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第二次读这本回忆录了，读了还是很喜欢。
第一次读的时候，还是伯威写给自己、流传在很少朋友之间的一份私人回忆。写的时候，他并不曾想要付诸出版。我猜想，使他心中隐隐冲动，忍不住拿起笔来的，是到了怀旧的年龄。
人人都会怀旧，伯威有些特别。我很惊讶他的天赋。那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从懵懵懂懂的幼童开始，就有的敏感、观察力、超强的记忆、和那种好琢磨的劲头。
我一开始看伯威写的回忆，是出于好奇——曾经看过一个朋友的家族回忆，里面提到，她的一个美丽姑姑闺居云南深宅大院，却被一个上海来的“小白脸”“拐跑了”。而伯威，就是这段浪漫史的硕果。读伯威的文字，能读出他的得天独厚，读出这段浪漫姻缘的绵绵延延。他的文字平和得体，正是越过了革命年代之后，父母的家庭教养，又从很深的地方，自然而然在走出来。伯威遗传了父母的幽默，照他的说法，他对好笑的事情总是记得特别牢。因此，曲折的人生经历，没有消磨掉他的天赋，却丰富了他的体验，在成熟的年龄，能够散淡超然，从自己的独特视角，来回顾历史和人生。这使得伯威的回忆录很好看。
真的看下去，牵动我的就不再是传奇故事的线索，而是伯威以他记录描绘的功力，为我们展开的洋洋洒洒的历史场景。
伯威1935年出生在日军攻陷前的南京。伯威经历的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内战时期，1949年政权更替，仅仅是我们出生十几前的事情。可是，我们因而无缘亲历亲见，而只能从书本去了解。我们读的，常常是现代戏剧的“大舞台”，那些重要的人物在上上下下，强烈聚光灯，虚化逼退周围的一切。被省略的，恰是最丰富的社会生活。伯威的鲜活回忆，是一个求知欲旺盛的少年人，叙述他的所见所闻，不论是三教九流、还是社会百态，都描绘得活龙活现。看上去是零散的，可又被社会大势的走向聚合牵动，融合在一起。
伯威和我哥哥年龄相近，他的父母也和我的父母同代。抗战期间，都在万般曲折之后，来到碚都重庆。抗战胜利后，又都急迫迫地回到上海。尽管他们的行业、处境不同，可是都背井离乡，都要跑警报避炸弹，都经历一样漫长的被迫颠簸和不安定的避难煎熬。我曾经零零星星地听过他们的故事，可是，往事就象一捧珍珠，被他们在匆忙前行的路途中撒落。我们长大之后，父母兄长的生活，都象是跋涉在干涸的溪流河床，人的精神气都被渐渐耗光。他们疲于应付眼前，再也没有心情去寻找失落的过去，串起那条珠链。回头寻找，甚至是危险的。他们偶尔从箱笼深处拾出往事，我们见到的，只是业已黯淡的珍珠，幽幽地一闪而已。
可是，难得伯威的回忆，是完全新鲜的感觉，就象在讲述昨天刚刚发生的事情。惊人的记忆力固然是一个原因，更多的原因，还是来自于他经久不衰的的兴致勃勃，活象今天还是那个对万事好奇的美少年。许是对往事的回忆，在牵出他的热情。我相信，在他说到爸爸、妈妈、弟弟、妹妹的时候，那个早年的家、还年轻着的亲友们又在面前活跃起来，早年的街景，街坊邻居又生生出现在自己眼前。
伯威在回忆中，自己年轻起来。令他年轻的还有他对一个时代的感情。整整几代人，他们曾经正正常常、踏踏实实生活过，他们有的富裕，有的贫穷，有的幸运，有的走麦城，可是，他们的家庭、邻里、街坊、社区，相互之间的关系都在一种自然状态之下。不论亲聚疏散，悲欢离合，那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是人间之悲喜剧。可是这几代人，他们的生活经历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次转变，人际关系，忽而变成人与政治力量的关系。你的面前似乎还是人，可是他们是代表一种力量的群体，在这样的群体面前，个人被挤压甚至踩扁了。人带上符号，符号决定你的价值。就象那个时候的钱，必须跟着票证，没有票证，钱就不再是钱。人们在水中沉浮，在没顶之前，伸手出来，打捞抢夺那个标志着“革命”的符号。没有它，你的儿子女儿、孙子孙女都可能背你而去，更不要说乡里乡亲。
伯威仔细地描绘了这个转变。他自己、他的家庭、他的生活，就是社会的一个样本。我奇怪地发现，在那个转变后的时代，一个丰富的社会背景，从伯威的视野里消失了。那温情的七姑八姨，那风流倜谠的叔伯子侄，都进入一个改造的模子，出来之后，一个个灰头土脸、屏声敛气。原先敏感的他，目光也凝聚起来，舞台上的背景在开始远离、模糊，政治性的冲突成为聚焦的中心。伯威回看自己，一个生青个子，有了那标签，就变得有点不认得自己，气变得粗起来，和他那个暖暖的家，开始发生冲突。这一切，在外公去世的时候达到高潮。我似乎看到今天的伯威，茫然看着当年愤然冲出母亲房间的自己，心里伤伤戚戚默问，我是怎么啦？他真实地写出那个少年郎，是因为到了这个年纪，他不想欺骗自己。后来，伯威也失落了那张“革命”标签，随即失去的价值，自此便被众人随手抛弃。
这种转换是具体的。伯威的回忆从童谣而起，他记下唱过听过的歌谣，从孩童时期到青春时代。从这些民间的歌谣，可以清楚看到社会变化。儿时的歌谣，歌词是稚嫩的，却因触动了人所共有的那点温情，诗意和文学意味便自在其中。此后的歌谣是成人的，却因为它的单纯政治宣传性，与“文”无缘。也就是说，伯威生活的歌谣世界中，从文明的意义上来说，人随着社会在急速退化。这样的“文明测定法”，也应验在伯威记录的生活细微末节中。一个多姿多彩的社会，在转向外观日益刺激艳红，而内心逐见贫乏苍白。
我们生而就在这样的红色时代，以为那内在的苍白便是天经地义的“朴素阶级感情”。直到社会再次转换，我们这代人跟着吃力迷茫地“转型”。而伯威那一代人是不一样的。他们一点就通。因为经历过从人到猿的时代变化，他们还留存着对“人”的记忆。回想我们在那个年代，还没有彻底为猿，岂不是靠着伯威这样的兄长、还有父辈，在他们的回忆中，潜移默化向我们输送了一些什么。伯威从恶梦中醒来，重新历经了一次“从猿到人”的复苏。只是，复苏的已经不是那个胸怀壮志的少年，他已经两鬓斑白，他温情世界里的亲人们，已经躅躅远去。
想到伯威肯写下这部回忆，我觉得真是一个幸运。人们因此得到一部真实生动的历史记录。而亲人们的音容笑貌留下来，自己把心又稳稳地放回原处，对伯威，对亲人的在天之灵，都是一个永恒的安慰。
文章来源：《“儿时”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