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国学大师钱穆改革开放以后回到大陆探亲访问,看到国内学界充满拜物主义,见面只谈金钱官位住房,使他十分不耐,“知识分子见面不谈国家民族的前途,只谈现实的经济生活,国家要知识分子何用?做一个知识分子又有什么意义呢”?大师如果能够活到今天,看到名扬世界的中国大知识分子莫言,在瑞典颁奖期间,为了作协官位,名誉荣耀以及舒适生活,竟然面对世界说些言不由衷歪曲事实,甚至颠倒黑白谄媚权力的话,甘愿与权贵为伍,卖身为官府作伥,真是不知又要作何感想呢。

粉饰歌颂或者揭露批判社会现实,是衡量一个真正或者犬儒知识分子的试金石。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 1902-1994)是当代著名的学术理论家,他的贡献之一就是倡导科学研究中的证伪(试错)方法,即科学家的任务不是去寻找正面依据去证实一个理论或者假说,而是努力去发现缺陷不足以证明它的伪或假,只有这样才能越来越接近真理。对于社会科学而言,知识分子的使命不是罔顾现实一味吹捧逢迎,只唱赞歌不讲真话,而是本着道德良知揭露批判社会,发现问题唤起警觉提出愿景,引导人们不断自我完善。人类只有直面缺陷才能有所进步,满足现状自我陶醉不能推动社会自新发展,只能害了国家民族。

中国知识分子一个悠久传统也是以国家兴亡作为己任,为民请命仗义执言,激浊扬清针砭时政,所谓“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始终站在社会前列,振臂呼吁推动历史进步。中共建政以来为了实行专政镇压异议,残酷扼杀知识分子爱国传统,先是通过连续政治运动打压监禁,强迫文人下跪求饶,然后又用物质引诱升官发财拉拢效忠,一硬一软双管齐下很有成效,导致很多知识分子不再关心时局发展,缺乏公共意识,只为自己着想,只想能赚大钱,能升多大地位,未来能有多大好处,甚至趋炎附势助纣为虐,成为典型的犬儒知识分子,真正象刘晓波那样秉持传统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反倒成了异数,这是中共独裁政体能够苟延残喘的原因,也是当代国家民族的悲哀。

莫言大概就是这类犬儒知识分子的代表,仅仅从他的瑞典领奖言谈人们就不难看出。莫言声称自己独往独来从来不屈服于任何压力,可是显然是畏惧于中共的威慑,不敢重复先前说过的释放刘晓波的话,甚至更退一步说出“作家里面也有坏人”这种话,为中共监禁自由作家辩护,暗喻刘晓波等是坏人。他又称许中国现在已经具有言论自由,然而又在为臭名昭著的中共言论审查制度辩护(“中国的新闻审查跟机场的海关检查一样必要”,“不自由的作家不一定写不出好作品”)。

本来期望莫言能够运用诺奖得主巨大影响,在领奖致词中为他的同胞说几句话,支持一下中国人民对于理想社会公平正义的诉求,但是结果让人跌破眼镜大失所望,也令民众看透莫言真实面貌,只讲个人不谈国家,只讲过去不谈将来,只讲局部不谈整体,缺乏真诚以及正义感,过于自私伪善狡黠世故。十足一个地地道道的没有独立人格的犬儒,不仅缺乏诺贝尔文学奖提倡的作家社会责任和理想主义,他的瑞典言谈也让中国的知识分子蒙羞。

莫言企图将文学与政治分开,辩称自己不是一个官方的作家,但是文学无法脱离政治,任何企图回避政治议题的作家都是注定失败的,尤其是身处传统——现代,专制——民主的社会转型时期,黎明前的黑暗加上当权者的垂死疯狂,更需要知识分子挺身而出登高呐喊,作家如果在这重大关头噤声不语,只能沦为可有可无的末流文人,不会写出充满理想主义的文章,即使身名俱灭也没有任何历史价值。

莫言的魔幻现实主义技法,模仿哥伦比亚作家马奎斯(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所以有人声称莫言就是中国的马奎斯,莫言本人也很敬畏马奎斯,说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是马奎斯于文学创作之余,早在七十年代就参加了拉美的民间政治团体,成为群众运动活跃分子,曾因连载文章揭露政府弊案被迫离开祖国,为抗议军事政变举行文学罢工搁笔5年,还大胆写出小说“独裁者的秋天”,讽刺南美军人政府政治魔头,莫言呢?只会向中共当局下跪磕头!

莫言不是政治人物,亦非异议人士,不能衡以过高标准要求,但是一个作家的社会理想以及道德正义底线不能放弃。现在莫言头戴举世瞩目诺奖桂冠,享有很大国际声望地位,很有资本不再那么恐惧,如果真有知识分子良知的话,应当有所坚持抵制,不必那么阿谀谄媚曲意奉迎,可以仗义执言为他的人民呐喊几声,中共也不会拿他怎样,也能有助于他的历史评价。但他卑颜屈膝紧跟当局,不敢跨越雷池一步,最终还是自我沦落,甘愿被列入独裁帮凶的耻辱名单上。

英顺文集2012.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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