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父亲诞辰九十周年之际
1972年1月2日薄暮时分，节令正值深冬，一行人匆匆走在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的围湖大堤上。这十来个“五七战士”，有老有小，他们是趁着放年假，从1971年12月31日，自发组团到湖南韶山瞻仰领袖故居的。参观结束回到县城以后，没有别的交通工具，只能是步行十余里路（也有说二十里的）返回干校。52岁的郭小川无疑是队伍中的年长者。
暮色中，三米高的长堤黑色巨蟒般模模糊糊地蜿蜒前伸，这大堤正是这些“五七战士”一年前自己亲手垒筑起来的。上面高低不平，坑坑洼洼。天渐渐黑了，零度以下的寒气紧裹着他们，没有路灯，没有月光，人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几天来的劳累加上长途“行军”使人愈发感到疲惫。
突然，队伍里一个强壮的大个子中年人被一个沟坎绊了一下，重重地跌了一跤，由于他还挑着他一家四口人的东西，结果肩部着地，顿时把一根锁骨摔断了。
这可怎么办？
黑灯瞎火的，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他的两个孩子还未成年，他的妻子犯了难。大家七嘴八舌地劝他应该赶紧返回县城，去县医院治伤！可是他伤重已难于行走，谁来搀扶护送他呢？几天来大家都走了很多路，都很累了，陪他回去，再多走一倍的路不说，更意味着要付出数倍的辛苦－－能不能顺利地治好伤，需不需要住院，到县城以后深更半夜、人地两生，能不能找到住处……都是未知数。
看到大家都不吭声，郭小川站出来，主动承担了这个“任务”。
于是，身体并不强壮的郭小川，小心搀扶着比自己高半头的伤号，慢慢走回县城。找医院、挂号、透视、交费……以及治疗完后找旅馆、第二天返回干校，等等细节就不一一赘述了。（见伤者后来写的回忆文章，该文被收入《中国作家协会在干校》和伤者自己的文集）我只补充说明一点，这个中年人在“文革”初期曾经不止一次动手打过郭小川，据说有一次连续扇了十几个耳光。
这一幕是不是令人联想起郭小川写于1958年的、未发表即遭批判的长诗《一个和八个》？郭小川不计较他打过自己，就像王金同情那八个被八路军关押、随时可能枪毙的罪犯。这正是一种富于人性的博大胸怀。
再来看30岁的郭小川是怎样怀着对新中国的美好憧憬，去身体力行地平等待人、尊重人的：
那是1949年12月，当时已调中南局工作的郭小川去湖北黄冈市出差，与梅白约在长江边一个小码头见面。如果说这位“处长大人”的时间选择（凌晨）和简陋装束已使他惊讶不已（他以为总该派个交通艇专门送来，而且是“穿着水獭皮领子的大衣、带着警卫员……”），那么次日晚上他们来到黄石港北侧的兰溪，住进大车店式的江边简陋窝棚小店的大通铺时，郭的所作所为就更让梅白吃惊了。刚刚安排好了铺位，又进来了两位患气喘病的贫苦老人，郭小川一见立即把自己靠里的宽敞一些的铺位让给他们，又连夜上街找到药店为他们买了“定喘丸”，服侍他们吃下。其中一位很快入睡，但另一位却不行。郭一问才知，原来这位老人在家都是有老伴给其捶背才能入睡的。于是郭又为其捶背……（见梅白《和小川相处的日子》，原载《光明日报》1982年5月17日）
再举一例。
据大周明回忆，大约是1972年前后，干校揭批“五一六”搞“逼供信”最厉害的时候，郭小川向担任五连（作协）副指导员的严文井反映了自己对运动中极“左”做法的意见。当时郭严二人站在宿舍外屋门口说话，以为周睡着了。
郭小川说：我们这些老干部明知他们打人不对，却不去说，愧对共产党员的称号！
严文井说：小川同志啊，我们已经自身难保，还管那么多事呀？
郭小川列举了在小竹林里每天传来的打人声和挨打者的惨叫声后说：这样武斗我们不应该管一管？管不了不会向上级写信反映吗？不管文化大革命怎么说，我们毕竟还是共产党员。
严文井只是无奈地说：我分工不管这个事。
据大周明说，那时郭小川每天都要说这个事，很为此着急。（大意，据2002年11月16日采访记录）
郭小川后来真的像他说的这样做了，他认真地给干校总的军宣队的张政委写了一封长信，系统地对干校的工作提出了意见。当时五连的许多干部都劝告过他，不要写这种惹祸的信。
果然这封信给他带来了麻烦，不仅张政委在干校总部的大会上不点名地敲打说：“有些人不好好改造思想，还给上面写信！”驻五连的小李政委（那时干部们把部队派来的军人都尊称为政委）也处处找郭的茬儿，弄得郭避之唯恐不及，说是“比我儿子还小，还总训我”。
由此可见，无论是“文革”前郭小川深夜把找不到住处的工人诗人孙友田和农民诗人王老九送回宾馆（见孙友田《我的思念在新侨饭店门口徘徊》）还是数次背着贺敬之的女儿上医院（见《郭小川全集.日记卷》P205及该诗人回忆文章）；无论是“文革”初期看到大周明家的两个孩子被蚊子咬得满身是包，就把自己家的蚊帐和毛巾被送到了周家，还是把亡友陈笑雨的女儿接到武汉，为她提供路费、住宿费和医药费做小肠疝气手术，郭小川的思想里贯穿着一种东西，它不能简单地用做好事来评价，那就是尊重人、爱护人，平等对待每一个人；那就是鲜明的人性、人道主义精神。
而人性的一个鲜明标志，就是对人与生俱来的、不可让渡的权利（即人权）的捍卫与坚守。
在十年浩劫中，全国的文艺队伍被打散，统统赶下干校任其自生自灭。郭小川却偏偏不肯自觉地“三缄其口”。尽管有许多人好心地劝他不要写东西，甚至有人讥讽他“不甘寂寞”，但他多次表示“这是我的声音”，“我就是要发出自己的声音”。虽然他当时并没有用过人权这个词，但他捍卫的正是言论自由这个罗斯福所说“四大自由”之第一项自由。
专制制度具有兽性（马克思语），而且奴性也是一种兽性。你看牛马猪羊，人怎么鞭打它、宰杀它，它并不懂得反抗。
因此，这种要维护自身权利的人性必然与专制的兽性发生冲突。在以鸣鞭为业的奴隶总管江青看来，天底下没有人，只有牛马、只有猪狗。正如邵燕祥先生所引鲁迅的话：奴隶只能奉行，不许言议；评论固然不可，妄自颂扬也不可，这就是“思不出其位”……一乱说，便是“越俎代谋”。当然“罪有应得”。倘自以为是“忠而获咎”，那不过是自己的糊涂。
诗人牛汉在早年致胡风信中所说“现在人还不尊重人，人还污损人”，正是因为人还没有上升而为人，还是牛马，没有人权，也就谈不上人性。
那么，究其来源，郭小川的人性、人道主义认识是从哪里来的呢？1991年我写《对床夜雨》时曾认为他是在批判卢卡奇的人性论时反而受了负面影响，写出了《一个和八个》。2000年《全集》出版之后我有机会接触更多材料，才发现那样认识太简单化。郭小川人性、人道主义认识的来源还可以追溯得更远。
1941年初，在八路军里做了三年文职人员之后，在21岁的郭小川再三要求下，上级终于同意他到延安去学习。他进入了马列研究院文艺理论研究室，他回忆说在那里曾大量阅读西方文学名著。被冤杀的王实味就是早于他数年来到这个研究室的特别研究员，王1942年在“抢救运动”中被捕，1947年被秘密处决。郭小川在1959年的检讨中说：“和王实味在一个研究室里，王实味很会讲话，当时我觉得他好。整风初期曾倾向过他。”“文革”初期的“检讨”中又写道：当时自己内心对王实味是同情的，因此王的冤案不可能不对同样不得不承认自己是“特务”的郭小川心理上留下阴影。
值得注意的是，据年谱记载，郭小川是1941年元旦到延安马列学院报到的，而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弘扬人类普世价值的“四大自由”论恰恰是这年的1月6日在国情咨文中正式提出的。当时，我党的舆论宣传工具都是在大力赞扬和宣传这个“四大自由”以及宪政民主思想的（见王彬彬文《中共与美国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原载《钟山》2009年第二期）。年轻的郭小川正处于最渴求知识、记忆力最好的时期，这些新知和真理不可能不给他打下极深的烙印。还有一点，郭小川这个“少年漂泊者”14岁遭受国破家难之痛，他随父母逃亡北平，不料立即陷入饥寒交迫之中。好不容易上了官费的东北中山中学，又因个子小屡受一帮东北军子弟的欺负。这也造就了他长大后特别同情弱者和女性的情结。
以上这些也解释了为什么他会对王实味是同情的，以及《深深的山谷》、《白雪的赞歌》和《一个和八个》等作品中的人性、人道主义思想的流露。
同样，我母亲和郭小川结婚仅数月，即在“抢救运动”中由于坚决不承认是“特务”，结果被关进延安的中央社会部监狱，单独关押两年零五个月。这种只讲“党性”，不讲人性的做法当然也给他很大刺激。
1958年文艺界批判匈牙利卢卡奇的“修正主义美学思想”，包括“人性论”，郭小川反而在思想上受到了“负面影响”。原因之一就是他对于自己被当作棍子去打人的命运、对于无休无止的整人运动，从内心深处已厌倦透了－－
郭小川调到作协，是因为“能战斗”，但他到了作协之后，却发现那些整人的人，手段和内心都是那样见不得人，尤其是冯雪峰一案。据说周扬他们整冯雪峰之初，曾跟冯说，为了维护周扬一伙人的所谓“正确性”，你就违心地承认自己错了吧，只要你承认“反党”，我们可以对你从轻发落，保留你的党籍。冯雪峰信以为真，经过痛苦的内心挣扎，他承认了“反党”，未料周扬他们翻脸不认账，不仅开除了冯这位参加过长征的、1927年入党的老红军作家的党籍，而且变本加厉地把他打成右派。在批判冯雪峰的大会上，周扬他们利用郭小川不了解情况，让郭根据假材料作了发言，结果周恩来的秘书传话，说总理对他进行了批评，这让郭小川非常痛苦。在奉命为所谓“丁陈反党集团”案写结论时，他决心实事求是，他所作的结论是“丁陈”一案够不上“反党”，不过是“党内宗派主义情绪”问题。这个结论当然令周扬他们非常不满，斥责郭“右倾”、“温情主义”。于是就有了郭将《一个和八个》的未刊稿交周扬审查，周在一年时间里“留中不发”，一年后也就是1959年“时机成熟”，突然拿到作协十二级以上党员干部会议上叫大家批判（这个会专门就是为了批判郭等四个“不听话”作家）的不正常景象。
有了这些“前因”，就有后果：他对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党员“要做党的驯服工具”的说法就表示了不同意见，认为做驯服工具就没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他的想法立即引起作协领导的震怒，对他展开批判斗争，并为此在文联大楼专门辟出408、412两间屋子，张贴批判郭小川的大字报。有的大字报标题即为《我们就是要做党的驯服工具！》大约1958年4月、5月间，在作协的一次会议上，徐迟发言说：“我一定积极工作，永远做党的‘驯服工具’。”郭当即指出：“你的意思是好的，但是，说要做党的‘驯服工具’，可不恰当。革命者要充分发扬主动性和创造性为党工作，怎么能说是‘驯服工具’呢？”后来他在被迫检讨时说：“当时，我不知道‘驯服工具’论是刘少奇‘发明’。如果知道，就不敢反驳了。但是，我是不能接受‘驯服工具’论的。这是我一贯的思想。”
正是由于以上诸种因素，这个“战士诗人”突然转向，在一片喊打喊杀的极“左”氛围中，写起了“小资产阶级情调很浓”的三首以女性革命者为题材的叙事诗《深深的山谷》、《白雪的赞歌》和《严厉的爱》，虽然他的意图是状写投身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丰富的内心世界，但他笔下对那些在严酷斗争环境中表现犹疑的人是宽容的。结果连同他的《望星空》等诗先后遭致不由分说的批判。这种简单粗暴的批判他当然无法口服心服，证据就是他又接着写作了上述那首著名的长诗《一个和八个》。后来在“文革”的检讨书中，郭是这样解释的：“当时我的思想是：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了，敌人不多了……”“对作协这个环境很厌恶，很多人勾心斗角、追名逐利。”“我对肃反有错误的认识，对那些在肃反中被搞错的人是同情的。”
在他的潜意识里，革命队伍中是有冤案的。他从来不认为“革命队伍”中会有那么多“坏人”需要一次又一次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也不认同人民群众中有那么多“敌人”，所以在他的作品中从来不出现一个“阶级敌人”－－叫他歌颂领袖、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成就，这都没问题（当然其中也就包含了他的局限性），但让他硬写出一个“阶级敌人”来，他不感兴趣。《一个和八个》中那八个人，都是“罪”该枪毙的“坏人”，但在他的笔下，不仅在民族危亡关头他们表现出了同仇敌忾、舍身杀敌的英雄行为，即使他们平时的举动也令读者觉得有几分可爱。
在作协的“反右”运动中，他也是因为不主张打过多“右派”而屡被作协的主要领导申斥的。由于不愿意当棍子，他和作协的主要领导闹翻了脸，终于在1961年离开这个“是非之地”，调到人民日报社做了一名记者。
即使在后来漫长的非正常岁月里他不敢也不可能流露出任何人性意识和人权观念，即使郭小川确实被人当做枪使，整过人，但统观郭小川的一生，它充其量只占五六年时间。我们当然不必回避这段历史，但客观地说，第一，他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利用的；第二，他一旦知道了事情真相，他是痛心疾首的，也是下决心再不做被人利用的棍子的。从“文革”中他被调到干校四大队搞专案时对那些挨整的造反派青年的态度，从他主动向牛汉和华山道歉（远早于粉碎“四人帮”之后大批平反冤假错案）即可看出这些认识在他的潜意识里是永远抹不掉的。
郭小川之所以能保持人性不被泯灭，很重要的一点是没有或较少受到权力的腐蚀：1945年底，他奉派到新解放区的家乡热河丰宁去担任了县长，这算是他第一次“当官”，但实际上他并没有掌握多少权力（权力握在县委书记手里），反而因为是“外来的人”受到当地干部的排挤，去的第一个冬天，县里竟不给他们提供取暖的煤柴，年轻的夫妻俩只能靠身体抵御寒冷（据杜惠回忆）。到武汉担任中南局宣传部宣传处长后，处里的一位副处长好争权，郭小川索性采取躲的办法，让那人去管处里的事，自己专心去写“思想杂谈”。1955年调作协担任秘书长，那是个没有实权的“大催贝儿”，是听周扬、刘白羽他们“喝”的。郭小川自己曾回忆说：“一个人也‘支使’不动，连起草通知、发通知都要自己去做。”在作协工作的五年多时间，他坚持骑自行车上下班，有一次因急着赶路，在东城区沙滩附近，从车上摔了下来，磕得鼻青脸肿。
其次是因为郭小川总想保持一点独立思考。反对“驯服工具”论已如上述；另一例是1963年3月郭小川等人到上海采写“南京路上好八连”时，不同意把林彪鼓吹的“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这个“十六字诀”写进文章里，他认为这个提法有实用主义之嫌（当时不知道是林的话）。部队对此很不满，官司甚至打到报社总编辑吴冷西那里。但最终郭小川还是拒绝采用。结果这件事在“文革”初期被揭发出来，导致郭小川在人民日报社遭到大会批斗和残酷殴打。还有一点，就是这个乐于“做好事”的郭小川对于“学雷锋运动”的态度，当雷锋被树立为典型之后，毛、刘、周、朱、陈、林、邓乃至董必武等领导人都题了词或写了诗。流风所及，从高层到基层，歌颂雷锋的诗歌恐怕数以万计，但郭小川却没有写过一个字，虽然他称赞过《雷锋之歌》这类东西。这是否意味着他内心有自己的看法？这是很值得玩味的。现在看来，雷锋除了盲从没有任何自己的思想，客观地说，“学习雷锋运动”是和当时其他那些运动一起为“文革”进行了舆论准备和对人民群众的思想动员。人们往往只注意到郭小川“紧跟”“配合”的一面，忽视他也有自己的思考判断的一面。
在专制极权制度里保持人性、维护人权，代价是非常巨大、非常惨烈的。1957年55万右派和1959年补打的一大批右倾分子；三年困难时期，数量达3000万之巨的人连一点声息都没有就非正常死亡了……仅举一例，据统计，从1949－1976年27年间，仅北大一个未名湖，就先后有60名教授、教工，可能还包括学生投湖自杀！这在全世界的大学里也是有史以来所仅见的！（见2009年1月15日《南方周末》D27版）
郭小川作为一个作家、一个诗人，仅仅是想维护自己写作的权利，他付出的是生命的代价！
江青一声令下，中央专案、隔离审查！一年多时间里，郭小川被单独监禁，失去自由，不许会客、打电话，信件被抄检，上厕所有人跟随……转押天津团泊洼路经北京时，江青亲自下令不许郭小川下车回家，只准在丰台就地转车。原本就身患多种疾病，他的健康状况更加恶化了。作协的曹琳回忆当时在团泊洼，她经常与郭小川一起步行数里路去附近村子找一个老大夫看病，不长的路上郭竟要歇几回。那个老大夫曾悄悄对她说，你的病没什么要紧，倒是那个老同志的病很重，恐怕不久于人世……
就在郭小川终于解除审查之后一年，他就因意外事故逝于旅途。
虽然直接死因是这样。但究其根本，郭小川还是死于“文革”的摧残迫害、死于专制制度的兽性。
我们今天纪念郭小川，应当告诉后人的是：尽管专制制度具有兽性，非常残暴，但越来越进步的人类、越来越多觉醒的人们捍卫人的天然权利的努力从来没有止息！
在尚未解除专案审查期间，郭小川在他的精神和健康都受到极大摧残的情况下，奋不顾身地向邓小平写信，反映“不仅是党的文艺政策出了问题”，更是“党内出了问题”，矛头直指“四人帮”。
在第二次审查结束后，他受命在文艺界“了解情况、组织队伍”，以重病之躯奔走于京城。他明知这样做是有极大风险的，但他对杨匡满说“我是能多拉一个就多拉一个”（指把那些被“四人帮”打散的文艺工作者“拉”回到与之斗争的队伍里来）。有作协的老人就回忆说，当时（1975年底），郭小川回到北京后，人们知道他特别热心帮助大家重回文艺岗位，纷纷来向他求助，一时间“他那里简直就是‘门庭若市’，我们都戏言他是‘中组部长’！”
他在死前一年写给友人的信中说：“我就是有意识地要和他们斗一斗、争一争！”在给吴庆彤的信中写道：“正如马克思所说：不管怎样，我拯救了我的灵魂。”
虽然他的肉体在57岁时就陨亡了，但我仿佛看见，在那“火药味很浓很浓的”烟气中，一个真正的人的灵魂冉冉上升，那正是人性的升华！
《随笔》总第187期 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