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9月初，我开始第二次串联。与同班的崔福斋、汪定雄等乘火车到武汉。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好奇地欣赏着窗外的大好河山，一望无际的农田，一片一片的树林，雄浑壮阔的黄河，尽收眼底。
车厢里，有不少外出串连的大学生与中学生。还有好几位老年妇女，穿戴干净整齐，围着头巾，低头不语。几个戴红袖章的中学生像警察一样转来转去，一个一个掀开老太太的头巾，见到她们被剪的七零八碎的白发，就把她们拉出来拳打脚踢，嘴里骂着地主婆。这些老人因为成分问题被遣送回乡，想不到在归途中也逃不出一场噩运。最惨的是，出了武汉火车站后，这些老太太被推倒在地，任凭这些中学红卫兵们用军人皮带恣意抽打，衣服也被撕破，血流在地，惨不忍睹。尽管周围有人同情，但没人敢站出来主持正义，不能阻止悲剧的发生。这些中学生不去揪斗走资派，把这些老太太当成四旧，从一开始就偏离了文革的方向。这些老人糊里糊涂地成了运动的牺牲品，没被打死，就算幸运。
第一次坐这么长时间的火车，下车后，只觉得两耳嗡嗡作响，还按着车轮在铁轨上滚动的节奏，好像大地在颤动。或许这是人体感觉的惯性。我们住进武汉大学，校园的建筑十分漂亮，只是地表高低不平，到处是台阶，显然在这里骑自行车很不方便。
第二天一早，在湖北见到了第一位牛鬼蛇神，他低着头，弯着腰，脖子上挂着一块大牌子，上写三个大字，“梁百先”。久闻大名，今日一见，三生有幸。我们参考过他写的普通物理教科书。一个大学生见到著书立说的教授，理应敬仰万分。但此时此地，见梁先生如此窘迫，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他是个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在该打之列。
上午，在省委机关，参加了批判省委宣传部于淳的大会，发言的是一个小孩子，一口武汉话，乳臭未干，天真可笑。眼见同走资派的斗争搞到如此地步，我们只好换个地方，到水运学院串连，对造反派表示支持。后来又参观了二七烈士纪念塔。听说武汉三镇有著名风景区东湖和名胜黄鹤楼，按情理应当临湖登楼，一饱眼福。可是一想到国家出钱，乘火车免费，为了让我们煽风点火，投身于火热的革命运动。我们怎能够游山逛水，耗费国家钱财，于是克服了私字一闪念。可是长江大桥乃是新中国成就的一大象征，要不去看看，实在可惜。为了不给首都红卫兵丢面子，我们摘掉清华大学的校徽，羞羞答答地登上长江第一桥。如毛主席所称颂，“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放眼望去，烟云浩渺，滚滚江流，甚是壮观。不禁想到唐人崔颢的那首七律，“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由于武汉斗争局势平淡，逗留三日后崔福斋与我乘车南下贵阳。火车途经长沙、株洲、衡阳、直到广西柳州，再从柳州倒退出来，沿黔桂线奔向贵州。火车在到达柳州前，先要经过桂林。桂林山水甲天下，窗外望去，江水涟漪，岩石嶙峋，贺敬之诗歌里的画面尽现眼前。遗憾的是，我们没下车，这么好的美景，只能走马观碑，一带而过。如果能停留两日，该有多好。在柳州车站，见到站台上搬运行李的工人都是妇女，虽然瘦小，但结实健壮，吃苦耐劳。听说这地方，通常都是女人工作，男人在家做饭哄孩子，和我们北方恰恰相反。可惜我们没有出站，未能深入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
在黔桂路上，火车沿着蜿蜒起伏的山峦，像一条长蛇在山峰间穿行狂舞。车窗外，一会儿是挺拔隽秀的青山，一会儿是清澈潺涓的溪水，山青水秀，景色宜人，如临仙境。随着火车的行驰，这山水像一幅长卷的国画，一扇一扇展开，连绵百里。可惜，我一不諳美术，二没有相机，不能把这秀丽的山川一一记下。如果有机会故地重游，这青山绿水的绮丽当为首选。
在去贵阳的61次列车上，我吃到了芭蕉和木梨。芭蕉比香蕉要大上一倍，但味道不如香蕉浓。木梨个儿大成球形，摸起来硬得像木头，但咬上去会感到甜脆可口，别有风味。
这趟车里乘客不多，人人有座儿。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军人，营级干部，他对文化革命比较理解， 对造反派也比较支持。从他那里，我第一次得知彭德怀当时在大西南的三线，任副总指挥。我们一起讨论了刘少奇的问题。他派工作组镇压造反派，抵制文化大革命，在四清运动中形左实右，对抗伟大领袖毛主席。没想到我们的交谈引起了几个中学红卫兵的不满。他们气势汹汹地冲过来要同我们辩论，可又没有论点。想动武又有点畏惧。再说我们也年纪轻轻，血气方刚，没把这几个毛头小子放在眼里。为挽回面子，他们要了我在清华的地址，准备回北京再跟我理论。他是北航附中的一位干部子弟，问他叫什么名字，他口气很大，“朱毅，朱德的朱，陈毅的毅。”一下子高攀到两个大元帅。这或许就是他老爹当时起名的本意。
到达贵阳时天色已晚，我们被安排到贵州大学住宿。路上，我们遇到几位贵大的学生，垂头丧气，无精打采，向我们抱怨不愉快的经历。他们计划到北京串联，坐火车到了武汉，遇见几个北京来的中学红卫兵，大概是后来的联动。红卫兵横行跋扈地质问他们什么出身，这几个贵大学生直言相告，说他们来自地主富农家庭。红卫兵们当即恼火，禁止他们北上。只好北辙南辕，打道回府。
我对这几个学生十分同情，血统论已猖獗到限制人身自由的地步，剥夺了这几个学生的参加革命的权利。至少这几个学生是诚实的，家庭出身既没贴在脸上，又没印在证件上，他们随便说个红五类，也来不及去调查核实。老实人挨欺负，在所难免。我们只好安慰他们几句，以后还有机会。由于贵大地处偏远，进城不大便，我们第二天就搬到离贵阳市中心较近的贵阳医学院。我和崔福斋到街头做些观察调研，认为贵州的运动还没有展开，省委在有意捂盖子，应当支持炮打省市委，火烧贾启允，贾当时是贵州省委书记。贵阳市有两支造反派主力，一个在贵阳医学院，一个在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贵阳坐落在一小块平地之上，周围是山，一年四季，少有晴天，阳光金贵，故以贵阳命名。城市虽小，但玲珑剔透，民情古朴，市面井然。贵医伙食很好，顿顿有肉。我们吃饭用的是自己的钱。头几天，事情不多，我和福斋乘公共汽车到了花溪公园。溪水潺潺，错落有致。兼自然与人工之美为一体，令人流连忘返。听说董必武老先生对花溪颇为欣赏，赞许有加。第二天，我们认识了几个本地初中生，一个叫张佑铭，一个叫刘玉平，一个姓白（白族）。她们人虽小，单纯幼稚，但是关心文化大革命，有造反精神，愿意投身到运动中。后来，她们还串联到清华，和我们班的汪定雄等几个同学一起，落实毛主席指示，徒步串联。
到贵阳后第四天的晚上，当地造反派要去贵州省委去宣传，我和福斋也参加了这次行动。一边以青年学生为主，人数不多，一边是工人纠察队，以老工人为主，占了多数。造反派要炮轰省市委，批判贾启允；老工人则要保卫省委机关，认为省委执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纠察队依仗人多，把青年学生队伍冲散，分而治之。
10几个老工人围住一两个学生，展开辩论。我在被围的圈子里向他们介绍北京的革命形势，认为贵阳运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省委在压制群众的革命造反行动。老工人则咬定省委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机关，要誓死捍卫。他们认为造反派里有坏人，别有用心，浑水摸鱼。一个老工人说，他见到秦天真的儿子就在造反派里，秦天真原是贵阳的一个副市长，因为历史反革命罪被撤职查办。我说，造反派里可能会有坏人，但不能因为少数几个坏人而否定了运动的大方向。
双方各执一词，僵持不下，省委大厅里，乱乱哄哄，直到半夜。辩论了几个小时，只觉得喉咙沙哑，精神疲惫。当我回过身来时，发现一个女学生和我被围到一个圈里。由于场面混乱，各自为战，我不知道还有个人和我在一起辩论。辩论结束后，从她的校徽得知，她是江西农学院的学生，互相通了姓名，她叫陆玲娣。原是上海人，随父亲援赣到了南昌。
第二天下午，外地串联红卫兵在贵医开了个会，松松垮垮，没有任何决定。晚上，我又到贵阳市中心宣传文化革命。有个当地人认出我是北京来的，让我站到一个板凳上，有围攻的意思。我心平气和地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对他说，辩论要双方平等，允许对方表明自己的观点。他们见我态度和蔼，没有敌意，于是和我辩论了贵阳的形势。辩论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各自离开，不欢而散。在贵阳逗留了一个星期，我和福斋钱粮枯竭，只好暂且回京筹备军饷，准备重新杀回贵阳。在柳州车站，我给父亲买了一个方形的大粽子，馅里有肉，味咸。父亲见了，还挺喜欢。
在北京休整了两个多星期，又同何国华，卢振民一起于10月初乘火车经西安、重庆去贵阳。我们在西安停留一天，住在西交大，学校对红卫兵招待很好，吃饭免费，那天赶上供应水饺。
我们只在省委见到几张反对霍士廉的大字报，就急忙搭车去了重庆，在重庆大学落脚。先后参观了军统迫害革命先烈的渣宰洞、白公馆，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继承先烈遗志，反修防修，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第二天，便搭车去了目的地，贵阳。没想到贵阳形势不像几个星期以前，异常平静，没什么事情可做，于是我们又转向云南。
火车常常在云雾缭绕的山腰上行驰，颇有修道成仙之感。在车站，看到衣衫鲜丽的少数民族来来往往，充满了生活气息。快到昆明，不知什么原因，在一个高坡上，火车停了下来。听说不久前，有列火车在这里因为塌方脱轨。心里还真有点瘆得慌，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到昆明后住在云南大学，伙食很好。早晨吃的是江米饭蘸白糖，比北京馒头咸菜要强多了。由于运动局面尚未展开，能做的事也不多，不得不怀着闲情逸致，游山逛水。此时我遇见了自控系0字班 的朱云久（附中同学），我们一起参观了龙门。俯瞰滇池，雄奇壮阔，叹为观止。两三日后，由于钱粮用完，打算乘车到武汉，到国华家取钱。
我和国华乘车先到了长沙，住到位于新开铺的财政金融学校。第二天，我们乘汽车到韶山，参观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故居，买了几枚纪念章，心情十分激动，加深了对主席的热爱。
下午，返回长沙，可是没赶上公共汽车，只好先搭火车去株洲。火车上，有几个湖南老乡大声唱着花鼓戏，十分热闹。在这样的相对论坐标系里只觉得不一会儿，就到了株洲。株洲到长沙只有一个小时的路程，可是北上的学生太多，车厢里人满为患，连窗子都打不开。眼看天色已黑，我们不想在站台过夜。
我和国华急中生智，分别坐在了火车两个相邻的车厢的门外踏板上，各自找来一根木棍挡在门口的两个扶手之间，以免滑落。那时的火车门外有两层台阶，行车时也不收进来。我俩约定，不时相互呼叫着名字，防止因为困倦而摔下车去。就这样，我们在车外坚持了一个多小时，伴随着车轮与铁轨间有节奏的轰鸣，领略着飞驰的火车卷起的狂风，欣赏着铁道边上枯燥乏味的夜景，大约在夜里11点钟，回到了新开铺的住处。休息一个晚上，再去武汉取钱。
第二天一早，我们到了长沙火车站，站台上到处都是人，秩序混乱，根本没有选择到何处去的余地，我俩好不容易挤进一个车厢。火车开动以后，才知道是去南昌的。想下车已不可能，只好凭天由命，既来之，则安之。没想到这个偶然的搭错车，却让我与这豫章故郡，洪都新府结下了不解之缘。
列车经过萍乡、宜春、樟树、向塘，把我们带到了八一起义的英雄城市南昌。出站后，我们被安排到市郊的一座小学校里，条件不好，睡稻草铺。而且，离市中心距离较远，参加运动不方便。第二天，我们就搬到了八一大道附近的江西医学院。
1966年10月，江西的文化革命运动刚刚有些起色，但由于保守势力太强，运动难于开展。江西省委操纵着一个庞大的组织，工人纠察队，对造反派围追堵截，迫害得十分厉害。为保护一小撮走资派，只拉出几个劳模来支撑门面。
要想在运动中发挥作用，必须组织起来，我同同班何国华、清华机械系的李令全，决定成立一个战斗队，命名为“首都红卫兵炮打司令部兵团”。我和李令全共同起草了一个数百字的宣言，由南昌东湖印刷厂印制，在全市范围内散发张贴。内容无非是一些标语口号式的呐喊疾呼，里边有一句是“首都红卫兵炮打司令部兵团的大炮打响了，我们是来造反的，造那些反毛泽东思想的反。”
随后，我又写了《一致南昌市工人的公开信》和《再致南昌市工人的公开信》，宣传文化革命的重大意义，表明我们的基本观点，把矛头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由东湖印刷厂承印。可惜这些底稿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被专案组没收。这纸宣言和两封公开信，让不少当地民众知道了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在南昌的组织“炮打司令部兵团”。凭借这个组织，我们多次去找江西省委秘书长王泽民同志，寻求物质上的支持。拿着他的批条，我们到南昌市百货公司领取了两辆永久牌自行车，一台手摇油印机和一个手提式扩音喇叭。
局面开展起来后，何国华离开江西返回北京。没想到炮打司令部兵团迅速壮大，汇聚了来自北京的清华、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地质学院、中国音乐学院、邮电学院、农业机械学院、北京外语学院等多所高校，还有不少来自北京和上海的中学生，声势最浩大的时候，成员有近百人。
来自清华的有李令全、孙传耀、涂兆林、佟允宪、王毓钟、吴小祖、刘孝标、金国栋、及江西老表蒋南峰、黄赣寿、虞士尧、邓海金、陈群秀、龚建国、罗保林、欧阳忠谋等；来自北大的有历史系的张泉田、哲学系的王素荣； 来自音乐学院的有家在南昌的程明榕及附中的倪子龙、南宫华玲等；来自地质学院的有李勉荣、陈、毕等；来自国际关系学院的有李志良、田丰、王文惠、王千里等；来自外语学院的有徐春青等，他是位调干生；来自邮电学院的有汤道娥、刘金定等；来自北京的中学生有孙德荣、孟李玲等；来自上海的中学生有李明健、黄敏等。
当地的中学生双胞胎陈纯仁、纯义也常来帮助。常来的当地人还有医学院的赵玲（吴晓祖的表妹），和一位工人刘锦生。炮打司令部兵团成里不久后，进行了民主选举，我和李志良被选为头头。北大的张泉田是共产党员，被选为政委，负责思想工作。清华无线电系6字班的蒋南峰被选为参谋长。后来又有了清华动农系汽7 的金国栋负责帐目。这支队伍有组织，有纪律，经常开展集体活动。一百来号人的队伍整整齐齐，走在街上时唱着革命歌曲，喊着革命口号，十分壮观。后来，我们又配备了一台宣传车，在一辆卡车上装上高音喇叭，一台柴油发电机，影响渐大，声势渐为显赫。柴油发电机由农机学院的朋友操作。
南昌市还活跃着另外几支从北京来的红卫兵战斗队，人数较多的有首都红卫兵第十二大队，成员来自北京商学院、对外贸易学院、轻工业学院等，带的是调干生老张，年纪较大。年纪较轻的负责人是外贸学院日语系的马得利。出于好奇，我请她帮我翻译个日文名字，おういか（欧乌伊喀），但从来没使用过。后来连日本朋友也喜欢叫我的汉语名字。
这支队伍属于首都红卫兵第二司令部，在北京算是保守派。到了外地，他们也轰轰烈烈地造起反来，同我们的关系十分融洽，没有门户之见。
还有一支小分队来自北京戏剧学院，有10几个人，带队的是导演系的魏阳。成员有刘勇、杨恕等。这支战斗队以文艺宣传为主，准备了一台一个小时的文艺节目，魏阳跟南峰较熟，跟清华学生间来往密切，相互支援。
稍后，又来了一支北航红旗的小分队，也是10几个人，领队的是安徽蚌阜人自动控制专业的徐从和。从和处事爽快大器，成了我的好朋友，相互联系了多年，后来到哈尔滨建成机械厂工作。
这几支战斗队虽然来自不同的院校，但来往密切，相互呼应，为推动江西省的文化革命运动共同做出了努力。我们同当地的红卫兵造反派组织，江西省大中院校红卫兵司令部，也建立了联系，这个组织的首领是江西工学院的蔡方根，中学生的领头人是倪根菊。倪根菊泼辣活跃，身先士卒，后来还作为江西省的代表去过北京。常在大中学校红卫兵司令部办公的有陆玲娣和江大的蔡清泉等。南昌市造反派的代表人物是江西医学院的车文枢。车文枢老谋深算，深居简出，我不记得同他见过面。除了这些学生造反派，我们还经常同工厂里的造反派往来，比如洪都机械厂、江西拖拉机厂、南昌柴油机厂等，代表人物有文革、涂烈、王雨霓等。此外联系密切的单位还有新华社南昌分社（王兆麟）和省公安厅等。
炮打司令部兵团成立后的第一次行动是到江西省委同保守派辩论，并且，要出了被化纤厂扣留的和我同年级的孙传耀同学，他比我们早些到达南昌参加运动。传耀口齿伶俐，能言善辩。他被救出来以后，成了兵团的主力和我的朋友。
还有一次大行动是批斗公安厅长周可用，我们把他放到宣传车上，几个人押着他，喊口号，让他交待问题。高音喇叭沿着南昌的主要街道轰然作响，围观者众多。周厅长对运动抵触情绪很大，态度蛮横，满不在乎。然而，陪斗的侦察科长王振江倒是笑脸相迎，在卡车上一边吸烟，一边同红卫兵小将谈吐自如，似乎对我们的行动能够理解和支持。但是，他什么实质的东西都没有揭发，是根老油条。尽管如此，我对他的印象还不错。后来，我们同周厅长的司机还有过一些往来，搭乘过周的座骑伏尔加牌轿车。这种苏制轿车的前挡板稍向前倾，像一只跑鹿，后来改名为拉德，与波兰的华沙属同一级别。。
我们准备揪斗省委书记杨尚奎时，找遍了省委大院和江西宾馆，就是见不着他。一天半夜，我们几股力量联合行动，到滨江饭店搜寻。我在底层的一个房间里发现了杨尚奎同志。他有60多岁，头发灰白，脑满肠肥，大腹便便，但是态度和蔼，没有任何敌对情绪，像是一位和善的长者。他不想和运动对抗，只是对运动有些恐惧。 把他揪出来后，我问他：“你为什么不造反？”，老人家用浓厚的赣南话说：“他们都造俄地反，俄还能造谁地反。”听起来有些可笑。
杨尚奎由赣南打游击起家，在省委大院有座小洋楼，听说，他曾把农村的老父接来过，但老人过不惯舒服日子，回老家去了。杨书记的夫人叫水静，年轻漂亮，早先许配给南昌市文化局的局长，局长忍痛割爱，把水静让给了杨书记。我看不出杨尚奎是个走资派，最多也不过是个贪图享受，养尊处优型的干部。陪同杨尚奎被揪斗的还有省委工交书记白栋材，他是个来自陕北的干部，不苟言笑，像个精明干练的领导。
南昌柴油机厂的工人造反派头头汪明远被保守派抓走了，为了声援南柴造反派，营救汪明远，首都红卫兵各个组织连同当地红卫兵一起在南柴厂门口静坐一夜，含着热泪，共同高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这首歌，直到凌晨。后来听说，汪被收买，当了叛徒。我们白白浪费了一夜的时间。
化纤厂的书记李森结怨颇多，同清华同学孙传耀也是对头。她虽然官职不高，但是她丈夫乃是江西省军区政委林忠照，非同小可。那时的红卫兵居然吃了豹子胆，我们纠集了十几个人，以突然袭击的方式，闯进军区大院林忠照的住所，抓走了李森。几个警卫员和秘书跟我们据理力争，企图阻止这次行动。可是，那个时节，军人见了红卫兵，有理也说不清。为了防止警卫员打电话求救，我把电话听筒的电线用力扯断。回想起来，当时的作为与绑匪无异，只不过我们不是为了钱财，没有任何个人目的。
我们把李森关进江西拖拉机厂的一座小楼里，配备两名工人轮流看管，勒令她检查交代镇压造反派的罪行。李森骄横跋扈，满不在乎，还象泼妇一样胡闹。后来见我们也不会拿她怎样，随即平息下来，还能吃饭喝水。抓人容易看人难，要是真有个三长两短，没人能负得起责任。关了两天，我们就把她放了回去。这次行动虽然没有多大的成果，但是毕竟长了造反派的志气，煞了保守派的威风。对南昌市运动的开展起了推动作用。
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首都红卫兵遭遇了两起流血事件。炮打司令部兵团 的几个中学生和一组革命军人子弟起了口角，有个中学生肚子上挨了一刀，住进了医院。也不知谁付的押金和手术费，也许医院根本就没要钱。我们去看过他几次，伤好后， 把他和他的同学送上开往上海的38次列车，继而回到北京。还有一次，中央戏剧学院的小分队遇到了保守派的围攻，有个女学生被刀子在脸上割了个口子，缝了好几针。
一天下午， 我到一个工厂访问后回到市区，刚刚过了八一大桥，就发现气氛不对，工人纠察队人山人海地把江西医学院围个水泄不通。我正要急着回去看个究竟，有几个纠察队员一下子认出了我，“他是红三司的，别让他跑了。”我知道这时已是插翅难飞，在劫难逃， 只好凭天由命，任人摆布。开始，有几个人对我拳打脚踢，还有人揪我的耳朵，我对他们说：“要文斗，不要武斗。有理讲理，可以辩论。”
他们把我带到附近一个汽车运输队的传达室中，有几个人看管着我。有人问我，吃过饭没有？我说，还没吃。于是，他们端过一罐米饭和一份菜给我，既来之，则安之。尽管前途未卜，吃饱了肚子再说。我那顿不寻常的晚餐吃得还很香，很痛快。
过了个把小时，他们调用了好几辆卡车，车上站满了赤卫队员，把我放到中间的一辆，让我在人群中间蹲下来，不得向四处张望。凭着摇摇晃晃的感觉，我知道卡车上了山路。大约一个小时，车队停了下来，赤卫队员把我带进一间空空荡荡的大房子。我坐在前边，面对着上百名来自南昌各个工厂的工人。 开始时，他们对我厉声指责训喝，我保持着心平气和的态度，竭力克制对立情绪，并表示有不同的意见，愿意同他们讨论。我讲了修正主义和走资派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危害，文革是毛主席亲自倡导的伟大运动，让革命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打下的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我还表明，不同意把广大的工人兄弟叫做“臭老保”，应当密切联系，多作交流。
由于夜深天凉，有几个人找了一大把松枝，放到大屋子的中间，噼噼叭叭地燃烧起来，带来一丝暖意，气氛也渐渐缓和。一个小时后，又有人送来几笸箩热呼呼的肉包子当夜宵，大家边吃边说。到了后半夜，有位工人师傅立起身来指着我对大家说：“他是坐我的车来的，我有责任把他送回去。”他的要求得到了众人的同意。分手时，有好几个工人还记下我的住址，有个油脂化工厂的后来还真登门找过我。在回来的路上，送我回去的那位师傅让我坐进解放牌卡车的驾驶室，跟我边走边聊。我知道了他的名字叫魏安恒，还知道了这个地方是梅岭。
魏师傅一直把我送进江西医学院，为我的这次“宾诺奇欧历险记”画上了安全的句号。后来，我又去那个运输公司看望过魏师傅，送给他一本马恩列斯语录。我虽然怀着很深的谢意，魏师傅却不以为然，只认为这是他应当做的事情，施惠于人又不图报答，这就是平凡中的伟大。
回到住所，天已快亮，大家也在担心我的去向。炮打司令部兵团的办公室和宿舍被搅得乱七八糟，农机学院的几个高个子同学甚至难受得哭了起来。这是我们在江医遇到的唯一的一次洗劫，好在人员没有受到伤害。
天凉了。几天后我便回京去取棉衣。
选自作者文集《依稀梦清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