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到北京去
爸爸有个朋友找他合伙作生意，此时爸爸正发愁手头有一笔钱，但自己又不知从何着手来做生意，怕坐吃山空，听到这个建议，喜出望外，不久就合办了一个肥皂厂， 一个毛巾厂。但是，在那肥皂还未造出，毛巾织了一大堆又积压卖不出去时(原来毛巾缺货，大家争着生产，又过饱和了)，那朋友卷款潜逃了。妈妈这时只好把毛巾拉回家中，摆个地摊卖毛巾以补贴家用，爸爸则去空军机械库当了一名仓库收发员，月薪仅有三百。爸爸从未干过这种粗重的工作，几个月下来，两腿的青筋都臌胀弯曲起来，甚是疼痛。没有了那一大笔钱，在香港要维持这样一个大家庭几乎是不可能的，爸爸妈妈为整个家发愁的同时，我也在为自己中学毕业後的出路而谋虑：一种可能是我去五姨丈那新新公司当售货员，多一份薪水对家里多少有点帮补；另一种可能是我回国去读大学，我的好朋友郭白蘅已决定回国去考大学了，她告诉我大学生都可以申请助学金，而不需家庭负担，她带我参加了她就读的香岛中学的由学生组织的介绍新中国情况的晚会。我想，中国人受人欺侮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我何必还硬跑到这说自己想通过乡村教育，为中国将来的富强打下基础都被视为什麽“高论”，连笔试资格都被剥夺的鬼地方呢？
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妈妈，半夜里听爸爸妈妈商量，认为还是让我回国去读大学好，爸爸还说先让我回去试一试，如果好，就让祖母把德逑、永明、永强都带回去，广州物价便宜，还可暂 住广卫路。听了爸爸妈妈的商量，我的心也安多了。考完毕业考试就开始了去北京的准备。妈妈带我到五姑婆家借了一笔钱当路费（妈妈为了还这笔钱，给一个小学做了几百套校服），还把离开南京时做的绿被子给我，说是拆洗时方便；二姨把她的TDK牌风雨衣给了我，还带我出去吃了冰淇淋；三姨说北京冷，把她的皮大衣也硬塞了给我。临行前的晚上，妈妈把她的金项链，上面挂着二姨给我的金十字架交给我说：“这项链平时一定不要动用，万一遇到什麽紧急情况，黄金总是比较容易兑现，你就赶紧回香港来。”这一晚我抱着妈妈哭了好久好久，我总觉得在家中这麽困难的时候离他们而去，心里有种欠疚感，妈妈什麽都不让我说了，她说明早就要上路，早点睡觉。第二天早上，我没有惊动永强，轻轻地吻别了他。爸爸妈妈送我到九龙车站，和德明中学的陈春槐、马以诺，王秀兰以及陈春槐的姐姐陈春绿等一起踏上了到北京的旅途。
到北京后，我们在北京大学校门外租了两间民房，住了三个月以准备考学，除我以外，他们的家庭经济情况都很富裕，所以我也不客气地白吃白住了，但终究还是有些钱要花，所以在发榜后知我考取唐山工学院建筑系、陈春槐考取河北工学院水利系、马以诺考取东北医科大学、陈春绿进了文工团时，我又向陈春槐借了十元钱人民币（当时可能是十万元），我想到校後就可以申请助学金了，所以给母亲写信时从不提没钱的事，而是老说这里的东西如何便宜，想使妈妈认为我还有好多钱而不再为我操心。没想到王秀兰没考上回到香港后，在去探望我母亲时把我已把钱花光了的消息告诉了我母亲，不知母亲从何处又筹得二百港元寄给了我，我给母亲去信说钱已收到，以後一定不要再寄，因为家中有困难的同学都可以申请助学金，你们老寄钱来我怎麽申请呢。此后，母亲才再没有寄钱来，母亲此时也的确再没有力量可以顾及我了。
我回国後两三个月，我祖母带着德逑、永明、永强一起回到广州，住进了广卫路十九号三楼。花园街的房子退掉了，爸妈带永辉住到五姨家中，住了几个月，梅友卓伯伯又邀请爸爸妈妈住到他在香港的公馆里。梅伯是一个富有的华侨，在南京时我曾见过他，他在香港有制片厂，他说父亲可以帮他去台湾跑片，但父亲终究不愿再去台湾了。在梅伯那里住得很好，不用交房租，但仍入不敷出，母亲身体极度虚弱，一天，母亲休克，倒在厨房的瓷砖地上，摔断了八颗门牙。这样又煎熬了几个月，经在上水的九姨丈介绍，父亲到了上水凤溪学校当教务主任，后升为副校长，母亲有时也在这个学校的小学部兼点课，这样才把香港、广州这两头家的生计维持住。
19.唐山工学院
报考唐山工学院是我爸爸的主意，我爸爸说唐山工学院属铁道系统，是铁饭碗，名牌老校。开始发榜时，我看了几遍，都没有找到自己的名字，急得不得了，陈春槐笑眯眯地叫我再看一遍，从头看。啊！头一个名字就是陶德坚，我竟好几遍都没有看见。
唐院在北京市交道口设了个迎新站，陈春槐家的小车把我送到那里，我和他们互相道别。这次来北京多承这家人的大力相助，我欠下他们的不是几十元、几百元人民币的事，用金钱无法衡量，还钱也还不了这份情，对这家人，我只有永远怀着最深的感激。
在交道口住了一夜，第二天迎新工作队带着上百个新生上了火车，傍晚时分在锣鼓声中我们进入了唐山工学院开始了我们的大学生活。
唐院一千多名学生中，只有十几个女生，女生院里只有两间房，一间住着化工系的几个女生，一间住建筑土木系的女生，土木系三年级的王鉴芬是老大姐，建筑系二年级的潘诞鞠是二姐（也是广东人，我的同乡）。大一的新生有沈天行、周文贤、王懋正和我（开学后又从美国回来一个新同学陈撷英），一个班里有这麽多女生在唐院来说是破天荒的。迎新舞会一连开了两晚，因为这里男女生不成比例，而且女生中有的人如王大姐是从来不跳舞的，潘诞鞠又有固定的舞伴，所以能被邀请的就更少了。我在中央大学晚会上学过一点点交谊舞，现在跳来还不致于踩别人的脚，我真高兴，以前还未有人把我当成大人对待，自己也总是自动归入小孩一类， 居然，我发现自己长大了，来约我跳舞的首先都要向我鞠一躬。接着是学生会改选，学生会由全校学生直接提名后举手表决，我被多数选为文娱部长。
在我们这一届新生入学以前，唐院所有的功课都是用英文教授的，我们这一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招收的第一批新生，大概是要去掉崇洋媚外的坏传统，虽然教材还有用英文原本的，但讲课一律用中文了。这样一来从我们这个班开始，英语水平大大低于以前的班级，中学读了六年的英语也因不使用而逐渐淡忘了，现在想来，真是太遗憾了。
当时我们最喜欢上的是建筑初步这门课程，通过它我们学到了建筑绘画的基本功。有一次学习用彩色来渲染出唐山采用得很普遍的虎皮石外墙的小别墅，在图上画出一颗颗石头红的黄的，活像我们吃的高梁米，所以我们乾脆把这课称为画高梁米。以前我从来没吃过高梁米，粘粘的，还很好吃，每餐我都要吃一大缸（是一种大型的漱口缸，缸口直径十五厘米左右，约二十厘米高，唐院的学生喜欢用这大陶瓷缸来吃饭）。先去饭桶盛上两勺高梁米饭，然后再拿到菜捅前，炊事员给你舀上满满的一勺菜，我和沈天行两人在班上最要好，吃饭时每人抱着一大缸，边走边吃，又说又笑，直到吃得乾乾净净为止。
20.抗美援朝
平静的学生生活只过了一两个月，中国就卷入朝鲜战争了。我是文娱部长，每天都要组织活报剧在唐山市街头演出。我演一个朝鲜阿妈妮，向群众哭诉自己房屋被炸毁，孩子被炸死的悲惨故事。我演一场哭一场，也不知那里来的那麽多眼泪，同学们说我是天生的演员，怎麽说哭就能真哭出来？我想也许是朝鲜人的遭遇，和我小时候的经历有相同之处吧。
那时，我经常写些反映学校抗美援朝活动的稿件寄给唐山日 报，时常被刊用，得点稿费对我也是一大帮补，因为继妈妈后三姨还寄过两次钱来，在这里看来，时有外汇是很富有的了，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没有理由去申请助学金，节省一点，这些钱够我一年的伙食费及书籍等杂费了，现在再靠自己挣点稿费，可以改善一下生活，真是太好了。后来我又写了报道唐院家属参加抗美援朝活动的稿子，被唐山日报评为优秀通讯，唐山日报还聘我为该报特约通讯员。
抗美援朝活动开展至高潮，开始了参军参干运动（参加中国 人民志愿军和到军事干部学校学习），我们许多同学都报了名。这时接到德逑的信，她在广州市二中也报名参干并得到批准，不过她并不是到军事干部学校，而是被吸收到广州市公安局作户籍工作。德逑说这事她没有和父母商量，是自己决定的。她遗憾地说忠孝不能两全，在国家危难之时只有先顾国家这一头了。我回信说我也报名参军了，但是看来不大可能让我们去，没想到妹妹已走在我的前面了，我相信她一定能干得很出色。不过我对德逑说现在并不存在忠孝不能两全的问题，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我让她还是要把自己的决定告诉妈妈，她永远都是支持我们的。我真没想到，我印象中老是长不大，老是拉着祖母衣襟的妹妹居然一下子长大，当了公安干警了。人都是在风浪中成长的啊。
这时学校领导决定，抽调土木系五年级的全部学生去朝鲜参加工程兵，其他学生一律不参军参干，在校好好学习和参加抗美援朝的工作，为了欢送土老五上战场，热闹了好多天就转入为抗美援朝捐钱捐物，写慰问信，送慰问品等活动。
捐钱？我的钱仅够这一年的伙食费；捐物？我打开箱子，除 了几件日常衣服外只有三姨送的皮毛大衣是不穿的，我怕同学看见这皮毛大衣笑我是资产阶级小姐，所以一直拿灰布床单包着压在箱底，我伸手进去摸摸，暖暖的很舒服，但是这样的皮毛大衣捐出去有什麽用呢？能卖得出钱吗？现在全中国还有谁愿穿这样的资产阶级臭美大衣呢！慰问信自然要写，慰问品呢？我又伸手去摸摸那软绵绵的毛皮，暖暖地特别舒服，突然，我灵机一动，为什麽不可以把这皮子剪成一块块做成好多手套，让软软的毛皮向里，外面絮上棉花，用灰布做面子，我为自己这想法激动起来，就去找唐院负责家属抗美援朝工作的大妈，是上次我替她们写报道时认识的。那大妈很支持，当即找了几位大嫂，把皮大衣和床单剪裁了，他们又找了些棉花来，分头带去做了，不几天十来双毛皮手套就做好了，除了灰布的还有大嫂们添加的花布的，手戴进去暖暖的。我们大家高高兴兴地把这筐手套送到了抗美援朝办公室。没想到这批手套送到市捐献办公室后，经他们一宣传，据说还使捐献工作出现了高潮。后来还让我参加了全市优秀妇女代表会。在大会上一定要我发言，我心中感到惭愧，我只不过拿出了我最没有用的东西，也可以说是甩掉了一个包袱，过去我老怕别人看见这大衣要取笑我。所以我说：“这一针一线缝进多少爱心是唐院的那些大妈大嫂们，应该表扬的是她们，她们才是真正的优秀唐山市妇女。”
21.傻丫头
开学后班上来了个新同学陈撷英，她是在美国读完中学后，和弟弟一起回国升学的，她的衣着时髦，头发烫着卷发，一跳一蹦的人很开朗，没几天，班上的同学就给她起了个外号叫跳蚤，她有一种能飞快地织毛衣的技能，看电影时织，看书时也照织不误，一两天就能织成一件毛衣，班上许多男同学得到实惠。原来，她在美国读书要靠自己打工挣钱，织毛衣是她挣钱的一种手段，我对她了解后有了好感。
一天晚上，在路上碰到一个男同学，说是有些事情要找我谈谈。我知道这人叫罗磷，是学校几个年纪较大的学生，他们原是地下党员，现在都在学生党支部里负责学生工作。我就跟他溜弯，他问我对班上来的新同学有什麽看法，我就把上述的看法告诉了他，他说：“你对从国外来的人一点警惕性都没有吗？”我反问他说：“我也是从外面回来的呀！”他没想到我会这样问，想了一会儿 对我说：“我们对你早已调查过了，香港有我们很多的人，你写的家庭情况和我们掌握的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才同意你入团和当“党的宣传员”。你知道什麽是“党 的宣传员”吗？宣传员是党选的培养对象，你要好好锻炼自己，关键是提高阶级斗争意识，争取早日入党。如对陈撷英就要提高阶级警惕性。”
设置“党的宣传员”，是共产党在党员少的地方，让那些不是党员的人也能为他们经常作宣传工作和反映情况，给这些人一个名义，用以保持固定联系的一种办法，只实行过一段时间。听他这样说，我才知道我还已经是“党的 宣传员”，以前从来没有人通知过我，我更不知道这宣传员还是党的培养对象；那时我刚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不久，对加入共产党的事还从未作过考虑，我认为那是非常遥远的事，没想到党已经在了解我，培养我了，我听了很高兴也很惶恐，阶级斗争意识到底是什麽？怎麽才能有阶级警惕性，我好像丈二和尚摸不着头。
就这样隔两三天，罗磷又来找我去溜弯，总是问对陈撷英有什麽新发现，我什麽发现也说不出，他又启发我说：“她有没有收到什麽信？有没有人给她汇款？”我想起来了，好像是她父亲在上海的老朋友又给她寄钱来了。罗磷问那人的名字，我不知道，他叫我去想办法抄了来。我好像做贼一样，心都快蹦出来了，好在房间里没人，那信还在桌上，我就赶快抄下寄信人的姓名地址，拿去给罗磷，他大大鼓励我一番，说我的阶级警惕性有了很大的提高。这样一来二去，我们就经常溜弯，还有点神秘色彩，过两三天，我好像就等着他来找我似的。我们之间谈话的内容也广泛了，谈相互的家庭，谈学校里的事，也谈些同学之间的新闻，无非是谁和谁又谈朋友了之类，我把他当成老大哥，觉得离开了家，有这老大哥的呵护真好，上课的教室挂有毛刘朱周领袖像，我还觉得罗磷和朱德一样有个塌鼻子，也很威武，所以，当有一晚罗磷说别人都在背后议论我们在谈朋友呢，我没有言语。回想起来我真是个傻丫头，当时还以为这就是恋爱了呢。因为女生少，入学不久班上的女同学差不多都已有人追求或已在谈朋友了，只有陈撷英因为来得晚，还在一群追求者中蹦蹦跳跳。过了些日子罗磷又对我说谁谁谁和谁谁谁交朋友可过瘾了，又抱又亲嘴呢。我说那有什麽好，咱们的电影上交朋友顶多手拉手，只有外国电影才又抱又亲嘴的，我可不喜欢那些。他也就再没有说什麽，我们之间只保持着两三天溜一次弯的习惯。
在热烈欢送土老五上战场时，罗磷跑来对我说领导决定让他随土老五一起去朝鲜，问我是否愿意和他两人去照相馆照个像留念，我同意了，过了两天他把照片拿了回来，我们两人之间至少隔着一尺的距离，像个老大哥领着个正在赌着气的小妹妹。他把那照片拿给别人看说是我们的订婚照。我把罗磷拉到一边问他：我们什麽时候订婚了？怎麽是订婚照？他说我们两人交朋友的关系不是已经定了吗，现在照个像就是订婚了嘛。我想他都要上前线了，让他放心地去吧，所以也就没再说什麽，可是过了两天，土老五都要出发了，罗磷又说领导临时又决定不让他去了。这时，我正在组织舞蹈队的男同学跳红军舞，是文工团来人教的，我自己也跟着学，没想到这舞的活动量太大，我的右小腿骨疼痛难忍，当时唐山市的医疗条件差，都劝我赶紧去北京医治。罗磷的哥哥罗红，在新乡地委工作，这时正巧在北京开会，罗磷替我买好去北京的火车票，要我到北京后顺便去看看他的哥哥，并说他哥哥在地委工作，没有手表很不方便，要我把我的手表给他哥哥用。我到北京后，先去前门黄金收购站把项链卖了，金链加十字架一共只卖了四十几元（可能当时是四十几万）我用这钱到协和医院骨科检查，拍了三张X光片，医生诊断为骨膜炎，要我回校后躺在床上，把脚吊高，再每天擦几次药。我又去招待所找到了罗红，将罗磷的信及手表交给他，简单谈了几句就出来了。这趟跑北京，把妈妈、二姨给我以备万一的金项链也花掉了，我想，反正我是不会回香港了，只是这事不能告诉妈妈，否则她会伤心的。回到唐山，我老老实实地吊了大约十天脚，还按时擦药水，果然好多了，我又用左脚一跳一蹦地去上课了。
一年级下学期快结束时，学校组织一年级学生到北京市防痨协会去透视肺部，我被查出患有轻度肺结核，那医生说，你要感谢我，因为你的病灶在肩锁骨后，稍不注意就会漏掉。回到学校，我搬到单独的房间去住，吃营养食堂，每天早上有牛奶鸡蛋，午晚餐菜中都有肉（在大食堂每年只有两次加餐才有肉吃），我吃得高兴极了，伙食费仍收大食堂的那样多，其馀是学校补贴的。
这年暑假，同学们都到外地去认识实习了，我们班只有我和李友三两人因患肺病没有去，正好因为抗美援朝各种活动我的功课拉下了，尤其是建筑初步许多作业都没有做，我就利用这时间每天和李友三在教室里补功课。早上罗磷在窗外敲玻璃，我穿好衣服和他一起去吃早饭，然后去教室，过了一些天，罗磷说铁道团工委调他到北京去集训，集训后要分配其他工作，我送走了他。
暑假过后不久，我们整个建筑系都搬到了北京铁道学院，据说是教授们（当时徐中教授任系主任）在北京都有事务所，每次上课再乘火车去唐山太费时间。
到北京后，我给罗磷织了一件毛背心，送到王府井铁道团工委集体宿舍，他们几十个人睡在一个大房间里，他的朋友都开玩笑说罗磷的小朋友来啦。罗磷买了一管钢笔，刻上他的名字送给我，他那时有薪水发，每月送十元钱来让我交伙食费，不让我申请助学金，但是过了没多久，全国的高等学校都免费供给学生的伙食，也就没要这钱了。
22.三反运动
北京铁道学院原是一所以培养铁道部门的管理人员为主的学校，知名度没有唐山工学院高，在唐山工学院改名为唐山铁道学院后，这京、唐两院合组成北方交通大学，算是一个学校，所以我们建筑系很方便地就搬了过去。
因为原来的校舍狭小陈旧，北京铁道学院在西直门外得到一大块地皮建设新校园，和北京动物园隔河相望，我们搬去时已盖起了一批红砖楼房，但环境还很差，名为红果园，其实一株红果树也见不到，别的树木也很稀少。我因肺病的关系，和经济管理系的郑玺合住一间宿舍。我一来就去党支部转宣传员的关系，当时北京铁道学院的党员不多，只建有一个支部，因为人少，所以很快和他们就熟了。果然他们是把宣传员作为培养对象，不久就让刘文霞和彭准今作我的入党介绍人。
仅仅上了两个月的课，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简称三反运动）开始了，高等学校也不例外，不过主要在职工中进行，部分教师和学生被抽调出来组成清查贪污案件的专案组，人称“打虎队”。在教师中虽未大搞反贪污，但稍后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波及面更大，老师们几乎是人人检查，叫做“洗澡”；学生组成“搓澡队”帮助他们的老师“洗澡”，整个学校一时沸沸扬扬，搞运动压倒上课了。
开头我因为有病，没有分配我去做这些搞运动的工作，经过向党支部要求，参加了张振武的专案组，此时这个人已被隔离审查，实际上就是软禁起来了；陆乃震通知我到这个专案组工作时 对我说，让我参加三反运动，是党对我的培养，希望我能通过斗争提高阶级觉悟，争取火线入党。我想，我以前认为只有参加过解放战争、地下工作等才算是参加过革命，自己后悔都没有赶上，我一定努力干，不辜负党的培养。
但是，怎麽斗争法？我真是不知从何着手，这张振武是个中年人，老於世故，在学校庶务科工作，主要是采购和管理学校的家具和烟筒炉子这类用品，有问题就该出在这面。於是我们组织了同学去查这些东西的账，查出这些年他多次经手买了许多取暖用的铁皮烟筒，还购置过好多批家具；便又发动更多的同学去清点现有的家具和烟筒。啊！数额相差很大，烟筒只有账上的几分之一，家具也少了很多。我找张振武谈话，要他交代在购置家具烟筒上的贪污行为。张振武对我说：“小妹妹，那铁皮烟筒一般用一两年就损坏了，要是这样给我算账，我就太冤枉了。那家具也是每年都有损坏，还有家属借出去的，可复杂了，我相信共产党不会冤枉好人的。”我想他说的也有道理，便又说：“那你自己好好想想，到底在什麽地方搞了贪污了，我们是掌握了证据之后才给你立案审查的。”他说：“什麽地方贪污了，你能提醒一下吗？我什麽也想不起来呀！”我说：“你不要摸底，反正只有交代清楚了，才能得到宽大处理。”其实我也不知道张振武究竟在什麽地方贪污了，只是听领导说有几百元的证据，所以他不能从我这摸到什麽底。张振武还可怜兮兮的对我说：“小妹妹，我两天没抽烟了，抽烟可以帮助思考问题呀。”我说：“那可以，我去给你买烟，你抽了好好交代问题。”我一蹦一跳去小卖部买香烟。
大概是替张振武买烟的事被汇报上去了，市里派来参加领导学校三反运动的陶世龙找我们组的成员去谈话，批评我不该在审问过程中去替他买香烟，他说“对待审查对象要义正词严，要让他们惧怕无产阶级专政，老老实实地检查交代。”我说我就是不会，张振武叫我小妹妹，我也不好意思说他。陶世龙也笑了，鼓励我说，不要紧，你在斗争中学本领，慢慢就会了。我看他一点也没有领导的架子，批评人也是笑眯眯的很亲切。他操一口变了调的四川话，说话时抑扬顿挫，声音十分好听，虽然挨了批评，但对这个大眼睛、高鼻梁、皮肤白晰的他印象好极了。后来别人告诉我，陶世龙是从北大的学生中抽调到团市委的干部，这次是被统一调配下来搞运动的，原来他也是一个才从学校出来不久的大学生。
张振武每天都和我磨来磨去，我们用尽办法把账已查了几遍，没有查出还有什麽漏洞，这时别的专案组都有进展，据说是开展了政策攻心的结果。只有张振武专案组还没有突破。我想，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政策，对张振武宣讲恐怕百多遍都有了，张振武也背得溜熟，每次对他宣讲完政策张振武就说：“我知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有老婆孩子，我当然是要走坦白从宽的道路，但是，我想来想去，我的确没有贪污的事实，拿什麽来交代呢？”我说：“那你有没有受贿？有没有得过别人的什麽东西？”其实我也是随便一说，没想到张振武一下子就变了脸色，说：“这也算？别人送的礼也算？”我说：“反正拿了不正当的钱和物就是贪污受贿。”张振武说：“我该死，我坦白，我接受过别人送的礼，我现在坦白还算我坦白的吗？”我说：“当然算，只要你老老实实地把所有的贪污受贿的事实都交代出来，就可以得到宽大处理。”张振武终於写了交代材料，交代了商人送礼给他及请他吃饭等情况。我们专案组终於有了成果，不再是零蛋了。
在审查过程中，在已改成劳动人民文化宫的故宫太庙里面，召开了北京市所有高等学校都参加的反贪污现场大会，会上处理了一批从宽从严的典型，在这种肃煞的气氛中，各个学校的“打虎队”分别对各自的对象展开政策攻心，大喇叭不时报道：某某人又交代了问题，某某大案有了突破……但张振武自那次写了收礼吃请的材料后，一直不肯再交代问题，在这次会上，仍不动声色，只是闭目前养神。我急了，让他唱政策歌：
贪污分子你睁开眼，
两条道路由你挑。
一条活路，一条死路；
一条光明，一条黑暗。
想想吧，你要走向那一条！
这个张振武是你叫唱我就唱，但还是没有新的问题交代出来，这次现场会我们组是无功而回。好在上面也未要求我们一定得交出什麽样的战果。后来我们这个专案组还有其他许多专案组都撤销了，留下的事情，移交给北京市高等学校为集中处理这种未了案件，临时组建的，俗称“老虎学校”的机构中去解决。这个“老虎学校”设在什刹海后海北岸一座原为大酒店的建筑物内，陶世龙也去干了大约三个多月，把铁道学院的案子都结了案。张振武最后被查清也就是收受商人礼物是属於受贿性质，但所收物品折合人民币的数额，还不到定为贪污分子的底线，因此作个检查就完事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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