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遍插茱萸少一人——痛悼1968年遇难的湘弟》（一）
1968年的春天，“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大地上依然如火如荼。
我同W县的数百名战友因震惊全疆的W县“12.6”惨案逃到乌鲁木齐市已经快半年了。
1967年12月6日，暴徒们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用军用步枪和手榴弹打死我们的战友十多人！有的战友被暴徒砍断腿臂活活冻死在河滩上！我们在乌鲁木齐市各处上访上告，这样人命关天的大事竟然无人过问！
我们寄希望于新疆两大派群众组织在北京的谈判，然而，几个月过去了竟毫无进展。
我们逃离了W县就没有了工资，失去了生活来源，我以“校友”的身份到母校找到一份替“造反食堂”磨面的工作，才和W县的10多名工人战友一起找到了管吃管住的地方。而W县逃出来的几百名农民战友就只能住在人民剧场附近的空屋里，靠群众组织提供的玉米面和洋芋度日了。
由于军区从没中断用军车向母校运送粮食，结果并没有出现1967年母校遭暴徒围攻而断粮的情况，我们也就没有到库房用小型磨面机碾磨革命造反派司机拉来的堆积如山的麦子。我们每天只派四个人到“造反食堂”帮伙。从军区步校逃出来的解放军官兵每天也派四个人到“造反食堂”帮伙。
在乌鲁木齐逃亡的这些日子过得懒散而彷徨：白天或参加游行，或参加兄弟组织遇难战友的葬礼，或到街上看大字报。晚上就在母校大礼堂观看乌市各兄弟组织的文艺演出。但是由于W县“12.6”惨案无人过问，暴徒们在W县还十分嚣张，我们返回W县领到工资和粮票还遥遥无期……大家的心情并不好，总觉得心里空荡荡的。
我们住在母校的水工实验馆内。水工实验馆很大，里面住了许多为躲避武斗和迫害，从乌市和外县逃出来的人。进大门右侧的一大间住的是各地来的女工，那些女工们三天两头就会低着头默默地扎花圈，——我们也就知道乌市某单位又有战友被打死了，我也随之黯然神伤：焉知哪天轮不到自己！
水工实验馆北侧是一座漂亮的平房，原来是办公室和库房，现在门口挂着“野战医院”的牌子，里面住着几十个疗伤的缺胳膊断腿的少年，据说他们都是在武斗中受伤的，他们都还是孩子啊！看到他们有说有笑无忧无虑的样子，我的心情格外沉重：他们将来怎么办呢？他们的生活还没有开始啊！
水工实验馆的路西边是母校的图书馆和阅览室。昔日在校读书时，这里是何等神圣的殿堂！里面有多少古今中外的藏书啊！我永远也忘不了那时节在阅览室里阅读文学名著时按捺不住的狂喜和激动心情！而今图书馆已被洗劫一空，阅览室也已破败不堪！
每天必经的母校中心花园里有几座新坟，那里埋的是去年母校遭到围攻血洗时被打死的年轻校友！
晚上在母校大礼堂看文艺演出，许多节目也是控诉暴徒们的血腥罪行的！
命案没有人过问，凶手没有人追查，“中央文革”要求新疆各派群众大联合！
在“造反食堂”帮伙的从军区步校被迫害出来的官兵又被迫回去了。
听说“造反食堂”也要停办了！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吃饭的地方了！我们已经半年没有领到工资和粮票了呵！
战友们个个人心惶惶，纷纷自找出路：有的回口里老家了；有的投亲靠友走了。过不几天，有战友说，家里捎话来，叫赶紧回去，他出身好，悄悄回W县没事。又过不几天，又有战友说，有人捎话来说家里有要紧事，他出身虽不好可又不是“头头”，回W县挨顿打也就没事了……群众运动，群众组织嘛，战友们就这样各奔东西了！
我同还留在母校的战友们一筹莫展，心绪茫然。
就在这危难时刻，文革前我们曾是同一辆机车上耕耘播种的搭档、文革开始又都是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的战友、由一名青工成长为群众组织的“勤务员”，竟然皱着眉头煞有介事地责问我:“你的父亲既是‘右派’又是‘历史反革命’，究竟是怎么回事？你个人究竟有些什么问题，为什么对方（指另一派群众组织）总是揪住你不放？”
我愤懑地反问道：“我大学毕业响应党的号召到边疆，到基层，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到W县拖拉机站跟大家一起犁地垦荒、修车排故，这么多年了，你们难道不了解吗？说穿了，无非就是因为我出身不好，是个先天的罪人！”
就在这危难时刻，曾主动热烈追求过我的女友也离我而去了！
不久前，我同她到南门看大字报收集传单，恰恰遇到以大银行为据点的暴徒向南门广场交换传单的群众开枪，一个青年应声倒下，南门广场密集的人群纷纷四散奔走，广场和街道立刻变得凄清空荡，只有那个穿着军黄色上衣、蓝色裤子的青年倒在血泊里，军黄色的帽子遮住了脸，鲜血从头上留下来，军黄色小挎包里的传单撒了一地，染上了鲜血…… 光天化日之下，人们挤满在人行道两旁，惊惶地凝望着他却救不了他……躲在街道两旁的人群在恐怖中悄然失声……我在街边凝视着不远处倒在血泊中的青年，感伤地对身边的她说：“我如果被打死了，你一定要哭我啊！”她目光呆滞，没有作声。此后她变跟我分手了。
夜深人静的时候，伴着从母校操场间或传来的因上缴武器而引爆的巨大的地雷爆炸声，我回顾了“文革”两年来的风雨历程：
“文革”初期，W县拖拉机站L书记公开宣扬：“‘文化大革命’就是革有文化的人的命！”于是我这个“右派”子弟、全站仅有的大学生自然被打成了“牛鬼蛇神”而遭到批斗，住所被查抄、书籍和日记被没收……当他们要给我戴上“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的高帽子时，我不服气，我怎么一夜之间变成了戴高帽子的“南霸天”了！我跑到县党委文革接待站上访，G部长只是言不由衷的重复着“要相信群众要相信党”这句话，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于是我来到州城，赫然看到街头一个满脸满身被涂黑的男子推着一辆人力车，车上是一个同样满脸满身被涂黑的女子，脖子还挂着几双破鞋！他们被一群“革命派”簇拥着游街示众！我被这前所未有的侮辱人的做法惊呆了！跟这相比，“戴高帽子”也只是小巫见大巫了！我来到州党委门口，大批群众包围了州党委高呼着口号：“炮轰州党委，火烧张XX！”看来州上是没有说理的地方了。于是我来到乌鲁木齐，准备到区党委“文革接待站”上访。一出汽车站，只见满街都贴满了大标语、大字报和传单：“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北京来电”、“特大新闻”、“紧急呼吁”、“十万火急鸡毛信”……高音喇叭唱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的宣传彩车穿行在大街小巷……不时有举着旗帜、戴着红袖章、挥着标语旗、喊着口号的游行队伍走过……旅社饭店满是些来串连的全国各地的红卫兵……红旗招展，歌声嘹亮，街头在咆哮，城市在沸腾！－－如此壮观，如此狂热的景象也是我从未见到过的！……在人民广场我看到北京来的红卫兵表演《革命造反歌》；看到北京红卫兵受到有组织的围攻仍无所畏惧地宣讲“受压迫者造反有理”、“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动人场面；也看到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绝对如此”的宣扬“血统论”的对联……我来到区党委“文革”接待站，向接待人申诉：我大学毕业主动到农村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当拖拉机手耕耘播种……怎么一夜之间就成了“牛鬼蛇神”！接待人说，中央有指示，“文革”初期被打成“牛鬼蛇神”的群众一律平反……回站后果然安静了一段时日，不久“革命派们”又无端将我当作打压的对象，我愤而响应《人民日报》社论鼓励被压的人们、出身不好而愿意革命的人们起来造反，听从革命的召唤，义无反顾地投身“文化大革命”，按照《十六条》“要文斗不要武斗”的要求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写大字报，参加大辩论，参加集会游行，参加批斗走资派，参加夺权，参加批判资反路线……于是我遭到“革命派们”一轮又一轮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大标语的围攻，什么“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黑手”、“反革命分子”各色帽子都扣在我的头上，甚至受到州公安处G处长的当面威胁恐吓！受到县武装部S部长的背后诽谤中伤！－－但是这一切都不能使我屈服！
然而，现在，我的心灵却真正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众叛亲离，如同当年亚瑟一样！
在水工实验馆住的人越来越少了，到这里来躲避武斗的人们，由于种种情况，陆陆续续回去了，我也不得不考虑离开母校的问题。
我当然是不能回到W县的，尽管我多么渴望领到工资和粮票啊！可那些双手沾满鲜血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们还横行无忌，虎视眈眈着呢！
我不得不考虑是否要回到陕西家里去。
逃难到乌鲁木齐快半年了，我几乎从没想过要回到陕西家里去。
1967年11月，W县两派群众组织剑拨弩张，大规模武斗一触即发，我到军分区文革接待站反映，某群众组织开始翻砂手榴弹弹壳准备武斗的事实，要求立即制止。接待人竟然反诬乌鲁木齐的红二司才是武斗的挑起者。我立刻意识到W县大规模武斗是不可避免了，于是决定离开W县来到乌鲁木齐。心里想,像1966年9月“文革”初期一样，我不愿被戴上高帽子而跑到乌鲁木齐上访，过了十多天回到W县果然就没事了；我想这次出走，顶多时间长一点。没想到的是：暴徒们竟然打死了十多个人！我们逃到乌市快半年了，竟然无人过问！
我刚逃到乌市就给母亲写了信，告诉她我被迫离开W县就没有工资和粮票了，不能按月给家里汇钱了。我从1963年9月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每个月都给家里汇20元作为五弟和小妹上中学的伙食费（那时口里中学生的伙食费每人每月约10元，我的月工资是60元）。
我知道家里极其贫穷。
1958年，父亲因“右派兼历史反革命”被判刑，母亲也因“替右派丈夫翻案”而被开公职，我家遭到灭顶之灾！母亲带着弟妹们投奔在西安上师大的姐姐，我们家才有了一个新的落脚点。
1961年暑假我探亲来到西安，家里一贫如洗的境况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读初中的五弟和上小学的小妹面色青黄骨瘦如柴。四弟在1960年中考成绩优秀却因为出身不好不准升高中，从15岁起就跟着母亲早出晚归卖冰棍维持生计。全家的处境如同书上描写的印度贱民！
后来全家被搬迁到H县农村，只有四弟一个人插队在农村靠挣工分养家糊口。五弟和小妹都在读中学，家里的贫穷可想而知。后来大哥也因“家庭出身”问题被精简下放从新疆某地中学回到陕西家里。
就在前些天，1968年4月初，大哥还从口内到母校来看过我。我们从1958年高中毕业就再没有见过面，可是这次他一到乌市就找到了我！在动荡的1968年真是件不容易的事哪！他背着个帆布包，风尘仆仆但依然衣着整洁。他说,陕西家里、湖南老家到处在搞批斗搞武斗，他只好四处漂泊。我们用家乡土话轻声地交谈起来。他看我们在水工实验馆的住处，十多个人打地铺睡在一间大房子的地上，一派逃难的样子！那边女工宿舍又在为死难者扎花圈，缺胳膊断腿的少年们在院中嬉戏，躲避武斗的人们神色凄凉进进出出……他认为乌鲁木齐太混乱，不愿意在这里停留，当天下午就起程去哈密看望湘弟。我送他到火车站，我当时已近乎囊空如洗，还是给了他10元钱。我说，大字报和传单上都说哈密地区武斗严重，一定要湘弟也注意安全。
大哥的四处漂泊，也可见陕西家里情况不妙！
然而，在乌鲁木齐市眼看坚持不下去了，我只好考虑回陕西家里去，或许还可拖一段时间，于是我给母亲写了封信，说我可能在近期回到陕西家里。
同时我早就准备到北京给参加谈判的新疆群众组织代表团递交W县“12.6”惨案的有关资料，借此了解新疆两大派群众组织在京谈判的进展情况，拖延时间，观察形势的变化。
于是，我携带着群众组织的证明和有关材料，黯然神伤地离开了母校，离开了乌鲁木齐！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