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精神病？政治犯？
针对我的那批大字报出来后不久，十二月下旬的一天，外语教研组的红教工成员简秀文、刘韵琪向我介绍他们教研组的一位名叫方天心的党员教师，文革前曾因反对清华党委及陆定一而被送进安定医院(精神病医院)，出院后又回到教研组担任教学工作。文革开始，据说刘冰曾经下令必需把学校中的危险人物都安置出去，于是他又被送进了安定医院。当时中苏交恶，中国报刊时有介绍苏联将一些政治上的反对派送进精神病院加以迫害的报道。她们怀疑这是否与苏联的“疯人院”有些类似，认为红教工作为教工的组织，应该过问此事。
于是，我约了朱起鸣在第二天早上同往安定医院，朱是共产党员、工程化学系的青年教师。我在病人接待室里见到了方天心，只见他呆若木鸡，脸上毫无表情；我和他握手时，有意将一枚毛泽东像章放在他的手中，并告诉他现在全校都开展文化大革命了，他仍然毫无反应，无从谈起，我只好告别。出来见到朱起鸣正和安定医院一个群众组织的头头王某、梁某还有金弘敏大夫谈得很投机，说他们正谈到金大夫的一个名叫陈里宁的病人，本是公安部关押的犯人，过去曾送来住院多次，文化大革命开始，又给送来了。金大夫介绍说，陈是湘潭市委机关的一般干部，前几年因不断向中共中央写 信，批评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是用封建主义的一套道德标准来毒害共产党员，他还反对大肆修建刘少奇在家乡的故居花明楼；认为王光美随刘出访印尼时的打扮有失国体……，后来就被秘密逮捕 了，在湘潭的老母从此不知儿子的下落。金还说从她和陈的接触看，陈的精神平时是很正常的，只是在作精神病的治疗，施用大量药物后，才出现暂时的精神错乱。 我想，仅仅是用信件向中央反映对某一领导人的意见，这完全是一个党员也是一个公民的合法权利，竟然就被秘密逮捕，家人至今不知其下落；如果定为犯罪，为何又送到精神病院？如果真是精神病人，就不能定罪，为何又由公安部作为犯人对待？总之，这里面横竖有问题。我问金大夫，医院里还有没有类似陈里宁的病人？她说院方管理很严格，每个医生只能管自己的病人，不许了解别的医生的病人的情况，所以她无法回答。
和朱起鸣回到清华，召开了红教工核心组会，我介绍情况后说，我们首先要拿到陈里宁的病历，查清他是否真是受迫害，如果是，就从此打开缺口，查清安定医院是否真是苏联式的迫害政治犯的“疯人院”，我们应当把受迫害的人都救出来。这时大家都很激动，一些不是核心组的红教工成员也闻讯跑来，纷纷表示应该把这个问题查下去。朱起鸣提出，精神病人的病历，院方是作为机密材料保存的，一般不给外人看，看来得给院方施加压力才行。于是大家一致同意去安定医院“造反”，即靠人多势众，强迫院方，交出陈里宁的病历。但当时在场的红教工成员谁也没有干过这种事，大家说看来还得有学生一起干。这时清华原来的红卫兵组织已垮台，由蒯大富领头组织的井岗山红卫兵已从少数发展成多数，并与校内其他群众组织联合，扩建为不问出身，教职工也可参加的井岗山兵团，为在清华大学成立革命委员会作准备，红教工早就与井岗山红卫兵相互支持，许多红教工成员也参加了井岗山兵团，所以我们首先就想到找井岗山兵团的学生参加，便由林贤光把我带去和学生见面。林这时在兵团总部动态组工作， 那是专门收集文化大革命各种消息的地方，他和许多学生都很熟悉，所以很快找到了他们的负责人，在我们介绍情况后，他们马上就集合起四、五十人，加上红教工 有二、三十人，大家都骑上自行车，立即出发，到达安定医院后，大家齐呼口号，要求医院负责人把陈里宁的病历交出来，但院方拒不交出，大家就聚在医院里，学生们特别有精神，不断的喊口号，还将大标语贴在医院的墙上。如此相持了一个多小时，突然，金弘敏医生出来说话了，她说，陈里宁的病历就在我手里，我交出来。金医生明知交出这病历得担负多大的政治责任，但是，她终于迈出了这一步。
既然已拿到了病历，大队人马就撤离了，朱起鸣表示他有兴趣干这件事，于是就委派他留守安定医院。我立即写了一份向中央文革的紧急汇报材料，报告在安定医院发现陈里宁的情况，由安定医院王某开摩托车和我一起在即将破晓时将这份材料递交中央文革接待站。
第二天我再去安定医院时，朱起鸣向我介绍了他看陈里宁病历所作的归纳，因为这病历很厚，要看一遍的确是很费时间的。原来陈里宁被秘密逮捕到北京之前，就曾多次在湖南被捕过，被捕后老母都不知其下落。在对他进行一种是否精神病的鉴定时，要施以大量的药物，造成精神亢奋，错乱等等，最后才经公安部谢富治部长的亲笔签批（朱起鸣将批件给我看了），将陈里宁秘密逮捕到北京公安部十三局，陈在关押期间，时而表现得很清醒，时而又吃草根，甚至粪便，于是才多次送到安定医院来治疗。
又一天，朱起鸣告诉我他已见过陈里宁了，陈很清醒，他说自己吃草根粪便都是装出来的，他争取到安定医院来了解到许多文革的情况，他相信总会有一天有人会把他解救出去的。
大约过了三、四天，中央文革派联络员王光宇到安定医院来，他对我们说：关锋、王力都知道这事了，他们原来不知道精神病院这种角落还有这麽严重的问题，你们是立了大功了。我们向他汇报说：现在的关键是要拿到陈里宁的档案，下一步工作才好开展。他叫我们要有耐心，要等待。
这样又等了好多天，已经是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了，我和朱起鸣忍不住又去问王光宇，他说：他已经去十三局看过陈的档案了，但未能调出来，你们要看只好由你们自己想办法去解决了。
当时进驻安定医院的，除了我们以外，还有地质学院“东方红”及北京医学院“八一八”，当即我们三单位和安定医院的群众组织一起开了联席会议，会上介绍了王光宇的意见，大家都赞成到十三局办公的地方去，迫使他们交出陈里宁的档案，并为陈里宁平反。但十三局到底在什麽地方，办公区和监狱之间的关系又如何更是首先要弄清，弄不好跑到监狱里去就糟了。北医“八一八”的学生和陈里宁已混得很熟，他们立刻去找陈里宁，不一会儿，他们就拿了陈里宁画的图来了。原来，十三局辨公区和监狱是前后院，中间有围墙隔开，围墙开了一个门。陈里宁说他每次到安定医院来坐在汽车上，眼睛都是蒙着的，所以不知道十三局在什麽地方。安定医院的人说他们只知道十三局是在秦城，但没去过。有了陈里宁提供的情况，虽然还不清楚十三局具体在什麽地方，但是，对于去十三局的事我们心中都踏实了，我们只要不进后院的门就行了。于是，会议作出决议：这次行动由我任总指挥；各单位负责组织自己的队伍，于今晚12时整到十三局外集合，出发前对本单位的战士进行教育，绝不允许进后院监狱的院门；十三局的具体地点由红教工负责打探清楚在晚十点以前通知有关单位。
我和朱起鸣等赶回红教工总部，已经是傍晚时分，不少红教工闻讯赶来，当时正在召开紧急核心会，研究去十三局的行动，大家也不管自己是不是核心组成员了，群情激奋，七嘴八舌地纷纷发表意见，对于这次行动均无异意无需讨论，关键是怎样能快速地得到十三局的准确地址。张昌龄教授说，他时常到秦城那边山上打野鸭子， 看到山脚下有一组建筑类似陈里宁画的图，当地老百姓说是圈人的地方，大家都认为那恐怕就是十三局了。于是当即派张先生和来晋炎骑摩托车前去打探。
在核心组会上，对这次去十三局作了周密的部署：由我和侯虞铿带领红教工第一梯队40人；张家廉和林贤光作为留守，必要时张作为第二梯队负责人支援第一梯队；林贤光负责组织第一、第二梯队的井岗山兵团的学生队伍；朱起鸣留守安定医院与王光宇保持联系，并在我们出发后及时向王光宇报告我们的行踪，必要时争取中央文革具体的支持（我们去十三局的行动计划王光宇已认可）。
我抽空回家与世龙告别，我对世龙说这次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我万一回不来，两个孩子就全靠你了。他不赞成我们去十三局，他认为这些事由学生做比较恰当。我觉得，从总体来看，我们也是以学生为主体的，但我们也不能退，这样太不仗义，而且这事从头到尾只有我们是最清楚的，我们对这事负有道义上的责任，他也不再说什麽了。
大约晚八、九点钟，张先生和来晋炎风尘仆仆地回来了，他们按照张先生的记忆，在山脚下找到了十三局，十三局外有一大开阔地作为停车场，他们怕暴露，只在远远的路口上，看清十三局有卫兵守门，院后靠山的岗亭有荷枪卫兵把守。朱起鸣问清了去十三局的具体走法，就立即赶回安定医院去通知各单位了。
林贤光陪我去井岗山兵团发动了约六十位同学参加第一梯队。晚十一时，红教工约四十人和这六十位同学一起分乘两辆轿车出发了。这次出发前赶印了大批造反守则及造反宣言，分发给所有参加这次行动的人。造反宣言为要求交出陈里宁档案及为陈里宁平反。造反守则为不许进监狱院门；不许私自动档案；不许动武器；不许向外泄露十三局的具体地址；这次行动不许向外宣传。
晚十二时正，北医“八一八”、地院“东方红”、清华“井岗山”、清华“红教工”及安定医院等五单位分乘五辆车均到达了十三局门外的停车场上，我们又把造反宣言及造反守则分发给其他单位。本来，我想把队伍集合在离十三局大门外一百米处，每单位派一负责人进十三局交涉，但是学生们笑我太胆小，根本不听指挥，一下子都涌到了十三局的门口，近三百人在大门前很有声势，我赶忙挤上前去让各单位负责人先进去交涉，十三局的干部也表示愿意与我们的代表谈判，铁门刚打开一条缝，代表们还没有全进去，学生们已一涌而入。这时，探照灯把院内照得通明，半山上的机枪正俯视着我们。我怕学生们冲过界限，赶忙请安定医院的工人师傅组成十人的人墙，紧紧把住通向监狱的门院以防止我们的人误入监狱。我们在院内寻找档案室，准备贴上封条，以免陈里宁的档案被转移。但所有的办公室都已黑灯锁门，在外面也看不清那间是档案室。这时，候虞铿告诉我已分别与张家廉、朱起鸣通了电话，朱起鸣说王光宇他们正关注着我们的行动。又过了一会儿，总机房通知我周恩来总理要我接电话，我赶紧对周总理说：“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我们是守纪律的，我们已派人守住通向监狱的门，我们的战士绝对不会到监狱里去的，请您放心。我们来十三局的目的是要求十三局交出陈里宁的档案，为陈里宁平反。”周总理说：“我知道你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是革命的，你们守纪律，很好，我支持你们，你们先撤出来，明天上午，谢富治副总理接见你们，解决你们的问题。”我说：“这里的运动冷冷清清，我们准备向工作人员及家属作宣传，我们可以先撤到家属区，做完宣传后再撤出吗？”周总理说：“好的，我答应你们，你们明天早上撤出，然后谢富治副总理接见你们。”他又对十三局的负责人交代要好好接待我们。我将周总理的电话指示向各单位负责人传达后，地院“东方红”贾继承说，既然周总理叫撤，我们就撤了吧，别做宣传了。因为十三局的负责人已去组织参加座谈的人了，于是决定地院“东方红”、清华“井岗山”、安定医院三个组织的人先撤，其馀的人留下作完宣传再撤。大约在凌晨三点，我们全部撤离了十三局。第二天上午，去十三局的各单位负责人及朱起鸣到了公安部，当时，谢富治兼任公安部长。在入门时，警卫要参加接见的人进行登记，包括姓名、出身、本人成份、工作单位、及住址。红教工的几个负责人出身都不是所谓红五类，这时，我确曾闪过一个念头，谢富治会抓住我们出身当辫子的，但是，事已至此，只有勇往直前了。不久，谢富治就出来了，他说：总理让我接见你们，解决你们的问题。我介绍了陈里宁被秘密逮捕的原因及经过，我说：“在陈里宁的病历中我看到，秘密逮捕陈里宁的命令是您签署的。”谢说：“是吗？我不记得了，如果当时你处在我的位置上，我想你也会这样做的。”我只是摇了摇头，表示并不会如他所说，但并不想在此时与他争论，我说：“现在，我们希望您让十三局将陈里宁的档案交给我们；为陈里宁平反；释放陈里宁。”会上还有人提出要在十三局成立联络站，继续清查类似陈里宁的人，谢说：“联络站就不要搞了，陈里宁的档案可以交给你们，其他的事等你们看了档案后再说吧。”谢在这次接见中，还一再表示，他是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接见就这样结束了。
一月十日凌晨，朱起鸣到我家叫醒我。告诉我陈里宁的档案已拿来了，是十三局的李子明处长陪着他一起送来的，李等在外面的车上。我要他先把它留下，等天一亮就去找红教工的人来摘抄，争取中午前抄完，然后送井岗山总部保管，并通知参加这一行动的各单位一起来审查。
朱起鸣告诉我，李子明很支持我们的行动；十三局的负责人还说，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刘少奇就是在这次会上被开除的），他们就想到给陈里宁平反了。而在陈里宁这件事上，李子明告诉他，当初上面怀疑陈有后台，查后台比对陈里宁本身还更着力，有关的查对材料用了两个房间才装下。
这天一大早，我就把陈里宁的档案带到红教工总部，找了近二十人来分头摘录，过了一会儿，马春浦发现档案袋中有一捆毛泽东著作的单行本，每一本封面上毛的名字都被涂改了，在当时，这是可以定为反革命行为的。马急忙来找我去看，只见这毛泽东三个字都被用墨笔涂掉，并在旁边写上陈剑鸣三个字，还注有日期；翻开封面，里面的文字也有不少被涂改过，多是改为与原文相反的意思，但零乱无序，看不出他的用意。从所注明的日期来看，集中在两三天内，正是他在湖南被捕并被送去作精神病鉴定的那几天。 看来是这时由于他被施用药物，出现了短暂的精神错乱，所以作出这些不可理解的涂改。但此事关系重大，我们不能自作主张，只能如实上报中央文革由他们处理。 为了摘录能继续正常进行，我告诉马春浦，这应是陈在精神错乱的情况下发生的事，你先将这些书捆起来，由我来处理，现在不必告诉大家，摘录工作照常进行，到中午就结束了。同时，我立即打电话给朱起鸣，告诉他发现了这捆书的事，朱立即向王光宇作了汇报。当天王就派人来把陈里宁的全部档案取走了。我们摘录的材料也暂时封存起来，准备等待上面审查有了结论，再拿出去。
后来朱起鸣告诉我，这捆书的事，在十三局的第一次第二次和第三次审问记录中都有记载，逮捕他的人原不知此事，是陈里宁自己讲出来的，他不承认给中央写信反映自己对刘少奇的意见是有罪，但说在湖南被捕并被送去作精神病检查时，服用药物后，自己也弄不清是怎麽回事就把毛主席的书涂改了，要说有罪，这倒可以算上。审讯员问他这些书在那里？陈答，我把它捆成一捆，放在家里。十三局立即派人去陈的家中搜出了这捆书；他们看后也认为 这是精神病发作时所为，所以没有当作什麽罪证，以后审问也没再谈到这件事。
中央文革把陈的档案取走后不到一个月，朱起鸣就告诉我上面已下来通知，和十三局原来的看法相同，即这是陈在精神错乱时所为，不是他的问题，这个人可以宣传。朱还说这是戚本禹看了陈的档案后讲的。这下我们和其他几个群众组织都向社会公开这件事了。由于陈里宁的档案交给中央文革后别人再也见不到了，而我们手头有一份摘录，红教工的成员曾昭奋据此编了一本《狂人日记》，有陈的日记摘抄，也有这一案件的发生与揭露 的经过。我们自己找印刷厂一次印了五千份，没有几天就卖光了，但我们也未再重印，因为全国各地翻印的版本到处都在卖了，而且还在许多城市被摘抄成大字报张贴在显著的位置。大概不仅因为陈里宁受迫害的遭遇使人同情，他的日记中有许多发自肺腑的语言更增强了对人们的感染力，引起了普遍的共鸣。
中央文革下通知后没几天，就把陈里宁接走了，是谢富治亲笔签发的无罪释放证明。我们设在安定医院的联络站也随即撤消，在当时以为这件事就此圆满结束了。陈里宁出去后，我们除请他来清华作了一次报告外，和他也没有其他来往，这时他在社会上成了知名的人物，许多地方请他去作报告，都为他的经历大为感动和激动，一些人还掉下了眼泪；来清华讲演时也是如此，大礼堂坐不下，把广播扬声器拉到室外，外面草地上也坐满了人，这是红教工成立以来举办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活动。天津市还上演了根据陈里宁事件编写的现代剧，剧名叫做“新时代的狂人”，新成立的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的机关报天津日报为这轴戏的演出发了社论，备加赞扬。在社会上，有些群众组织自命为“狂派”。
是不是还有类似陈里宁的案件存在呢？我们无力再去查访了，但在安定医院，后来确又放出来一个王景瑞，是北京市的职工，以后北京市成立革命委员会，他还当上了委员。
（待续）
来源：《风雨人生——陶德坚回忆录》（https://taodejian.wordpres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