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国学大师钱穆改革开放以后回到大陆探亲访问，看到国内学界充满拜物主义，见面只谈金钱官位住房，使他十分不耐，“知识分子见面不谈国家民族的前途，只谈现实的经济生活，国家要知识分子何用？做一个知识分子又有什么意义呢”？大师如果能够活到今天，看到名扬世界的中国大知识分子莫言，在瑞典颁奖期间，为了作协官位，名誉荣耀以及舒适生活，竟然面对世界说些言不由衷歪曲事实，甚至颠倒黑白谄媚权力的话，甘愿与权贵为伍，卖身为官府作伥，真是不知又要作何感想呢。
粉饰歌颂或者揭露批判社会现实，是衡量一个真正或者犬儒知识分子的试金石。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 1902-1994）是当代著名的学术理论家，他的贡献之一就是倡导科学研究中的证伪（试错）方法，即科学家的任务不是去寻找正面依据去证实一个理论或者假说，而是努力去发现缺陷不足以证明它的伪或假，只有这样才能越来越接近真理。对于社会科学而言，知识分子的使命不是罔顾现实一味吹捧逢迎，只唱赞歌不讲真话，而是本着道德良知揭露批判社会，发现问题唤起警觉提出愿景，引导人们不断自我完善。人类只有直面缺陷才能有所进步，满足现状自我陶醉不能推动社会自新发展，只能害了国家民族。
中国知识分子一个悠久传统也是以国家兴亡作为己任，为民请命仗义执言，激浊扬清针砭时政，所谓“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始终站在社会前列，振臂呼吁推动历史进步。中共建政以来为了实行专政镇压异议，残酷扼杀知识分子爱国传统，先是通过连续政治运动打压监禁，强迫文人下跪求饶，然后又用物质引诱升官发财拉拢效忠，一硬一软双管齐下很有成效，导致很多知识分子不再关心时局发展，缺乏公共意识，只为自己着想，只想能赚大钱，能升多大地位，未来能有多大好处，甚至趋炎附势助纣为虐，成为典型的犬儒知识分子，真正象刘晓波那样秉持传统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反倒成了异数，这是中共独裁政体能够苟延残喘的原因，也是当代国家民族的悲哀。
莫言大概就是这类犬儒知识分子的代表，仅仅从他的瑞典领奖言谈人们就不难看出。莫言声称自己独往独来从来不屈服于任何压力，可是显然是畏惧于中共的威慑，不敢重复先前说过的释放刘晓波的话，甚至更退一步说出“作家里面也有坏人”这种话，为中共监禁自由作家辩护，暗喻刘晓波等是坏人。他又称许中国现在已经具有言论自由，然而又在为臭名昭著的中共言论审查制度辩护（“中国的新闻审查跟机场的海关检查一样必要”，“不自由的作家不一定写不出好作品”）。
本来期望莫言能够运用诺奖得主巨大影响，在领奖致词中为他的同胞说几句话，支持一下中国人民对于理想社会公平正义的诉求，但是结果让人跌破眼镜大失所望，也令民众看透莫言真实面貌，只讲个人不谈国家，只讲过去不谈将来，只讲局部不谈整体，缺乏真诚以及正义感，过于自私伪善狡黠世故。十足一个地地道道的没有独立人格的犬儒，不仅缺乏诺贝尔文学奖提倡的作家社会责任和理想主义，他的瑞典言谈也让中国的知识分子蒙羞。
莫言企图将文学与政治分开，辩称自己不是一个官方的作家，但是文学无法脱离政治，任何企图回避政治议题的作家都是注定失败的，尤其是身处传统——现代，专制——民主的社会转型时期，黎明前的黑暗加上当权者的垂死疯狂，更需要知识分子挺身而出登高呐喊，作家如果在这重大关头噤声不语，只能沦为可有可无的末流文人，不会写出充满理想主义的文章，即使身名俱灭也没有任何历史价值。
莫言的魔幻现实主义技法，模仿哥伦比亚作家马奎斯（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所以有人声称莫言就是中国的马奎斯，莫言本人也很敬畏马奎斯，说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是马奎斯于文学创作之余，早在七十年代就参加了拉美的民间政治团体，成为群众运动活跃分子，曾因连载文章揭露政府弊案被迫离开祖国，为抗议军事政变举行文学罢工搁笔5年，还大胆写出小说“独裁者的秋天”，讽刺南美军人政府政治魔头，莫言呢？只会向中共当局下跪磕头！
莫言不是政治人物，亦非异议人士，不能衡以过高标准要求，但是一个作家的社会理想以及道德正义底线不能放弃。现在莫言头戴举世瞩目诺奖桂冠，享有很大国际声望地位，很有资本不再那么恐惧，如果真有知识分子良知的话，应当有所坚持抵制，不必那么阿谀谄媚曲意奉迎，可以仗义执言为他的人民呐喊几声，中共也不会拿他怎样，也能有助于他的历史评价。但他卑颜屈膝紧跟当局，不敢跨越雷池一步，最终还是自我沦落，甘愿被列入独裁帮凶的耻辱名单上。
英顺文集2012.1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