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火之间

1967年初,上海暴发“一月革命”,经过上年红卫兵大串联,文革之火终于由学校烧到社会,转化为各省市,各工业企业的夺权斗争,由文化而转为政治。“四人帮”的王洪文就从那时崭露头角。火势也漫延到远在大西北玉门关外的戈壁滩上,那里有我国的核工业基地。工程物理系与核工业对口关联,基地的造反派自然的找上我们,请我们去大西北声援他们“革命造反”。当时,清华“井冈山”就是“上方宝剑”,请到几个当“外援”,即可大振声威,何况那是个消息非常闭塞之地。

那天下午,天色阴沉,似要下雪。二机部造反派调来一辆汽车,请我们十几位同学去二机部声援他们“揪”部长刘杰,要把刘杰带到西北去批斗。一行几十人直冲进二机部的大会议室,刘杰正在主持部领导成员开会。刘杰是我国发展核工业的有功之臣,看上去却是个很不起眼的小老头,与看传达室的大爷没多大差别。那时基地职工得“肝炎”的比例远高于常规,后来知道是放射性物质防护不足造成的。二十年后,听曾在核基地工作过的人讲,他们有不少同事和战友永远长眠于当地的烈士陵园中。战争会死人,没有硝烟的战争也死人,只是没那么血肉横飞而已。当时群众就把怨气和愤怒都对准了刘杰,欲揪回去斗之而后快。

刘杰的高层会议被冲散了,被造反的工人团团围住,纷乱中只见刘杰的翻毛绒帽子滚落到地上。我注视着这顶再普通不过的帽子,不慌不忙,慢悠悠,孤伶伶地滚出了六七米远,直到会议室门边,无奈地转了两圈,扒在地上,无人理会,对刘杰的一丝恻隐之心油然而起。还有一个人也在注视这顶帽子,就是在我身前坐着的付部长钱三强,他发现我也在注意这顶帽子,扭头对我无奈地苦笑了一下,人皆有恻隐向善之心,此一笑使我心里一震,尽在不言中。那时节,再高的官都戴高帽,被揪斗,何况一个部长。

我们一起搭乘基地的专列来到玉门关外,来到那并非海市蜃楼的小城,经过一番调研,支持了比较温和,群众基础好的一派,与引我们入厂的那派不欢而散,分道扬镳。那里的员工收入都较高,不差钱,但生活闭塞单调,我们离开时纷纷塞钱在我们手上,要我们买北京的小报寄给他们,有种对信息强烈的饥渴。当年有些干部确实“天高皇帝远”关起门当“土皇帝”,民皆恨之。

回到北京,已过了春节。得知我祖母于年三十过世了,从小学四年级到高中毕业,她养育我整整八年,而且为我准备好大学六年的生活费用,临终我却不在身边,锥心之痛毕生难忘。每年回去只能为她擦拭骨灰盒,(那时公墓被毁,已无葬身之地,存放于家中多年),也擦不去心中之遗憾。

六七年春,发生所谓“二月逆流”,反映老帅们对文革的极度不满,然而刘少奇大势已去,几乎成为定局。一月初清华“捉鬼队”将王光美从中南海骗出,在西操场初次批斗之后,于四月上旬,“清华井冈山”再次在清华东区主楼前批斗王光美,各路英雄云集清华,数十万之众,人山人海,“一时多少豪杰”,似乎江湖上的“屠龙大会”。王光美被套上旗袍,挂上几十个乒乓球串成的大项链,尤如鲁智深的大佛珠,成了真人漫画秀。在工作组撤走前,王光美曾到各食堂给每位学生打过菜,虽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如此对她实在有失厚道,毕竟还是国家“第一夫人”。那天“清华井冈山”达到鼎盛之极点,盛极而衰,没几天,“四一四”成立,从此分裂为“老团”“老四”两大派,开始一年多的内战。

“四一四”的出现,有路线之争,有权力之争,有思潮之争,颇费思量。回头看,当时蒋南翔是被“端”出来的,对十七年来的教育工作应如何评价的问题并没真正解决,不可避免有一场思想交锋,这也是“四一四”那边中层干部较多的原因。而这一争论的结论,又必然逻辑地导出文革的正当性和必要性问题,恰恰这个问题是不容怀疑的。这种“难于启齿”使老四在运动方向上一直强调抓“二小撮”,抓“右派翻天”,猛攻“出身”较软的“红教工”等教师组织。后来周泉缨的“四一四思潮必胜”真的亮出了旗帜,他就被送进了监狱。

“物九”的老团成立了跨班的战斗组,叫“契卡”,0字班的叫“第二契卡”,名字虽带“恐怖”色彩,行事还较为理性,后成为清华团派的“名牌”战斗组。曾经写过些较有影响的文章如“红线与黑线”等,冷静地讨论教育界十七年的主色问题,用的“公理”当然是毛泽东对文化教育的一系列批评和指示,点明了两派之争背后的要害。不久一些跨系的理论班子成立了,我们和“打落水狗”“倚天剑”等几个组组成“向东航学习班”,成为“老团”的“智囊”。当派性越来越强时,理性就一天天走弱,理性被派性绑架,就像今日台湾的“蓝-绿”,只有颜色,没了是非。

到六七年夏季,全国一片造反夺权之声,权力出现真空,到处分裂成两大派。参与“支左”的军队也分成两派,一般野战军多数支持造反派,如河南“二七公社”,湖南“湘江风雷”,湖北“百万雄师”等,地方军分区多支持保守派,这很自然,朝夕相处,他们与地方政府联系更多些。两派水火不容,针锋相对,终于走向“政治的最高形式”武斗。由大刀长矛,到步枪机枪,大炮坦克,十八般武器全部登场。此时虽已停止“大串联”,但兵团总部仍会组织些“小分队”四出了解各地情况。七月“打落水狗”准备去湖南,约请郑则经和我同往,我们也欣然愿往,但总部说另需派人去武汉,正有两张武汉车票,就拟去武汉,未过一天,陈继芳说要我们去河南,结果弃武汉而取郑州,同行的有机械系“精六”的杨军,外号“铁公鸡”,实际是位江南淑女,性格泼辣,天生当“大姐”的,还有广播台的“喇叭花”靳玉琴等共五,六人。

当时河南的武斗已相当惨烈,残酷,尤其开封打得最惨,一些血腥的现场照片触目惊心。我们到了郑州,巩县,洛阳,与三十八军的野战师在一起,他们倾向“二七公社”,受到贵宾式的礼遇。后来回郑州,与当地造反派接触,了解当地情况,也介绍北京动态。一天夜晚,我与郑则经外出回郑州大学,穿越一小树林即是住地,突然“叭”的一声,猛觉腿上被鞭梢狠抽一下,顿时无法站立,“哎哟,不好!”郑说:“怎么了?”“好像踩地雷了,快跑!”两个人三条腿连蹦带跳冲出林子到宿舍楼,灯光下一看,才知左膝中弹了。马上找来汽车送往河南省人民医院,拍片后看到子弹正在膝关节中间,半月瓣之后,斜穿进去“歪打正着”。立即手术,主刀的医生是位胖老头,“反动权威”模样,技术上却给人安全感。所谓“主刀”是仅他一人,护士也没有。他让我躺上手术台,白布单上血迹斑斑,像块砧板。情急之下请杨军,靳玉琴充任临时护士,拿盐水瓶,刀具盘伺候在侧。她俩是扭着头环顾左右而完成“规定动作”的,“目不忍睹”,很利索取出子弹,给我留着“纪念”。在郑州养伤数日,有时男生不在,靠“铁公鸡”把我背上背下,难为了她。

回到北京,才得知“打落水狗”的李磊落在常德中弹身亡,他是站在卡车驾驶室外,用身体保护司机冲出封锁线时遇难的,他出身不好,用生命证明了自己,岂料这是场错误的“战争”!另一位朱以文腹部中弹,侥幸而回。去武汉的两位,肖化时同学在“7.20事件”中被排山倒海的人群挤进长江而遇难,当时,有人谣传“毛主席来了”,引起混乱,人像下饺子似的前赴后继往江里挤落,会游泳也伸展不开。那个时期生命真如朝露。

学校里两派对峙,僵持不下,同学间尚相安无事,运动停滞不前,气氛沉闷无聊,期间复了几天课,都是心不在焉。68年元旦,我回了次家,见到父亲眼角青紫,发型改成“板寸头”。在我记忆里,他是很在意发式,从不剪“板寸”的,显然是受过“冲击”,家也抄了。据说他曾找我姑母们打招呼,说他暂时不会去她们家走动,不用担心,他不会自杀,因为有一家子要养活。父亲从不干涉我的事,对我受伤之事只是婉转地说了句:“要是子弹再高二尺会是什么后果?”我回答:“要是偏左右二尺就没事了。”话虽如此,再回清华园,对运动已感到厌倦,开始“逍遥”起来,无聊就到“学习班”看看书,聊聊天,打发日子。

三月尾,同组同学说我“革命意志衰退”,不能消沉,正好“罗文李饶”专案组整出不少材料,要人去写批判文章,让我到专案组去看材料。专案组在长城脚下的“三堡”,是清华的一所疗养院,一起去的有土建系的华晓和动力系的王鹰,王是北京高校花样滑冰冠军,主演过冰上芭蕾“白毛女”,大眼大嘴宽肩,“现代美女”,大大咧咧,又带点“骄傲公主”的气质,曾见她随手拿只洗脚脸盆,垫张写大字报的黄纸打饭回来大家吃。“罗文李饶”是派战中“老团”攻“老四”的“重磅炮弹”,案涉对文革的看法。中国人搞刑讯逼供可算源远流长,司马迁二千年前就写过“酷吏”传,还为中国语言供献了一个成语“请君入瓮”。在自然界生灵中,也只有人类对同类如此残忍,并能找出“正义”外衣的。专案组戒备森严,由学校体育代表队的彪形大汉做警卫。久搞专案的人,可能都有点“虐待狂”,“心太软”的干不了。王鹰那样的显然与环境不协调,住了十来天就一起回学校了。就在离开的这几天里,清华百日武斗拉开帷幕,我住的八号楼宿舍已被老四占据。武斗开始那天,力九的沈惠川把我的行李铺盖都搬到一号楼五楼的一间屋里,那是研究生住的,有些空房。一号楼是逍遥派的天堂,位于最北边,非军事区。

我们系的老团部队占了新航空馆,老团的“总部办公室”设在那里,主任是段永基。“总办”办了份油印的“井冈山通讯”,我从初中到高中同学六年的一位女同学也在那里做“文员”,上初中时我坐在她后面,有时上课无聊就玩她的辫子,常被她“秀眉横竖”“杏眼圆睁”,以至大了都不敢有“非份之想”。我常过去串门,用钢锯在砂轮上打了把漂亮的匕首,又用它砍来树杈做了个精致的弹弓,小时候家里不让玩弹弓,这回算遂了“宿愿”补了“缺憾”。

同室操戈

五月三十日那天,团四之间上演了一场“百日武斗”中最为血腥的战争。一年前“老团”要成立“革委会”,被老四搅了局,时逢周年,要出口“恶气”(注)。进攻目标是东区浴室,在九饭厅背后,三面都是开宽空地。雨果在“九三年”里写到拿破仑在滑铁卢那个倒楣的早晨,当时法军发起冲击,要越过一条深沟,事先准备了跨过深沟的木梯,到时才发现短了一截,贻误了战机,终成大败。这个错误在“5.30”被“老团”重演,上浴室偷袭的梯子短了一米,突袭变成攻坚,付出惨重代价,这是“要命的”一米。

那天早晨双方用的主要兵器是长矛,玻璃瓶的“燃烧弹”,有二个“战区”,浴室是主战场,东面靠东操场阻挡老四援军的是第二战场,逍遥派“观战团”在西边十饭厅前,我们系的“老团”在五号楼后面离浴室几十米做“第二梯队”,我也在那儿“客串”。浴室是二层建筑但楼层较高。进攻者从两个方向往房顶攻,拼杀中不少人从云梯上或房顶掉下来,运气好的掂掂脚,伸伸腿就没事了,摔得不巧的可性命相关,其中段洪水因摔伤头部,脑水肿身亡,足球队的时作隆摔成高位截瘫,残疾终身,东操场那边的许恭生在阻击时遇对方“土坦克”,后退时殿后,不慎绊倒,被对方十来条长矛刺中,致命一枪是刺断股动脉,当时当“卫生员”的女同学没有经验,又羞于撕开裤子,到医院已失血过多,无力回天。他是个“遗腹子”,高校击剑冠军,所使长矛不像别人的长达二米,只有齐眉高,全不锈钢的。我们年级的周剑秋,在老四的“土坦克”里,被“燃烧弹”烧伤,破了书生清秀之相。这一仗没有赢家,事后老团成了“哀兵”。回顾文革中英年早逝的那些同学,其献身之“事业”固然已成荒诞无谓,其牺牲之精神每常使人扼腕叹息。俗话说“男儿有泪不轻弹”,男儿的热血更不可轻抛,要珍爱生命,免遭挥霍。赵本山给国人普及了一个很好的概念“忽悠”,当有人以“崇高”“正义”“民族”之类旗帜要你“献身”时,务必以人类最普世的价值掂量一番,看看是否合乎“天下人”之人性,合乎“真善美”。

“5.30”后,冷兵器渐渐转向热兵器,双方反有所收敛,未有大战。当时老四占据二校门东的“机械馆”,老团占据西侧的“一教楼”,每日按时对骂,骂完再互以大弹弓轰击,尤如金门厦门之间,还常有看客在“二校门”(当时已不存在,变成毛主席塑像)前面观战,如看网球比赛。其时我仍住一号楼,同室住进一位上海复旦逃过来的周谷声,外号“蟹兄”,盖因长着“蟹形脸”,他是复旦“炮司”的“副司令”,因炮打张春桥被列为“胡守钧反革命集团”,来京上访。文革中老团对张春桥和康生始终不怀好感,或因其奸相太形于色。许多年后“蟹兄”在纽约经营“出国人员礼品店”。当时一号楼有不少外来的“流亡者”,“观看”武斗,打牌,下棋,聊天,谈恋爱,好不热闹。也是在那里,我遇见了后来的首任妻子,她是附中高中学生,因被其父亲单位一派追杀,流亡在此当“难民”。桃之夭夭,窈窕淑女,相看俨然,凭般腼腆,偶尔拨弄一把提琴,“未成曲调先有情”。当时有年长的同学问我:何不趁在校解决“个人问题”,我说婚姻是缘分,缘到自成,何用刻意“解决”,没当回事。毕业离开后听她好友说起,她曾因我烦恼,冒雨赶到城里,独自灌了一瓶啤酒。此说立时把我击倒,堕入情网,啤酒,外观清新沁人,内却热情似火,给人清凉中的沉醉……

不久,工物系的老团们“调防”到了“乙所”,“甲所”“乙所”旧清华时是校长的住处,一层的别墅,面对一大片茵茵绿草,景色宜人,逍遥之余常去串门聊天。至六月间,“老团”已将“老四”的“科学馆”团团包围,切断了联系,成为“孤城”。得到情报说老四在“科学馆”和“机械馆”之间双向对挖地道,此两处相距有二三百米,工程不小。为找出地道,老团在“一教楼”后垂直方向上挖了条一米多深的战壕,通往“土建系馆”,晚上夜深人静,在战壕里埋上水缸,扒地静听,这是从电影“地道战”学的。我系刘尚培在一教的“前哨广播台”,曾跟他一起试着“监听”一会,这要有钓鱼的耐性,还要能忍蚊叮虫咬。某日,传来消息说成功破了老四的地道,原来老四挖地道的动静终于被发现,他们在听清楚挖过战壕数米之后才引爆炸药,把地下的“工兵”堵在了死胡同里,等把人挖出来,惊魂未定,如同泥猴,只剩牙齿和两眼“骨碌碌”有点白色。就战术而言这次行动可算“经典”,好在双方未有任何伤亡。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老团遭遇了“七二七”。

“七二七”意味着毛泽东要红卫兵退出历史舞台了,“是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但事先一点消息都没有。

七月二十七日那天上午,北京几十所工厂的数万工人开进清华园,分成几路,一边游行高呼“要文斗,不要武斗”,一边强行拆除武斗的工事。在深陷派性之中的老团看来,这是“黑手”来为老四解围了。于是发生激烈的对抗。当时我正在“乙所”,只见不远的“善斋”前面,总部的任传钟带一群人拿长矛正与工宣队对峙,往对方扔墨水弹,工宣队不少是在上班的大叔阿姨,白衬衣成了花衣服。有的工厂自己才结束武斗不久,也不乏好战技痒之士,用棍棒相对。

“乙所”没有工事,但要来收缴武器,发生争执,有人粗暴的抓住女同学“鬼妹”的头发往墙上撞,引发男生的怒火。傍晚,大队工人已退去,各处工事一片狼籍,听说东区有人扔了手榴弹,老团们悲愤交集,一心要揪出“幕后黑手”。晚上工物系和电机系一百多人聚集在“乙所”前,接受总部的一项紧急任务,夺回“9003”。

“9003”是机械系一栋新楼,位于东区主楼外,里面有不少精密机床,是老团的“兵工厂”,工宣队把临时指挥部设在那里,白天抓了一些老团的人也关在里面。为了救人,更要防“黑手”把它交给老四,当夜一定要将其夺回。“存亡之秋”我“义无反顾”参加了这一回“武斗”。当夜月黑风高,清华园里清寂无声,百多人扛着长矛,悄无声息,沿通往清华附小的林间小道,婉延蛇行,来到“9003”前五十米的铁丝网下。“9003”在东区校园以外,四周围有铁丝网,楼前五十米开阔地带停着工宣队几十辆车,楼前的大台阶直达二楼,总共楼高四层。当时商定战术,不可纠缠恋战,直冲上四楼,然后逐层往下赶人,以取回大楼为目的。

一声令下,形如脱兔,猛扑过去。发现来袭,楼前几十台车突然大灯齐明,如同白昼,直晃人眼。顷刻间人已冲上台阶,那情景与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进攻冬宫无异。一二回合把零星的抵挡者逼回一边,没几分钟就上了四楼,却发现各室一片漆黑,悄然无声,室门紧闭。撞开房门,骇然发现每室都有一二十人聚成一团。我们高喊“请大家出来!出去就不会伤害你们。”于是,屋里的人成群手挽手簇拥着走了出来,有的还高唱“国际歌”,作大义凛然状。总觉得是在看电影,其实人生不就如一场电影,如梦如幻如光如影吗?不到一小时,夺回大楼,与被抓的同学相逢,兴奋之情不可名状。发现工宣队留下成箱的面包,点心,水果,香烟,够吃上一星期的,连夜构建工事,把楼梯都用家具堵死。就在那晚我试着抽了第一支烟。

工宣队没有撤,在楼外把大楼包围起来。与一小时前比双方仅交换了场地,半夜下起一场不小的雨,不禁有些可怜雨里的人。楼里和外面的消息全断了,电话不通,只能听“井冈山广播台”的广播,而许多学生那晚逃离了清华,谁也不知将会发生什么。毛泽东于“7.27”深夜在人大会堂召见学生领袖,中央文革小组和北京市领导,却找不到蒯大富。28日楼外的人和车越来越多,双方相持不下。下午工宣队开始广播凌晨接见的一些指示,包括林彪说的“再不投降要予以歼灭”。为了与总部联系,只能用广播报送“数字密码”,两边约定一本书,报出数字即该书的某页某行某字,一查便知。需要有个人出去送“密电码”,通知对方用哪本书。我荣幸被选为这“秘密交通员”,可能我长得斯文,不像“暴徒”。29日清晨,我从楼后的小门溜出去,钻出野草丛生的铁丝网,来到通南校门的那条路上,过了此路就可从树林中走了,就在此时碰见了工宣队的流动岗哨。他们在十余米外叫住了我,正在危急关头,路东职工住的红砖平房里走出一位工人,好像是“工总司”的,有点认识我,他见状忙走上来一把拉住我说“是我们家的”,把我领到屋里,什么也没问就出门去看动静,不一会回来说“可以走了”,顺手拿顶旧草帽扣我头上,送我出门。我不知为什么赠我草帽,可能电影“小兵张嘎”“平原游击队”里武工队进城都戴顶破草帽吧。此后一路无阻到“化学馆”找到邢晓光,“闷上心头嗑睡多”他还在睡觉,把书名告诉他,任务宣告完成。从“化学馆”出来,在楼前的丁香花树下碰到“黄毛”(雅岚),问我何往,答:“9003”,她说“别去了,很危险”,我说:“弟兄们都在里面,岂能独善,一定要回去。”挥手道别,虽是夏天,却有点“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味道。

一路顺利回到“9003”,下午总部广播通知我们勿动静候,正在和谢富治为首的市革委谈判,当晚又通告达成了协议,第二天上午空手撤出“9003”,“和平解放”。第二天,楼前开来几辆军用卡车,上百名解放军战士分两队左右夹道保护,把围楼的工宣队挡开,让我们鱼贯而出上了车,没有他们可能会挨不少“冷拳”。卡车送我们到“明斋”前面,下车与总部的人会师后作鸟兽散。工宣队终于完成了对全校的“占领”,也开始了全国“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领域”的新一章。“红卫兵”谢幕了。

出来后才知道工宣队是毛主席派的,“斗批改”要靠工人阶级来完成。毕业后到工厂,和外地大学的毕业生讲起“727”,他们说“闯祸的是你们,受罚的是我们”,当地有的工宣队让全体学生在操场罚跪半天谢罪,分配时有恋爱关系的,天南海北,有一对拆一对。“727”那天到底有多少伤亡,始终没见到确切的数字。

梦醒时分

八月初,学校显得寂寞冷清,没多少学生。我们一帮难兄难弟十多人到燕山山脉的最高峰“百花山”逍遥一番,散心解闷。武斗时剩有一些“粮草”,面条,腊肉等正可用上。虽是盛夏,山上很凉,在山顶露宿,男女生分别以两块巨石为床,被子上铺塑料布,第二天能倒出半盆露水来。夜晚,天色那么清朗,满天的星星近得触手可及,万籁无声,与世隔绝,什么烦恼都留在地上与我们无关了,也许这就是在“天堂”里的感觉?舞蹈队的薛锋情不自禁在岩石上独舞起来。那时山下的民兵封山,防堵“流窜”的学生,煮饭只能躲在山沟里,不能露出火光,紧张而刺激。

三四天后回到学校,我仍住一号楼,六字班的郑则经毕业分配了,有工资,离校前他“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请大家上颐和园游泳戏耍,豪饮啤酒,快活了一阵。

八月初毛主席给工宣队送“芒果”,突显了对工宣队的支持,并寄于厚望。在全国掀起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领域的热潮,各大专院校,科研机关都入驻工宣队。逐步稳住了全国的无政府混乱局面,要依靠工人阶级来完成“斗批改”的任务。实际上工宣队的核心是军宣队,各个企业的大联合都是派驻了军宣队才成立革委会的,“全国山河一片红”时,军队实际上掌控了各级行政之实权。四十年后看到“吴法宪回忆录”,说到当年全国各地实权落到军方手里,江青,张春桥等在主席面前颇有微词,这是毛泽东对林彪削权的起因。

清华各系各班同学重新由工宣队召集到一起,大家又回到自己班上,每天组织学习,批“派性”,检查武斗和驱赶工宣队的错误。背诵“老三篇”,并开始传教跳“忠字舞”。我在上海上小学时是舞蹈“小明星”,以后十多年没跳过,未想这点“童子功”变成的“细胞”还在,一出手即成“舞林高手”,后来毕业到工厂几乎成为“专业”,一年有半年在“文艺宣传队”四出演出。苹果电脑创始人JOBS说过,生活中有些孤立的点,你不可能从这个点上看到将来,只有回头看时,才会发现它们之间的关系,要相信这些点迟早会连接到一起。他大学时退学了,无聊中选修了一段书法课,十年后,设计第一台电脑时,把各种漂亮的文字版式放进了电脑。才有今天那么多字体的选择。

我们系的工宣队是新华印刷厂的,属毛主席当作典型抓的“六厂”之一。每天带领大家“早请示,晚汇报”,斗私批修。每天开饭,开会,无数次挥动“红宝书”,高呼“敬祝毛主席万寿万疆,万寿万疆!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听说外地有些城市,对当地的“一把手”也要表示敬意,还要加呼“某某主任身体健康,适度健康!”

安静没多久,我们年级发生了一起严重的“反标事件”,搞得人心慌慌。起因是有人在桌子上乱涂鸦,写了一句“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又有谁写了句“将一事无成”。也不知鸡和蛋谁为先,反正发生“追尾”撞在一起事就大了。查了半天,揪出了孙乃渝,成了全年级批斗对象。可能他在那位子坐过,或也曾涂过,更重要是他父母在美国,据说是学汽车制造的,于是推论出“给美帝制造坦克”“镇压越南人民”,有此阶级斗争背景,孙乃渝千口难辩,此事后因缺乏实证而不了了之,孙却很受了阵罪。

还有位同学陈治国,因家乡“莫须有”的纠葛被整,工作组时他挨整摸过电门,这回又在二号楼从五楼跳下来,竟未受大伤,自己走了回来,愿他“必有后福”。文革中自杀者多不胜数,有位体操队的“反动学生”,从二号楼五楼的平台上助跑跃下,在空中还做了个“空翻”,生命的最后几秒还在追寻“美”。这样的生命为什么要夭折呢?

终于有消息说要让我们提前半年毕业分配了,学制由六年减为五年半,元旦前报到。计委把分配方案下达后,工宣队认为“太好”,不够艰苦,要“四个面向”,向边疆,向基层……退回去重做。结果我们这届是分得最惨的。三分之二的同学因家庭情况变化进不了核工业系统,转分其他部门,有的先分到县里再“二次分配”,有的分到烟花爆竹厂生产爆竹,也算与核物理对口,都与“爆炸”有关,有的到卷烟厂做香烟。到分配才知道有同学的父亲或母亲在运动中自杀了,这样的家庭惨变,他们一直默默忍受着。

我分到化工部在陕西凤县的红星化工厂,在秦岭之中,属“大三线”,与同学比,不上不下,不远不近,不城不乡。当今中外教育体系都兼有两个功能,一是培养学生,二是筛选学生,小学,中学,大学一路筛选,一流大学是由一流老师和一流学生造就的,把最好的种子发配到最下层,岂非“逆向淘汰”?

快毕业时,同室的邹伟雄说,“快分别了,写首诗做个留念吧。”我对古体诗词只知点皮毛,没什么训练,但心有所感,就写了首“浮萍”相赠:

来去匆匆似梦游,衰萍点点起秋愁。
伶丁自恨无根底,沉浮惊感处急流。
大浪三翻摧一统,长风万里撒九州。
任凭霜雪千回打,不思春江绿水柔。

居然有不少校内外的同学步韵相和的,都是一样的感受。

由于派性对立,没什么道别活动,大家各走各的,全班在二校门旧址,新立的毛主席塑像前合照了张集体相,“挥一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其实同学关系是最纯朴,最没功利的关系,却变得水火不容,及到社会,才知什么老团老四,彼此彼此,都是“老九”。

工宣队给大家发了临时毕业证书,过了好几年才回学校换成正式的证书。1940年我父亲也是先拿了张西南联大的临时证书,一年后才拿到清华的证书,前者虽是在信笺上用毛笔手写的,却字字神秀,笔笔锋芒,工工整整,足可当书法作品留存。

三十年后,同学们回校重聚,每人介绍毕业后的经历。有些同学原以为自己历经磨难,特别不幸,一讲才知道,这不是一个人的不幸,是整代人的苦难。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我们这代人的不幸却也是相似的。

68年12月底,一个阴雨天的下午,黄昏来得格外早,我和苏玉林等几个登上往四川的火车,“同窗”的还有“力九”的沈惠川和叶志江,只见叶公与所爱依依惜别,酸酸楚楚,除了迷茫和惆怅,还多了两行“离人泪”。清华的六年结束了,当年进来时揣着理想和信仰,今日走开时带着遗憾和怀疑,六年水木清华的浸润,是让人糊涂了?还是清醒了?

二○○九年五月

有些情节参考物九张比同学“回忆录”提示。

(注):“530”武斗据当时“指挥”的同学专文回忆,发生于此日只是巧合,并无要为一年前“革委会”流产泄恨出气之意。但当时很多参与者和目击者都以为是泄恨,作者当时也作如是观,文中仍按当时之感觉记之。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