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进了清华

1964年8月底,北京地区的新生提前进校,参加接待工作。从外地来的学生暂时安排到清华大学体育馆住宿。这时我认识了我们班的辅导员物704班的石定寰同学,英姿飒爽,仪表不俗。听说他就是曾和胡志明同志站在一起的两个少先队员之一。他还向苏联领导人伏罗希洛夫献过花,小有名气。

当时大部分高等院校都是五年制或四年制,清华特殊规定六年制。我们预期1970年毕业,故称作物0,即工物系0字班。物0有学生一百五十人,分五个班。我们是第四班,简称物04班。物04和部分物05班同学高中时学英语,其他三个班都是学俄语的,入学后改修英语。

由于工物系学生将要面对致电离辐射,因而学生中大部分是男性,女生不到10%,全部集中在物05班。开学前先要经过体格检查。我发现我的视力从高二的1.5降到0.6,另外口腔中还有一颗虫子牙。其他项目合格。

课程由校方统一安排。第一学期有高等数学、普通化学、画法几何与机械制图、政治和体育。第二学期普通化学结束,换成普通物理。 数学教材是清华大学程紫明先生编写的高等数学教程。物理力学和热学采用北京大学的教材。电学课本是由程守洙、江之永编写的《普通物理学》第二册;光学课本是清华自编教材。政治课参考书是胡乔木先生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清华是工科,机械制图是必修课。接下来要买书、丁字尺、三角板、三棱形的比例尺,以及不同HB的铅笔、圆规与分规,还有当时工程师离不开手的计算尺。我的经济条件较差,花两块多钱到设备工厂买了一把相纸贴在木条上的简易计算尺。第十饭厅附近有个旧货店,我在那里买了绘图用具。

到了大学,授业和解惑是分开的。大课老师负责授业,上课时数百人来自不同的班级,甚至系,坐在一个大教室里。小课老师负责解惑,分班上习题课。大课老师有马良(数学)、张三慧(物理)、沈力虎(制图)、廖松生(化学)、李润海(党史)。英语课分甲乙班,由各系混合而成,每班有三十人左右。老师叫郭开华,她是泰国华侨。体育老师是杨朴先生。上小课的有牟绪程、邓新元(物理);周兴华、柏瑞和宋烈侠(数学);李鸿儒、高力生 (制图);姚乃燕(化学);吴荫芳(党史)。大一第二学期,教高等数学的老师叫王建华,周兴华老师主讲了后续部分微分方程。英语老师又先后换成蒋隆国、吴古华和一位姓朱的女老师。由于清华校园很大,不同的课安排在不同的教室。每天在两堂课之间,学生成群结队,有的往东,有的往西,像赶庙会一样络绎不绝。每个人都急急忙忙抢先赶到教室,唯恐迟到。

工物系宿舍在五号楼,每屋住六个人。宿舍有三张双层床,中间是一张大桌子,供六人学习看书。我分到240房间,同屋的有崔福斋、常桂然、卢振民、张化一和何国华,后来何搬出去换来徐天喜。我们班共有三十个人,按地区划分,北京来的有七人,上海六人,江苏八人,浙江一人,广东二人,辽宁二人,湖北二人,福建一人,陕西一人。北京籍的几个同学来自二中、三中、八中、二十中、二十六中、一0一中和清华附中。

班上40% 的同学来自工农家庭,四五个来自革命干部家庭,其余为高级知识分子或职员。虽然来自五湖四海,各有不同的政治背景和经济状况,但大家友好相处,彼此互助。尽管后来在文革中分成两派,同学间没有多大敌对情绪,这在当时难能可贵。穷也好富也好,大家的生活都很简朴。1964年全国经济形势开始好转,清华的伙食办得不错,我们能隔三岔五地吃上红烧肉、排骨和带鱼。

那时候高等院校都是公立,学生不需要交学费、杂费,以及住宿费。唯一的用项就是吃饭和买书。如果读军事院校或师范,还发生活费。清华大学原则上伙食费由学生自己出,但学校对家庭困难的学生按程度发放助学金。我们班工农子弟多,有十多个人享有助学金,最高的有十九块半。 我家四口人靠父亲的三十元退休金和姐姐的三十二元工资过活,也算低收入, 每月我有十五块半的补贴,正好够一个月的伙食费,减轻了家里的经济负担。这些学生享有100%的公费医疗。连挂号费都不用交,只要出示学生证就行。我只去过两次校医院,一次是按通知补牙。另一次是领一瓶酒石酸钾钠药水。校医院补牙的质量很好,五十年来从未脱落过。

为了争取全面发展,我报名参加了1964年的新生运动会四百米的项目,成绩1分零秒三,第十名。距离代表队的成绩还差十多秒。我参加了系里的中长跑队,物9的郭嘉诚同学每天带着我们到操场训练。

我还报名参加了门槛较高的清华音乐室的弦乐班考试。音乐室在校园的西北角的一座青砖楼里,靠近化学馆。分为管乐队和弦乐队。管乐队里有铜管和木管,老师叫周乃森;弦乐队主攻提琴,老师是陆以循先生。陆老先生亲自监考,面试时要唱一首歌。我当时最喜欢的是吕文科的《我为宝岛献青春》,“ 天上飘着朵朵白云,地上跑着团团牧群。”唱了两段。然后是笔试,把一段五线谱译成简谱。我通过了这些考试并且分配到小提琴班。

在第一次上课时,陆先生强调了小提琴是细线条的艺术,一定要重视基本功。每周几个下午,我要在音乐室拉练习曲。有一天我一遍一遍地拉着17171232,17171535, 有点厌烦。于是脱离乐谱,拉了段白毛女。陆先生听到后,严厉地批评了我。他说如果离开练习曲去拉小调儿,永远学不好小提琴。于是我又回到练习曲中。开学后功课逐渐加重,团支委的社会工作又占去了许多时间,我不得不忍痛割爱,停止了音乐室的活动。现在想起来有些后悔,陆先生音乐造诣深,我若坚持两年,至少可以学到《新疆之春》了。一个人在一生中,免不了几次遗憾。

工程物理系

工程物理系(工物系)是新建的系,1956年开始招进学生。第一届学生从其他各系挑选而来,个个品学兼优。这批老物8的学生预定于1958年毕业。工物系由几个大专业组成,包括核子仪器的210教研组,同位素分离的220,反应堆材料的230,以及反应堆工程的240教研组。210又分成五个小专业,包括核辐射探测、核电子学、加速器、核辐射剂量学与防护,还有每年只收五个学生的2105理论专业。系主任由校党委副书记、教务处长何东昌先生兼任。副主任有吕应中、张礼教授。当总支正副书记是余兴坤、曹小先。吴英禄老师任党总支副书记兼分团委书记。工物系是参照苏联的工程物理学院建成的,那个学院的学生学习成绩优秀,但体育运动较差。各个专业的带头人也以苏联的工程物理学院为样板,比如计量防护的主任的目标是伊凡诺夫式的专家。工物系的另一个特点是基础课学得多,到了三年级才分专业。出于保密,学生在分专业以前不能进入工物系馆。

第一学期班干部是指定的,团支部书记是江苏宜兴人闵早兰,宣传委yuan是来自北京八中的阎承志,我是组织委员,班长是来自三中的王鹏亮。班主任是220教研组的钱绍圣老师,第二年换成230教研组的柳百新老师。班主任的职责是履行行政事务,如评定助学金,有时会到学生宿舍看看。

清华大学对学生思想工作十分重视, 政治课老师、团委、分团委、辅导员,一层一层的系统多管齐下。配合学校的政治活动及政治课,这些政治工作者之间又有横向的联系。物04班的辅导员是704班的石定寰,这些辅导员的辅导员是工物系4字班(延期到1965年毕业)的贾春旺老师。石定寰和贾春旺都能平易近人,和蔼热诚。他们经常下到班里,与同学交谈,了解思想情况。团支委开会时,他们也经常参加。

入学期间工物系分团委派人与每个指定的班干部谈话。约我交谈的是留苏预备生王文湛老师。 他戴副银丝眼镜,表情严肃,见了他我还有点发憷。文湛同志后来在江西鲤鱼洲劳动时遇到一点麻烦。我们班的学生大多数以学习为主,政治上不那么活跃,因而没有意识形态上的冲突。

入学后的思想教育

新生入学后要接受一系列教育。我们到大礼堂听过马约翰教授的报告。马老是中国体育界元老,1936年曾率队参加奥运会。马老给我们作报告时已经八十二岁,腰板挺直精神矍烁。 一年四季他都穿短裤,骑着自行车在校园里运动。他报告的宗旨就是让大家树立起锻炼身体的良好风气。他说他从来没得过病,什么感冒、流鼻涕,没有那回事。报告后大家深受启发,把锻炼身体放在首位,响应蒋南翔校长提出的号召“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

另一项是校史教育,我们到图书馆参观展览。从纪念闻一多的闻钟,到纪念施晃烈士的断碑,了解清华优秀的革命传统。相当大的一部分历史资料是关于反右斗争的。图文并茂地介绍了1957年清华斗争的激烈。展览列举了一大堆右派分子的名字,有被定成叛徒的前党委书记袁永熙,有身兼多职反对理工分校的钱伟长,有从美国归来的孟昭英,还有黄炎培的儿子黄万里。有张漫画讽刺一个右派教授,他躲在一把雨伞下边,叫嚷着党的阳光照不到他的身上。一位右派教授还有一副辱骂领导的对联,“一二三四五六七,忘八; 仁义礼智信寡廉,无耻。”

除了这些老右派外,还有不少年轻人误入歧途。工物系的首届学生老物8班由各系的优秀学生选拔组成,本来是清华的希望,没想到在反右斗争中几乎全军覆没。对工物系来说,这是个严酷的教训。介绍了这些右派分子的言行后,展览会还为我们树立了又红又专的榜样,年轻的优秀党员吕应中先生。他在几个月之内完成了量子力学讲义,设计并建成了清华自己的轻水型核反应堆。墙上还有一张邓小平同志作反右报告的照片。

当时,反右斗争才过去七年,按理应当记忆犹新。可是我们当时还在念读小学五年级,对社会上的事不大关注。脑子里只记住几个大右派的名字,如章伯钧、章乃器、储安平、林希翎、罗隆基等。我们这茬人对反右斗争的背景和意义知道得不多。校史展览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不能光顾学习,还得注意政治方向。反右的思想教育在我们心中树立了校党委和蒋校长的崇高威望。这或许是文革初期清华学生保蒋的占了多数的原因。

还有一个重要的入学教育就是“三自”活动,即自己暴露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扣帽子。让大家围绕学习目的和动机,在班会上暴露自己灵魂深处的一些错误想法。工农子弟中有不少存在着报答父母,改变家庭条件的观念,也有对党和社会主义的报恩思想。在政治老师的循循善诱的启发下,大家逐渐认识到思想的片面与错误。从而树立起为祖国学习的目的。

由于暴露得比较充分,来自江苏的徐天喜同学和我被吴老师挑选出来,到校党委办公的甲所参加一个座谈会,由党委副书记艾知生同志主持。座谈会上还有自控系和工化系的同学。艾知生为了扭转学生为父母学习的目的,讲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在清华培养一个学生国家一年要花一万七千元,六年就要花上十万元,你们谁家能拿得出这么多钱? 因此学生应当把报效国家当成目的。党委第一副书记刘冰同志也过来插话,让我们认真学习党史。

这次活动确实没有打棍子或抓辫子,但个别人还是受到了轻度伤害。有一个地主出身的同学向组织上交待了一些擦边的想法,包括他母亲对新社会的一些抱怨。 第二学期一开始他的社会工作就被免去。后来这个同学一直嘻嘻哈哈,流露出一种玩世不恭的情绪。我总觉得他内心深处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苦痛。好在这次挫折没有影响他的学业以及后来的工作分配。

学业与生活

第一年的课程安排和进度不算紧张。数学从极限、导数、微分、积分,直到微分方程。最后的几周听施学瑜老师讲场论。学了梯度、散度和旋度,第一次引进了算子的概念,如哈密尔顿算子和拉普拉斯算子。物理的力学和电学在高中已打好基础,只不过用上了微积分,把高中讲过的即时速度提升到路程对时间的变化率。

内容全新又消耗时间的要数画法几何及工程画,难度较高的是画相贯体的投影。让一个圆柱横着穿过一个圆锥,在投影图上画出锥柱相交处的曲线的形状。画图时不同类型的线要用不同粗细的铅笔,画剖面线要保持同样的间隔。在图纸上写字时要用仿宋体。晒图以前还得用鸭嘴笔蘸着墨汁一笔一笔地在半透明的纸上描图。一张图下来得用上十多个小时,我们把不少时间都花在新水利馆的绘图桌上。

工物系的学生要用一年半的时间来学制图课,在清华算比较长的了。后来制图的技能还真派上了用场。八十年代我在做博士论文时,需要设计一个不透缝的封闭铅室,用来屏蔽高纯锗探测器。我画好后,有人说是迷宫。但实验室的技术人员能够读懂,把设计晒成蓝图,制作出模具。最后用铅浇制出来。个人电脑普及后,用绘图软件AutoCad制图,省去了笔和纸的麻烦。但画法几何的基本知识对一位理工科的学生来说还是很有必要。

清华学生有两大特点,即生活上艰苦朴素,学习上努力刻苦。上世纪六十年代清华园里云集着不少高干子弟,诸如刘少奇同志的女儿,李井泉同志的儿子,以及林枫、王任重、叶飞、刘宁一、邓拓的女儿,陈云、宋任穷的儿子等。这些高干子弟在穿戴方面和普通同学没有多大区别,而且同在一个食堂围着桌子,站着吃饭。很少有人大吃大喝比阔气。一般来说他们都是凭着考分考进来的。贺龙元帅的儿子贺鹏飞在1963年参加高考后,因为几分之差未被清华录取。为了考进清华他不得不到清华附中补了一年高三,才在1964年考入清华机械系。没想到他后来竟然亲自指挥拖拉机拉倒了清华的标志二校门。当然,这并没有妨碍他日后晋级中将。至于工农子弟,本来家庭就困难,就是想奢侈,也没本钱。我在大学的六年里,从来没穿过一件衬衫,两条短裤和两个圆领背心陪我度过了六个夏天。

我们班里有把推子,同学都在周末相互剪头发。有位海南的同学,入学时只带了一领凉席。被褥都是由学校帮着解决的。由于不适应严冬的气候,他被冻得手脚生疮,他克服困难,坚持六年直到毕业。第一年学习很紧张,晚上洗脚时,都要托着书本记单词。晚饭后大家只有两个去处,一是扛着丁字尺,拿着三角板到新水利馆去画图。另一个就是背着书包到大图书馆去写作业。图书馆在开门前已有数百人排队等候。来晚了可能就没有座位了。图书馆是美式建筑,一砖一瓦连门窗的把手都是从美国运过来的。图书馆里有几个大厅,整齐地摆着一排排的长桌,桌子两旁坐满了学生,安安静静。

三工校的军训

清华当时规定,学生在第一年结束前要参加一个月的军训。1965年5月,我们物0的学生步行到昌平的解放军第三工程兵学校去学军。我用的薄被、手电和草帽都是从8字班和9字班同学借来的。因为是借的,所以格外爱惜 。行军中,我忽然发现草帽丢了,于是要走回去找寻。身后的同学告诉我,草帽没丢,就挂在我的后背上,让我虚惊一场。用了大约五个小时我们来到三工校。

这里的营房很大,宽敞明亮,有两排地铺。连长、指导员和排长都由军队干部担任。副排长是我们的团支部书记阎承志。阎淮和我担任三班长和四班长,各带十几个人。班长配备一支冲锋枪,可装三十发子弹。战士每人一支半自动步枪,可装十一发子弹。蔺指导员给我们讲过几次战例课。三工校的彭校长(大校军衔)作政治报告。从他的报告中,我第一次听到彭德怀同志被公开点名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学生单独开伙,饭菜质量很好。工校战士的伙食标准比我们要差许多,每天不过是南瓜、白菜。因为是工兵学校,爆破技术必不可少。我们每人带着二百克的炸药包在一个斜坡上列成一排,听口令后一起用火柴引爆。由于紧张,我的第一根火柴没有点着,于是又划了第二根点燃了导火索,然后退下坡去。接下来就是一阵爆炸声。在一次防空演习结束后,班里少了一个同学,怎么也找不到他。后来发现院子里有个倒扣的水缸。把水缸掀起来后,发现他藏在下边。这位同学听力不大好,再加上水缸隔音,很难听到同学的叫声。

有一天上午,大家都在营房里擦枪,只听得砰的一声,有个同学的步枪喷出了两三尺长的火焰。他在擦枪前忘了退出子弹。幸好发给我们的是训练弹,只有装了弹药的弹壳,不带子弹头。否则会伤及性命。那次训练还采取了走出去的方式,野营。一天晚上在一个山间的小树林里度过。地上燃起篝火,大家听王排长讲故事。因为夜间寒冷,排长嘱咐大家千万不能睡觉,睡着了容易受凉。

一天晚上我们在老乡家借宿,由于用不好柴灶,饭没煮熟。吃饭的时间已经过了,我们的房顶上又出现了炊烟。排长发现后严厉地批评我们违反纪律。我们到山里访贫问苦,听了一位贫农老大爷讲述抗日的故事。他说:“我拿起这把大刀,向日本鬼子砍去。” 表现了英勇顽强的民族精神。

一天拂晓,行军到十三陵附近,在一个两面是山中间带状的谷地,安排了一场狙击演习。我们事先在山坡上埋伏好,等待“敌人”的队伍进来。排长一声令下,冲锋枪、步枪一阵猛射。遗憾的是由于用的是教练弹,不带弹头,我的冲锋枪只能单发,不能连射,听不到“嘎嘎嘎”的声响。伏击结束后我们一起到十三陵游泳。在工程师的摇篮里苦学一年后,能有一段这样的经历,别具情趣。

第二学年

1965年开学,迎来了文革前的最后一批大学生,他们这届的学制改为5年,也在1970毕业,为了区分我们这届0字班,他们那届被称作00字班 。这一年为了落实毛主席关于劳逸结合的七三指示,学校开始减轻学生负担,并且规定晚上按时熄灯,保持八小时睡眠。第一学期听孙念增老师讲复变函数 ,从保角变换、奇点 、留数、柯西积分, 到拉普拉斯变换。此外新开了用于工程设计的理论力学,老师叫李方平。

那一年,有两次报告印象较深。一个是党委副书记何东昌的报告,注重业务领域,中心内容是中国与西方在工程技术方面的差距。比如我们建房用的水泥号数偏低。另一个是蒋南翔校长在东大操场的报告,提出了清华大船的概念,要开顶风船。当时我很纳闷,为什么要顶风,顶什么风,弄不明白。1965年春我们班有幸到人大会堂参加欢迎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的大会,见到了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北京市长彭真同志。

1965年11月,姚文元一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奏响了文化大革命的序曲 。说它是学术研究也罢,还是政治斗争也好,大部分同学都不大感兴趣 ,依旧沉湎于数学、物理的探索之中。没人意识到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严酷持久的风暴就要开始。当时物理课讲到物理光学,老师是刘绍唐教授。数学课学的是特殊函数。特殊函数从数学角度不难懂,但总觉得有些抽象。这些数理方程本来是在解决物理问题时建立的,可是当时还没学到那些高深的课程,所以不大容易理解。看来特殊函数如果放到量子力学和电动力学之后讲,效果会更好。

按学校规定,第二学年末学生要参加金工实习,在清华机械厂学车工、钳工等课程。于是我们在车间里学了几个星期。

随着文化革命紧锣密鼓步步逼近,《人民日报》开启了对三家村的批判。5月中又发表了声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檄文《 五一六通知》。6月清华领导班子渐趋瘫痪,这些学生愿意也好,反对也罢,北京之大已放不下一张书桌,不得不停课闹革命,终止了他们勤勉好学要当工程师的美梦。一个个跳出了工程师的摇篮,以各种方式投身到文化革命的大风大浪中。没想到,这场旷日持久的运动直到1976年才画上句号。这一代学人连同上山下乡的老三届跟文化革命结下了不解之缘,浪费了宝贵的青春。不过大一和大二两年的在校学习为我们后来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难忘的大学生活

那两年我们仿佛生活在世外桃花园,没有冲突,和谐友善。我们没听过戏、看过电影;我们没爬过香山、逛过颐和园;我们没去过饭店喝酒吃饭。大家如饥似渴地吸吮着知识,把全部精力放到了学业上,别无它念。我们满足于一个月十五块钱的伙食,我们满足于俭朴的生活方式。那时的清华是一池平静的春水,一个培养人才的摇篮。那两年的日子让我流恋。

感谢母校清华发给我们的猎枪和子弹,让我们后来能在各种艰难困苦的环境里,自强不息,勤奋自勉,在不同的岗位上把青春奉献。

选自作者文集《依稀梦清华》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