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6
天上飘着蒙蒙细雨，使我们的旅行一开始就带着一种神秘的色彩。我明白漫天大雾就要到来。“哈哈！”狄恩嚷着，“我们走了！”他伏在驾驶盘上，精神抖擞地开着车。他又振作起来了，每个人都看得出来。我们都很开心，都意识到我们正在把混乱和胡闹抛在身后，正在完成着当前唯一的一项伟大工作：行动。我们正在行动！在新泽西，两个神秘的白色标志在夜色中从我们车旁一掠而过。一个写着往南（有个箭头），一个写着往西（有个箭头），一头指向西方。我们顺着朝南的方向驶去。新奥尔良！这个名字突然在我脑海中闪动起来。从纽约这个被狄恩称作“冰冷的充斥垃圾的城市”的残雪中出发，所有通向西部的道路都必须经过这个绿树成荫、河流遍布的古老城市新奥尔良。埃迪坐在后座，玛丽露、狄恩和我坐在前排热烈地谈论着生活的乐趣和真谛。狄恩忽然变得温柔起来。“真他妈的，你们瞧，我们都必须承认一切都是美好的，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可担忧的。事实上，重要的是我们都应该知道我们不必真的为什么东西操心。我说得对吗？”我们大家表示同意。“我们走了，我们又都在一起了……我们在纽约干了什么？让我们统统忘了吧。”我们把所有的争吵都被抛在脑后。“跑了这么多路，拐了这么多弯，那一切都被甩到身后了。现在我们前面就要到新奥尔良了，去看看布尔·李。这不是很有趣吗？现在让你们听听这位次中音老歌手的歌。”他把车上收音机的音量扭到最大，最后连车身也跟着震颤起来。“听听他唱歌，彻底放松放松，还可以长点见识。”我们一边点头称是，一边随着音乐的节奏扭动着。路很平坦，高速公路中间的白线在车子的左前轮下不断延伸，仿佛是粘在我们的车辙上似的，在这冬天的夜晚，狄恩只穿了一件T恤衫，他低垂着粗壮的头颈，把车子开得飞快。不久，他坚持要我锻炼一下驾车技术，让我开车经过巴尔的摩。好吧，想到他和玛丽露一边开着车一边在接吻胡闹实在太可怕了。收音机震天动地地响着。狄恩使劲敲打着仪表板，我也跟着这么干，不一会儿，仪表板被敲出了一个大坑。这部可怜的哈得逊就象开往中国的小舢板，不停地颤抖。
“哦，伙计，大棒了！”狄恩叫道，“现在，玛丽露，心肝，仔细听着。你知道，我能同时应付一切事，我有用不完的精力。到了圣弗兰西斯科，我们要住在一起。我知道怎样安顿你——把你放在接力赛跑的末尾——我只隔短短的两天就来看你一次，跟你一气儿呆12个小时，哈哈，你知道12个小时我们能干多少事情呀。亲爱的，我平时跟凯米尔一起住，装作没事一样，她不会知道的，我们就这么干，我们以前也这么干过。”这对玛丽露倒不错，她对凯米尔醋意十足。本来我认为到了圣佛兰西斯科就可以把玛丽露让给我了。但是我现在渐渐明白，他们已经不可分离，我只有独自走开，回到大陆另一端属于我的世界中去。还是想想其他的吧，在你前面，黄金般的土地和各种未曾预料的趣事都在那里静静地等待着你，令你大吃一惊，使你因为活着看到这一切而感到快乐，有了这些，你又何必胡思乱想呢？
清晨时分，我们抵达了华盛顿。那天正好是哈利·杜鲁门第二次就任总统的加冕日，我们驾驶着那辆破烂汽车沿着宾夕法尼亚大街一路开过去，那里可能正在举行规模巨大的军事演习。有B——29型轰炸机，鱼雷快舱，炮队和其他各种各样的战争武器，在覆盖着白雪的草地上，看上去杀气腾腾。最后是一辆普通的小救护车，显得十分可怜和呆头呆脑。狄恩放慢了速度，仔细观察着这场面，恐惧地不停摇着头。“这些人到底要干什么？哈利正在这个城市的什么地方睡大觉哩……好样的老哈利……这个家伙是密苏里人，跟我一样……那一定是他的车。”
狄恩跑到后座睡觉去了，邓克尔在开车。我们一再叮嘱他开得慢点。但是我们刚一睡着，他就把车开到了时速80英里，不仅如此，他还闯过了一个三叉路口——正好有个警察正在那里同一个开摩托车的争执——行驶到了四线车道公路上的第四车道，跑错了。这个警察开着警车追上了我们，命令我们停车。他让我们跟他到警察局去。那里坐着一个下流的警察。他一看到狄恩立即就对他产生反感，在狄恩身上他嗅到了一股监狱的气味。他示意让他的同僚出去，私下盘问起玛丽露和我来。他们问玛丽露的年纪。想根据曼恩条例使我们就范，但是玛丽露有结婚证明。于是他们单独把我拉到一边，想知道谁跟玛丽露睡觉。“她丈夫。”我简洁他说。他们怀疑地望着我，大概有什么被他们抓住了。他们施展福尔摩斯的伎俩，同一个问题问两遍，还夹杂一些毫不相干的事情，希望我们不留神说出什么来。我说：“那两个人要回加利福尼亚，他们在铁路上工作。这位是矮的那一个的妻子，我是他们的朋友，在大学念书，出来度两周的假期。”
那个警察不怀好意地笑着说：“是吗？这真是你的皮夹子吗？”最后，屋里那个下流的警察要罚狄恩25块钱。我们说我们只有40元，一直要用到西海岸。他们说这不关他们的事。当狄恩表示抗议时，那个下流的警察威胁说要把他送回宾夕法尼亚，并给他加上特别的罪名。“什么罪名。”
“别管是什么罪名。别为这个操心，精灵鬼。”
我们不得不交给他们25元钱。但是，犯罪的埃迪·邓克尔首先表示愿意去蹲监狱。狄恩沉吟了一下。那个警察气急败坏地说：“如果你让你的同伙去蹲监狱，我立刻就把你送回宾夕法尼亚，你听见了吗？”我们只想赶快走。那个下流的警察分手时说：“下回再在弗吉尼亚受到超速罚款，你们连车也别想要。”狄恩气得满脸通红。我们一声没吭，开车走了。这样把我们的旅费抢走，简直是邀请我们去作贼。他们明知道我们一个子儿也没有，一路上也没有亲戚，也没有人汇钱给我们。这些美国警察是在跟那些既拿不出堂皇的证件又不会用脏话吓唬他们的美国人进行心理战。这是维多利亚警察惯用的伎俩。他们常常从腐烂的窗户里探头探脑，企图得到点什么。即使没有犯罪，他们也能促使人们犯罪，这样他们才会满足。“犯罪有九个原因，其中之一就是无聊。”路易一费迪南·塞利纳说得好。狄恩怒不可遏，说他要是有枪的话，就会马上回弗吉尼亚给那个警察来一枪。“宾夕法尼亚，”他轻蔑他说道，“我倒想知道那是什么罪名。大不了就是流浪罪。抢了我所有的钱，还控告我流浪罪，这是这些恶棍的拿手好戏。你要是抱怨，他们就会出来把你枪毙掉。”但对此我们毫无办法，只好强作欢颜，把这些忘了。在我们穿过里奇蒙时，我们才慢慢把这事忘了。很快又一切照旧了。
现在我们还剩15块钱，要靠它跑完全程。我们只得拉几个乘客，从他们那里讨点汽油钱。在弗吉尼亚荒野上，我们忽然看到有一个人正在路上走着，狄恩猛地刹住车。我回头看了看，说他只是一个瘪三，身上可能没有一分钱。
“我们就拉他寻寻开心！”狄恩笑着说。这个人穿得邋遢不堪，戴着一副眼镜，模样象个疯子。一边走，一边看着一本溅满泥浆的书。这本书看样子是他在路旁的阴沟里捡的。他上了车，仍然在看书。这个人脏得几乎让人难以忍受，而且满身都是疥癣，他说他叫海曼·所罗门。步行周游了全国。有时就去敲犹太人的家讨点钱。“给我点钱吃饭，我是个犹太人。”
他说这么干很灵，他的日子已越来越好了。我们问他看的是什么。他不知道。他不想费心去看书名。他只是在看里面的字句，仿佛他在荒野里发现了真正的《圣经》。
“瞧！瞧！瞧！”狄恩哈哈大笑着，捅了捅我的肋骨，“我跟你说过这很开心，每个人都能让人开心，伙计！”我们一路上带着所罗门一直来到了泰斯特蒙特。我哥哥现在住在城市另一头他的新居里。我们来到了那条长长的、萧瑟的街道。卡车从路中央飞驶而过。愁眉不展、脸色忧郁的南方佬们三五成群地在五金店和杂货店门口逛来逛去。
所罗门说：“我看你们这些人需要一点儿钱才能继续旅行。你们等着我，我去一个犹太人家里讨几块钱来，我可以跟你们一直到阿拉巴马。”狄恩和我们大家都很高兴，我们俩下车去买了面包和乳酪，准备在车里吃一顿丰盛的午餐。玛丽露和埃迪等在车里。我们在泰斯特蒙特待了两个小时，等着所罗门露面。他到城里的不知什么地方去讨面包去了，我们没法找到他，太阳开始变得昏黄，天色已经很晚了。
所罗门再也没有露面。于是我们开车离开了泰斯特蒙特。“现在你明白了吧。索尔，上帝的确存在。因为无论我们怎么打算，还是在这个镇里耽搁下来。还有你注意到这个奇怪的跟《圣经》一样名字的镇子吗？那个让我们又一次停在这里的奇特的家伙也象是《圣经》上的人。一切事物都在冥冥之中联在一起。就象雨下到每个人身上，把整个世界上的人都联系在一起一样……”狄恩这么喋喋不休地唠叨着。他异常兴奋、精力充沛。我和他突然感觉到整个世界象牡蛎一样向我们张开了，珍珠就在里面，珍珠就在里面。我们继续向南行驶，又搭了一个流浪汉。这是一个阴郁的年轻人。他说他有一个姨妈在北卡罗来纳的丹恩开了一个杂货店，就在费伊特维尔附近。“我们到了那里你能问她要一块钱吗？行！太好了！我们走吧！”这是一条寂寥的街道，被一道工厂的围墙阻断了。那里倒是有一家杂货铺，但是没有什么姨妈。我们开始怀疑这个小伙子在说瞎话，问他还要走多远，他说不知道。这又是一个大骗局。他曾经在几次猎奇中在丹恩看到了这个杂货铺。于是前面那个故事就溜进他混乱、昏热的脑子里。我们给他买了一个热狗。狄恩说我们不能带他走因为我们需要地方睡觉，需要地方拉那些能给我们买一点儿汽油的乘客。这很令人沮丧，但却是实话。我们只好把他留在丹恩的夜幕之中。
在狄恩、玛丽露和埃迪睡觉时，我开车穿过了南卡罗来纳州和佐治亚州的麦肯。夜已经深了，我独自一人在静静地想着心事。车正沿着白线在神秘的公路上向前奔驰，我在干什么、我要到哪里去？我不久会明白的。过了麦肯，我感到非常疲乏。便叫醒了狄恩来接替我。我们下车去呼吸新鲜空气。突然喜出望外地发现，在黑暗中围绕着我们四周的是一片芳香的绿色草原，草原上飘来阵阵新鲜肥料和温暖的河水的气息。“我们到南方了？我们跟冬天告别了？”在朦胧的晨曦中，路边一片青翠逼人。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一声火车的长啸划破了夜空，它是到摩比尔去的，我们也到那里。我兴奋地脱下衬衫。狄恩开了十几英里路，来到一个汽车加油站，便关闭引擎开了进去。他发现管理员正趴在桌子上熟睡着，就跳下车蹑手蹑脚地给车灌满了油，看看铃还没响，便象阿拉伯人一样又踏上了朝圣的旅途，油箱里装着5块钱的汽油。我正睡着，却被一阵剧烈的音乐声惊醒，狄恩和玛丽露正在那里聊着，辽阔的绿色土地不断向前伸展。“我们到哪儿啦？”“刚到佛罗里达，伙计——这里叫佛罗蒙顿。”佛罗里达！我们正在向海边平原和摩比尔行驶，前面就到墨西哥湾了。从我们在北部的残雪中向人们告别到现在才32小时。又到一个加油站，我们停了下来。狄恩和玛丽露在油罐旁胡闹着。邓克尔溜进去轻而易举地偷了三包烟出来。我们又生气勃勃地出发了。车子开上了通向摩比尔的公路之后，我们都脱了冬装的重负，尽情享受着南方温暖的气候。这时，狄恩开始讲他生活中的故事。接近摩比尔的时候，几辆汽车在一个十字路口发生了争吵，阻塞了交通。狄恩开着车，没减车速，从一个加油站里穿了过去，绕过了他们，把他们一张张惊愕的面孔甩在了身后。狄恩继续讲着他的故事。“我告诉你那是真的，第一次干那事时只有9岁，是同一个名叫米莉·梅费尔的姑娘在格朗特街洛德的车库后面。那个车库在格兰特大街——卡罗在丹佛住的也是那条街。那时我父亲还在铁匠铺里干活。我还记得我姑母把头探出窗外在叫：‘你们躲在车库后在干什么？’哦，亲爱的玛丽露，如果我那时候认识你该多好呀！噢！你9岁的时候一定很迷人。”他一边色迷迷地嗤嗤笑着，一边把手放在她的嘴上，然后又放回自己嘴里舔了起来，而且抓着她的手在他身上蹭着。她坐在那里，只是微笑着。大个子埃迪·邓克尔看着窗外，自言自语他说：“是的，先生，我想那天晚上我是一个鬼魂。”另外，他在思忖着到了新奥尔良，盖拉蒂·邓克尔会对他说什么。
狄恩继续讲着，“有一次，我爬上一列货车从新墨西哥到洛杉矶——那时我只有11岁，同我父亲走散了，当时我们同一群流浪汉在一起，我跟一个名叫大个子雷德的家伙在一起。我父亲喝醉了，躺在一辆棚车里，车开了，大个子雷德和我没有赶上。好几个月我都没有看见我父亲。在到加利福尼亚的路上，我爬上了一列很长的货车，一直坐在火车挂钩上——你们可以想象有多么危险。我还只是个孩子，什么也不懂，一只胳膊下夹块面包，一只手抓着制动闸柄。这不是吹牛，是真的。我到洛杉矶的时候，就想吃点牛奶和奶油，想得要命。后来我在牛奶场找到了一个工作，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一口气喝了两夸脱的奶油，喝得只想吐。”“可怜的狄恩。”玛丽露说。接着她开始吻他，他自豪地盯着前方。他爱她。我们的车突然来到了墨西哥湾碧蓝的海水旁边。同时，收音机里传来了一种了不起的疯狂的东西。那是新奥尔良电台广播的爵士乐节目。播音员在疯狂的爵士乐和黑人音乐之中叫道：“别无事烦恼！”我们兴高采烈地注视着我们前面在夜幕笼罩下的新奥尔良。狄恩不停地用手在方向盘上擦来擦去，“这下我们要好好乐一乐了！”我们在黄昏中驶入了新奥尔良人声鼎沸的街道。“嗨，看看这些人！”狄恩把头伸出车外叫道。他深深地吸了口气：“嗨！上帝！这才是生活！”他避开了一辆电车。“好呀！”他飞快地开着车，四下里巡视着每一个姑娘，“瞧她！”新奥尔良的空气是温润的，柔软得象一块手帕。当你突然从北部冬季严寒的冰雪中来到这里，会嗅到这里的河流、泥土和人都带着一种热带特有的气息。我们在座位上跳来跳去，“你们看她！”他用手指着另一个女人叫道。“噢，我爱、爱、爱女人，我觉得女人是最奇妙无比的。我爱女人！”他向窗外吐了一口，呻吟着，使劲抱着自己的头。由于兴奋和激动，大粒大粒的汗珠从他前额往下淌。
我们开车来到阿尔及尔渡口，渡船把我们载过密西西比河。“现在我们要下去看看这里的河，看看这里的人，看看这个世界。”狄恩说着，手忙脚乱地戴上太阳镜，叼着一支香烟，象个“匣子里的小人儿”一样，车门一开便跳了出去。我们也跟着下了车。我们靠在船舷旁边，凝视着这条伟大的棕色的众水之父象一群游魂从美国中部滚滚流下——挟裹着蒙大拿的木材、达科他的污泥和衣阿华溪谷里的杂物。河的一边是倒退着的烟雾镣绕的新奥尔良，另一边是迎面而来的古老、朦胧的阿尔及尔和一片怪模怪样的山林。在这个闷热的下午，黑人们仍在干活。他们不停地为渡船的锅炉加煤料，炉膛烧得红红的，冲出阵阵热浪，烤得我们的轮胎都发出了臭味。狄恩看着他们，东蹦西跳地在甲板和二层舱上奔跑，肥大的裤子挂在腰间。他爬驾驶舱，象是要飞上天，狂叫声响彻全船，“啊嗬——！啊嗬——！”玛丽露紧跟在他身后。转眼之间看清了一切，回来时说得头头是道。这时，人们都准备开车下船，狄恩也跳上汽车，从狭窄的缝隙中超过两、三辆汽车。不久我们就发现自己在阿尔及尔大街上疾驶了。“到哪儿去？到哪儿去？”狄恩嚷道。
我们决定先到加油站擦一下车，然后问一下布尔的地址。此时正是日落时分，河面被落日照得金黄一片，几个小孩在河边玩耍，几个姑娘身穿棉布罩衫，赤裸着双腿，手里拿着手帕，也在河边流连。狄恩飞快地在街上开着车，扫视着四周，点着头，手在肚子上蹭了蹭。大个子埃迪坐在后座上，眼睛上盖着帽子，对着狄恩微笑。我则坐在仪表盘上。在灌木丛生的河边，晃动着几个正拿着鱼竿钓鱼的男人的身影。正为夕阳染红的土地伸展着，形成一个三角洲，河水在这里拐了一大弯，象蛇一样婉蜒盘绕在阿尔及尔周围，哗哗地向前奔流，仿佛终有一天阿尔基斯半岛连同它上面那些忙碌的居民和简陋的小屋都将被河水冲去一般。太阳渐渐西斜，空气中飞虫嗡嗡作响，深沉的河水在痛苦的呻吟。
我们来到城外河堤附近老布尔·李的家。他们家就座落在一条穿越一片松软的田野的道路旁。房子已经有些破旧，房前有一条低矮的走廊，院子里种着几株垂柳，草地里的草已经长得很高了，旁边还有一个行将倒塌的旧谷仓，院子用破败的围墙围着。院子里一个人也没有，我们推门进去，看见走廊后面有几个洗衣盆。我叫了几声，然后拉开屏风，珍妮·李正站在那里，手遮在眼睛上，正对着太阳望呢。“珍妮，”我叫道，“是我，是我们。”
她都知道。“噢，我看见了，布尔现在不在。那里是不是有一团火或其他什么？”我们都向太阳望去。
“你说的是太阳？”
“我说的当然不是太阳。我听见那个方向有警报声，你没看见一道奇怪的亮光？”那是新奥尔良方向，有一团很奇怪的烟雾。
“我什么也没看见。”我答道。
珍妮抽了抽鼻子。“还是那个老佩拉提斯。”
分别了4年之后，我们就是这样互相问候的。珍妮过去同我和我妻子一起住在纽约，“盖拉蒂在哪儿？”我问。珍妮仍然在寻找她的火光，以前她一天要吃三次氨基丙苯纸剂。因此，她那张日耳曼人的脸显得圆润而又漂亮。但现在这张脸却变得呆板、黝黑、憔悴。在新奥尔良她曾经得了一场偏瘫，走起路来有些跛。狄恩和其他人都下了车，局促不安地走进了房间。盖拉蒂·邓克尔从屋子后面她的房间里走出来，看到了她的冤家。她是个表情严肃的姑娘，脸色灰白，看上去好象总是在流泪。大个子埃迪用手撸着她的头发，称她是好样的。她平静地盯着他。“你到哪儿去了？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她向狄恩射去怨恨的一瞥，她已经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但狄恩一点儿也没在意。他现在只想要吃饭，他问珍妮是否有什么吃的。不一会儿，大伙就成了乱糟糟的一片。
可怜的布尔开着他那辆得克萨斯牌汽车回到家中，发现他的家被一群疯子占领了。他还是热情地同我打了招呼。我已经有很长时间没见过他了，他大学时的一个同学的父亲，是个瘫痪在床上的疯子，死了以后留给他一笔遗产，他用这笔钱在得克萨斯种黑豌豆赚了些钱，然后在新奥尔良买了这一幢房子。布尔现在一周可以挣50元，如果他不是每周都要花大半的钱来吸毒的话，应该说还是不算坏的。他老婆也是个会花钱的人，一周要吞大约10元的兴奋剂。他们的吃饭开支是全国最低的了，几乎什么都不吃，孩子也是如此——他们似乎没人照管。他们有两个十分可爱的孩子：八岁的道蒂和一岁的小雷伊。雷伊正光着屁股在院子里玩，一头金发象天边的彩虹。布尔称他是W·G·菲尔茨之后的“小圣人”。布尔把车开进了院子，慢慢地从车里钻了出来，吃力地推门进来。他又瘦又高，戴着眼镜和草帽，身上穿了套破衣服。一看到我们，他显得有些惊奇，然后简洁他说道：“啊，索尔，你终于来了，我们进屋去喝一杯。”说起老布尔·李的事，起码要整整一夜。他是一个教师，据说他最有资格当教师，因为他一辈子都在学习。他把自己所学的东西称作“生活的事实。”他的学习不仅出于必须，也是他的意愿。他曾经拖着又高又瘦的身体周游了整个美国以及欧洲和北非的大部分地区，他这么做的目的只是想看看世界上到底在发生什么。30年代，他在南斯拉夫同一个白俄女招待结了婚，并把她从纳粹手里救了出来。他有许多30年代同各国吸毒者一起拍的照片，这些人蓬头垢面，互相靠着。还有几张戴着巴拿马草帽，在阿尔及尔的大街上散步的照片，后来他再也没见过那个白俄女招待；在芝加哥他是个禁欲主义者；在纽约他又不断进出酒吧；在内华达他又成了侍从招待；在巴黎，他坐在咖啡馆里，端详着不断走过的板着脸孔的法国人；在雅典，他一边喝着茴香酒，一边抬头注视着当地那些他认为是世界上最丑的人；在伊斯但布尔，他来往穿梭于瘾君子和毒贩子之间，寻找着生活的真实，在英国的旅馆里，他读着斯宾格勒和马库斯。他曾经计划抢劫芝加哥的一家上耳其浴室，犹豫了半天，最后花两块钱喝了一杯酒，然后急急忙忙地跑了。他做的这一节都只是为了获得经验。如今，他最后的学习是吸毒。现在，他在新奥尔良常常同一些不三不四的家伙在街上瞎逛，寻找着某个有关的酒吧。
他在大学时的一件怪事可以说明他性格的某些方面：一天下午，在他那间朋友们经常光顾的房间里正举行着一个鸡尾酒会。突然，他的那只宝贝雪貂冲了出来，脚上还奇怪地拖着个精致的茶杯。每个人都尖叫着跑出屋去。老布尔一跃而起，抓过猎抢，说：“它又闻到那个老耗子的气味了。”说着，端起枪往墙上射了一个能放50个耗子的大洞。墙上挂一幅难看的科德角式白房子的画。他的朋友问：“你为什么要在那里挂这么难看的东西？”布尔却说：“我喜欢它就因为它难看。”他所有的生活都是如此。有一回，我去找他，那时他还住在纽约60街的贫民窟里。我敲了敲门，他把门打开，只见他戴着一顶常礼帽，穿着背心和条纹裤，手里拿着锅，锅里盛着鸟食。他正把鸟食捣烂，然后卷在香烟里。他还尝试把可待因咳糖浆烧成一堆黑乎乎的稠稀的东西，但这玩意的效果却不太好。他花了许多时间读莎士比亚的著作——他称他是“不朽的诗人”，到了新奥尔良，他又开始不停地读梅那·柯迪塞斯的作品。然而尽管他经常说起这事，那本书却一直摊在桌子上没动过。我曾经问他：“我们死了以后会怎么样？”他说道：“你死了以后就是死了，就是这么回事。”在他的房间里放着一堆锁链，他说是他的心理分析医生在使用它们。他们在对老布尔进行催眠实验时发现，他有7个分裂的自我。每一个都在各自的发展中变得越来越糟糕，直到最后他成了个胡言乱语的傻子，不得不用锁链把他绑起来。在那7个自我，最高的是一位英国勋爵，最低的是个傻子，中间的是老黑奴，规规矩矩地站着，同其他人一起等待着说：“有些人是杂种，有些人不是，这就是现实。”
布尔对于美国的过去，尤其是1910年，有着一种伤感的记忆。那时候，无论哪个药店，不需要药方你能买到咖啡。整个国家都处在疯狂、喧闹和自由之中，每个人的生活都很富裕，还拥有各种各样的自由。他最痛恨的是华盛顿的那些官僚，其次是自由主义者，然后是警察。他一生都在这样滔滔不绝地聊着，开导着其他人。珍妮拜倒在他的脚下，我、狄恩还有卡罗·马克斯都拜倒在他的脚下，我们大家从他那里学到不少东西。布尔头发灰白。脸上带着难以捉摸的表情，在大街上你绝不会注意他。但是，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看到他有一个充满奇思怪想、生气勃勃的硕大的脑袋——就象是堪萨斯州的州长，身上带着引人注目的、非凡的热情和神秘。他以前在维也纳学过医，还学过人类学，读过各种各样的书籍。现在、他安静地为了谋生而工作着。但这个工作也是为了向生活本身学习。珍妮买来了马提尼酒和其他各种饮料。布尔坐在椅子里，他的椅子无论白天还是黑夜都放在屋子的角落。在他膝头上，放着梅那·柯迪塞斯的书和一支烟枪。他偶尔起身走过房间拿来几剂氨基丙苯。我也不断跑来跑去，去取一些来。我们大家一边聊着天一边抽上几口。布尔很想知道我们这一次旅行的目的。他盯着我们，使劲抽了抽鼻子，他抽鼻子的声音听起来就象一辆坦克。
“现在，狄恩，我想让你安安静静的坐一分钟，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这样横跨全国？”
狄恩涨红了脸说：“哦，他知道是怎么回事？”
“索尔，你到西海岸去干什么？”
“只是去几天，我还要赶回去上学。”
“这个埃迪·邓克尔是怎么回事？他是什么样的人？”这时埃迪正在卧室里向盖拉蒂赔罪，过不了多久就会下来。我们不知道怎样向布尔介绍埃迪·邓克尔，因为连我们自己都一无所知。他连抽了三支大麻烟，然后说走吧，晚饭一会儿就准备好了。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比你有个好胃口更让人高兴的了。我曾经在餐车的茶点上吃了一客样子吓人的汉堡包，这恐怕是这个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了。我上周刚从休斯顿回来，去看看戴尔，问问黑豌豆的情况。一天早上，我正在汽车旅馆里睡觉，突然，一声巨响把我给惊醒了，原来是我隔壁房间里的一个该死的傻瓜。把他老婆打死了。旅馆里所有的人都惊慌失措地跑出来，那个家伙跳上汽车跑了，却把枪扔在地上留给法官。最后他们在赫玛抓住了他，他正象个爵爷一样在喝酒。在这个国家里，你如果没有一杆枪，到什么地方都不安全。”他撩开外衣，让我们看他的左轮手枪，然后又打开抽屉，给我们看他的军火库里的其他装备。在纽约的时候，他在床铺下面放了一把冲锋枪。“现在我有比那个更好的东西。瞧这个，多漂亮，真正德国式的。但是只有一梭子子弹。我能用这支枪撂倒100个人，足够有时间杀开一条路。唯一糟糕的是，我只有一梭子子弹。”
“我希望你这么干的时候我不在旁边，”珍妮在厨房里嚷道，“你怎么知道它正好是那把枪用的子弹呢？”布尔抽了抽鼻子。他从不理会她的冷言冷语，但他总在听。他们是天下最奇怪的一对：他们聊天可以聊到深夜。布尔喜欢躺在地板上，用他那沉闷而单调的声音唠叨个不停。她总想打断他，却从来没有成功。清晨，他说累了，于是轮到珍妮说他听着，一边还抽着鼻子，发出巨大的声响。珍妮发疯似地爱着这个男人，而且爱得如痴如狂。这种爱既不是乞求依附，也没有丝毫矫揉造作，仅仅是相互之间的聊天和没有人能够了解的志趣相投的友谊。许多微妙的共振把他们联系在一起，使他们之间的那种奇特的无情与冷漠，变成了一种真正幽默的形式，爱就是一切。珍妮离开布尔从来不超过十步远，而且绝对不会漏过布尔所说的每一个字，即使他说话的声音很低。
狄恩和我高声谈论着新奥尔良之夜，想让布尔带我们到处转转。我说：“市中心一定会有些令人中意的酒吧。”
“美国就不存在中意的酒吧，中意的酒吧应该是除了我们的窝以外唯一可去的地方。1910年的时候，酒吧是男人工作其间或工作以后聚一聚的地方，里面只有一个长长的柜台，黄铜制的栏杆。几只痰盂，几面镜子，钢琴师在那里弹着钢琴。几桶威士忌和几桶啤酒也堆在那里。威士忌10美分一份，啤酒5美分一份。现在，你走进酒吧，到处都是酗酒的女人、鸡奸犯和不怀好意的酒鬼。忧虑的店主在门口转来转去，既担心皮革包厢被搞坏，又担心生意冷清，如果一个生人走进去，碰上的不是莫名其妙的狂叫，就是死一般的寂静。”
围绕着酒吧我们发生了争执。“好吧，”布尔最后说道，“今天晚上我带你们去新奥尔良，让你们看看我说的对不对。”晚饭吃完以后，他故意把我带到一家最乏味的酒吧。珍妮和孩子们被撇在家里，她在读报纸上的招聘广告，我问她是否想找个工作，她只是说这是报纸最有趣的部分。布尔开着车带我们进城。一路上他还在唠叨：“这很容易，狄恩，我想我们就要到了。伙计，前面是个渡口。你不必担心我们会掉到河里去。”他喋喋不休他说着，狄恩越来越不耐烦，对我诅咒道：“我看，要是把他杀了的话，对他倒更合适。这家伙是虐待狂，而且是个不负责任的、狂躁的神经病。”布尔从眼角撇了狄恩一眼。“如果你同这个疯子一起到加利福尼亚的话你永远也到不了。你为什么不留在新奥尔良和我在一起，我们可以到格莱特内骑马，在院子里散步。我有许多锋利的飞刀，我们可以做个靶子。如果这几天你有兴趣，商业中心还有许多有趣的小妞。”他抽了抽鼻子。我们来到渡口，狄恩跳下车，靠在栏杆旁，我跟在后面。布尔仍然坐在车里，震天动地地抽着鼻子。氤氲的薄雾神秘地笼罩着夜色中的河水以及在黑暗中漂浮着的船只。在通往新奥尔良的大路上，路灯发出橘黄色柔和的灯光，几艘带着西班牙式船楼和装饰性船尾的船只幽灵一般出没于雾气之中，等你靠近后才能看清，它们是从瑞典和巴拿马来的货船。渡口的灯光在夜色中闪烁着。几个黑人还象先前一样挥舞着铁锹往炉膛里添煤，他们嘴里哼着小曲。细高挑哈查德就曾在阿尔及尔渡口当过水手。这又使我想起密西西比的吉恩，我们同布尔·李一起渡过渡口的那天晚上，一个姑娘从船上跳水自杀了，大概不是在我们渡河之前就是以后。第二天我们从报纸上看到了这个消息。
我们同老布尔一起跑遍了法兰西街区所有死气沉沉的酒吧，午夜时分回到了家。那天晚上，玛丽露乱七八糟什么都吃，大麻、兴奋剂、安非他明、烈性酒。她又向老布尔要了一杯马提尼酒，这些东西把她胀得什么都不想吃了，然后我们俩傻乎乎地站在走廊上。布尔的这个走廊实在太妙了，沿着房子绕了一圈，月光透过柳荫照射过来，使它看上去象一座南方宅院，比白天要漂亮多了。在这幢房子里，珍妮坐在卧室里看招聘广告。布尔躲在盥洗室给自己注射毒品。他用牙咬住那条脏得发黑的领带，把它当作止血绷带，然后把针头扎进他那只被扎了无数个窟窿的可怜的胳膊中。埃迪·邓克尔和盖拉蒂趴在那张老布尔和珍妮从来没有用过的大床上。狄恩正在卷大麻。玛丽露和我在一起模仿着南方的贵族。
“噢，露露小姐，你今天晚上是多么可爱而迷人。”
“噢，谢谢你，克劳福德，我真的象你说的那么美吗？”
朝向走廊的门一直开着。在这个美国之夜，我独自一人来到了密西西比大堤。我真想坐在土堤上，亲眼看看密西西比河，不必再象以前那样，只能站在栏杆后面，用鼻子嗅着河水的气息。“官僚！”老布尔在嚷着，他正坐在那里，膝上放着卡夫卡的作品。鼻子惊天动地抽着。整幢破房子也随之发出吱吱嘎嘎的声响。远处，在夜幕中，宽阔、漆黑的河面上，从蒙大拿运往下游的原木正顺流而下。
（未完待续）
（[美]杰克·凯鲁亚克/著，杨蔚/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