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比·萨克斯（Albie Sachs）《断臂上的花朵》是一本意外读到的好书，之前甚至没有注意过它的名字。作者萨克斯是南非新宪法的起草者，也是南非宪法法院的大法官，书里的主题从南非转型期的真相与和解，马上就跳到时代前沿的那些争论（比如公民社会经济权利、同性恋婚姻、多元文化等等），让人觉得真是没有余暇，世界总在不断冲突之中。
这本书附上了大量的判例，以及作者对法官判决工作的反思，可能尤其适合法学读者，也可以帮助普通人了解，在一个不断变动的世界中确立新规范之不易。但它还有另一层价值，作者对转型期一些重大伦理问题的探讨，对我这样一直敏感于历史问题，希望让普通人也说出他们的苦难的人，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启发。
萨克斯在南非反抗种族隔离的斗争中曾经入狱，并受到非人的折磨，这让人如何挺过去呢？作者不是靠对正义事业必胜或某种历史必然规律的信念；在当时的形势下，面对压迫体制的绝对优势的力量，翻转这种权力关系几乎没有希望。对此，他阐述了使自己能够坚持下去的原则：“不管我怎样身受重创，我还是比他们优越——我的行为准则和价值比他们更高尚，我的信仰深度为他们无法企及，我才是真正的人类，我为正义而战、我为自由奋斗，我永远不会变成他们那种样子。某种程度上，慈悲为怀的信念，而非残忍的以暴制暴，赋予我一种道德上的胜利，让我能够坚强地走下去。”
他也确实这么走下去了。即使1988年，南非种族隔离政府制造了一起汽车爆炸案，夺去了他的一只手臂，他也依然不改初衷，期待从自己的断臂上开出玫瑰与百合之花，而不是其他种类的复仇——这正是书名的由来。
强权横行的时代，容易摧毁人们对一切道德价值的信守，而越来越被赤裸裸的暴力说服。然而，抛弃了道德理想，对弱者分明意味着双重的剥夺：他不仅在力量上不如比他强大的压迫者，而且，由于他信奉力量是惟一可靠的价值，这会使他受到更深的羞辱，因为这恰恰是不属于他，而属于他的对手的东西。难道使弱者通过道德的坚持而获得一种优越感，不是对抗暴政的可取（甚至更佳）方式吗？难道竟不如在力量和道德上对他的双重剥夺来得好？
正是这样一种信念，促使著作者（以及他的同志）在斗争中有所为也有所不为。他们坚持要排除那些有违自己道德原则的手段，比如恐怖主义。结果这并没有损害他们的力量，反而铸就了非国大的团结，使他们“得以一路挨过流亡海外的三十年，未曾经历剧烈的纷争或分裂。相较之下，当时其他的海外反抗运动几乎都四分五裂了”。
书中对我特别有吸引力的部分，是对南非社会转型中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工作的阐释。因为之前读过图图大主教的名著《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对此已有所了解，但这次我被更深地说服和打动了，因为它对委员会工作的出发点和价值基础提供了更进一层的说明。
无疑，真相与委员会建立在一系列现实的因素和考虑之上，无论图图还是本书作者萨克斯都承认了这一点。南非实现的是和平的转型，为了减少转型的震荡，避免像一些国家那样陷入持久的分裂和仇杀之中，他们选择了有条件的赦免——赦免的前提是施害人必须说出真相。
但与此同时，这样一种工作方式也被他们赋予了独特的价值意义，不管对当下还是对未来。
比如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不是这样一种工作方式，那么在南非转型之后，未来的人们（还有万里之遥的我们）也许可以通过统计数字知道发生了多少罪行，有多少人受害，然而在作者看来，这只是一种“知识”（knowledge），它虽然有对客观事实的了解，但并没有感知到人们为此付出的真实代价；而对于那些需要铭记的历史的苦难，我们更需要一种“认知”（acknowledgement，也许翻译成“体认”更好），“认知”的前提是意识到那些不幸事件对当事人以及整体社会的意义，意识到它加诸我们旁观者身上的责任，并愿意去担负这种责任。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工作的意义，就此揭示了出来。没有比作者原话表达得更好的了：
（委员会的工作）是将它视为把知识转化为认知的过程。首先必要的是认知过去的伤痛。成千上万的人受难的事实，这是广为人知的“知识”——政府迫害人民、留下难以磨灭的创伤、人们枉死牢狱之中。然而人道和个人面向没有彰显，人民真实的苦痛没有抒发的机会。现在，当你在电视上看到那些受害者，知道他们都是有名有姓的，听到他们亲口诉说他们的痛苦，那原本空洞的信息就不再空洞了。这对那些前来作证、回家后在电视上看到自己的人也是极有意义的。因为有了真和会（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简称）充满人性与关怀的做法，社会大众可以认知到成千上万过去被隐藏的私人伤痛。另一种认知则事关加害者自己，他们需要勇敢走向摄影机，公开承认自己的罪行。最终，整个国家认知到这样的事情曾经发生，而且可能再次发生，所以我们必须把所有事实结合起来，这样才能使我们了解其来龙去脉，并降低其再次发生的几率。
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指出，这样一种机制，对于他这样的名人和知识分子，意义可能还不那么大，毕竟他们有机会写作或上电视，向公众讲述自己的遭遇，抒发自己的情绪。这种机制难以估量的意义，更多体现在千千万万的普通人身上，这些曾遭受暴力加害，失去儿子、女儿、母亲、父亲的普通人群，原本只能将过往的伤痛隐藏在心中，像历史上一再发生的那样，而现在他们终于有机会，利用国家讲坛向他的同胞公开诉说自己或亲属的苦难——而且不用担心有人指责他们“哭哭啼啼，没有出息”，也没有人要求他们压制自己的隐痛。
对这个委员会，图图大主教有一个很形象的说法，把它称为“小市民”发声的部门，按照作者提供的数据，全国各地大约有一万多人前来为他们自身和他们的家人作证，还有大约一万人以书面方式作了证。再加上众多的听众，它仿佛一场正在上演的、举国投入的戏剧。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把重心放在真相而非审判、和解而非惩罚上，也来自它对南非问题的特殊视角。事实上，如果委员会成为一个法庭式的、处理罪责和惩罚的机构，那么它不得不严格按照正当法律程序去搜集、处理证据，可以想象，它得到的真相将远比目前这种方式要少。
而且，对一个意欲了解和处理其自身历史的国家来说，重点不是个人的罪责，而是要探求一些更大的问题，这样才能做到如我们说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些更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还是引述作者的原话）：
这是如何发生的？这对当时的人来说有什么影响与意义？我们要如何提早防患未然？要如何防止其再度发生？“当你处理的是这样大范围、长时间的问题时，重点就不仅仅是循正当法律程序来决定刑责或赔偿就好，而是要让整个国家社会能了解、能认知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唯有如此，疗愈才能开始。
如此，借助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工作，不仅让暴行变得无可否认，还大大地推动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修复。更重要的是，它虽未造成犯罪者的普遍悔悟，——事实上悔悟者非常之少，如作者说的，“在大部分的案例中，创伤并没有被化解。大多数的加害者西装笔挺、在律师陪伴下前来，肢体僵硬、表情冷淡，像在法院般朗读准备好的演讲稿，而不是发自肺腑、敞开心胸地倾吐与哭泣。他们同意认罪是很重要的，但往往只限于对非法行为事实部分的认知，配上排练过的道歉，而不是真诚的悔悟认错。”——但是（我们继续借用作者的原话）：
但在国家的层次上，南非首次有了对近代最悲痛的一段过去的共同单一历史。一群没有共同记忆的人不可能组成国家，也不可能孕育出共同的公民精神。你不可能在同一个时期、同一块土地上有一套白人历史、一套黑人历史，而且两者毫不对话，各自表述。你需要有一套单一、普遍、被大多数人接受的国家历史。从这个角度来看，虽然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不公平的社会，黑人和白人能享受的公共设施与生活机会并不均等，但至少现在我们的国家没有像以前那样分崩离析了。
所有这些很好地告诉了我们，在一个经历苦难和不义却没有真相的地方，在一个人们不能修复和谈论精神纽带，而只能借助强力、物欲连为一体的地方，为什么会对社会造成久久的伤害，会造成它潜在的撕裂，以及，为什么一切更有可能重演。这是真相换取的成果。
我们没法确认，一个国家如果运用南非的做法就一定能收到好的效果；可以确认的是，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所做到（至少是希望做到）的，正是在南非这片土地上被忽略、被遗忘，而且未来社会很可能还会为之付出代价的那些价值。
文章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