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人民日报》突然翻脸
在学校的“鸣放”和辩论进行得激烈热闹的同时，报纸上每天不断登出上层“民主人士”鸣放的情况和他们讲的话。越是看起来“出格”的话越是放在特别引人注目的地方，还用加标题的办法把“危言耸听”的句子凸显出来。储安平的一段话好像就放在头版头条的位置，记得他开宗明义就说：“到现在为止都是对‘小和尚’提意见，我能不能对‘大和尚’”也提一点意见呢？”（大意如此）我记不清是他自己的话里作了注释还是报纸上给他加了注释，说“大和尚”指的就是毛主席和周总理。他的“意见”突出一点就是说现在是“党天下”。这三个字的意思当时我们也都看得懂，就是与帝王统治时代的“家天下”相比喻，不满现在的一党专政。紧接着就有人民大学葛佩琦更加耸人听闻的“要杀共产党员”。当时看了报纸上这句话我吃惊于这样反动透顶的话也出来了。大约三十年之后才看到报纸上有文章澄清事实，他那句话完全是被掐头去尾断章取义的加工之后才成了那个样子的。他的原意是指出有些问题的严重性，为可能引起矛盾的尖锐化而忧心。而葛佩琦其人本来也是热情参加革命，拥护党，当时年纪也不像我想象中那么“老”（我当时想象他是个“老地主分子”）的人。经过这样加工的话一登出来当然就叫人看到“乌龟王八”已经在那里“磨刀霍霍”了。现在想来，为了某个目的可以用这种卑劣办法来“制造反革命份子给人看”，不知那些喜欢歌颂“伟大人格”的人想到过没有？
刹时间，“人民的报纸”突然变脸，“鸣放”一扫而空。场子清出来发表偃旗息鼓几个月的“党的声音”。那时全北大醉迷在“思想”酣战中，任何一方的人都料想不到的一连串重炮弹炸开了。第一炮大概就是那震破耳鼓的一声《这是为什么？》。问得好！恰恰前两天叫大家都看到了“最最反动的叫嚣”，葛佩琦“杀共产党员”的声音犹在耳边，难道不能问问“这是为什么”吗？
接下来差不多每天都有文章出来，风云突变是很明显的了。一篇社论题为《工人说话了》，这一招来得太意外、太厉害。由头就来自北大，据那上面说是张元勋他们才办起的《广场》刊物拿到北大印刷厂去排字印刷，印刷厂工人看了他们的稿子“肺都气炸了”（这五个字的名言在以后的“阶级斗争”中经常出现）。马上挺身而出，向他们进行了“说理斗争”，驳得他们哑口无言抱头鼠窜。
正热衷于思考、论辩、说理的年轻学生头上挨了结结实实的一闷棍。在“民主广场”上面对“卫道士”的帽子和棍子，人们并不畏惧，怀着亢奋情绪与之抗辩时能像谭天荣那样态度安详而自信。他们可以嬉笑怒骂地奚落“老道”祭起的“立场、观点、方法”三大法宝，勇敢地坚持科学、理性、独立思考的精神。而这篇文告却向他们宣布：“工人阶级”不耐烦了，“铁锤”举起来了；农民的“镰刀”也快要等得不耐烦了。你们这些靠工人农民的供养吃饱穿暖的知识分子真是被狗吃了良心，在那里放肆胡说八道，竟敢疯狂攻击起救星共产党来了。
从这一天起，“阶级感情”问题一直困惑着我，看来它足以成功地摧毁一切“思想者”的自信，彻底解除他们的武装。而那个时候看着这篇文章我内心并不服，首先我怀疑印刷厂事件的事实经过是不是像文章所说的那样，我觉得那描写的笔法很像是“卫道士”们惯用的。把张元勋这些人描绘成一群恶劣猥琐的“小丑”，这就和我亲眼见到的不一样。“工人阶级”起而斗争，是不是那么自发？有没有人导演？还有些话不好说，按当时一般工人的文化水平，加上长期在简单化的政治口号灌输熏陶下那点理解力，他们能冷静地看明白这些言论的准确含义吗？真的能够正确判断这些问题的是非吗？大概是列宁（我也许记得不准）也说过，工人阶级里面不能自发产生马克思主义，还是要靠知识分子的科学研究。“秀才碰到兵，有理说不清”，有人就可以堂而皇之的利用这一点。
还有一篇影响很大的文章是《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因为文汇报在当时很活跃，很引人注目。发表了不少振聋发聩的文章和报道，编辑排版也别开生面，不久之前好像还受过毛主席的特别赞扬，甚至号召《人民日报》要向它学习。现在点名示众，受到咄咄逼人的追问指责，被定罪为向党进攻的急先锋。这个信号一发出，多少人、多少“鸣放”期间的言论都得自动“对号入座”，那就决不仅是（据说）曾声称“杀共产党员”的葛佩琦了。作者姚文元的名字一登台就给人一条凶煞狼狗和恶棍的印象，他那些似是而非的蛮横语言我怎么也不能信服。后来知道从那时候起很多人都感到姚文元干脆就是“一条棍子”。这话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姚文元又开始大出风头的时候，毛主席给他撑腰打气的时候说出来的。毛主席的话大意是说；“有人说姚文元是一根棍子，我说姚文元是无产阶级的金棍子”。所谓“金棍子”就是毛主席诗词里特别赞扬的“孙悟空的金箍棒”，专门打他常喜欢说的“乌龟王八”、“牛鬼蛇神”的。
2、什么叫“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谁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资产阶级右派份子”这个名字出现了，开始的时候还拿不准它是什么分量。但是“资产阶级”而且是“右派”，其反动性质可想而知。这时候我看不仅是我，很多人都会想：“怎么回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断动员号召大家都来给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可好，这一下子风云突变，大张旗鼓兴师问罪，究竟出了什么事？到底哪些人可以算得上是“恶毒向党进攻的右派份子”呢？整风怎么说，还整不整，怎么整？”，总要把这话说得过去。
《人民日报》当然是料到了会有这些问题，所以在这期间也兼顾到发表一些安抚人心的说法，比如及时发表了一篇《正确对待善意的批评》等。但这能解除人心的疑团吗？究竟要怎么样就叫做“善意的批评”？这个问题在当时真是煞费思忖，到后来更是越搞越糊涂。
在“卫道士”们的大字报还没有公开把“右派”帽子加到某个人头上去的时候，绝大部分放手“鸣放”过的人都没有想到自己去对号入座，起先都以为报纸上说的“右派分子”指的只是葛佩绮那样几个头面人物。连在校园里肆无忌惮发表了大套极具敏感性的出格理论的龙英华还在大字报里“超脱”地讨论起如何“转化右派”的问题，看来他也并非故作镇静，实在他以为自己的言论都是属于《人民日报》说的那种“善意”的。我这里说一句现在的看法，他的言论已被历史证明不仅是善意的，而且是“英明的”，只是直到今天还“甭想”得到官方的肯定。
这个学问实在深，我是后来经过几十年才参悟出一点来的。当一个强大的力量垄断着一切话语权和解释权的时候，在“思想政治战线”上他可以玩够猫捉老鼠的游戏。他自己可以把什么话都说得“堂堂正正”的，他“左”边说一句，“右”边说一句，叫你心里忽起忽落，着不了窝。首先是雷霆万钧的高调把人震慑住了，然后又说一些听着比较舒缓的话，“团结”和稳住大部分人，并与自己过去说过的话保持一定“连续性”，使那些想不通的人不好指责他的出尔反尔。同时，做出温和的一面又可能使一部分人产生侥幸的幻想，自己以为自己就是属于“善意的批评”者之列，于是糊里糊涂还在那里“放”，这样就能引发（简直可以说是“培养”）出更多、更多的“乌龟王八”来。事实就是这样的，很多人都是在“反右”的号角吹响以后还在那里昏头昏脑（据说那是“阶级本性使然”）说了一些话而成为“右派”的。其中有些人也响应号召参加了批判头一批已被孤立的“右派”的斗争，同时也响应号召继续对党提出“善意的批评”。结果因为这个“善意”的解释权在人家手里，到时候照样被揪着耳朵拽出来，傻了眼了！
3、《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正式发表面目全非！
这些日子我心里常在想：毛主席在年初几个报告中说的话是那么叫人欢喜雀跃，而现在《人民日报》突然刮起如此肃杀的寒风，这是不是毛主席的意思呢？当时心里有这个猜疑的肯定不止我一个人，就有人在面临乌云压城的形势时在大字报上喊出：“让我们团结在毛泽东－－赫鲁晓夫的周围，克服前进中的障碍……”。现在看起来似乎太滑稽，但在当时只要是个老实人，听过毛主席年初那些报告都会以为我们的毛主席和赫鲁晓夫、哥穆尔卡、陶里亚蒂一样比大家更清醒地认识到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彻底克服斯大林的错误给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带来的歪曲和巨大损害。甚至有的大字报上还说，可能现在毛主席受到了来自党内“保守派”的压力，要他放弃“双百”方针，不让“放”，要“收”。
正好就在这时候《人民日报》正式发表了毛在二月份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取了个题目叫：《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我记得发表时有一个说明，说这是根据毛主席在那次会议上的讲话纪录整理，经作者本人修改定稿发表的。刚看到这份报纸我很高兴，我想，发表这个讲话可能是个好的转折。重温毛主席当时讲话的滋味会驱散这些天压在心头的乌云。可是拿起报纸看着看着，我傻眼了，我心里抽得越来越紧。我简直从来没有见到过，也就难以想象天下会有这样的事：说过的话在报纸上印出来竟然都变了样，大大的变了！标题讲的还是那几个问题，这个没有变。但是内容的“修改”实在太大，要命的是味道完全改了，这个人他完全变了一副脸了。印出来的字数我大略估摸着肯定不到原来口头说的字数的一半。正式发表的文字简练一些当然可以，但是删掉的都是当时听着觉得特别精彩，并令人叹服其“开明”的那些话，现在怎么一概“过滤”掉了、赖得干干净净了？文章的风格虽然还说不上“杀气腾腾”，但年初讲话时那热情洋溢、宽容体恤、轻松幽默统统收起来了，现在已是敛衽正色，完全换成了一副冷峻面孔。
妙的是文章的框架没有变，还是说的那些问题，每一个问题的说法上都还能照顾到与原讲话的连续性。上面说的原讲话中的那些“好话”，在发表的文章中或多或少都能看到一点影子，但都被淡化得尝不出味来了。在此同时，原来只是作为补充的“问题的另一方面”却被突出成为“主要方面”了。这可能就是他的《矛盾论》的妙用之一，他在那里面不是说过：“矛盾的次要方面可以转化为主要方面，而主要方面也可以转化为次要方面”吗？
举一个我印象深刻的例子；“民主是目的还是手段”。这个问题本身就提得别扭，这种文字游戏只能把问题越说越糊涂。不过虽然我们这些人对政治概念了解很肤浅，但一听就明白，提出“民主是手段”的人是想贬低民主的意义。撤去它的光环，不容许把“民主”作为一种崇高信念，也不容许有人在新社会里再把它作为一面旗帜打起来。这个观点当然引起很多知识分子的反感。我前面已经说过，在听传达毛主席这个报告原话的时候，他对这个问题是持“两点论”的。而当时他的“开明”就表现在其中说了很多生动的话强调了“民主不仅是手段，也是目的”，令人鼓舞！但是报纸上发表的正式文字却成了这样一句话：“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也许还多少顾及到一点“信用”，正式文章里总算还保留了“是目的”三个字，以表明没有把不久前说过的话连同用过的词汇统统赖得干干净净。但是却把“不仅是手段，也是目的”变成了“看来似乎是目的”，前面还加上“有时”这个限制词。也就是说“有时”可以“看来似乎”，有时连“看来似乎”也不够资格了。后面还补充关键的一句：“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这就把“民主也是目的”彻底否定了。无奈当时听传达的时候规定不许作纪录，现在可以说：“你当时听错了”。甚至可以指责：“你自己的立场和观点有问题，所以听的时候曲解了毛主席的意思”。不过有一点我无论如何还是想不通，国际共产党情报局的机关刊物就叫《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民主”既然不是目的，谈何“争取”？以前和国民党斗争的时候也壮烈地高呼过“争取民主”、“要民主”，本来不是目的，谈何去“要”？想到这里我倒似乎悟到了“手段”的含义和妙用。原来高喊“民主”的时候是为了造舆论争取人心，并不是真的要实现民主，因此叫“手段”就对了。还有斯大林在联共（布）十九次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不是也向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号召过，大意是：资产阶级现在已经再扛不起“民主”这面大旗了，现在该我们把它拾起来高高举起。这也是明明白白的“手段论”，斯大林喜爱民主？扯淡！他的意思是说；现在是个好时机，“民主”可以让我们捡起来派用场了。那时我就想到那么一点点，而且想到这里我还有点负罪感，觉得不应该这样揣度党的伟大领袖。后来我才明白，这对我来说是最来之不易的一点“政治觉悟”，它恰恰是观察“政治”的要领。毛主席的伟大就伟大在他懂得在世界上许多“傻瓜”眼睛里看起来神圣、光辉的东西“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不光是“民主”，还有“和平”也好、“爱国”也好、“独立”也好、“统一”也好、“团结”也好、“民族主义”也好、“国际主义”也好，等等、等等，统统都是“手段”。用得着的时候必须“高高举起”，宣传鼓噪不遗余力，用不着的时候都是狗屁不值。
还有一点，我发现在讲到辨别“香花和毒草”的时候写了“六条标准”，这好像在听口头传达的时候压根儿的没有。但是对这个，我当时没有像对“民主是目的还是手段”问题那么敏感。因为这个“六条”看上去好像都是大实话。要有利于共产党的领导；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有利于民主集中制；有利于团结各族人民；有利于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当时看了我自己觉得条条在理，只是由于阅历了前一段对许多问题的暴露和争论，对于怎样去理解“人民民主专政”和“民主集中制”颇有点担心。因为过去长期以来对这两个概念一直是作最善意的理解，但是后来我看到实际上这两个冠冕堂皇的词语常常被用来粉饰和辩护许多并没有道理的不民主的习惯做法。
4、伟大的“阳谋”
“思想战线”也能“兵不厌诈”！？
总而言之，当时我没有时间仔细去读这篇文章，更谈不上好好去研究它，主要只是得到一个明确的感觉－－变了。但是究竟变到个什么程度，还留下很大的猜测余地。因为文章中的许多话都是可以做两种，甚至两种以上解释的。就说这“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吧，文中声明其核心的是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什么叫做“有利于党的领导”呢？我觉得鸣放的许多意见，包括一些突破过去长时间僵化的观念，听起来陌生和刺耳的言论，如果好好听一听正是有利于党的领导的。但是马上已经有人在怒斥这些“右派言论”了。
联系这段时间《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还有一个“善意”和“恶意”的问题，字面上好像还是在鼓励“善意的意见”。按我的揣测北大校园里鸣放出来的绝大部分意见都是善意的。包括谭天荣，他的“第一株毒草”署名“一个强壮而坏有恶意的小伙子”，无非是不知天高地厚，用自潮的语言耸人听闻。它的一些基本观点和我很类似，而我自己知道自己压根儿的没有想过不要党领导，只是希望党摆脱专横的斯大林主义的恶劣影响。
后来慢慢的就明白，这个“六条”非同小可。先是看到它成了愈来愈声势浩大的反右斗争的总动员令和“锐利武器”，过了一年多才知道它更直接成了划“右派”戴帽子的“标准”。要命就要命在这“六条”用语之“简洁”给人留下充分的想象空间，解释权却掌握在那些“敌情观念”被高度调动起来的干部群众手上。于是毛主席早先讲的“不能轻率判定毒草”这个话成了屁话。他那时又说过：“放出一些毒草不要紧，把它锄掉了可以肥田（大意）”，当时谁又想得到，这个锄草的“锄”字到后来真的像它的原始含义那么恐怖，那锄头的利刃砍下来，砍在草上很轻飘，砍在一个人头上至少是半条命。
据说见到这篇文章，许多年纪比我们大的那些鸣放中特别积极的上层“民主人士”叫苦不迭，说自己是“误闯了白虎节堂”，落入了阴谋的圈套。于是《人民日报》又有一篇文章针对这一点，以幽默奚落的口吻（显然看得出是毛主席本人的独特文风）驳斥说：“不是阴谋，是阳谋”（当时他创造了“阳谋”这个新词，自己一定觉得非常得意）。为什么说是“阳谋”呢？很简单，因为“我们有言在先”。难道忘记了，我们说过“中国还是要共产党领导”；说过“现在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矛盾，但是还有敌我矛盾”；说过“有香花也有毒草”……。岂止是说过，这些话全国人民早已耳熟能详，还能怪我们言之不预吗？但是就像我这样的稚嫩书生当时心里就明白，这种“阳谋”乃是最高超的“阴谋”。那些“有言在先”的话本来就非常原则，怎么解释、怎么量度全在于人。这个口袋张得宽宽大大的让你稍一不留神就落进去了。然后用他独占的话语解释权把口袋一收紧，你就跑不掉了。说了的话你们偏偏不会“正确理解”，这又怪谁？要怪就只能怪你们的“阶级本性”使然。
不管怎么样，毛泽东是伟大的军事谋略家，自古有道是“兵不厌诈”，打起仗来不管是“阴谋”也好、“阳谋”也好，只要打赢了就是英雄。但是我当时就认为他把这样的“谋”用到思想问题（或者如当时所说叫“思想政治战线的斗争”）上来是大错特错。如果说目的是要以马列主义思想战胜“各种资产阶级思想”，采用诈术能叫中了“阳谋”的人心悦诚服而改变观点吗？如果意在把“阳谋对象”当作“反面教员”，把这些“蛇”引出洞来，斩断它们的“七寸”，这样来教育大众，弘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事实证明也是不可能的。这决不会使更多的人信你，唯一能起的作用是“杀鸡给猴看”，叫人家不敢说话了。事实就是这样，反右以后你别看着表面上“右派份子孤立了”，“人民群众更拥护党了”，否！以我看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一次大大失信于民，在人们眼里大跌形象的。几十年来许许多多普通的人都在私下（后来是公开）用这样一句很朴实的话在埋怨说：“共产党叫人家都来提意见，提完了又把人家打成右派，太有点‘那个’了……”。我自己正如前面一再说的，“反胡风”的时候我想不通，但是我还不知道那些“人民日报编者按”就是毛泽东亲自写的，所以我虽然提出过“制止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宣传”的意见，但是对毛主席本人我还是保持着信任和期望的。而就是在这次看到了前前后后的“阳谋”过程之后，毛泽东在我眼里虽然继续伟大、有能耐，但是从此再没有打心底觉得他可爱过。
大字报辩论的形势改变了，“卫道士”方面以胜利者的姿态空前活跃起来。《人民日报》的几篇评论和毛泽东的文章仿佛给了他们尚方宝剑，也大大的丰富了他们的语言。于是在他们的大字报中，谭天荣、张景中、张元勋、沈泽宜、杨路、严仲强、刘奇弟、龙英华、“谈谈”、“谈论”、潘家威当然还有人民大学的林希翎等（还有一些名字我一直没有太留心，记不得了）先后都被冠之以“右派分子”之名了，虽然那时还没有“戴帽子”一说，记得那还是稍后一点的事。
5、可怜樊启祥成了班上第一个“右派”
班上这时爆出了一个冷门，就是我的上中同学樊启祥，这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他也成了在全校范围被指名围攻的“右派分子”，原因是他给“反动刊物”《广场》捐了400元人民币。《广场》是中文系的张元勋他们一些人搞起来的，具体的来龙去脉我不清楚，取这样一个名称是因为“鸣放”一开始大字报就集中贴在大饭厅南面的一片大空地上，演讲和辩论也在这里，所以这里被大家称为北大的“民主广场”。显然他们没有什么经济来源，再加上其它障碍，一开始筹办时就陷入困境。于是在大字报上呼吁“救救孩子”，募集捐款。据说马寅初校长捐了500元（后来有人“揭露”说这是被他们“骗”到手的），学生也有捐的。我一直没有完全同意这些人的观点和做法，所以没有去赶这个热闹，也不大了解其中具体情况，我想捐钱的人不多，少数“铁杆”的支持者也拿不出很多。唯有樊启祥一下就掏出400元捐了。这个数目在当时是一笔“财产”，后来听说果然这是他接受的一笔遗产。我虽然在中学和大学都当了他的“领导”（团支部书记），但他家里的事我以前一点都不知道。出现这个事以后据我现在的记忆，才听说他大概父母都不在了，新近从哪个长辈那里得到了一些遗产，他把它都捐出来了。而恰好这位长辈据说是国民党的旧军官，所以围攻它的那些大字报都说他是出于“刻骨的阶级仇恨”不惜倾其所有来支持反动刊物“向党猖狂进攻”。
我和邱如陵、樊启祥三个人是在上中同班，一起考进北大又同班。前者和我在上中就是好朋友，到北大后常在一起相互照顾（他的眼睛夜盲）。和樊启祥的直接接触则一直很少，但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我应该说是知道的。说到书呆子气和不通人情世故，他比我可能几倍甚之。他理解数学物理的能力很强，很用功，沉浸在书里，对生活和人际交往却表现得几近“弱智”。在上中的时候就常常被同学逗着玩，有时他被逗急了就像个小孩那样叫起：“唉嗯！噶（上海话“这么”的意思）恶应（这也是上海话，翻成普通话就是“恶心”）”。又是喜欢开玩笑和抓笑料的邱善昌就绘声绘色地学起他这个腔调，还送给他一个伟大的绰号：“爱因斯坦”。因为他那声“唉嗯”的发音和“爱因”两个字连读起来是一样的。上海早先就是国际都市，所以学生说外国名称时一般惯用外语原音（虽然有时也不一定很准确），而不去理采走了样的汉字译音。有许多汉字译音只有采用连读法才和原文基本一致，如果一个一个字断开读就走样了。那时候也有许多汉字译音一定要用上海话的发音来读才差不多，用普通话就不对了。恰好樊启祥确有那么一点像爱因斯坦，那就是痴迷数理逻辑思维。
他后来处境比我更恶劣，几乎一直完全没有做学问的条件，但是听说他直到现在痴心不改，还想在古稀之年去钻一个自选的玄奥的研究题目。劫后余生，老来他每次很积极的参加北大同学和上中同学的校友聚会，可惜我总和他错过，一次也没有见到。但有两次收到其他同学寄给我他们聚会时的照片，其中樊启祥衣着陋旧，瘦小而苍老，但在每张照片上他都绽放出灿烂的笑容，不知道他现在是平时就这么乐天还是因为遇见老同学才难得如此开心。无论如何，樊启祥是一个在人情世故方面极度单纯的人，他不会作假。而在上中的时候他就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和我们一样拥护和信任共产党。到北大以后在分专业的时候，按他的兴趣肯定是热中学物理专业，但他也和我一样填写志愿时写明愿意服从国家需要，结果被分配在气象专业了。他不惜掏出几乎所有的钱（他因为父母不在了，所以全部“财产”都在他自己手上）捐助《广场》还有一个原因，那是我后来在马嘶写的《负笈燕园》里看到的。马嘶亲眼见到樊启祥去捐款的情形，他说他看到：
“这时有一个人分开人群挤了进来，此人个头不高，脸上生着黑乎乎的连面胡子。他衣着朴素，穿着一件劳动布的夹克衫，且貌不压众，实是个极普通的人。我认得他，他是气象专业的樊启祥，他与隋士楠（“士”应为“式”，诗人马嘶曾倾心于隋式楠，但连她的名字也没有搞清楚，那本书里一直写成“士”。胡注）是同班。记得三年前，我发表《未名湖畔有一个姑娘》之后一次诗社活动，要我介绍一下这首诗的写作经过，这樊启祥也去听了。会后，他问我，诗中的那个姑娘写的是谁？我说写的是隋士楠，从那时我就认识了他。樊启祥走近桌子，掏出一叠钞票，说‘我捐四百！’说着将钞票递了过去。”
看到马嘶的书以前我还从来不知道樊启祥还对诗有爱好，有兴致参加诗社活动，原来他的热心捐款还与这个有关系。不过我想主要原因当然是他这个时候情绪激动，实事求是地说，北大同学在鸣放辩论时期的情感反映并不像“反右”开始后官方报纸报道和强奸民意的《北大同学致全国高等学校同学的一封信》说的那样，好像绝大部分同学都“对极少数右派分子猖狂叫嚣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很多没有出来写大字报的同学在这个时候都表现了不同程度的兴奋，我敢肯定的说绝大部分人的立场不是反对共产党，他们也不认为那些被说成“猖狂叫嚣”的人是在反对共产党。他们兴奋主要是过去长期压抑了独立思考和思想言论自由，人人都谨小慎微人云亦云，对一些不好的、不公平的事情也不敢说话，谁都讨厌和反感这样一种习惯势力，希望共产党要纠正，现在看到党采取了开明方针，也看到这个方针在校园鸣放中体现出来了，当然兴奋。不同人有不同人的表达方式，有的人出来说话；有的人只是私下悄悄议论；樊启祥这个人性格内向不善言谈，但内心有着激情，所以表现为倾囊捐献的举动。
6、惊愕——不服——悲愤
上面突然转向而刮起的一股狂风给不同的人分别带来了巨大的动力或压力，态度也出现各种变化。“卫道士”们劲头十足。以我的观察，多数同学原本对他们是不怎么喜欢，甚至很反感的。现在他们则兴高采烈，再次掀起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热潮，也学会了形式多样化，除了批判檄文、诗、漫画，还有专门揭露“右派分子丑闻”的章回小说。有的“揭露”张元勋他们如何骗钱，如何在印刷厂丢丑被工人赶出来；谭天荣他们如何在清华大学和天津南开大学“阴谋扇风点火”遭到“广大同学愤怒抵制”结果落荒而逃。还有一片标题叫《李燕生偷书》的大字报，李燕生也是鸣放中表现出格的人，他有哪些言论我不记得了。他“偷书”是真是假没有直接和当事人接触过的谁也不知道，后来经过了“历次运动”我才明白，把“斗争对象”搞臭是在所必行的事情。当时我只知道所谓“广大同学愤怒抵制”无非就像北大校园里有那么些“卫道士”之所为。还有他们把樊启祥描写成险恶的阶级复仇者，我最清楚这简直是天方夜潭，但不认识樊启祥的人也许就会相信，至少也会半信半疑。
有一些人改变态度了，直接参加《广场》编辑部的几个人就声明退出，因为这个“反动刊物”已经是众矢之的，卷在里面就有“反革命”之嫌。马嘶自己在他的书里就说他也赶紧设法脱离这个是非地，他承认自己是胆小。还有谭天荣的“百花学社”已经在报纸上被宣布为反动组织，有人也开始“划清界限”。只是基本上还没有出现“文化大革命”中流行的那种普遍厚颜无耻而理直气壮的“反戈一击”。
但那时还是有不少已经被指为“右派”的人理直气壮地坚持自己的态度。有的继续写大字报反驳对自己的围攻；有的发表情绪悲壮的声明。谭天荣贴出了他的《第四株毒草》，开头一句是：“五一九运动结束了！”（北大第一张大字报是5月19日贴出来的，掀起了自由民主的“鸣放”热潮，许多人就把这二十几天发生在北大的自发群众运动称为“五一九民主运动”），“从北大的民主空气最活跃的那一天（他引用的这句话是北大党委书记江隆基说的）开始的这些惊心动魄的日子结束了，在一个相当长期内又将是欺凌与忍耐、压服与屈从、叫嚷与沉默的相互渗透（他总丢不掉使用黑格尔辩证法语言的习惯）”。他在说“胜利者江隆基作了一个初步总结”这句话之后就对“五一九运动”发表了自己的总结。言语中对自己有幸成为“右派分子”倍感骄傲。这篇“毒草”比以前他的几株“毒草”写得长得多（大概因为他预感以后再不能写了），也比以前几株“毒草”写得更从容不迫。他对“教条主义”问题作了作了长篇的理论阐述。
有人在大字报里说：“诬蔑、谩骂、恐吓只能引起我蔑视的微笑，即使最无人道的群众性孤立（当时报纸上已经宣称要在群众中把右派分子彻地孤立起来）我也满不在乎，为了真理、人道、民主、自由，我可以牺牲一切。……布鲁诺在被烧死以前说：为真理而斗争是最大的幸福。”；
有人在大字报里说：“最后，不管人们是否乐意，我们要振臂高呼！思想大解放万岁！！民主、自由和人道主义万岁！！真理和正义万岁！！人民之间的爱、信任和互相尊重万岁！！”；
有的由于极其激愤而采用了鲁迅的笔调揶揄调侃那些“胜利者”。杨路在《最后的宣言》中说：“对于那些扮演了不光彩角色的别有用心的趋势附炎者，希望他们得以称心如意青云直上。更希望他们在不久的将来学会害臊，能学会尊重自己。首先是做一个正直的人，坚持作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有人还对《人民日报》提出抗议，有一张大字报标题是：《人民日报在一个时间内的形而上学方向》，与人民日报自己发表的《文汇报在一个时间的资产阶级方向》针锋相对，其中说；“请《人民日报》想想，说话作事不要只顾眼前，要给自己留后步。历史是无情的。的确有许多人就是要百年后才能定案的，斯大林就是借鉴”；
也有人在大字报上从不同的角度分析运动的进展，其中有人认为中央内部有分歧，其中有一个人喊出：“让我们团结在毛泽东－－赫鲁晓夫的周围，克服我们前进中的一切障碍，奔向共产主义”；
有人认为现在中央这样做是暂时打击一下极少数浑水摸鱼的坏人，然后还要继续整风继续“大鸣大放”。有一张大字报里这样说：“我推想，中央一定有长远的政治规划，在整风基础上继续采取重大政治改革措施”。还有一张大字报在痛悼“5.19运动”被“反右”取代以后说：“尽管如此，领导上口头上不承认，但是阴改一点，阳改一点，实际上在改”。其实包括我自己在内不少人或多或少都有点这样一些善意的猜测和期盼，因为都不大相信党中央会如此一百八十度倒转，说了话不算数的。其实，《人民日报》自己也说了还要继续鸣放和整风的话，不这样说也交待不过去。但是我们这些天真的人就是不懂，同样的话可以作完全不同的解释。后来的确也表演了一下“继续整风”，由一些“立场坚定”的人或者“转变了立场”的人来提一些隔靴搔痒的意见，叫做“和风细雨”。甚至有的“鸣放意见”是“批评”某某领导对右派分子太手软等。
以上所说这些悲壮的声音是在雷霆压顶的形势下发自肺腑。因为我最后也成了“极右分子”，所以我说“我们这些右派分子”虽然当时的观点彼此不尽相同，但这些年轻学生绝大部分堂堂正正、心地光明。党如果自己政治上不腐化下去，认真摸索着朝正路走，这批人里面可依靠和倚重的可能大有人在。
（待续）
来源：《青春·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