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本人论中国向宪政民主制的和平转型系列的最后一篇。在此，我要开门见山地说，本系列前面的八篇文章都只是论述当今中国和平转型的可能性和必要条件，现在的这一篇，才涉及到和平转型的充分条件问题，如果这个条件得不到满足，中国的转型再次受阻、国家社会再次陷入战乱的轮回是必然的！应当指出，我在1993年的《和平宪章》中就早已发问：“古今中外政治制度转型的各种先例，使我们不能不对中国下阶段的历史进程忧心忡忡。既然多元化民主政治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必然，那么，我们不能不问：这一进程在中国究竟将以和平方式还是以非和平方式进行？”也就是说，和平转型虽然是可能的，非和平转型也是可能的，非和平的转型中，当然也包括暴力革命，包括各种使中国陷入流血冲突、内战内乱的大动荡，也就是重蹈辛亥革命后的长期战乱覆辙！
正因为预见到非和平转型乃至陷入动荡、战乱的可能性日益增大，所以我们才认为尤其有必要重申《和平宪章》的基本宗旨：“全民和解、人权至上，良性互动、和平转型”。
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强调：和平转型是有条件的，不是无条件的。和平转型的必要条件已如前述，那么，和平转型的充分条件是什么？在此，我要断然决然的指出：和平转型的充分条件是强大而稳健的反对派崛起！和平转型的充分条件是形成一个强大而稳健的反对党！
一、从台湾两党的分歧说起我的老朋友，一同从民主墙时代走过来的牟传珩先生在《只有宪政才能给政治斗争有序空间──辛亥革命百年反思》一文中对于国民党一党专制却实行了“还政于民”政策的评论引来了台湾学者的强烈抗议。这件事，其实是典型的“金银盾”，各站一面，必然各执一词。牟传珩说：“事实是，如果没有日本侵华，1930年代便可能开始启动宪政，如果没有国共内战，1940年代便可能开始启动宪政，到了1980年代的台湾，终于是在国民党统治下，实行了‘还政于民’，完成了宪政转型。”对此，一位台湾学者反驳道：作者所列出的头两个“如果……可能……”的“事实”全属揣测，而非事实，说了等于没说。况且，牟传珩在文中也已经提到：辛亥革命“由于暴力革命必然与暴力镇压相伴，很难形成多元包容的政治生态与分权制衡的宪政规则，以及国家客观上处于长期战乱，共产党进行暴力夺权，而无法实现。事实上，国民党长期实行‘军政’和‘训政’，一党专制，压制民主，宪政反成为中国共产党打击国民党的有力武器。” 这就已经“事先”回答了作者在“事后”提出的责难。因此他下结论说：“牟传珩在《只有宪政才能给政治斗争有序空间──辛亥革命百年反思》中对于国民党的一党专制的批评是‘不合事实的’，因为台湾并非终于是在国民党统治下，实行了‘还政于民’，完成了宪政转型。”他认为，这种说法“乃是对史实的一种忽悠。”
台湾学者指出：“事实是：◆1949年以来，统治而且仅仅统治台湾的蒋介石—蒋经国政权一直一党独裁；◆1986年，台湾党外强行建立民进党，蒋经国在崛起的台湾民气面前不敢照例予以镇压；◆1987年，蒋经国宣布解严；◆1988年，蒋经国并没有什么民主化的蓝图；◆1996年，台湾人民首次选举总统，之所以能够采取普选方式，还是民进党领导社会进步人士积极抗争出来的。由此，人们不难看出：所谓国民党通过“军政—训政—宪政”、 “实行了‘还政于民’，完成了宪政转型”的这种说法，不符合史实，只会自误误人！长话短说，历史是合力造成的，良性互动和平转型更是朝野双方的事情，就像两条河流汇聚之初各自仍然界限分明一样，国民党和民进党在今天的台湾虽然同属宪政下的自由政党，但对台湾走向宪政的作用不同，决定了它们的看法迥然相异：牟传珩虽然是大陆民运人士，他的这种说法显然只能是代表国民党的观念，或者说是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看问题，进一步说是表明了他对大陆执政党走国民党之路的希冀，相反，那位台湾学者的看法则代表了民进党的观念，或者说是站在民进党的立场上看问题，当然也是在纠正牟传珩过分拔高蒋经国和国民党的说法。
言归正传，从今日中国大陆来说，如果朝野之间像台湾一样通过良性互动和平转型，那么中共就会扮演国民党在台湾扮演的角色，在这种情况下，哪怕最终结果中共果真因此成为民主政党，我们现在能够等待它们“实行了‘还政于民’，完成了宪政转型”吗？
台湾的事情且不说它，从大陆来说，化解一党专政的民主转型是不可避免的。但怎么样化解则是另一码事，因为一党专政的粉碎之势已经朗如白昼，可是，中国能否跳脱“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历史循环则是未知之数。因此，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弄清楚，和平转型的充分条件是什么？这里，我们不妨看看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看法。
二、软禁中的赵紫阳终于大彻大悟
据海外新出版的赵紫阳晚年的口述著作介绍：由于得知我们中国民主党人于1998年大无畏地开展了冲击党禁活动，“2000年11月在同杜导正的一次谈话中，赵紫阳甚至分析了中国建立反对党的必要。他指出，由于现政权拒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社会爆发危机的可能性很大，“因为我们这种体制下，除我们党一个党外，无一个强大的政党，反对党，这样，这个政权一出事，一盘散沙的人，谁也不听谁的，可能出现慈禧崩溃之后，军阀割据，即一个省宣布独立，几省独立，国内大乱，老百姓可就吃苦了！ 如果我们党开放党禁，有强大反对党起来，我们下，反对党上去，局面还能维持。但这条路子，江泽民肯定不敢走，不愿走的”。
作为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对江泽民的政治作为洞若观火，明察秋毫。但是其实，如果他不下台，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我断定他本人也绝不会走主动开放党禁之路！岂止如此，就是在这种囚禁状况中，按作者的看法：“根据现在看到的材料，关于转型路径和动力，赵紫阳考虑的重心还是体制内，特别是高层。2003年10月在同宗凤鸣的一次交谈中，赵拿出一份内部刊物刊载的《上层革命》一文，很有兴趣地说：只有（上层）改革者首先有新的精神，能容忍对自己的种种约束，才会出现新的制度变化；这一新的精神气质就是容忍精神，不能把批评者当作敌对势力和阴谋破坏。上层革命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发生，也就是，政府和它的领导者把公民的普遍自由作为信仰时，把维护公民普遍利益作为自身使命时，上层革命才会真正发生。因此，推动上层革命的，更多的不是来自压力，而是产生于信念 ”虽然赵紫阳和戈尔巴乔夫一样是个善良的政治领导人，显然其政治洞察力和决策能力还远不如后者，正因此，他的历史贡献和最终结局也比后者远远不如。
但不管怎么说，赵紫阳是六十年来担任过中共最高领导的人里唯一一个认识到允许反对党成长对中国国家前途的决定性意义的。然而，“推动上层革命的，更多的不是来自压力，而是产生于信念”，这样的事在人类历史上即使不说从未有过，也是极其罕见的例外，尤其是从今日中国来说，可以肯定更绝无可能。赵紫阳的这些认识是非常重要的：“只有（上层）改革者首先有新的精神，能容忍对自己的种种约束，才会出现新的制度变化；这一新的精神气质就是容忍精神，不能把批评者当作敌对势力和阴谋破坏。”“我们现在不培植反对党，一旦垮了，国内会大乱的，这是最危险的”！ 赵紫阳关于开放党禁、乃至“培植”反对党观点的提出，标志着他对中国转型问题的理解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反映了他作为一位软禁中的开明政治家对国家前途的深深忧虑和深刻思考，不希望共产党拒不改革导致天下大乱，这对当权的中共高官中有人于形势巨变时慨然奋起，下定决心效法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是会具有一些引导作用的。
三、政治反对派的崛起不能主要寄希望于当局的容忍。因为中国的铁腕统治者从慈禧太后到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个个都是一朝权在手便想“万年长”，没有哪一个不是“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更没有哪一个的容忍度能达到“培植反对党”的水平。在我看来，当局的容忍的确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因为绝对专制下民间力量是不可能存在和发展的，唯有开明一点的专制才可能为反对派的发展提供基本条件。虽说如此，统治者的开明通常都是迫不得已的，只有在民间力量借此机会崛起，并且抓住机会站稳脚跟，立于专制当局无法压倒的不败之地，才有可能产生突破！
须知，容忍只是情绪变化。当年邓小平不是曾经容忍过我们搞民主墙运动吗？1978年11月 22日前后他对外国记者说：“外面有人贴大字报，有人坐不住了，我坐得住，群众有气，应该让他们出。”但不久邓小平也坐不住了，我们就都坐牢了。同样的，1997年邓小平死后，江泽民也曾经表现得非常开明，也开始容忍我们政治异议人士的活动，以此换来了美国不再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提出谴责中国人权状况的议案。结果当我们组党时，就超出了他的容忍度，于是还是大抓大捕。当然，更为典型的是1989年中国民主运动达到20世纪历史的最高峰时，仅仅因为邓小平的不容忍就导致了大屠杀！可见我们政治反对派虽然欢迎上层统治者的容忍精神，并且把它视为民主转型的良好契机，但是，我们更应清楚的看到，历史上的中国，两千年的帝制没有出现对反对派有“容忍精神”的帝王，一百年的共和也没有出现对反对派有“容忍精神”的统治者，更应清楚的看到，在世界历史上，对反对派有“容忍精神”的统治者也屈指可数。
今天的中国，由于中共搞共产主义夺权后以强占民财为务，假话说尽的同时丑事做绝，它还可能有那么大的“容忍精神”吗？所以我的看法是，要说在目前的世界潮流裹挟下中共不得不有一点宽容精神，这是必然的。因为私有制市场经济的成熟，因为民间社会的成长，因为互联网的发展，中共被迫越来越宽容是可以预料的。但是，要他的宽容达到赵紫阳所谓的“培植反对党”的水平，则是异想天开。准确的说，在专制统治下发展反对党，和统治者的“培植”是扯不到一起去的，只能是靠不惧统治者打压的民主人权活动家们的殊死奋斗使当局束手无策，只能是靠全民民主意识的大觉醒使当局无可奈何，只能是靠公民社会的成熟使统治者无法继续维持一党专制！赵紫阳的下述看法，应该说代表了中共党内可能出现的彻底改革派的基本观念，说白了，也就是使中共走向社会民主党化，这种彻底改革的主张正是中国理性的政治反对派主张和平转型所假设的必要条件之一，故为我们所期盼，当然，这也是中共的唯一历史出路：“我们希望在相当时期内保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以便有领导、有准备、有秩序地在稳定状态来完成这种过渡。至于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究竟能保持多久，这要看随着社会的开放，政治的开放，共产党同其他政治势力竞争的结果。如果我们一切都很主动，一切都搞得很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就可以保持很久。但这不能靠宪法的规定来垄断这个执政地位，而是要靠自己去竞争。我想这终究是世界潮流，是不能违背的。我们自觉这样搞，对党有好处，对社会有好处，对人民有好处。反之，那就对党没有好处，对社会没有好处，对人民没有好处。但这是不可能阻挡的，适者生存。孙中山先生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我觉得现在已经到了我们应该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
从中共来说，能这么做当然既是他自己的幸运，也是中国人民的幸运，但是，赵紫阳只是作为中共党人这么想。作为中共的政治反对派，作为中国民主党人，我们看问题的角度当然完全不同。我认为，无论你中共理不理智，走不走多党制道路，中国总是要走这条道路的，你中共愿意就跟着走，不愿意就被拖着走，你阻挡中国历史的车轮向多党制前进，其结果只能是螳臂当车，被碾得粉身碎骨！当然，这是从历史的必然性上看。进入具体的社会生活，进入当前的中国现实，作为中国民主党人，我和赵紫阳的看法是吻合的。我从来这样主张：我们反对的主要是一党专制的邪恶制度，我们追求的只是建立一种正义的、权利平等、主权在民的宪政制度，我们认为，中共可以执政，甚至是长期执政，但是，前提是它必须接受普世价值指导下的宪法的约束，前提是它必须和其他政党平等竞争执政权，前提是它的权力必须由公平、公正、公开的全民选举赋予。
我们断定，中共的人数再多，“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中共的权力再大，“焚坑能久治，秦祚应至今”，中共越依靠暴力镇压维稳，其最终结果就越惨。相反，只有按赵紫阳1989“64”之后处于软禁状况之时所做的上述反省去做，才是它唯一正确的选择。
但是，今天的现实告诉我们，中共已经不可能做出这种选择。原因是中国的一切权力几乎都开始了资本化，经过六四以后二十余年极端化专制资本主义的恶性畸变，中共已经蜕变为一个由非法利益连接在一起的黑社会化团伙，其统治集团中已经没有了胡耀邦、赵紫阳那样的理想主义者，甚至也没有了邓小平那样虽然残暴却还清醒的专制政治家。与此同时，中国的社会经济条件已经完全变了，不再是一个依赖强者的开明才能前进的封闭帝国，而是一个因为市场经济的成熟变得格外生气勃勃，或者说因为巨大的财富在膨胀性的释放出来而导致社会分配体系在极度失衡中崩溃，从而使全民对财富的争夺处于失控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局面已经完全不是统治者所能控制的。所以，现在，中国政治反对派的崛起已经不存在什么寄希望于当局的容忍的问题。你中共当局容忍，它会迅速发展壮大，你中共当局不容忍，它也会爆炸性的成长。当然，这两种情况下，产生的历史结果是完全不同的。那么，我们应该寄希望于什么？
四、社会变迁已经使攻守易势，历史的看主动权已经在反对派手上。
说到这里，我们不妨再回到台湾学者的评论——台湾学者指出：“事实是：◆11949年以来，统治而且仅仅统治台湾的蒋介石-蒋经国政权一直一党独裁；◆1986年，台湾党外强行建立民进党，蒋经国在崛起的台湾民气面前不敢照例予以镇压；◆1987年，蒋经国宣布解严；◆1988年，蒋经国并没有什么民主化的蓝图；◆1996年，台湾人民首次选举总统，之所以能够采取普选方式，还是民进党领导社会进步人士积极抗争出来的。”
这里，我要加以挖掘的是：在市场经济走向成熟的过程中，社会政治制度变革有一个必然的临界点，美国政治学泰斗亨廷顿曾把这个临界点作了精确地量化，并且把这个临界点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值都弄清楚了。不管他的定量是否准确，即使按马克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之说，市场经济也必然要导致民主政治，所以，这个临界点是必然存在的。
具体地说，市场经济的发展、成熟必然使个人利益凸现出来，使公民权利凸现出来，也相应的使利益冲突凸现出来。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必然造成政治诉求的多元化，由此使政治集团多元化不可避免，再加上贫富两极分化使社会利益冲突火上浇油形成爆炸性局面，在这种社会形势下，一元化专制统治是绝对不可能长维持的！
我常常向找我麻烦的国保警员指出，哪怕你中共把非共产党人杀光，只留下七八千万共产党人，中国也会有底层劳苦大众，也会有不同的利益集团，也是要实行多党制的。你们可以看看，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为了利益争夺，举国上下发生了多少共产党高官互相残杀的事情？你们共产党内部又已经分裂成了多少个不同的利益集团？像这样恶斗下去，你们中共自己又会变成多少个不共戴天的团伙！与其这样都“口里喊哥哥手里摸家伙”，假话说尽坏事做绝，都不得安生，何如像其他国家一样，把一切问题摊开来，放在桌面公开讨论、谈判协商，让人家活得下去，你自己也活得安稳一点？
如同香港独立人士张三一所指出，有实力而无权利的强大的社会阶级，在这种形势下必然要团结起来殊死拼搏，这是任何独裁和寡头政权都无法抗拒的强大力量。
所以，从根本上说，从社会历史变迁的角度看，统治当局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就统治权的维持来说，正如从八十年代就广为流传的一句话那样：“改革是找死，不改革是等死”。 总而言之，垄断权力的统治怎么都必死无疑。
反过来说，恰如台湾学者分析台湾民主化进程所云：“1986年，台湾党外强行建立民进党，蒋经国在崛起的台湾民气面前不敢照例予以镇压；1996年，台湾人民首次选举总统，之所以能够采取普选方式，还是民进党领导社会进步人士积极抗争出来的。”
同样道理，今日中国大陆即将来到这样一个关口：民间强行构建反对派组织，在崛起的民气面前，中共完全可能不敢镇压，也没法镇压！
总有一天中共不敢镇压的原因是什么？撇开和平环境成长起来的新统治者必然多少会与时俱进这一点不说，最简单的道理是，市场化使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中共高官都成了官僚资产阶级，都成了亿万富翁，他们不仅自己要享受财富，而且要把财富遗留给子女，还要到世界各国去风光，不会都走让世界上的许多民主国家加以通缉的罪犯道路。如果是那样的话，他们必然会因为杀人太多积怨太深而受到清算，受到报复，他们在国外的巨额存款会被没收，甚至他们送出国的子女也随时可能成为报复的对象！这样，和本来是“穷棒子”（毛泽东语）的暴力夺权的那一代杀人如麻、毫无顾忌不同，作为他们的后人——“官二代”——今天的中共高官都肥的流油，也就都有了“害怕打破坛坛罐罐”的顾忌。
何况市场经济越成熟，民众的权利意识就越强烈，和平年代越长，人民就越远离恐惧，敢于公开站出来要求人权的人也就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中国政治反对派的社会基础会越来越强大，中国政治反对派的队伍会越来越壮。不仅如此，如前所述，敢于公开站出来发出号召并且领导民族事业的人物就会越来越向社会上层蔓延！
以此观之，反对派茁壮成长，一步步发展成为中国第一大政治力量只是时间问题，并且必然会要求依照普世价值、人权原则重新修宪——制宪！反过来假设，如果中共还是要血腥镇压怎么办？当然只能是内战流血分裂！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新的独裁者还可能有中共前几代统治者那么好的命运吗？绝无可能！因为整个国际国内条件完全不一样了。邓小平六四屠杀还有个先搞经济的托词，如今的中国经济已经高度发达，中共魁首家家是亿万富翁，以“埋葬资本主义”骗人起家的中共，作为今天的官僚资本主义政党已经没有任何道义资源，加上互联网的普及，中共的欺骗宣传也完全失效，何况中共内部早已发生了巨大的政治经济利益分化，在官民严重对立、全面内乱不可避免的情况下，中共内部的大分裂、大改组是板上钉钉！即使中共党内改革派死绝了，投机分子也会因“民心可用”而趁乱造反，军队同样早已不是铁板一块，地方官员更难免看风使舵，一句话，辛亥革命后的局面重演必成定局。
所以，第五代开始，新的统治者绝对不可能像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一样躲在深宫安享残年不管死后洪水滔天。所以，无论国际经验还是国内形势，在在告诉我们，从今往后，十年内外，是中国发生民主变革的历史时期：独裁统治不镇压反对派崛起，就会体面下台，结束专制；独裁者镇压反对派的话，则绝不会有好下场，必然要受到彻底清算！总之，以此观之，历史的主动权并不是掌握在开明的统治者手上，恰好相反，完全掌握在中国的政治反对派手上，掌握在全体中国公民手上！！
五、没有强大而稳健的反对派中国就必然陷入内乱。
以上分析表明，中国走向宪政民主制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必然，但这并不是说一定会和平转型。中国的转型是和平的，还是非和平的，取决于两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中共当局，这一点应该说稍有一点政治头脑的人都看得到。道理很简单，中共当局掌握着中国的国家机器，如果它一意孤行，始终强力镇压民间力量，那么中国作为高压锅因为内部压力太大又没有减压阀而爆炸——被推向新的动荡、战乱必不可免。关于这个方面，前文已经列举了世界各国的大量例证——法王、沙皇、齐奥赛斯库，最新的例子是卡扎菲。即使在中共能够觉醒的情况下，如果它持续观望，不在条件尚可时——在它仍然能控制局面时——当机立断果断决策，也还是可能坐失良机。
一个典型例子是清末。在发动戊戌政变又镇压了义和团以后，慈禧太后“排除了‘左’‘右’两方面的干扰”，审时度势推出了比戊戌变法更为彻底的“新政”，并且决定13年内完成省和省级以下的地方自治。从今天看来，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要以13年时间完成这样一个社会工程也是极为困难的，何况一百多年以前？然而，由于当局在操作上确实存在大量问题，国人中的激进者就指责那是假的，纷纷要求加快进度立即完成，就连最温和的“立宪派”也不满意，于是在慈禧太后死后赴京请愿，在这种情况下，满清当局居然把前往北京情愿的湖北咨议局（等于议会）的汤化龙一干人赶出了北京城，其结果，也就使国人对满清的“新政”完全绝望,不久之后辛亥革命即告爆发！
辛亥革命已经过去一百周年，中共迄今还没有拿出一个足以和清末“新政”可以相提并论的政改方案，虽然历史条件的区别是很大的，但这一问题还是提醒我们，哪怕现在和今后某个时候中共断然决定打开还政于民之门，还是不能排除由于积怨太深加上乱祸已发而错过时机。我们指出这一点不是希望中共破罐子破摔，而是告诫它目前形势已经危如累卵，切切不可再坐困围城徘徊歧路，也是为了提醒同人，已经不能对中共主动转型抱任何不切实际的期望。
所以，中国的转型是和平的，还是非和平的，更主要是取决于第二个因素。这第二个因素就是一个强大而稳健的反对派的崛起。
应该说，虽然从当前看当局的态度是主要方面，但历史的看一个强大而稳健的反对派的崛起才是决定因素。因为当局的态度是可变的，是不稳定的，是不能起决定作用的！相反，只要有一个强大反对派崛起并且处于不败之地——压不垮打不烂了，中国就可以形成政治多元化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社会的各种力量就都会迅速成长和发展起来，当局按下葫芦浮起瓢，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它是没法再把社会倒退回“定于一尊”的统治状态的。但是，反对派的性质是可能完全不同的。
须知，中共六十余年的残酷统治，已经在中国制造了大量的仇恨，当年暴力夺权之初它最害怕的“算变天帐”的形势在今天已经成为可能。想想那些被中共残杀的数以百万计的国民党官兵，想想那些被以土地改革、清匪反霸名义打死的成百万士绅，想想那些被以右派名义整惨整死的几百万知识分子，想想那些因为“合作化”、“工商业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整死的无数人和被摧毁的无数个家庭，再想想从六四大屠杀到六一零大迫害，想想强拆房屋抢占土地已经并且正在造成了多少访民、冤民和自杀自焚的事例！无论是他们幸存的亲人，还是因他们受难而铸就的社会之仇恨，在今日中国纠结在一起已经形成了多么强大的中共的极端对立面！
这一点确实有必要再次强调：中共当局六十年多来的犯下的积案，中共至今拒绝和平转型的做法，为他们自己制造的极端对立面已经强大到了什么地步！无论国内还是海外，非理性的情绪正在被中共的冥顽不灵激发出来。尤其可观的是，全国每年都要发生一二十万起官民冲突事件，甚至没有哪一年不发生中小城市全民暴动砸毁中共党政机关的重大事件，显然，中共已经坐在全民暴动的火山口上。
在这种情况下，官民恶斗造成社会大动荡、流血冲突、武装割据、全面内战的可能都是存在的，谁也回避这种极其险恶的现实！两斗皆仇，只要暴力斗争全面展开，中国的和平转型也就化为泡影。而暴力恶斗是不一定需要一个统一组织的。近一二十年来索马里的局面就是证明，中国历史上这种情况就更多了，几乎没有那个朝代崩溃时不是如此，也因此要经过几十年的战乱才能复归统一。何况今日中国还面临一个少数民族闹独立的问题，只要战乱发生，西藏、新疆甚至内蒙会形成什么局面根本无法逆料，最终它们能否留在今后的中国都是一个问号！
所以，反对派的崛起虽属必然，崛起一些什么样的反对派还是无法逆料，如果崛起的是一些暴力性的反对派，中国不仅不会和平转型，而且社会陷入战乱、国家走向分裂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因此，赵紫阳先生说得好：“我们这种体制下，除我们党一个党外，无一个强大的政党，反对党，这样，这个政权一出事，一盘散沙的人，谁也不听谁的，可能出现慈禧崩溃之后，军阀割据，即一个省宣布独立，几省独立，国内大乱，老百姓可就吃苦了！如果我们党开放党禁，有强大反对党起来，我们下，反对党上去，局面还能维持。”
说到这里，一切都应该清楚了：对和平转型而言，起决定作用的只能是强大而稳健的反对派的崛起。
六、强大而稳健的反对派如何崛起
在此，我们要重温一下当代最杰出的政治学者的一句至理名言：“民主是以民主的方法建立的；没有其他的方法”。（亨廷顿）现在我们首先要问：今日中国是要民主还是要什么？如果要民主，就必须用民主的办法来争民主——也就是用行使人权的方式。我们知道，从辛亥革命开始，中国就有一种以为革命能带来民主的错误思潮。当然，我并非一概的反对和否定革命，第一，在某些情况下革命是不可避免的，第二，革命可以快速清除死不退出历史舞台的专制势力。但是，革命绝不必然带来民主（辛亥革命是例子），革命也不必然带来进步（伊朗伊斯兰革命是例子），相反，革命的负面效应不仅极为强烈，而且结果无法预测，被新的强人（包括前朝的军人和革命的军人）垄断权力、使社会陷入动乱割据这两种可能性并不小于带来民主新纪元。何况就是发生了革命，要想实现民主，也还是得靠组织政党、举行各个层级的选举，在此之前，还要迫使“过渡政府”答应交出权力，还要是社会恢复稳定。对此，梁启超早在一百多年以前就做出了精辟分析，并且被辛亥革命以后的现实所证明：“革命后所建立之军政府必然专权，决不会让权力于议会……革命必然引起大乱，刘邦项羽之辈迭出，你争我夺，混战不已……必然引起新的革命。其结果就是革命接革命，永无休止，流血复流血，国无宁日。”所以，尽管如果当局最终把中国推向恶性互斗的话革命将不可避免，但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绝不轻言革命，绝不轻率革命。相反，只有从事稳健而强大的反对派和反对党的建构，才是把中国导向民主时代的捷径，才是今日中国民主事业的正途。
所以，我要再次引述远近中的赵紫阳针对我们中国民主党冲击党禁时说的话：“这种体制下，除我们党一个党外，无一个强大的政党，反对党，这样，这个政权一出事，一盘散沙的人，谁也不听谁的，可能出现慈禧崩溃之后，军阀割据，即一个省宣布独立，几省独立，国内大乱，老百姓可就吃苦了！如果我们党开放党禁，有强大反对党起来，我们下，反对党上去，局面还能维持。”可见一个政治家只要凭良心说话就非常清楚，只有一个强大的反对党崛起，才是中国和平转型的充分条件！
那么，强大而稳健的反对派如何崛起呢？这就需要我们有坚定的民主理念、高超的斗争艺术和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这就需要我们通过公开开展民主人权活动以锻炼骨干、扩大基础、凝聚队伍，这就需要我们敢于和善于跟中共当局正面打交道，对其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导之以途并且制之以约，这就需要我们学会谈判、妥协、不断争取细小的胜利，这就需要我们有“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的大智大睿，这更需要我们有把中共从专制政党转化为民主政党的魄力决心和能力，这还需要我们有“第一次宽恕”的“为万世开太平”的精神。
鉴于本篇已经把中国向宪政民主制的和平转型的充分条件讲清楚了，而作为充分条件的强大而稳健的反对派如何崛起则是题外话，并且有待于全中国的民主志士来共同回答，本系列论文至此终结。
（《论中国向宪政民主制的和平转型》系列全文完）
2011年10月5日
民主中国2011-1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