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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春节后，常德已处于战争前线，机关眷属纷纷向沅陵疏散。父亲有个姓吕的学生是沅陵人，家是地主兼商人，主动提出接我们到沅陵去，于是我们全家又乘船沿江而上去沅陵。沅江滩多水急，枯水季节行船多险，又是上水，过几个滩都要靠拉纤。我第一次见到成排的纤夫，喊着号子，弯腰匐伏艰难地行进在斜滑的山石道上。像青龙滩这样的险滩，嶙峋怪石常露水面，阻断江流，激起飞花雪浪，这时我们要下船步行以减轻船重。我有机会和年轻的纤夫们援伴同行，说说话，很同情他们的辛苦。
沅陵是湘西的重镇，湖南省政府当时就迁在这里，作临时省会，一时沅陵成为全省的中心，骤然热闹不少。城里也人多市旺，大马路很少，大多还是石板路。逢集日更是摩肩接踵，喧腾闹嚷。吕家大院位于城里临街，我们就住他家，出门即街市。一条河从门前流过，下几级石阶就到河面，许多人家在河边洗菜洗衣汲水，这是生活的重要部分。
去沅陵，是母亲送我们去的，安置后她仍回常德。父亲在常德，奶奶也没到沅陵来。小弟留在妈妈身边。在沅陵，是外婆带着哥哥、我和三个妹妹。小妹诒韫在沅陵染病救治无效不幸死去，我就只有亚钟和次孟两个妹妹了。
我考取了沅陵中学，是当地最好的中学，当时已改为省立二中了。学校在离城附近十里路的郊外，我搬去住宿读书，上初一。这是我第一次离家过独立生活，以前一切都由家里安排，主要是外婆带，13岁了还是她老给我洗澡。这回到学校，一切都要自理了。我年纪小，个子也小，一些大同学总照顾我，对我挺好。哥哥转入辰谿中学插班读初二。
那时物质条件十分艰苦，但学校办得很有生气。学生交钱每人发一件白衬衫，胸前口袋上印有蓝色的“省立二中”四个大字（占满整个胸袋），这就是当时很神气的校服，我们穿上它参加过一些活动，似乎很光采。在歌咏比赛中，我们省立二中的歌唱队得第一名。音乐老师教唱了许多抗战歌曲，总是我学得最快，老师非常喜欢我，考试时，音乐课竟给了我100分，这是从没有过的事。以后我长大了，从没见过音乐课100分的，根本不可能。其他功课我也不错，但都不很突出，数学课较差。
在沅陵，我见到过音乐家张曙，参加过他指挥的合唱。张曙写过一些广为流传的歌曲，如《洪波曲》、《丈夫去当兵》等。他四方脸，长长的头发，指挥时激情澎湃，带动大家情绪，有鼓动性。他为抗战日夜辛劳，到处奔走，后来在一次敌机轰炸中不幸遇难，真可惜！
我们班的宿舍是一间大房子，木架的双人上下铺，我睡上铺。睡得很死，有一次冬天半夜连人带棉被从上铺滚到地面，竟然都没摔醒，继续熟睡，第二天引为同学们笑谈。那时我还有尿床病，夜晚尿湿被褥，早上晒被。母亲买药为我治疗了很长时间才好。第一次过集体生活，觉得很有意思。有个大同学很喜欢我，照顾我，晚上常常睡到我被窝里来搂我睡。
省立二中是当时有名的学校，有天做朝会，省教育厅长李明扬来讲话，讲的是三民主义和抗战建国。那是我当时见到的最高级官员，对大人物自然是肃然起敬。有一个星期天傍晚，我从家里回学校，走在乡间小路上，老远就遇见这位厅长。他拄着手杖，戴着礼帽，挺着肚子一步一步向城里走去。突然停下从上衣袋里掏出怀錶看后，再继续大步前行。快走近了，我急忙闪到路边，让出那只容一人行走的山石板路，并规规矩矩地向这位大人物鞠了一躬，李明扬却连看也没看一眼大步走了。
1940年春节后，父亲奉命去重庆述职，半个多月后返常德，机关建制撤销，人员遣散。我们全家又随父亲去重庆。祖母和外祖母因年迈体衰，不便长途跋涉，由父母送回湘乡、宁乡两位老人家乡。当时外婆体尚健，愿带一小孩回乡，以减轻母亲的负担，于是，我第二个妹妹诒曜（当时已九岁）就随外婆去了甯乡。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两位老人慈祥的面影了。尤其是外婆，我永世感念她老人家的恩德。
由常德去重庆，全家又是一次大迁徙。父母带领我们子女四人，无任何扈从，艰难入川。
那时的交通工具非常困难，我们还是租乘大木船，沿小河，经津市、走松滋，入长江，到宜昌。在宜昌稍停几天，买船票乘轮船入川。川江航运只有民生公司特制轮船可行，但旅客拥挤，加上敌机袭扰，买不到票。后来父母托人高价购得一外轮船票，全家上了船。只买了一张三等舱票，两张统舱票，父母带我们兄妹四人连大批箱笼行李挤上船。这船倒很新，船主和船员都是中国人，却在船顶上挂法国旗，并于甲板顶层漆上巨大的红蓝白三色标志，这才免除敌机轰炸。在船上我们小心谨慎，围坐统舱内，真是不敢越雷池一步。虽然我和哥哥已是大孩子，很想在这又大又新的“洋轮”上到处跑跑玩玩，但不行。妈妈严管，责令我们看管行李，照顾弟妹，坏人很多，不敢马虎。船过三峡也没有欣赏到一点风光，父亲倒是诗兴大发，在三峡沿途赋诗并和母亲唱和。父亲常说母亲的诗词写得比他好。
5月下旬，终于抵达战时大后方的中心——陪都重庆。登上朝天门码头，爬高高的石阶，初步领略了这山城的风光。全家临时居住菜园坝，租住简陋的民宅。那时，重庆因“下江人”大量涌入，外来人口增加，住房很拥挤紧张，很难租到房子，母亲到处奔走，为住房忙碌。加之我们到达之前不久，重庆经历了日寇飞机“五三”、“五四”大轰炸，到处是一片惶惶然。市区内的人终日感到岌岌可危，极力想迁往近郊，也在到处找房子，因而更紧张。正巧这时，恰有筹备即将开办的《西南日报》社长杨平章热情邀聘父亲去报社任总编辑。我们全家便迁去报社楼房居住，在石板坡燕喜洞，从菜园坝西行，经南区公园不远就到。马路边有石级攀升，上有一座三层楼看上去很有规模的建筑，老远即可看到“西南日报”四个大字。楼下是排字房、印刷间、员工食堂，二楼有编辑部、经理部等，左厢有三间大房即由我家居住。三楼好像还有办公室、会议室，也住人家。房屋全是木结构，楼板，楼梯，门窗，墙壁全是木制。外面看似水泥建筑，实际墙体并非砖砌，而是用木方钉成空心立柱，钉上小木板条，上面涂上泥土粉饰，俨然雄伟建筑，但破损处常露出破绽。乾裂后墙泥用手就能剥落，大现虚假原形。重庆这类建筑不少。《西南日报》这幢大楼也是外强中乾，好容易才出版报纸，不久又半停不停地而至全停。原因多种，有资金问题，还有法律纠纷等等，但我们家住在这里却是许多年。即使以后迁走后，这里仍有旧房归我们使用。这幢楼房给我留下了很深的记忆。
初到重庆，语言能听懂，但方言不懂，有时会闹笑话。有一天晚上，我到一家小饭馆借一把小钉锤钉墙上的钉子；几个年轻的夥计一听说借“锤子”就哈哈大笑，说晚上“锤子”自家要用，不能借；弄得我莫名其妙。后来我才明白“锤子”是指男孩的“那个”，钉东西的工具应该叫做鎯头。
父亲到重庆后，先赴政治部报到，陈诚部长出任九战区司令长官，邀父亲同去赴任，父亲辞谢。经陈布雷举荐，到新成立的行政院社会部任行政计画委员，并兼任谷正纲部长办公室主任，一直到1949年。在重庆期间，父亲还任过三青团中央编审，重庆《中央日报》主笔兼副刊主编等职。
战时在大后方，国家尽管困难，但仍十分重视教育。当时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很具远见卓识，制定育人兴国的教育方针，兴办许多国立中学，招收沦陷区大批流亡青年学生入学，公费待遇，真为国家民族做了一件大好事。其中国立第九中学以师资强、校风正、教学品质优而闻名于时。这年暑假，我和哥哥就报考国立九中，都插班，我考初二上，哥哥初二下，都被录取了。放榜前，父亲带我们去拜见校长邓季宣，请予关照。当时国立中学招收流亡青年学生以省籍分，九中是安徽中学，教师、学生几乎全都是安徽人，一般不收外省籍的。我们非皖籍，所以要去打招呼。其二，招插班生限制更严，更需去请求通融关照。校长邓季宣，安徽怀宁人，为清代著名学者邓石如的后代，曾留学法国，也是一位颇有声望的学者。学校设在江津县城对岸的德感坝镇上。父亲带领我们兄弟去拜见他后，他从校本部陪送父亲步出校门甚远。在黄昏夕照中，他一袭浅灰绸长袍和一头花白浅发在风中飘扬，久久挥手，这形象至今记忆清晰。
学校放榜那天，我和哥哥在众多的学生人群中仰望墙上，见榜上有名，高兴之至。随后不久，我们就离开重庆，告别父母，乘上火轮去江津、开始了新的学生生活。
江津位于重庆市南约200里的长江岸边，当时只通小火轮。上水去时要走近五个小时，下水不到四个小时。小火轮非常简陋，像城市的轮渡，船上有卖饭菜但没有床位。
九中在江津县城对岸的德感坝镇上，从县城坐小木船摆渡。学校规模很大，校本部下辖六个分校，一、二、三分校是初中，两个男生分校，一个女生分校；四、五、六分校是高中，也是两男一女。我和哥哥入学先在二分校，由于插班，跟不上，留了一级，转到一分校。
那时每天作息都听吹号。一清早天濛濛亮，起床号一吹，赶快爬起来；集合号，急忙奔上操场整队跑步；然后是整理内务，洗漱，吃饭号早餐；每天两稀一干。上下课也都吹号，基本上是军事化的集体生活。在山河破碎国难当头的年代，每个人都有爱国救亡的意识。生活在这样军事化的环境里，无形中时时提醒着自己的责任。同学们个个充满朝气，奋发努力求进步。
早自息是背诵的最好时间。学校周围，满山遍野都散布着背书的学生，背课文、背公式、特别是背英语单词，背短语……。在艰苦的环境里，同学们更加团结友爱，更加奋发进取，如饥似渴地学习，一定要使自己成为国家有用之才，早日去“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在学习的同时，坐在田梗上，顺手就摘剥农家栽的蚕豆，新鲜嫩绿，生的就放进嘴里嚼食，竟习以为常。真对不起当地农民父老。
一分校校长是汪晓沧，外国留学生，西洋绅士派。学校训育主任叫刘孟周，“猫子”眼总眯起眼看人。他管理严格，训斥不留情，但并不服人。他实际还是三青团负责人，时常像特务窥伺，像老鹰随时准备抓小鸡似的，同学们最恨他。
国文教师秦德儒，写一手漂亮的黑板字，上课板书最多，总写满壁上的两块黑板。同学们都舍不得擦去。如果是最后一节课，这板书就保留给大家当范本学练字。另一位国文老师葛康素，教古文很用力，吟咏《琵琶行》有声有色。
英文老师赵宝初，讲课极好。英语的词性、词格（词类变格）、现在时、过去时、进行时；重口语，强调语音、语气、声调等等。初中我们就要读背英文的“总理遗嘱”。
历史教师姓名忘了，但他讲课有惊人的记忆力，特别讲世界史，从两河流域、巴比伦，讲到中世纪，十字军东征，到发现新大陆。年代、人物、故事如数家珍。我们学生听得津津有味，对老师的博学强记十分佩服。
物理、数学老师我记不得了，但化学老师龚维苍我却忘不了。龚老师中等身材，戴一副大眼镜，头发散乱，从不梳理，脸色苍白，据说患有肺病。他讲课很用力，大声地用同一节奏讲述物质分子原子结构和化分、化合、还原等种种科学原理，又以同样节奏速度背元素周期表，甚至化学反应方程式，节奏总是“××××”……毫不停顿，也不问你是否在听，他总用力在教。冬天，穿一件破大衣仍然如此竭尽心力地讲授着。那时条件很差，几乎没有教学仪器设备，仅有的一点化学试剂和试纸，给我们演示试纸经受化学反应后如何变红变蓝，以及磷在空气中如何燃烧等等。我们常为龚老师的清苦贫血而忠诚教学所感动。
教平面几何的王伯寅老师，上课不用圆规就可以在黑板上一笔划一个完整的圆，画平行线、虚线都可以不用尺而画得笔直。讲“假设”、“求证”总吸引人。我数学历来不好，唯独对平面几何特感兴趣。
地理老师姓张，是一位年轻的新出校门的大学毕业生，他的穿着打扮和龚老师就大不一样。头发梳得亮光光的，衣服都是很整齐的，皮鞋也是锃亮的。他讲课的声音宏亮，总带一杯水喝。把地图挂在黑板上，举着长长的教鞭指来指去。他又不喜欢老站在讲台上，经常走到同学座位中，边走边讲。总是要插些题外话，讲各地的风光名胜，讲大西北的地理、气候“早穿皮袍晚穿纱，怀抱火炉吃西瓜”……还讲青年人的理想和成长。甚至像如何对待“手淫”这样当时极其忌讳的话题，他也公开谈论。轻松道来，并不否定，以为是正常现象，去除年轻人的心理负担，这样开放的老师当时颇为难得。那时也有生物课，还解剖过一只兔子，但对“性”的问题却是避而不谈的。张老师从来不摆师道尊严的面孔，总是以朋友的态度平等地对待同学。
体育老师姓姚，是正规体专的高材生。胖胖的，但能跑能跳，带领我们出操，上单杠，跳木马（我老跳不过，坐在木马上，姚老师把我抱下来）。打篮球，我学打球，跑跳着接球，姚老师掷球过来我没接住，却打得鼻血直流，以后再也不敢打篮球了，直到成年壮年也始终没上过球场。姚老师训练了一批不错的篮球运动员，那时最好的运动就是打篮球。球场不用什么设施，一根木柱钉上篮板按上筐就是球架，尽管十分简陋，却也管用。姚老师很好地开展了这项群众性运动。学校经常举行比赛，姚老师当裁判，跟着球跑，大声吹哨，用英语喊“Runing with ball”、“Out side”、“Jump ball”、“long shoot”、“Ready…begin”等等，非常生动。
音乐老师瞿安华，又是一位出色的老师。不论在课堂或其他地方，在任何时候，瞿老师都是衣冠楚楚，容颜整洁。那时穿烫熨笔挺的硬领衬衫，打领带，正规西服的，只有他和汪晓沧校长。当时瞿老师很年轻，丰采焕然。他多才多艺，教唱歌，训练声乐基础，选拔培养合唱队员。他教唱了许多抗战歌曲，如黄自的《旗正飘飘》，冼星海的《在太行山上》、《怒吼吧黄河》等，还有《歌八百壮士》，《游击队歌》，也教唱《长恨歌》组曲――《渔阳鼙鼓动地来》、《山在虚无缥缈间》以及罗家伦的《玉门出塞歌》等。他经常指挥无伴奏混声大合唱，从几十人到上百人。那时没有什么乐队伴奏，只有瞿老师有支音叉，他举起敲一下，迅速定出基准音，他轻轻哼出第一个音，指挥棒一挥，合唱就开始了。同学们唱得热血沸腾，气势磅礴，他的指挥艺术也众口称讚。有一年双十国庆日，九中举行了一次有男生女生都参加的千人男女声四部混声大合唱，全由瞿老师一人组织指挥，事前我们接到分声部的油印曲谱，分别练唱再一步步合练，指挥这样大规模的合唱是很难得的，充分显示了他的才能。他还教唱英文歌曲《老黑奴》、《当我们在一起》等，他教唱的许多歌曲我至今仍会唱。
抗战时期的歌曲有特殊的鼓动力和凝聚力，远别故乡的年轻人常常用歌曲来抒发情感，这也和爱国救亡联系在一起。一天夜晚，传来一个年轻的声音唱着《嘉陵江上》，这是当时流行的由端木蕻良作词、贺绿汀作曲的一首新歌――“那一天——敌人打到了我的村庄……”遥远的歌声飘拂，许多同学都热泪盈眶了。虽然半壁江山国土沦丧，但抗战必胜的信念没有任何人动摇过；我们一定会回到故乡去的。
瞿老师更为令人倾倒的是他的二胡独奏，以前我从未听过这样动人的演奏。通过他，使我瞭解了二胡这种乐器，瞭解了伟大的民族音乐家刘天华和他的诸多名曲。听瞿老师演奏《良宵》、《病中吟》、《空山鸟语》、《光明行》、《月夜》、《烛影摇红》、《闲居吟》等等名曲，牵引动情，如醉如癡，以至达到入迷的程度，想不到二胡有这样丰富的表现力和吸引人的魅力。有一天晚自习，瞿老师应邀到教室演奏，教室内挤满了几个班的同学。油灯全部吹灭，月光洒进窗来，琴声悠扬响起，如泣如诉，真令人回肠荡气，心醉神迷，同学们全都屏息静聆，鸦雀无声，真太美了。
班里有个姓汪的同学，在瞿老师指导下，自己动手做了一把土二胡，用大竹筒蒙上牛皮纸为琴筒，细竹竿做琴把，选两种粗细不同线绳做琴弦，到伙房运粮菜的骡驴尾巴上摘毛代马尾做拉弓，土二胡做成后就开始学练。他这一开头相继就有七八个、十来个同学仿效，我也学做了一把，没有丝弦，线绳也可以拉出1、2、3、4、5，只是很微弱，就这样我们开始跟瞿老师学弓法，指法，这就是起步。以后大家都有了简易低廉的二胡，更加不断努力练习，就这样我学会了二胡，以后能登台独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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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大家称作“国难时期”，各方面物质都十分匮乏，学校的学习和生活条件极其艰苦，现在的人们很难想像。当地有些祠堂被改做学校，我们一分校就在“五桂祠”，课堂和宿舍都是简陋的茅草房。当地盛产竹，山野遍是竹林，这便是最好的建筑材料。用竹片条编墙，糊上泥土（没有水泥），乾后涂上石灰泥浆。房樑柱也全是竹子的，甚至连用来绑紮的绳索也是竹篾劈削的。学生全部公费，学费全免，作业笔记本等都是发的。食宿也全不要钱，只有穿衣是自己的。这就是公费（以后改为贷学金）。在那样的年代，政府这笔巨额负担真了不起。1942年，学校统一发放过一套用美国捐助的布匹做成的制服，那布品质很好，大家以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名字命名，叫罗斯福布。这套制服成为当时最好的服装，我穿了好几年。脚是不穿袜子的，鞋子多是布鞋，从小我们就穿奶奶外婆做的布鞋，外婆做的多，奶奶的鞋底纳得漂亮。到重庆后二位老人没来，还给我们准备了够穿二年的布鞋，在九中就穿这个。同学们也多穿布鞋，极个别的穿“力士鞋”，球鞋更是奢侈品。还有许多同学是赤脚草鞋，我们也就常穿草鞋了。等到布鞋穿完了，我们更只有赤脚草鞋，冬天也如此，赤脚冻成红萝蔔似的。同学们都这样，不以为苦。
学校伙食很差，大米饭是能吃饱的（我没有挨饿的记忆，好像也没刮过饭桶）。最常吃的菜是蚕豆（当地叫胡豆），新鲜的，乾的都有。早上喝稀饭，一个菜盆里只有可数的几粒盐水煮胡豆，一个星期吃一次肉叫“打牙祭”。大家都穷，生活很苦。有一年有个患病的同学，买些猪头肉，吃后又喝了凉水，当晚就死了。匆匆埋葬，荒野孤坟，好不淒惨！
印课本的纸品质很差，黑黑的，薄薄的（当时的报纸也是这样破烂纸）。而且这样的课本也供不应求，有的课几乎没有课本，主要靠笔记。笔记本的纸倒是雪白的，是竹制的，叫竹纸，很薄，但却很有韧性，不很容易破损。我们做数学题，写英文作业都用这种本子，不能用钢笔，而是用毛笔（那时很少用钢笔，有支蘸水钢笔就令人羡慕，自来水笔更是富有的象徵）。课堂里两人共一条板凳，一张桌子。没有电灯，晚上自习，两人一盏油灯，到傍晚时值日生统一到总务科领。这不是煤油灯，而是小瓷盏加灯芯的桐油灯，冒着黑烟。自习完去睡觉，常常发现鼻子里是黑的，就是这种油烟薰的。
九中生活虽苦，乐事却多。合肥人讲话“鸡、妻、希”、“资、雌、思”不分，同学们常以“老母资（鸡）”打趣，洗脸故意说：“你先死（洗），我后死”常常哈哈大笑。
学校经常有篮排球比赛，赛球很热闹。球员没有球服，用纸剪出号码钉在背心上，还有“T.N.T”之类的球队名称，也用纸剪字贴在布条上，呐喊加油。江津盛产柑桔，球赛时柑桔满地滚送给球员解渴。
在九中，我也参加过演讲比赛，因“国语”讲得好受到好评。班级的壁报我也写过稿。
和我同桌的同学叫叶守纯，合肥人，比我大一岁多。他身材不高，却很结实，皮肤稍黑，脸型略扁，长得不够好看，但比较聪明，学习很用功。体育也好，篮球打得不错，弹跳挺好。我们同桌几年直到初中毕业。那时我的国文、英语、史地课都较好，叶守纯这方面不如我，找我帮忙。而他的数理化却比较好。我在这方面恰恰差，便也请他帮忙，互相帮助，一起上课，一起吃饭睡觉，成了最密切的朋友。走到哪里都在一起，什么事情都看法一致，遇到外界有什么攻击，两人一致对外，团结如一人。久而久之，感情益深，彼此瞭解信任，极其融洽。叶家境贫寒，他家在沦陷区，一年难得寄一回钱，同学中他算最穷的之一。我虽也是穷学生，但毕竟比他强，家在重庆，每月还给我们寄点钱，多少我不知道，全由哥哥掌握。这点钱理发啦，买牙刷牙粉（那时没有牙膏）肥皂啦，还有些零花啦，偶尔也可以买点小零食桔子、“糍巴”（一种糯米做的粘糕）之类，我总将一切和守纯分享。他虽穷但很有志节，性格特强，绝不要同情，更反对怜悯。衣服破了自己补，缺什么绝不向别人借，只有我的东西他可以随便用。一次打篮球，草鞋破了，我把自己的新草鞋给他，我换穿布鞋，他二话没说就穿上继续打球。否则他宁肯赤脚也不会接受赠予。
我们的宿舍是长条大铺，上面铺上稻草，各人自己的床单，一人一个铺位，我和叶守纯就挨着睡。他的被子已经破碎了，晚上一冷，他乾脆就拱到我的被窝里来，两人抱在一起睡。早上起床后，我们都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的。
有一天我病了躺在铺上，陆务滋课余时间特来看我，和我并排躺下（那时睡地铺），安慰我好好养病，并亲切地拥抱我。这样纯真的情感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陆务滋杭州人，比我小一点，聪明俊秀，活泼开朗，一笑露出两个小虎牙，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的。
学习上我和叶守纯互相取长补短。我不知怎么回事，数学公式就是记不住，而历史地理却十分通，历史事件发生的年代过程以至外国史我都能熟记，世界地理那些地名如斯堪的那维亚，阿迪斯阿贝巴之类的长地名我也容易记得。中国地图不用看资料就可以画出来，甚至只要画出一个省图，我便可将其邻近的东西南北各省区一一画出，同学们都很惊讶。守纯给我讲代数几何定理，物理化学定律公式等等，我就帮他做地理作业，给他辅导语文历史，但终归我数学有时还是考不及格，只好补考。他的史地课也勉强及格，好像成了定势。
在一分校，同班的同学还有胡继定、陆务滋、李受勤、汪木林、温志馨等。二分校的同班同学有卢涌泉、储国勳、王希槐、孙堂福、王光元等。
在当时极其艰苦的环境里，九中学习风气特别好。清苦的教师全力教学；穷困的学生奋发读书；不分寒暑，蔚然成风。
1941年冬，有天我忽然收到老师递给我一张纸条，是父亲写的，叫我立即过江去，他在江津县城等我。不知为什么哥哥没有去。父亲是以三青团中央编审的职务出差来江津。他没有去九中，领我到一家饭馆吃了顿丰盛的饭菜，记得有个菜叫“蒜泥白肉”，非常好吃。父亲很喜欢我，说我学习成绩比哥哥好，他和妈妈都高兴，鼓励我继续努力。他又告诉我，学校邓季宣校长要被邵华替换，邵华和方治都是陈立夫CC系的干将，是中央委员。九中将加强提高。父亲和邵华是朋友，关系不错，将能多得关照。果然，1942年春初开学，邵华就上任了，带了许多人马，撤换了许多人，在师生中引起一番震动。大家对邓校长很留恋，对邵华大批撤换人员不满。但邵对全校师生演讲，毫不隐讳地宣称，换人是合理的，应该的。“一朝天子一朝臣”，这没有什么不对的。为了工作协调，配合密切，必须换上自己熟悉的得心应手的人。梅兰芳出场，不但琴师锣鼓班子全套都换，连检场的也统换，一整套班子。唱戏的都如此，其他也同样。邵校长这样的坦率直诚出乎大家意料。他以出色的组织才能很快完成了人事调整，迅速进入新的学校建设时期。邓校长以前是传统古典的学者之风，邵校长则完全是新进现代的政治家作风。他的秘书黄小漫，有天专门将哥哥和我接到校本部，说邵校长接到父亲的信，很关心我们，特邀来敍谈，很是客气，并以水果招待。黄小漫很年青，约三十岁，稍胖，和蔼而干练，告诉我们以后有什么事可直接找他，他即速向校长请示处理，但后来我再没去过他那里。他是邵校长的心腹，同学们都恨他，背地里骂他“黄狗”。
学校开始大力建立三青团组织，发给每个学生入团志愿书填写。我那时受文史类读物影响，思想比较清高，不愿吃政治饭，那时已立志不从政，不做官，将来做个文学家，自由职业者。同时在现实生活中对那些戴着青天白日徽记红袖标的三青团员趾高气扬的神态很看不惯，有厌恶感，因此我一直没有填写志愿书。后来甚至发展到全分校集体宣誓入团，我也藉故没参加，我也不喜欢受什么组织纪律的管束，还是自由好。
哥哥和我一样，都在初三下期，即将毕业，但我们不在一个班级。那时他很活跃，参加一些活动，特别是全校排演话剧《野玫瑰》，哥哥参加排练和演出。当时男女学生分校分班，也不能同台演戏，女角要男扮女妆。哥哥扮演“白小姐”，颇得好评。
寒暑假，我和哥哥都从江津乘小火轮船回重庆家中。过完春节，我们背着行李清晨去码头，赶船回学校。从家走很远，在路灯映照的长长的空旷马路上，薄雾迷蒙中离家的那种酸楚感觉，以后曾长期萦绕心头。
那时，我们住的石板坡燕喜洞的房子建在高坡岩壁上，二楼走廊有木柱栏杆，前面正是长江，江中心有个珊瑚坝，民用飞机场就修在那里，当时有中央航空公司和欧亚航空公司两家大公司的飞机在停机坪上，每天飞机起降我们都看得清清楚楚。从栏杆上俯看下麵的马路，西往市区，东通南郊公园，每天汽车在马路上宾士不息。我们这时做了一件很淘气的事，打汽车。从高坡楼上拿石子、水泥块掷打汽车，我们兄弟姐妹都以此为乐。汽车在行驶，要算准其行速抓住时机掷打，要正好打在车头上，让司机吓一跳。那时小弟也八九岁了，大家剥墙上的石灰泥块往下掷打，看谁打得准。这样天天练，打得十分准确了，专打司机座前玻璃。后来发现经常有一列小汽车车队驶过，便一齐打这队小车。又发现这是蒋委员长的车队，我们竟然照打不误。一次“砰”地一声，可能正打中蒋座车的车头玻璃，全车队停下来，许多人紧张下车搜寻，发现是上面抛掷，仰望厉声喝斥，看到只不过是几个毛孩子，也没进一步追查，走了。但我们已自觉这样危险，停止了。
父亲在三青团中央工作时，带我们去参加一次晚会。在楼上一间不大的礼堂，人很多，小孩也不少。忽然军乐大作，一个很漂亮的军乐队奏着雄壮的乐曲，全体起立，鼓掌，纷纷说“书记长”来了。书记长是张治中，他穿上将礼服，披着斗蓬，进场举手向大家致意。据说他很讲究服饰，礼仪都很讲气派。他讲话，一口的安徽腔。大家入座后，开始演出。中途忽然来了许多便衣，张治中起立去门傍迎接，蒋委员长来了。他可是静悄悄的，没有奏乐，也没有全场起立鼓掌，直接坐进早准备好的一排座位（我第一次近距离地看到这位崇敬的领袖），他是来看压轴主要节目京剧《武家坡》的，演员非同一般，马彦祥的薛平贵，吴茵的王宝钏。他们都非京剧演员而是著名的影剧明星，但演得比专业的京剧演员毫不逊色。
还有一次，舅舅陈勳生带我们去中央训练团，在“复兴关”（浮屠关）山上。这舅舅与母亲不是近亲，他名敦正，字勳生，出身较贫苦，读书不多，但他勤奋自学，虽没有文凭，却凭自己的努力不断升迁，已步入上层。中央训练团是国民党对高级党政干部轮流集训之地，场地营房都很简陋，有意让受训人员吃苦。大门是竹篾高搭的牌楼，两边对联标语至今我仍记得。右边是：“生活的目的在促进人类全体之生活”；左边的是：“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继起之生命”。大操场矗立许多大标语牌：“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一个政府，一个领袖”：“军令统一，政令统一”：“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等。这里训练目的不但要战胜日寇，更重要的是培养反共骨干，为以后打内战做准备。那时我当然不会懂。
在重庆，我们还有机会看到许多著名话剧，那时重庆话剧舞台十分活跃，国泰大戏院和纯阳洞新建不久的“抗建堂”是上演话剧最多的地方。当时的“四大名旦”白杨、舒绣文、张瑞芳、秦怡，在话剧舞台上，我都见到了。著名的男演员也有很多，如施超、江村、耿震、周峰、项堃、孙坚白（石羽）、陈天国等等，尤其是一批著名的导演史东山、郑君里、陈鲤庭、徐韬、应云卫、沈浮等，他们导演的戏都很有号召力。看过的话剧现在还能记得有《清宫外史》（项堃、舒绣文等主演）、《芳草天崖》（张瑞芳、孙坚白主演）、《虎符》（江村、舒绣文、魏鹤龄等主演）、《离离草》（周峰、秦怡主演）、《棠棣之花》（舒绣文、张瑞芳、周峰、江村主演）、《小人物狂想曲》（耿震等主演）、《清明前后》（夏天、阳华等主演）、《升官图》（阳华等主演）等。有几出名剧没能看到，《北京人》、《屈原》、《蜕变》、《孔雀胆》等，一直引为遗憾。江村最好的戏《北京人》没看到，当时就听人讲过，绝了，真可惜。但我还是见过江村参演的几部戏。在江津，也看到流动剧人自组的演出，由施超、章曼萍、江村等人演出，剧码多为短剧，如《软体动物》等。
提起看话剧，我们家是有历史的。战前在南京就看过田汉编剧的《南归》，特别是中国旅行剧社唐槐秋、唐若青父女的一些翻译欧洲的名剧，印象极深刻。唐槐秋又是我们湖南湘乡小同乡，跟父亲也熟识，曾到我家来过。
重庆战时的文化生活，主流可说是高水准的，如以上所说的话剧。还有一些电影，如中国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由黎莉莉主演的《孤岛天堂》，中央电影摄影场摄制由凤子、江村主演的《白云故乡》，由李纬主演的《长空雄鹰》等，《白云故乡》一首主题歌我们爱唱了许久，《孤岛天堂》的主题歌我至今仍能唱。
在重庆抗战时期，生活比较困苦，家庭生活全靠母亲一人料理。那时烧的是一种“岚炭”，天然的焦炭。耐烧，火力旺，但不易点燃。母亲每天一早起来生炉子，劈小木柴，点燃岚炭要冒烟很久。晚上熄炉后，母亲还要一点点地拣炭渣，留着再烧。她满肚子学问，写得一手好书法，这时却像仆佣一样。住的楼上没有水，在房后山岩壁缝有泉水渗流，我们用桶接，很久才接满一桶，我和哥哥搀上楼。有时我们还到坡下长江边上去弄水，一桶桶抬上坡，再抬上楼。妈妈要我们从小不要娇生惯养，要劳动，要吃苦，这也培养了我们的好习惯。
从小，父母和学校都教育我们要做一个善良正直诚实的人，要对国家民族尽忠，对父母长辈尽孝。对弱者和苦难的人要有同情心。要学习古代先贤先哲和民族英雄名垂青史。那时在学校还有“青年十二守则”，现在还能记得：
忠勇为爱国之本，孝悌为齐家之本，仁爱为接物之本，信义为立业之本，和平为处世之本，礼节为治事之本，学问为济世之本，诚实为做人之本，勤俭为持家之本，整洁为强身之本，助人为快乐之本，有恒为成功之本“。
还有“四维八德”，四维是“礼义廉耻”，八德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些长期教育对我们的品德人格养成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待续）
（《甘苦浮生：一个凡人七十年的真实历史记忆》，黄河清主编《往事微痕丛书·纪实卷》之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