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前,香港主权移交中国十五周年,香港群众走向街头,表达对“回归”以来现状的不满,质疑新任行政长官梁振英,连专程前去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致词也遭呛声。在特首不能直选、新闻自由遭限缩的情况,走上街头近年已成七百万港人表达心声的途径,每年从六四、七一、十一到争取公民权益…,已成常景,也是观察民心动向的指标。或因如此,官方宣称这次上街呛声者不到十万人,主办单位则强调多达四十万,为近年所仅见。

香港今天的情况,在“回归”之前其实即可预知。不同政治体制的社会整合,原非易事;香港由英国殖民地转成中国特区,从小入大,以自由之地并入极权大国,扞格更大。英国是民主先进国家,港人虽然不能当家作主,至少保有法治与自由,也成就国际商业金融中心的“东方之珠”地位。中国由共产党专政,经济统制之外,民主法治人权全球排名都属末段班,主权移交乃被称“九七大限”。“一国两制”与“港人治港”为调和此一体制扞格而设,邓小平的“五十年不变”、“马照跑、舞照跳”承诺也在安抚人心。

港人同样关切的,是蕞尔之地并入庞然而专制的中国之后,能否保持本身的特色与认同。与台湾一样,殖民统治注入外来文化,也丰富了香港文化内涵,通商、艺术、创新等特质,而包括九成港人惯用粤语等在地特色,港人都希望延续发扬。最基本的,有关香港前途,港人希望能当家作主。

两制是权宜,一国是目标

港人这些期待,符合人性与普世价值,却不易实现,症结在北京当局。一党专政体制之下,统治者不容人民异议,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照关不误,另一获颁诺贝尔和平奖、要求图博自治的达赖喇嘛被迫长年流亡,对法轮功打压无赦。在此体制,“两制”只是权宜,“一国”才是终极目标。有如王丹所说,六四以来,中国“民主退步”;成为中国一部分,港人不但民主无进展,连既有的自由都受侵蚀。十五年来香港的中国化过程,情势正朝此演变。

有如对付台湾,中国对待香港,主要是以经济手段,让香港因依赖中国而自甘融入,尤其透过CEPA协议及一年多达两千万中国观光客自由行等措施,甚至为支撑诚信受质疑的梁振英而“派糖”,在其就任前放出六项支持香港的经济利多。不过,从最近多项民调及七一上街人数之众看来,经济笼络似乎未能有效收揽民心。

中经济笼络,港贫富拉大

经济笼络只让少数人获益,原已悬殊的贫富差距更为严重,吉尼系数为四十年来最高,凸显所得分配极度不均,房地产价格尤其飙升到一九九七年以来的高峰。从民调看,认为北京当局落实“一国两制”的只三成,为十年前的一半;对北京政府不信任的达三成七,是主权移交以来最高;对中国人的身分认同也是十三年来最低。另外,七成九香港记者认为新闻自我审查近年越趋普遍。港人对“回归”以来的现状,显然有诸多不满。

新特首梁振英被指具地下共产党员身分,拥有豪宅被踢爆违建,使他在港人质疑与抗议中上任。他一改历任特首惯例,舍广东话而以不甚流利的普通话(北京话)发表就职演说,引发广泛议论,也凸显了港人对普通话逐渐超越广东话的现实与忧虑。《纽约时报》指梁振英不用广东话,是“奇怪的选择”;而《时代杂志》以“香港可以信赖这个人吗?”为题,更道出许多港人的心声。

香港“回归”以来的演变,有如昔日台湾摆脱日本殖民地的战后境遇,不论当年的国民党中国或现今共产中国,统治本质并无二致,都行专制,霸凌弱小,勉强他人当中国人;与这种极权政权强送作堆,不论今昔,人民注定难以幸福。

北京干预深,恶果已显现

有如世人所见,台湾人民战后历经恶性物价膨胀、二二八屠杀及白色恐怖,代表台湾主体性的生活文化惨遭贬抑,母语式微或竟濒临灭绝。香港并入中国较晚,但北京政府对特区政治干预日深,新闻自由惨遭侵蚀,而经济紧密结合所带来的中资炒作房地产、非法打工、观光客言行乖张、广东话遭压抑等种种恶果已现。一九九七年之后香港并入不民主中国,所付出的代价很大,而且随着“一国”当道、“两制”消退,前景很难亮丽。

再打三中牌,喂台人毒糖

同样值得台湾人警惕的,中国对香港的经济笼络,不论CEPA、观光自由行或“派糖”,最终受益的都是少数人,恶果却由多数人、尤其年轻人承担,且经济利益也有其社会成本。本质上,经济笼络是统战策略之下一种“软的更软”的“养猪战术”,把人民尽当只“顾腹肚”的贪图个人眼前利益之徒,不在乎公民权利与公共福祉,一旦上钩,政治上即落入其掌握而难以自拔。

在马英九政府以“让利”自欺欺人推销ECFA之后,中国最近对在中国台湾商人及台湾人前往创业提供融资优惠,并在台湾针对中小企业、中南部、中下阶层打出“三中牌”,也是这种战术。保持距离、以策安全,香港别无选择,台湾却不能飞蛾扑火。

(作者是资深新闻工作者)

自由时报2012.07.08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