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周后,安亚堡银行打电话来,问我是否愿意为他们工作。他们有一件在金库的小差事给我,而希斯先生说我是个好工人。我不是去经手现钞或金银珠宝,但在一个星期多的工作时间内,我的确是在钢门后工作。银行有好些笔商业交易早就结案了,在防火金库内,总账堆满了文件柜,特定日期前的部分不重要文件必须加以清除,我的工作就是将这些文件找出来。我必须说,希斯先生对我的信心不但充分,而且持续了很久。幸运的是,这次我不会把栽种植物误以为杂草,也不会打破贵重物品。不过,因为我正在申请美国的永久居留权,金库的工作快完成时,移民局来信通知我,案子还在审查时,不能发给我工作许可,因此我只好不情愿地停止在银行的工作。

我持续很久的一项工作是在建筑公司当绘图员。底特律的吉罗公司(Giffels and Rossetti, Inc.)号称是美国大型的顾问公司,一度雇用一千多名专业员工。结构部的主管是哈利·艾尔斯博格(Harry Ellsberg)先生。身为犹太人的他,对少数民族有天生的同情心。他也是韦恩州立大学(Wayne State University)的助理教授,因此我以绘图赚钱在密西根深造的计划,让他产生了兴趣。除此以外,没有人会雇用一个没有任何相关经验、又接近中年的外国人来当新手。我刚进吉罗是在1956年,其后,我经历过各种工作形态:全职工作、兼职工作、一周上两天班、只在周末和学校放假日上班、完全停掉工作、重新申请、从安亚堡以汽车共乘制通勤上班、在底特律找公寓以便加班等等,前前后后在吉罗工作了八年。之间我也在安亚堡找零星的工作,大部分是在餐饮业。

绘图员可以说是灰领阶级,要把工程师的草图画在大张的描图纸上,之后印成蓝图。这工作要有基本的投影几何概念、擅于制图和写字的巧手、对建筑业的粗浅知识,包括钢制品手册的使用,而高中毕业生就可以坐在绘图桌前。在50年代末期和60年代初期,有经验的绘图员每小时可挣三美元或更多。如果再加上加班费,绘图员的薪水可以抵得上薪资较差的知识分子,例如助理教授。

这个工作的一大缺点是对眼力的伤害,下班后开车回家时立刻感受到这一点。好处则是具有放松的效果,可以一整天画着直线、用手写字,却不必动用太多脑力。由于工作时不必耗费脑筋,我常让一些想法在脑中漫游,让结论水到渠成出现,而不是像解决数学题目一样要求有立即的解答。我就这样在工作时沉思默想。工程绘图就像涂鸦一样,让知性有个自然的出口,脱离周遭的环境。格尔会抱怨,我有时候明明人在身边,心思却不知飘到何处,想来这是其来有自。我已经把自己训练成心不在焉,而且行之有年。

在吉罗,公司的规模可以吸收额外的人力,忙季时也雇用一些工程学系的研究生,因此很少遣散正职的员工。我在结构部门不会构成同事的威胁或竞争,因此从来不曾体会到自己和同事相处融洽。直到有一年夏天,我已经厌烦待在底特律,决定去芝加哥,在市中心一家公司找到一个工作,又在伊凡斯顿(Evanston)找到一个房间,这里夏夜比较凉爽。搭乘高架铁路不会比搭共乘汽车五十英里麻烦。但办公室内的其他数名绘图员并不知道我只工作一个夏天,他们想尽办法让我不好过,尤其是一个留小平头的年轻人,会用放大镜来证明我画的直线都是歪的。

当时我的弟弟竞存正要成为一名顶尖的航天工程师,他批评我花在打工的时间太多,并且装做打工是很神圣的事情。这样的批评只有部分是对的,其实有时我非常不喜欢上工。我讨厌在冰冷的冬天清晨起床,整个城市都还在睡觉,我却必须面对刺骨的寒风,穿过森林街(Forest Street)旁的空地,到离密西根大学只有一条街远的一家叫“球员休息室”(The Dugout)的小咖啡吧帮忙弄早餐。一些年轻的研究生和讲师总是在店里高谈阔论,他们要弄熄烟蒂时,用的不是烟灰缸,而是咖啡杯,而且还很用力,强调他们正在讨论的产业工会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他们这么做,给我增加多余的工作。咖啡杯只要沾了黑色污点,就没有办法用机器来清洗。在早上的忙碌时刻,每个瓷杯都得派上用场,没有太多时间来清理桌面和更新杯盘。

在餐厅当打杂小弟,必须穿上浆过的白制服,戴上顶端有个网子的白帽。店内有儿童时,收银员会按铃,我就冲上前去帮他们处理杯盘。我第一次做这件事时,一位年轻的妈妈对儿子说:“把盘子留着,只要跟着中国人就行了。”小孩好像听不懂,她又说:“艾瑞克,我告诉你,只要跟着那个中国小弟就行了!”我当时已年近四十,待在学校的时间多过其他人。不过我也找不到抱怨的原因,谁叫我做的工作是打杂“小弟”。

即使我有自己的价值观,以外在的判断来看,我的自尊也不可能永远不动摇。害怕失败的感觉一直存在,有时很想放弃长久以来的奋斗,因为这种奋斗似乎漫无终点。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取得美国公民权,就有资格从事和国防相关的翻译工作,我受过的军事训练将是一大优势。调查研究中心(Institute for Survey Research)的人告诉我,如果我复习基本统计学,再加修相关课程,在他那里找工作就没问题。在某个时点,甚至重回工程学似乎是较合理的选择,但是我还是决定坚守历史领域。

不过,在酸葡萄心理作祟后,我发现以劳力赚钱会产生一定的满足感。一天靠劳力工作两三个小时,在当时足足可以赚到最低生活费,事实上还是劳动的好方式,除了活动身体外,还可以打破孤寂的感觉。我的自由感和乐观主义来自于我的自给自足,能够看到劳力的“成果”直接转成现金,无论有多微薄,都可以说是特权。不说别的,我就无法在中国有这样的经历。即使是从欧洲和中东来的研究生都承认,虽然为期甚短,靠打工赚取工资仍令人喜悦,因为在他们国内很少有这样的机会。

我曾对我的同学透露我在国民党军队时的一些经验,但有一件事是当时无法说出或写出的。1950年1月26日,麦克阿瑟将军生日的那一天,我正在他的办公室,带着蒋介石送他的生日礼物:象征长寿的盆栽。我那时是驻日代表团团长朱世明中将的随从副官。我之前曾陪他晋见盟军最高统帅,但不是待在车子里,就是待在劳伦斯·邦克(Lawrence Bunker)上校的办公室。听说邦克以前曾当律师,当时则是麦克阿瑟将军的指定副官,为人沉默寡言。但朱将军和麦克阿瑟将军的会谈时间可能没完没了。麦克阿瑟将军有空时,总会和朱将军聊天,例如空战对抗两栖作战等,这是当时在台湾的国民党军队最需要知道的课题。麦克阿瑟将军说着说着,总会回忆起他在太平洋西南区的作战经验。因此我通常喜欢坐在车子里等,车子就停在第一大楼前方。

总部的卫兵戴着白手套,别着宪兵袖章,配着刺刀步枪。那天我们通过卫兵站时,我准备把盆栽交给朱将军,因为他一个人也拿得动,但他说:“来吧。”我就跟着他走过邦克上校的小办公室,进入麦克阿瑟将军的大办公室。

我觉得麦克阿瑟将军的本人和照片差很多,我原先以为他很苗条,事实上他颇壮硕。近看之下,下巴也不浑圆饱满。七十岁的他仍然很年轻机灵,但和那些美化过的照片相比,仍然显得苍老,没有那么整齐干净。依照礼节,我把盆栽递给朱将军,再转送到麦克阿瑟将军手上时,朱将军介绍我:“黄上尉是雷温乌兹新出炉的毕业生。”对我真是一大恭维。朱将军念过麻省理工学院后,也是从雷温乌兹的陆军参谋大学(当时称为指挥参谋学院)毕业。在学校时,我们听过不止一次,美国陆军界的所有一级上将都毕业自雷温乌兹,只有一人例外,而这个唯一的例外麦克阿瑟将军,也曾在雷温乌兹教过几年书。学长提起母校时亲密而念旧的语气,多少有些成为精英和“圈内人”的自傲感。我甚至记不得麦克阿瑟将军当时说了什么,我只感觉到那地方不宜逗留,所以立刻告退,整个会面历时不到五分钟。这会面看来似乎很寻常,但我们担心的是,朱世明当时虽然是驻日代表团团长,却是在盟军最高统帅的监督之下。负责注意朱将军的是查尔斯·威洛比(Charles Willoughby)少将。他是麦克阿瑟的G2(情报官),也曾在雷温乌兹教过朱将军。数个月后的五月,我陪朱将军到台北,向赠盆栽的蒋介石述职。朱世明当时很可能被逮捕,而后被无限期地拘禁,就像后来的孙立人中将一样。孙将军是缅甸战役的英雄,一度还是蒋介石个人的参军长。

我于1949年5月向驻日代表团报到时,是副官袁韦兴上校的助手,工作很轻松,我们负责和盟军最高统帅司令部联系。如果是中国官员要出差到日本,我们就知会外交部门,如果是其他情况则转到一厅(人事)。有一次,一位美国军官写了一封抱怨信给团长,说中国政府答应授他勋章却食言,这就该由副官来处理。盟军人员曾志愿到中国“打共产党”,我们还加以婉拒。日常行政业务完全由非军方的员工处理,由我们负责督导。代表团的军官总部又宽敞又舒适,千代田的洋政馆似乎是东京最气派的使馆区之一。即使丧失掉中国大陆,我们仍然代表盟军。中国的驻日代表团团长是盟军驻日代表团(Allied Council for Japan)的一员,我们派驻一排的武装部队,象征占领军的势力。代表团约有一百二十位成员,车阵包括一辆巴士和三十辆以上的轿车,私人的车辆不包括在内。

10月间,团长朱将军忽然开除了他的秘书,命令我当他的随从副官,我一点也不高兴。当时我在办公室看看书,不当班时享受很多闲暇及自由。中国的情况令人痛心,我只希望能不去想,不管称作享乐主义、克己主义或逃避主义都行。我决定置身事外,让事情自然而然演变,同时尽可能暂时享受人生。皇家马厩骑马俱乐部已核准我的会员身份,而我也刚熟悉盟军在箱根、迹见和日光的休闲设施。如果担任团长的随从副官,势必打断我的个人计划。

我曾经当过将军的副官,职务内容近似家仆。他们说副官是将军的替身,可以在传递命令时学习如何做决策。在骑兵时代,这种说法可能正确。在紧要关头时,带着司令部公文的年轻军官可以骑到最前线,抽掉一个团,或是补充后备人马。自有电子通讯设备以来,这种刺激业已成过去。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朱将军都不是作战的将军,反而更像是外交官。他曾在蒋介石故乡的浙江省担任保安司令,不过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他还曾在华盛顿担任武官,在外交部当情报官,有时还充当蒋介石的翻译官和特使。我不太可能仿效他的生涯模式。我不喜欢枯坐宴会桌一整个小时,看着日本来宾透过翻译官和团长对话,一边猜这位来宾是自由派或民主派,或最近转成保守社会主义分子或其他,一边还要牢牢记住将军的下一个行程。

我请袁上校向朱将军求情,说我在助理办公室是不可或缺的。我也试过要他们指派秦少校当随从副官。将军不肯答应,不过我还是设法争取到他的让步:让我待在单身营区,而不搬进将军的官邸。

我个人非常仰慕朱将军。他说一口毫无瑕疵的英文,有时还夹杂美式口语。他认识上千名美国友人——将军、海军上将、西北航空的副总裁、美联社和合众国际社的记者等等。他的记忆力直追照相机。我才说有一位吉派垂克先生来电,他就接着说:“邀请他星期四来吃午餐。”之后他会说,这位吉派垂克先生在战时遇到他时是何身份,当时是在华盛顿或重庆,现在从事何种行业等等。我和朱将军愈来愈熟后,还对他开玩笑说,他当我副官的表现,会好过我当他的副官。他尽量无视于我的一些缺点,当我因自己的鲁莽冲动对他抱歉时,他会说这是“湖南脾气”。他自己也是湖南人,把直言无讳视为美德,但这却不利他的外交生涯。

我成为朱将军的副官后不久,听到所谓的“叶山会议”。驻日团在离东京约五十英里的叶山度假小镇有间宾馆,作为周末休闲娱乐之用。代表团的资深成员举办宴会时,子女就在附近的海滩游泳。这场会议一定在我当副官前不久举行,因为消息泄露,朱将军才开除他的秘书。我只听说,部分人士在会议时说了不该说的话。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都不宜打探细节。朱将军绝口不提这件事,我身为他的随从副官,自然也不能对任何人提起,否则会暗示我想追查谣言。

对国民党驻外人员来说,1949年是艰困的一年。华盛顿的国务院已颁布《中美关系白皮书》(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在共产党掌权后,美国大使馆人员仍留在中国大陆,似乎暗示可能承认新政权。11月底,蒋介石仍留在重庆,指挥最后一场内战。副总统李宗仁照理应掌控政府,但他却飞到美国,要求援助未果后就滞留不归。在台湾的流亡政府困惑又沮丧。驻日代表团也不是统一的单位,是由国民党政府内不同机构代表的总和,有监察院、国防部、外交部、资源委员会、光复委员会等等。党系统和秘密警察的势力也以微妙的方式渗透其间,每一个代表在国内都有靠山。此时此际,要让代表团的信念和宗旨团结一致是很困难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10月1日宣告成立后,好些国家立刻承认在北京的新政权,首先是印度,接着是芬兰、瑞典、瑞士,而苏维埃集团的成员国还不算在内。新年后不久,英国跟进。3月的某一天,荷兰大使到朱将军的办公室拜访,临走时说:“将军,想开点。”他离开后,朱将军对我说:“他来告诉我,他不再承认我了。”荷兰大使团已接受政府通知,即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基于个人情谊,荷兰大使先来和旧同事道别。

朱将军显然想不开,他很认真。这时的他非常寂寞,和家人已分离了一段期间。他对美国特定人士的敌意已根深蒂固,不过他仍喜欢且称赞美国。《史迪威文件》中提到,朱世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强力争取中国应有的战略物资,据说因此被马歇尔数落了一顿。我不知道身为外交官的他,承受了多少冷眼与嘲讽。不过,虽然他不时会笼统指控:“该死的美国人,他们总是自以为是。”但他内心不曾反对美国。事实上,他真心崇拜麦克阿瑟,相当尊敬马歇尔。1948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拨一亿两千五百万美元的军事经费给国民党政府,但数个月后国务院和外交部仍然毫无动静。朱将军直接去找马歇尔。他向我描述时任国务卿的马歇尔如何反应:“马歇尔立刻拿起话筒。他也许不太热衷,却很诚实。他拿起电话说:‘我不知道你们在讨论什么,但朱将军此刻正坐在我对面。’”回想起来,这件小事不会让朱将军讨好他的美国友人。他形容马歇尔诚实,等于间接暗示许多其他人不诚实。

朱对杜鲁门的个性也有一针见血的观察:诚实但喜好争辩,囿于小我的忠诚。朱将军告诉我,甚至连美国都握有国民党贪污的证据。杜鲁门掌握的一些档案显示,当汽油和润滑油运到中国,作为美国的补给品时,中国官员的确拿了回扣。但杜鲁门不愿公开这些文件。只有碰到支持国民党立场的人士时,他才会拿出档案强调:“这些就是你们的朋友,一群贼!”和杜鲁门相关的最有趣轶事是“J. L. 的弟弟”。J. L. 是黄仁霖中将。说来也巧,有一次他还好心称我为他的“弟弟”。黄中将体格高壮,性情亲切友善,到东京时发现我的名字叫仁宇,于是和我称兄道弟,给我面子,让我不知是否该高兴。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这位和我同姓的将军,在中国管理一些机构,希望模仿美国陆军后勤军务处(Special Service of the U. S. Army),想尽办法讨好美国人,却只挣得肤浅虚伪的名声。他的问题在于,他想成为中国的桑莫维尔(Somervell)将军,自己却扮演鲍伯霍伯的角色。有些被他款待的美国人会在背后模仿他:“我是个将军,哈哈哈!”J. L. 的弟弟刚好和他相反,人矮得多,相当瘦,戴一副眼镜,态度安静含蓄,因此我们都称他为“J. L. 的弟弟”,似乎他被更有名、更外向的哥哥抢尽风采。但是,朱将军说,此人虽然不过是华盛顿中国大使馆中不起眼的小人物,却可以一通电话直通杜鲁门总统。J. L. 的弟弟是大使馆内的小角色,却曾经和参议员时代的杜鲁门打过牌。杜鲁门成为总统时,这个小角色还是大使馆的三等秘书。但是,他和美国最高官员的个人交情,显然超过那些大使和特使。他回台湾后,杜鲁门还透过中国来宾传达他的问候,甚至还说了句很不可能的赞辞:“他真是天杀的玩牌高手!”

朱将军和我从叶山回东京时,也正是我们闲聊的时刻。如果他要在乡间招待朋友和贵客,通常会在前一天晚上抵达。有时代表团成员的妻子会担任女主人,她与先生也会先到。我必须带领司机开车去接客人,载他们到会场。回程时多半是周日午后,我会坐朱将军的车子,和他聊个数小时。他已经当了二十年将军,却代表一个即将流亡的软弱政府。我想他一定觉得生不逢时,浪费才干。就我所知,蒋介石的长期新闻官董显光就有同样的感受。他们最难忍受的是,被才识远不及的人侮辱耻笑。有一次,我对朱将军说,我可以完全体会那种感觉,因为我在国民党军队中已当了七年的上尉。第二天,他颁布命令,令我十分尴尬:他将我的薪水调高成少校等级,也就是每个月多出五十美元的津贴。

但我要强调的重点在于,个人的优点无法和命运的安排作对,这和《天空中的赌场》主旨相去不远。我举了参战的朋友、同学和相识的人为例,我还告诉将军日本人在东北的情况,他们一度是天堂的选民,但一夜间发现一切化为乌有。我看到他们在沈阳空寂的街道上辛苦跋涉,推着装载微薄家当的小车,向收容所报到,车上挂着白色的小旗,标示着军团和目的地。每个人身上只要有超过十五美元的物品,就会被没收。他们悲哀的脸显示出幻灭的梦想和消散的野心。后来我听说,有些人想到还要回到已成瓦砾的故乡时,不禁悲从中来,于是翻过遣送船的栏杆,自沉于黄海。

事实上,我们有很多要向日本人学习的地方。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多强的使命感,才能领导一个颓废丧志、士气荡然的民族呢?大部分旁观者自然而然会站在胜利者的一边,不去理会失败者。即使到1949年,这样的势利仍然盛行于日本。有一次,代表团收到日本童子军全国协会的邀请,到日比谷公园参观童子军全国大会,办公室里没有人要去。我邀请一位成员的女儿同去,看童子军比赛搭帐篷、挖坑洞、快速生火煮饭。但我们被安排在大出意料之外的位置,被指引到两位日本绅士的旁边,正如我次日向朱将军报告的,他们穿着“急需干洗的燕尾服”。显然地,在邀请函被送往外交圈后,美国陆军只派一名少校和一名上校前来与我们为伍。我们又发现,离我们不到十五英尺远的主帐篷内,坐着天皇和皇后。在我们右边的另一个帐篷内,只坐着两位穿着学校制服的男童。我的同伴忽然想到:我们应该请他们在我们的节目表上签名。不过说得一口好英文的皇宫内臣说,天皇从来没做过这种事,我们必须尊重他们的传统。不过,如果我们愿意,他可以引见我们晋见天皇夫妇,也许天皇愿意和我们握手。那时我们仍然想说服他,说天皇非常勇敢,已经打破许多传统,如果内臣愿意一试,也许天皇会同意。这位内臣一定觉得我们无可理喻,于是就走开了。最后我们错失了晋见天皇、和他握手的机会。不过,我们的确取得其他人的签名。希望邵海伦至今还保有明仁皇太子的签名,因为他显然就是下任天皇。至于李亲王,我只能说他觊觎朝鲜的王位。至于那两位衣着陈旧却正式的绅士,原来就是松平康昌侯爵和币原喜重郎男爵,连朱将军也大吃一惊。他们看起来穷困却不失尊严,符合克难时期领袖的角色。但是在请他们签名以前,我们完全不知道他们是何方人物。所以绝不能靠衣裳来判断人。也绝不能随便丢弃童子军活动的邀请函。

(未完待续)

(九州出版社,2019年)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