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在甲申年（1944），属于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代。提起我的童年，离不开天桥。提起天桥，总有一种眷恋之情在我心中油然生起。天桥曾给过我莫大的欢欣，天桥曾开启了我对人生的乐趣。当然天桥也给了我难于割舍的土气。从中国到美国，经过多所大学的熏陶，我的言谈举止还是同那些蹬三轮拉排子车的芸芸众生大同小异。我从小就欣赏他们的率直与粗犷，留下了对他们素朴的情谊。
天桥的布局
天桥并没有桥，它只是一个大约四百米见方的街区。东以前门外大街为界，西至福长街，北临永安路，南到北纬路.里面纵横着几条巷子和几块用作围场的空地。在这块巴掌大的地方，壅塞着四五个剧场，两个影院，还有几个唱大鼓皮影戏的茶馆。此外就是那些零星分布的撂地摊了。不外乎说相声的、耍杂技的、摔跤的、变戏法的等等。除此之外，自然少不了饭馆和小吃店，供应着炒疙瘩儿、烩饼、切糕、爆肚、油茶，还有酸梅汤、大碗茶等饮料。
守在街口附近门朝南的是中华电影院，另一个是新民电影院，它在天桥的里面。门票一毛循环场，进去以后可以连着看。不过一天只放一部片子。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父亲带我看过电影《米丘林》。看完后，我的脑中总是浮现着那些果树，幻想着我将来要是能栽培出梨苹果给大家吃，该有多好。回想起来，那时我已经初具可塑性了。我和农村来的老叔一起看过《智取华山》。我和我父亲还在新民电影院看过英国电影《三头凶龙》。
天桥后面有条南北畅通的商业街。街旁有不少门脸，五金杂货、鞋铺等等。娱乐区集中在商业街的东侧，然而沿商业街中段朝西北方向，有条通往永安路的斜街，那里也有三两个地摊。
天桥的剧场
天桥这个不大的地方罗列着好几座剧场。天乐演京剧，万盛轩、小小和小桃园演评剧。天桥南边，北纬路旁，坐落着丹桂剧场，专演河北梆子。在这里演出过的评剧有《宝莲灯劈山救母》《小女婿》《艺海深仇》《麻风女》《柳树井》《凤还巢》《锔碗丁》《赵连璧借粮》《天河配》《人面桃花》《杜十娘》《画皮》等。在这儿演过评戏的艺人有鸿巧兰、竹丽霞、孙少鲁、曹金福等。竹擅长苦戏，据说还是缠足。孙是位老太太，却喜欢演戴胡子的老员外。那时剧场里有卖糖果瓜子的、卖烟卷的，还有沏茶倒水的。看戏的大人、小孩也吵吵闹闹旁若无人。比起今天大剧院里西服革履的观众，文明等次要差多了。然而到那里去图的是乐，不完全是艺术欣赏，乱一点又有何妨。由于出生太晚，我没赶上扔手巾把儿的热闹场面，后来还是从侯宝林大师的相声《关公战秦琼》里听过。
幼年曾随大人看过多次评戏，但年龄稍长以后，觉得评戏里大多是男男女女搞对象的对儿戏，于是逐渐失去兴趣，转而爱好京剧。像《失空斩》《群英会》，整出戏里都没有一个女的。阳刚之气略短的要算周瑜了，不过人家毕竟是千军万马的统帅。小男孩排斥异性的心理在我身上初见端倪，然而也在随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变化。经历了样板戏垄断充斥的年代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听到了梅先生《霸王别姬》里的那段西皮南梆子，雍容华贵，字字珠玑。那唱腔，那过门，娓娓动听，余音绕梁。后来我又喜欢上《贵妃醉酒》中的二黄四平调，如诗如画，如梦如痴。难怪李鸿章大人要把它选作国歌。遗憾的是我从未听过河北梆子，其实梆子高亢激越，也不失为珍贵剧种。
天乐剧场坐落于通向北纬路的一条小巷的东侧，是我光顾最多的剧院。门票两三毛钱，并不算贵。固定在天乐演出的是鸣华京剧团。鸣字取自梁益鸣，华字取自张宝华。这两位艺术家和张宝荣乃是弟兄三人。梁专工老生，尊马派，遗憾的是未能成为马连良先生的入室弟子。我看过他演的《群英会借东风》。在《群英会》中他饰鲁肃，张宝荣饰孔明。到《借东风》时，他又出演孔明。这和电影《群英会》不大一样，马连良饰孔明一竿子到底，鲁肃由谭富英先生饰演。此外还上演过《四进士》《铁莲花》《生死牌》《法门寺》《苏武牧羊》《清官册》等。出国前我经录制过一段梁先生唱的《打豆谣》。身在异国偶尔听起，倍感亲切。头几句马派韵味很浓，唱着唱着，嗓音开始纤细发闷，比不得马先生宽厚洪亮落落大方。这也许是马派独特难学而又后继乏人的缘故吧。
武生主角儿张宝华先生演过猴戏，如《闹天宫》。他在不上大轴时也为兄长来场帽戏，如在《杀四门》中演秦怀玉。团里还有个多面手王益禄，他既可以在《古城会》中演关羽（红净），又可以在《群英会》里反串周瑜（小生）。该团旦、净稍显薄弱，未见担纲挑梁者。青衣有张金秋，刀马旦有解丽秋，她与王森林合演过《红霓关》。其他的武戏还有《石秀探庄》《界牌关》《伐子都》等。
我喜欢天乐的原因有两个，一是离家近，二是门票便宜。在大剧院里演出的固然都是名角儿，但毕竟门票太贵，只好望洋兴叹。花上两三毛钱去趟天乐，既可过把戏瘾，还能学上几句。到了初中，去天桥的次数就少了。天乐剧场留给我最后的印象就是除四害的时候了。1958年夏天，全国人民总动员，不舍昼夜，追杀麻雀。到了后半夜，我鬼使神差地走近天桥。远处传来急急风般的鼓声，颇有擂鼓抗金兵的阵势。走到里面，才知道这鼓是由天乐的人在剧场房顶上敲出来的，难怪如此专业。可怜那些小小的麻雀无处栖身，于筋疲力尽之后，一片片地坠地而亡。
天桥的撂地摊
比剧场低一个档次的要数那几家曲艺馆了。不外乎西河大鼓、河南坠子、单弦等。还有皮影戏或流行歌曲。我听过的歌有“王大妈爱和平”。这几家曲艺馆，我知道得不多。再往下数就是那些地摊了，玩意儿杂耍，无处不在。印象深的有顶罈子的山东许，耍大刀的刘雨林，摔跤的宝三，大变活人的辛稳立。余下的还有杂技、戏法、京剧清唱等。这些地摊都是开放式的，观众来去自由，围成一圈。练上几趟，艺人就拿个小笸箩，转着圈要钱。有钱的给个毛八分，没钱的站脚助威。
上世纪五十年代，小学生的生活节奏比今天的孩子要慢多了。一来那时的家长没有望子成龙的奢望，孩子大了，能耍门手艺，养家糊口，便是修成正果。那时的老师虽然也兢兢业业，但没有把学生输送到重点中学的指标，作业留得很少，孩子的肩上几乎没有压力。放学回家，写写画画，有二十分钟的时间，就可交差打发了。那些天真的孩子，竟然不知晓什麽清华、北大，更无论哈佛、剑桥。然而倒也活得轻松愉快，不亦乐乎。我家离天桥只有三站地远，凭借天时与地利，我便成了天桥的常客。小小的天桥，密密麻麻遍布着一二十个景点。常常是人山人海，熙熙攘攘，像赶庙会一样。这里的玩意儿不免低俗，难登大雅之堂，可对那些劳苦一天而又囊中羞涩的老少爷们儿来说，也算得上花团锦簇，一片乐土了。
山东许个头儿不高，面色黝黑，体型矫健。身旁放着几个大小不同的罈子。表演时，两腿分开略微前屈，右手抓着罈子边缘，身子稍往前躬。上下提拉几次，然后向上一抛，仰着脸，伸开双臂，让坛子轻轻落到头顶的前部。每次开场之前，他都用粉笔在地上竖着写几个字，“山东出水牛”。不过每个字都不带中间的一竖。把缺竖的五个字写完后，他又把笔放回到“山”字儿的中间，划上长长的一竖直贯牛字。当我学了点粒子物理之后，回过头来再看他这一大竖，颇有敬慕之感。我估摸着山东许大概没受过高等教育，但他已经自发地建立起对称性的概念，尽管这轴对称因为牛字的一撇而失于完备。汉语字形多以偏旁为特征，左右对称的字不多。山东许能把这几个字拼在一块儿，还能赋予完整的意思，也够得上别出心裁了。
辛稳立约在五十岁上下，他的场地上摆着几个大木箱，用来大变活人。他上来先吹上一通，如何把他的家人变过来，再变回去。作为一个小朋友，我对他的艺技十分好奇，总想亲眼看他变一回，但从未如愿。好不容易碰到一个机会，他要请几个观众钻到箱子里面，把人变走。千载难逢，我如何能错过，便自告奋勇，钻到箱子里面，心里琢磨着会被变到一个什麽地方。在黑箱子里，只听见他拿根棍子，用力地敲打着，震耳欲聋。至于他说些什麽，则全无所知。十分钟后他把箱子打开，于是活人又被“变”出来了。从那以后每当有人提及“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我都深有感触，毕竟有过切身体验。
变戏法的摊子十分简陋。表演者坐在一个小凳子上，地上铺着一块蓝布。蓝布上放着几个小碗和小红珠子，外加一块方巾，这便是道具。只见他一会儿把小球挟在手中，一会儿又把小球放到碗下，变来变去，让观众猜不出小球到底在什么地方。和中国杂技团的魔术相比，有点小儿科。看杂技摊表演的人要多一些。柔术节目里，一个小姑娘头向背后弯曲，双膝跪地，让脑袋从双腿中间钻出来。表演平衡的略分双腿，站在一块木板之上，木板下面有一根园木，可以左右滚动。再有就是手握几根一米见长的枝条，每根枝条的上端支起着一个盘子，表演者的技巧在于让这些盘子保持足够的角动量，不停地旋转而不脱落。此外还有车技，不过限于场地，参演的人数不多。
说到跤场，离不开宝三。他人在中年，个头儿不高，身材敦实，缄默寡言，有长者风度。他是班主，虽然也披件褡裢，但很少表演。据说他是从关外来的，和我的一位郭姓同学还是亲戚。宝三的一个得力助手叫满宝珍，满族人。他虽然身材消瘦，但精神抖擞刚健有力，有时会摔上几跤。下边有几个小徒弟，均在二十岁上下，大部分时间都由这些青年表演，每次十来分钟。两个人先绕着场子连走带跳地兜上几圈，双臂成弧形张开，上下甩动。双脚交替前踢，同时身子左右摆动。就像陈佩斯老师在《胡椒面》小品里比划的那样。然后两个人躬着身，相互掐到一起。招数有坡脚、背胯等。
跤场的观众比较多，赏钱的也不少，时常有人叫好助兴。有一次我见到曲艺三团的双簧表演家孙宝才先生穿戴齐整也来看跤，出手的竟是一元纸币，慷慨大方。这大概是艺人之间的相互同情与支持吧，毕竟都在江湖走动。有时为了活跃气氛，他们也开些玩笑。比如甲不小心碰了乙的胳膊肘，乙抗议说，你抠了我的麻筋了，甲便诙谐地回道，你妈还有“筋儿”哪，于是观众哄然一笑。依今天的准则，有些玩笑是应当注上“儿童不宜”。然而一个孩子偶尔听上几次，未必就会误入歧途，玩笑终归还是玩笑。正如偶尔吃上几粒发霉的花生米，不一定就会得上癌症。当然最好您还是别吃。
我的老师—小傻子
我印象中最深的还得说小傻子的京剧清唱。当时天桥后街也有个京剧摊，一个唱花脸的男子和几个女艺人。他们通常说得多唱得少。小傻子的地摊则是实打实一段接一段地唱下去，没有耍贫嘴的功夫。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家庭剧组。小傻子比我大不了几岁，虎头虎脑，面色白皙，以唱老生为主。他姐姐唱老旦。他父亲戴个深度黑框眼镜，手里拿把被松香烟熏得黑糊糊的京胡，除了担负伴奏，嘴里还不停地叫着锣鼓点。间或他还要拉上一段牌子谱。他母亲也不闲着，前后左右不停地张罗，有时也凑上几口。
小傻子唱过的选段有《甘露寺》《借东风》《捉放曹》《文昭关》《辕门斩子》《逍遥津》等。他姐唱过的有《打龙袍》《钓金龟》。小傻子拿手的唱段要算高派的《逍遥津》了。他双眉紧锁目带忧愁。从二黄导板、回龙腔、原板，到慢三眼，接连用十来个排比句“欺寡人好一似”，哭诉着大政治家、大文学家曹孟德先生欺君罔上的罪行。把汉献帝丧失祖业的沉痛与悲伤倾吐得淋漓尽致催人泪下。有时为了不冷场，一家人会开个有失礼仪的玩笑。从那时起我知道了上场不分大小的原则。后来条件好转，他们又加上个京二胡伴奏。观看小傻子的演出毕竟比去天乐剧场便宜。有钱时扔五分，没钱时也不觉着脸红。
在某种意义上，小傻子是我的老师。我要学一段戏，先到新华书店买个剧本，那时候书很便宜。事先背好唱词，然后再到小傻子的摊上去学曲谱。有时也跟着收音机学。如此这般居然也学会了《借东风》《空城计》等唱段。遗憾的是那会儿不大时兴名人签字，我竟然连师傅姓甚名谁家居何处都不知道。每每提起，又只能以乳名相称。按儒家法规有失体统。
小傻子当时是我心目中的英雄，小小年纪就能登台演出，独当一面，挣钱养家。我要有他那两下子该多好，我爸爸每天都可以喝二两酒，就上一碟开花豆了。后来我几次要去报考戏曲学校，爸爸就是不同意，怕坏了祖坟的风水。于万般无奈之后只好自叹与梨园界无缘了。不知为什麽小傻子后来又反串黑头，加之得不到充分的休息，嗓子逐渐变哑。回想起来，我当时能够无忧无虑去学校读书，甚至有机会上大学，比小傻子要幸福多了。他却失去了应有的欢乐童年和求学上进的时机，恐怕后来连戏也未必能唱。因此我又不免为他感到惋惜。
天桥的辉煌
值得一提的还有拉洋片。拉洋片有点像今天的幻灯片。洋片的器械采用分光的办法把画面投射到多个镜头上，可供数人同时观赏。从目镜中看到的图片经过放大。拉洋片的人一边拉着一个连锣带鼓的响器，一边唱着图片的内容。“再往里头再看哪呀，又一片哪”。看一回5分钱，几分钟就看完了。内容有吴三桂领清兵入关，八国联军进北京等。后来的那个拉洋片的艺人叫票马，在这以前他背个口袋走街串巷兑换有缺损的纸币。此人姓马，于是得了个票马的称号。
在天桥北侧永安路旁，有不少卦摊。有一次，我拿着五分钱向一个三十多岁穿着蓝制服的人去卜卦。不料他分文不取，只对我说回去好好念书就行了。如今回想起来，至少他是个童叟无欺的生意人。况且好好读书毕竟成了我后来赖以生存的根本。
天桥之所以能跨越解放前后经久不衰，有着几个特殊的原因。一因其地缘。天桥东西地处宣武与崇文区之间，南北则位于前门以外永定门以内。附近以体力劳动者居多。来来往往，颇为方便。二因收费多少不限，或者门票低廉。穷人看得起。其三，演员与观众保持零距离，生动活泼。有时观众还可直接参与。其四，节目通俗易懂，用不着去管他什麽咏叹调还是协奏曲，也犯不上去辨别大巴松与英国管。胡琴一拉嘴一张，这玩意儿就来了。第五则是有文有武，有说有唱，丰富多彩，老少咸宜，男女兼顾。在某种意义上，天桥曾经是北京的一块宝地，这块宝地全国少有，世界难寻。它每天为上万的大众提供了休闲娱乐的场所，反过来又养活了一大帮民间艺人，使其得以代代相传，香火不断。
天桥，你曾经辉煌过，你曾经荣耀过，你在北京的历史上留下了绚丽的一页。半个世纪后，今非昔比。如今电视普及，网站林立，多媒体已进入千家万户，工资收入提高百倍。成年人可以花上千元去听帕瓦洛蒂的意大利歌剧；花百十块钱买张光碟，在卧室里就能欣赏明伶大腕的艺术表演。他们又怎麽还会翘起脚跟，伸着脖子去听小傻子的清唱呢。至于今天聪明伶俐的孩子们，七八岁就会弹钢琴，跳探戈，打高尔夫，做时装秀，十几岁就被送往加拿大深造。天桥的那些土艺术家们纵然练就三头六臂的功夫，穿越时间隧道，使出浑身解数，恐怕也无法吸引他们回首片刻了。
时过境迁，我为我童年的欢乐感到满足，也为今天的孩子们的幸福感到骄傲。让我们一代一代驱动着不断提速的历史车轮，跨入更加辉煌的时代，奔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正是：地摊围场空悠悠，月异日新几度秋。天桥弟子今何在，鼠标轻移网上游。
摘自作者文集《秋水长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