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周铁铮老师不幸逝世三十年了。
1953年我考进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第一个专业基础课就是“现代汉语及实习”，是当时的讲师周铁铮先生担任教学。接着周先生又教“语言学概论”、“语言教学法”，一连教了我们三门课程。
他中等个子，单瘦，留西式头，带白边近视眼镜，声音清亮，说带长沙音的普通话。每次上课，他总是微笑着走来，一进教室就往黑板上写字，告诉学生当天上课的轮廓，然后进入正题。他的黑板字是行草，总夹有几个规范而好看的草书，如“教”、“办”（繁体）、“段”等的草写。我们常在下面照着写。下课铃一响他就停止讲课，走出教室，从不让学生留堂。除了教课，周老师还指导学生的汉语课外研究小组，10多个人，我和王大年、成克莉、黎焕华、彭庆达等同学，都是其中的成员。
我又是课代表，所以有机会去周老师家里。记得第一次我是跟黎焕华去的，那时他租住在麓山馆，阴暗潮湿，进去的时候，周老师正在一间大而无当的厅里吃晚饭，他的母亲给我们泡了一杯茶。周老师一边吃饭一边同我们谈问题。
后来，周老师搬到老至善村5号，一个半四合院，跟他的岳父杨树达先生隔壁而门相对。有几次我刚走到门前坪里，杨先生眼睛鼓鼓地望着我进周先生门，没有打过招呼。后来想，是不是杨先生怕我耽搁他女婿的时间，所以那样地望着我?
周老师讲课时，经常引用列宁《哲学笔记》的话来解释语言现象，我便向他借了此书来研读，我记得周老师在扉页上题了一首七绝，只记得一句:“展卷欣逢万世师，……”把列宁尊称为万世师。此书我当时读不太懂，没有读完就送还了。
周老师在教学的同时，还努力研究、著述，1954年与孙良工先生联名在全国大型社科杂志《新建设》发表长篇语法论文;1957年出版了《汉字和汉字改革》、《长沙人学普通话手册》（都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在五十年代初期是创造性很强的好书。当时中文系的老师正式出版自己著作是很少的。
二
1953年，院系调整以后，在全国高校中文系科，现代汉语是新设的课程，没有大纲，没有教材，没有现成的东西可依循。周老师一边教学，一边编著，1953年至1955年就完成了约50万字的《现代汉语》讲稿，陆续铅印散页发给学生;后又分三大册装订送全国各高校中文系科进行交流。那时还没有统一的现代汉语教材，这是一部创新的编著。分引论、汉语的形成、词汇、语法、修辞、句读法，还有语音和汉字另册印行，各章都有独到的见解。
下面仅举一例说一说。
周先生给修辞学下了一个定义:修辞学是研究加强语言表达效果的法则的科学。
这个定义在此之前没有人这么说过，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五十年后的今天仍是不可动摇的。八十年代以后，有的著名的修辞学著作还借鉴了这个定义。如:周秉钧教授1981年1月出版的《古汉语纲要》说“修辞是讲加强语言表达效果的一般规律的科学”，王希杰教授1983年12月出版的《汉语修辞学》说:“所谓修辞学，就是研究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规律的科学”。这些表述和铁铮老师给出的定义都只有个别词语的差异。我这里说的是借鉴，说明科学的继承和发展，但后来居上也是必然的趋势。
总之，修辞学这一部分，在五十年代初期是站在时代前面的，它作为交流教材，遍及全国各高校，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可惜来不及加工修改，正式出版，就因作者被捕入狱，而被扼杀了。
三
周铁铮老师是杨树达先生的得意学生，又是他的爱婿。杨先生在《积微翁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86年11月）中多次写到铁铮老师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活动。如:
1945年3月6日，撰《甲骨文四方神名与风名》，说:“此文四神名皆关草木及（本是山下一个兀）、彝二字之读，皆门下周铁铮之说。周请余为文论之，余因推广其义，成此文云。”
1945年，3月17日:“周铁铮因余此说疑《尧典》之星鸟亦当为星，如此则与星火、星昴、星虚同指辰次。说可通也。”
1951年，7月14日:“周 铁铮随中央少数民族考查团到零陵……”
1955年1月5日:“铁铮代作一书与郭沫若，请其审查《金文余说》。”
1955年1月8日:“中华书局寄《古书句读释例》15册来，赠铁铮、秉钧。”
1955年2月9日:“文史馆送到王启湘代校《汉窥》（汉书窥管）3至7卷，增订《小学论丛》1至3卷，略翻阅，交铁铮校标点符号。”
1955年7月22日:“科学院语言所开会讨论汉语规范问题，请出席。余正踌躇，又得罗书，云万一天暑不能出席，请与师院商量别派一人代表出席，以湖南只邀余一人也，因与铁铮谈之。”
杨树达先生1956年逝世后，周铁铮又为其整理《积微居金文说》并作校语，1959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杨树达先生慧眼识贤才，在世时，他曾经亲笔写信向湖南师范学院领导推荐周铁铮，并建议改善住房条件，以利于他的研究和教学。这封信的底稿，杨先生夹在自己的书中，80年代，我在师大图书馆5楼借古籍时从一本杨先生留下的书中发现并且仔细读了了一遍，原封不动放回书中。但是后来再去看时，就不知所终，殊为可惜。
四
修辞学界有湘派修辞学之说，周铁铮、周秉钧两老师应该是湘派修辞学的承先启后者。
修辞学界在讨论修辞学学派的时候，南京大学著名修辞学家王希杰教授提出了一个“从杨树达到李维琦”的命题。他论述了自杨树达《中国修辞学》、黎锦熙《修辞学比兴篇》以来湖南修辞学研究的发展情况和学风。他着重讨论了李维琦、秦旭卿、王大年、王玉堂、李运富等人的研究成果，以及他们的研究方法和方向。他说李维琦的贡献，在于他在《修辞学》一书中创建了古代汉语同义修辞学新体系;他和王玉堂、王大年、李运富则在《古汉语同义修辞学》一书中对这一新体系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秦旭卿的《修辞·语法·文章》（与王希杰合著），重视修辞学传统和地域特色，“在当代修辞学家中重视地域传统他是第一人”，他有研究湖南修辞学家的系列论文，宗廷虎在他的《中国修辞学通史》中多次引用秦先生的文章。王希杰由此得出结论:“中国修辞学中有一个湖南师范大学学派（湖师大学派），或者叫做湘派修辞学。”（王希杰著《汉语修辞论》第470———473页，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年）后来又有学者写出专门论文，进一步论述湘派修辞学。
王希杰先生等所举的那些研究者，都是周铁铮、周秉钧两先生的弟子或再传弟子，而两周又是杨树达先生的弟子，而且是得意的弟子，他们的著作中都继承和发展了杨先生的修辞学说。他们是杨、李之间的承先启后者，他们是李、王、秦等的老师。这不是从形式上来说的，而是从实质上说的，没有二周的培养、亲传，湘派修辞学就不能形成。所以周铁铮先生、周秉钧先生是湘派修辞学的中坚力量。由于两位宗师的修辞学说淹没在他们的教材中，所以被疏忽。我们不能数典忘祖，所以郑重在这里提出来。
1958年以前，湖南师院中文系语言教研室，包括现代汉语、古汉语、语言学概论、语言教学法四个课程，还有方言调查，都在一起，周铁铮先生是教研室主任，他为教研室的创建和发展，是没有少操心劳力的，他的汗马功劳不能抹杀，今天文学院的历史上也应该为周铁铮先生写上一笔。
五
湖南省政协《湘声报》（2007年12月28日）发表一篇文章《一根绳子，两条人命》，是写湖南师大中文系主任李祜先生夫妇在十年浩劫中自杀事件，其中有一段谈了周铁铮先生的被捕和死亡。作者李蟠教授说:
周铁铮被捕一案，迄今令人不解。据说此人是一个书呆子，只知读书、教书、写书，是杨树达的得意门生，最佳的学术接班人。杨先生想将他的大女儿嫁给他，大女儿嫌他是书呆子，但最后还是把自己的二女儿给了他。周铁铮是个不问政治的学究，曾经追求过他的女朋友，代他报名参加了一个学会性质的健新学会。这本不是一个什么大问题，湖南师院外语系的老师谭顺，也是其中的成员。奇怪的是谭顺并未受到任何追究，而周铁铮却为此付出了代价。1956年，杨树达先生去世时，就在追悼会后，省委宣传部某部长对杨的三个儿子说:周铁铮隐瞒反革命历史，本应严肃处理，看在你们父亲杨老先生的面上就不处理。但不到一年（实际是二年多———引者注），周就被划为右派兼历史反革命，判刑三年，发配到西湖农场劳动改造。他的妻子为了子女的前途，同他离了婚。……周铁铮在劳改中表现良好，提前获得释放，并在农场就业。1965年回到长沙后在一家街道工厂就业，靠磨铲子维持生活。
周铁铮老师服刑期间和回到长沙市街道就业的情况如何呢?我们师大几乎一无所知。最近我听老同学岳麓书社编审胡渐逵先生讲了一个镜头:
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一次他在长沙市一条小街上，看到周老师在扫街，衣衫褴褛，形容枯槁，远非当年的雄姿英发可比。但胡渐逵还是认得出来，于是走上前喊一声:“周老师!”你说周老师怎么反应?周赶快摇手说:“不，我不是老师。”胡渐逵说:“您是我的老师，我还要去看您呢!”周老师随即拒绝，说:“千万不这样。这就害了我自己一个人算了，不要害了你们!”
这是何等惨酷的场面，真是不敢偶语了。不堪回首啊!
“1978年元月2日，周铁铮老师饥寒交迫、贫病交加中，已半身不遂，在勉强用火钳夹藕煤时，不幸把破棉裤露在外面的棉花烧着了。等到被人发现时，他已被烧得焦头烂额，气息奄奄了。因无钱住院治疗，第二天就离开了人世。”
我的老师王石波教授告诉我，听说周先生的难友把他的遗体送往火葬场，往焚化炉一送，还看见他的眼睛一张。……何泽翰教授在世时也对我说过这个情况。
此情此景真是目不忍睹，耳不忍闻。
一颗蕴藏巨大潜能的学术星辰就被摧毁了，就这样陨落了!
呜呼!哀哉!
六
这里还要补一下“积微翁”。
积微翁何许人也?就是杨树达先生。杨先生以《荀子》“积微者箸”而把自己的书斋取名积微居，因称自己为积微翁，把自己的回忆录称为《积微翁回忆录》。
前面引文说:“省委宣传部某部长对杨的三个儿子说:周铁铮隐瞒反革命历史，本应严肃处理，看在你们父亲杨老先生的面上就不处理了。”杨老先生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面子?
只要看看他逝世时的讣告给他加的头衔就知道了: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
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长，
湖南师范学院教授;
（而且，毛主席非常崇敬他，曾三次写信致候、三次招宴。）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都打来唁电;湖南省省长程潜，省委书记周小舟，省委宣传部长唐麟等等，都来送葬。
这样的学者、长者，难道面子还不大吗?
所以，一直到现在，湖南师范大学还为杨先生立塑像，还把二级学院命名为树达学院。
但是在1957年就不讲面子了，把他的三个儿子划为右派分子，1958年更把冤案加到他的爱婿、他的爱生头上了。杨先生在九泉之下能够不为他的儿子，他的爱婿、爱生周铁铮鸣冤叫屈吗?
《随笔》总第18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