入的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其立于民众自身利益，具体地争民权，通过与当局的博弈，制约官权，确立公义，建立规则，这就是公民社会的出现。王怡说：“公民维权就是公民结盟”。公民结盟就是公民社会的建立。而且维权运动是非暴力的，渐进的，民众是主体，其最终汇为洪流，上升到改变制度的层面，结束极权。而其过程也是民众认识、接受民主的过程，从小民成为公民的过程，是公民社会在中国具体的生长和形成的过程。因此可以说维权运动是公民运动，也是建立公民社会的运动。
维权运动是中国民众就自身处境条件所创造民主运动，它恰好符合米奇尼克自我克制的革命的思想，甚至可以说它是第三世界有专制传统的国家走向民主的一个创举。傅国涌在《权利，而不是权力——我理解的米奇尼克》评述“他的‘新演进’观与以往各种各样的思路不同的是，他把社会变革的目光完全转向了‘下面’，而不是盯着‘上面’”“米奇尼克最关心的不是权力的宝座，而是公众舆论和社会的自我组织，是直接面向独立的公众发言，告诉人们怎样去做，而不是朝着极权主义的权力说话，告诉掌权者怎样进行改良，他认识到‘没有比来自下面的压力更能够指导当权者’。实际上就是要求致力于争取和捍卫自身的权利，而不是夺取政权。”需要再补充一句：最终达到制度的改变。
米奇尼克说：“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不是政治性的，做一个持不同政见者意味着始终坚持一种道义立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动摇。政治就不同了，政治总是需要妥协的。”胡平评论说：“有些品质对不同政见者是必备的，也是高贵的，但对于政治家却完全不适用”，“作为不同政见者，你不怕群众不理解不追随；但是作为政治家，你必须要得到群众的理解、支持和参与。……你还必须在激发起群众道义热情的同时，考虑到群众的风险意识，找出一种能让他们切实投入的办法。在这一点上，团结工会树立了光辉的榜样。”这是很好的提示。持不同政见者的勇敢品质、道义精神都是珍贵的，需要坚守；但是作为政治操作则是另一回事，其必须在道义之外，必须审时度势，正视现实，顾及民众，积极行动，对后果负责。中国的反对派需要学会将此二者分开，反对派之间许多争执在于混肴了二者。索尔仁尼琴是伟大的作家，他的道义精神永远习习闪耀，但是他做不了政治家，如果将俄国交给他，定是一塌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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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波兰很不相同，中国进入民主制度远比波兰要艰难得多，也需要更长久的时间。
首先，波兰本身具有自由民主的传统，它的社会主义是苏俄强加的，如果没有雅塔尔会议英美与苏俄势力的划分，按照波兰自己的意志，他们会选择民主制度。因此，有的波兰人说，我们从来没有接受过社会主义。话有些过，但是波兰民族90%以上的人是天主教徒，他们对无神论的共产主义的抵触可想而知，只要苏俄的军事威胁消除，波兰回归自由民主制度乃是自然之事。
波兰早在十五世纪就形成了贵族民主制度，建立了共和国。国王由贵族选举产生，之后议会又通过了宪章，制约王权，贵族有自由选举权、自由否决权。当时波兰的民主制在欧洲是很先进的，比如波兰有10%的人享有政治权利，而在1831年法国只有1%，而在1867年英国也只有3%.当然，贵族民主制度不同于现代民主制，但这在波兰政治和文化精神中形成了自由民主的传统。有此传统和无此传统大不一样。有此传统，波兰由共产制度转入民主制度就是自然而然之事，有如回乡（多年前，我曾经撰文说，波兰的转型与其说从社会主义下获得了解放，不如说是从苏俄控制下获得了解放）。
1923年，孙中山提出军政、训政、宪政，这是中国近代最早出现的极权政治，远比满清、袁世凯要专制。可以说孙中山是被迫的。但是，如果中国有宪政传统，哪怕是贵族的权力共和，那么辛亥革命后，就不会发生军阀混战，他们会在议会上摆平自己的利益，孙中山也不必北伐、“军政”。孙中山提出“训政”，是因为他看到，数千年皇权专制下的小民，没有公民意识，不会使用公民权利，需要强化训练。孙中山的训政是失败的，蒋介石也没有成功。专制传统的国家转入民主制度何其难也。王怡曾写文章，说维权就是人民的“自我训政”。他说到了点上：“不是政府训导人民，而是人民自我训导，并且进而训导政府。”一个传统的专制国家转入民主制度，需要一段过渡的时间，或在制度转换之前或之后，总之这个过渡期总是需要的；而一个有民主传统的国家则不需要。
在波兰民间社会组织有序，这主要得益于教会。虽然是社会主义，但是波兰保留了天主教，90%以上的波兰人在教，这使传统的波兰社会得到保存。而团结工会、农会也起到了组织社会的作用。国家政体变化是剧烈的变化，如果社会缺少组织化将导致大动乱，波兰能够在短时间内和平制度转型，教会、团结工会起到了根本的作用。转型期间，国家机器、社会秩序、经济活动在转换中，会发生混乱和停摆，这需要民间社会组织民众，维持秩序，稳定社会，否则将是暴乱。波兰自下而上的和平变革，根于社会有组织。辛亥革命是自上而下的革命，即使上层翻天地覆，但是中国基层民间社会则保持了稳定，这得益于中国传统的乡村宗族社会。因此，鲁迅抱怨“七斤”只是剪掉了辫子。辛亥革命后，中国坏于军阀混战，皇权结束，各枭雄无法“和平”分配权力，只有开战。毛革命最大之灾难是其彻底摧毁了中国社会和伦理、文化，致使社会沙粒化，人野蛮暴力化，因此中国一旦发生危机，就可能是全面暴乱。这正是极权制度的危险所在。
还有，波兰全民信奉天主教，这使国家、民族在危急关头有共同的意识和伦理规范，其可凝聚人民，组织社会，建立制度。波兰得以顺利和平地变革，天主教和教皇起到了根本的作用。这也是中国无法比拟的，中国传统的孔孟之道被毛彻底铲除之后，中国人就再没有共同意识和伦理、道德，当下中国民族的流氓化实际就是权力高压下的人性野蛮化。如何找到国民共认的意识和伦理规范，至关重要。
米奇尼克的另一个贡献是他提出一个波兰的思想，这是波兰民族和国家避免了的内部撕裂和残酷的斗争。“一个波兰”是反对派与波共和解的基础，在变革后，也避免了清算和仇恨。而米奇尼克提出这个思想基于波兰传统的爱国主义的精神传统。自由精神、爱国主义、天主教，这是波兰的三大传统。由于波兰有近三百年的亡国历史，波兰国家与民族的利益，便高于其内部的纷争，即使是哥穆尔卡也是坚定的爱国者。“一个波兰”的思想非常值得国人学习。犹太人对纳粹德国的清算是有意义和价值的，无论是对犹太人，还是于人类的文明。但是，犹太人这种“不依不饶”的清算，是两个民族之间的，而不适用于一个国家和民族之内部的，在同一国家之内只能保障法律之公正，而不能鼓励仇恨、敌意、超逾法律的惩罚。并不是说不要审判和惩罚，罪行需要清算，但是要通过司法，同时也还要保有宽容。
当然，波兰共产党远没有中共那么残酷，无论是毛时代，还是邓时代。应该说波共在共产国家中是最温和的，没有给波兰留下巨大的灾难和仇恨。“波兰基本没有大规模的政治迫害。斯大林时代，波兰没有严厉的镇压（1948年哥穆尔卡和他的一些支持者被撤职），1953年后也没有清洗斯大林分子，此是东欧唯一的例外。波兹南事件，75人死亡，伤900人；70年底格旦斯克工潮，警察开枪，军队介入，死46人，伤1165人；雅鲁泽尔斯基81年军事戒严死28人，1713入狱。这是波兰40多年共产党制度中主要的大规模流血事件，因此不能说波兰政府是残酷的权力，将之等同于苏联。”这是我数年前文章中的一段话。中共过去是太残暴了，现在是太贪婪了，他们给中国留下了巨大的灾难和仇恨，无论是历史还是人性都难能宽恕。杨佳手刃六警，民众为之喝彩，这是可以理解的；但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凶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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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年前，我曾和老友自立讨论过罗尔斯的这个命题：如果碰到了希特勒，怎么办？我赞成罗尔斯的意见：只有杀了他。因为毕竟这是一件个别的暴力行为，而不是普遍的社会暴力。如果在五十年代，毛被刺杀，实乃是中国的幸运。可惜，毛的运气太好了，而中国的运气则太坏。可以说，毛的统治是铁板一块，整个国家、民族均陷于绝境，黎民走投无路。五十年代以来国家一系列的灾难，多来于毛个人，从反胡风、反右、大跃进，到文革。如果早将毛杀掉，中国就将免除这一系列的灾难，挽救数千万人的生命。但今日的中共已没有毛式的大独裁者，而是官僚集团专制，就是胡锦涛也做不了共产党的主，因此不可能通过刺杀个人而扭转政局。罗尔斯的该命题，在目前之中国并不存在。而要将刺杀大独裁者延伸到该统治集团，就走到了恐怖主义。再，较毛时代，今日中国已有很大的变化，包括中共本身的变化。
不说别的，看看中国有没有一定的言论空间？反对派有没有存在的空间？民权有没有进一步争取和生长的空间？民间有没有进行有限非暴力抗争的空间？民众有没有维护个人权益的空间？二十年来，在当局打压之下，这些是趋于增长还是萎缩？应该说这些空间是有的，并趋向扩大，反对派于中国还可以生存生长，与当局博弈。
如果我们以和平转型为前提，据目前中国之现实，我们需要在实现宪政之前，完成“训政”，即王怡所说的公民自我“训政”和“结盟”。我们要看到维权运动尚有欠缺，比如在具体案例中：当事者只关注自己的利益，缺少公益诉求；多是孤立事件，彼此少关联；多注重经济利益，忽视政治权利；就事论事，欠缺政治内涵；多个人性，缺少社会性，等等。这些和中国缺少公共社会与意识的传统有关。因此反对派需要在推动维权运动的同时，要提升其质量，赋予其公民社会的蕴含，建立实现宪政的目标。这也就是，让维权运动成为民权运动。
从民主运动到民权运动，似乎是政治上降了一格，但实际上是使民主运动现实起来，也切实起来，走入了民众和社会，有了广泛而坚实的基础。通过民权运动，到达公民的自我“训政”和结盟，形成公民力量，制约缩小官权，并最终结束极权，完成制度的转变。简洁地说，将改变政权和制度放在第二步，将争取民权放在第一步，通过第一步实现第二步。其意义：1、弥补中国缺少自由民主之传统——公民自我“训政”；2、复生沙粒化社会，组织社会——建设公民社会；3、循次渐进，步步为营——渐进变革，避免国家大的动荡——；3、合乎民情维护民生民权——争取民众；4、民众担得起风险——可形成民众运动；5、反对派得以成长——形成新型健康的政治力量；6、逼迫政权退缩——民权增长；7、非暴力道路——代价小，增进文明。
张辉最近撰文说：“大局观看天下，就像下围棋，不能只看中间天元，边边角角才是决胜之道。围棋边边角角才是关键，其原因在于边边角角占据的成本最小，而胜算并不小。”（《维权运动的转型与公民运动的未来》）对之，我甚赞成，称之为边角理论。如果说，改变政权和制度是中腹天元，那么争取民权就是边角。张辉在该文的结尾说：“非暴力的公民运动，这在中国是初起阶段。……中国的公民运动需要总结出中国式的经验，提炼出中国式的智慧，这样才能使运动健康发展，以最低的社会成本实现中国社会的民主转型。”他的边角论体现出中国式的智慧，但是和米奇尼克的自我克制的革命正相一致。人类的政治有相通之处。
既然是民主运动，反对派之间也一定是有各种不同的政见、派别、主义、乃至各种侧重和方式，此乃自然。并不是只要“反对”就是好，但民主的原则是允许不好、不对、不合理的存在，但要有底线，这个底线就是非暴力。比如，新毛派要求回到无产阶级专政，作为主张，他们自然可以坚持；但其要发动暴力革命，如何？人们需要为“公正”“正义”而战，但是人们的判断是主观的，并受立场的左右，人类的战争常是“正义”对“正义”之战，犹如两种宗教各为其神而战。因此，人类需要对“战”的方式进行限制。非暴力主义是反对运动的自我限制，这是近代人类政治文明的伟大进步。可以说，非暴力主义已是当今普世价值之一。由此来说，反对派坚持非暴力主义不仅是策略，也是对文明的要求和责任。
在所有的事务中，时间性是非常重要的，我这里是指时间的延续性，但是这个因素常常被忽视，特别是在政治中。因为人的生命在历史中太暂短了，做一个几十年的规划，于人性太困难了。波兰的反对运动进行了近四十年，团结工会也斗争了十年，才有了成功。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有漫长的专制历史，又有六十年的极权，特别是毛的残暴统治，因此中国制度转型需要更长的时间和更艰困的道路。毛后，中国才有了“反对”的空间，于国内，反对派近十年才成形。从持不同政见者到政治反对派，这是一个转折。前者可以唯个人唯道义，但后者则必须担当国家的政治责任。由于各种局限，很多异议者期望一次性革命，一次性成功，而缺少长远的规划。由于没有长远打算，急于求成，便往往不切实际，除了愤愤抱怨则无事可做。这不是政治家所为。《零八宪章》之后，反对派的领袖们能不能对有个长远的规划，比如十年？
从大局来看，中国前景很悲观。且不说执政者如何打压、“消灭萌芽”，关键是时间紧迫。中国社会已经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反对派可能来不及形成可左右社会的力量，社会也达不成自构，崩溃就可能来临。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社会所需的几大基本的稳定因素于中国都不存在，反之是：1、社会沙粒化；2、没有共认的意识与伦理；3、各阶级间冲突大于共生；4、人际信约瓦解；5、民众对未来失去信心；6、积蓄了太多的怨愤；7、普遍的不安全感和恐慌。社会到了这种境地，就很危险；而崩溃一旦来临，就是大灾难。不要指望政府，中共的解体可能是一夜之间的事。
当然，很可能是只有这场盲目的灾难，才能结束中共极权统治。不过，中国并不是就此可以实现宪政，走上新生，情况会更糟糕，镇压会更残酷。中国可能会是地方分制，由当地强人统治，中国会回到它的传统，枪杆子说了算。会不会有这样的可能？希望不会，中国能躲过这一劫。但是如果发生，反对派将如何应对？如何减少流血？如何继续推动民主的发展？让我们回到米奇尼克的建议：“我们要谨慎，要知道后果，要理性，有前瞻性，要步步为营。在危机的时候，我们的规划是怎么样的？专制一旦消亡，我们的规划又是怎么样的？”
2010年7月20-31日于伊萨卡
纵览中国2010.0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