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刘书庆 撰文 傍湖轩 2021-10-08 22:00
哀哀父母，生我劬劳。
——《蓼莪》
我母亲虽然普通，但这一生吃了不少苦，特别是她的前半生。这也是我想为她写点东西的主要原因。她某段时间的苦难经历不唯我们这代人无法想象，就是相比她的同龄人，也可以说是有传奇色彩的。
1961年，母亲在十二岁的时候，就承担起了养活家庭四口人的重担。当时我外公肝腹水已经丧失劳动能力，现在推测他可能患有乙肝，但61年食不果腹缺乏营养的状况让肝病迅速恶化。
1961年的鲁北农村饿殍遍野，每个村子都有饿死的，人死了之后，那些扶着墙根气若游丝的庄乡们根本无力拉出去帮着掩埋，基本都是就近埋在死者自己院子里。这是我的老家王坤兮村当时的状况，母亲所在的姚千村距离我们村有四五里路，情形也差不多。
当时母亲下面还有两个妹妹，也就是我的二姨和三姨。两位姨母分别比我母亲小5岁和10岁。外公已经卧病在床，外婆可能需要照顾病人和孩子，一家的重担就落在了我母亲身上。
母亲拿着1.5元的本钱，经常一个人来回走上30多里去北边的大陈家，贩卖萝卜和胡萝卜缨子回来再卖给本村或邻村需要的人，留出自家需要的量，留足这1.5元的本钱，能勉强糊口。从姚千村到大陈家，现在要经过两条河流，分别是南边的马颊河，北边的德惠河，61年的时候只有马颊河，不过当时马颊河的桥很简陋，只铺了两道窄窄的木板，桥宽不足一米，而跨度在100米以上，两边也没有护栏。
一个12岁的女孩子，前后两个袋子搭在肩上，回来时装满萝卜和胡萝卜缨子，来回要走这座桥，下面是汹涌湍急的河水，而窄窄的木板桥连个扶手都没有。我至今还时常脑补这样的画面，我怀疑母亲是否来回爬着过这座桥。
“那这不很危险？”我问母亲。母亲说小心点没事。父亲则插话说胆小的会害怕，但走慢点没事，当时去河北（马颊河以北）都要走那个桥。感觉父母这代人对苦难的感觉都是麻木的。50多年之后，母亲仍然为自己在最艰难的日子挑起一家四口生活的重担而自豪，但对于这种具体而实际的危险却轻描淡写。
当时姚千村的人都对母亲交口称赞。
我外公在62年死于肝腹水。母亲总说在三个孩子中，外公是最疼她的，在她小时候，外公经常用水桶担着她去地里干活。我想可能是因为在她小的时候外公的身体尚属健康的缘故吧。
外公死后，外婆与三个孩子相依为命在姚千村又生活了两年，因为没有儿子，按农村的传统观念，守寡就没了意义。外婆的父亲和兄姐就张罗着让她改嫁。当时他们已经决定把我三姨送给孙家村一户人家，让外婆带着我二姨改嫁，至于我母亲，则让她跟着我姨姥生活。我姨姥家住温店镇黑张村，她丈夫曾经因为做过皇协军，经常如丧家之犬，长时间不敢回家，夫妻俩也没有亲生的孩子，后来收养了一个儿子，和我母亲年龄仿佛。
外婆去姨姥家三天没回，当时正下雨，土房子跟筛子一样，四处漏雨，母亲就把三姨放到阳台上，把二姨放到墙角，这两处漏的最轻，因为下雨没有干的柴禾，根本没法做饭，也没吃的了，饥饿的母亲就领着二姨三姨去邻居家哭着求助。“我这一辈子也不会忘了姚玉和（音huo）婶子，她让我从家里挖了几碗高粱面来，给我们蒸了一锅窝头”。
雨停了后，母亲就背着我三姨，领着我二姨一起去姨姥家找外婆。黑张村距离姚千村有七八里路，她们到姨姥家后，发现几个长辈正在商量外婆的改嫁事宜，母亲就很生气，加之舅姥（母亲的舅妈）姨姥一众亲戚也没搭理母亲姐仨，母亲就觉得被无视了。母亲对外婆冷冷地说了一句：“你愿意走道就走道，我和二妹三妹就在姚千过，哪里也不去”，然后又背上我三姨，挽着我二姨，头也不回的往回走。背个孩子，来回走了十五六里的路，气愤、辛苦、恼怒、被抛弃感，恐怕母亲当时各种情绪都混杂在了一起。
“我就哭了一路”，母亲说。
回家后母亲就推着石磨碾了小麦，蒸了卷子。“你们不管我们，我就带着两个妹妹好好地活，证明给你们看，当时就这么个想法”，五十多年后母亲笑着对我说。“那时还是不懂事，没有为你姥娘着想。”母亲又补了一句。
后来，因我母亲态度坚决的阻拦，我三姨没有被被送人，和我二姨一起随外婆改嫁，我母亲则随姨姥生活，但也只在姨姥家待了一年。
“你姥娘是九月二十六日改嫁的，那个日子我记得很清楚，五天后我给你姥爷上的坟，然后就去你姨姥姥家了”。
母亲去姨姥家生活时，已经入冬，也没有多少活干，也就拣点柴禾什么的，姨姥是个比较悭吝的人，心里不高兴面上可能就显露出来了。后来她的养子偷食一些好吃的，她也怀疑是我母亲。这让母亲愈发不能忍受。
如果从旁观者角度看，这种隔阂，更可能是母亲自己敏感造成的，这种寄人篱下的感受对于母亲来说，恐怕很难摆脱。小时候我和母亲去姨姥家多次，她家有一个很大的园子，里面种满了枣树、蔬菜、向日葵，她给我的印象是一个亲切和蔼的老太太。
母亲在姨姥家待了一年，实在待不下去了，就去找我的舅姥爷，让舅姥爷帮她把东西要回来，她要回姚千自己过。母亲去姨姥家时，是带了几件东西的，不外乎就是纺车，水瓮这类农具，外婆把这些东西分给我母亲是当作未来嫁妆的。后来只有水瓮作为嫁妆返还给了我母亲，至今它在我家还完好无损，盛装粮食用。
外婆听说母亲要回姚千，自然不放心，就好说歹说把母亲接到了她身边。外婆改嫁到了温店镇黄庙村，我姥爷（继外公）身材矮而敦实，不善言辞，但是个难得的实诚人，外婆和姥爷又生了两男一女。因为外婆和姥爷是在2009年同一年接踵去世的，我和他们也有充分的接触，在我看来，姥爷对三位非亲生的孩子没有区别对待。母亲这姐弟六个彼此感情都很好，也没有任何亲疏之分。
因为母亲当时已经16岁，已是成年人，白天出工干活晚上就住在闺蜜家里，对这个继父还是隔着一层，据母亲自己说她出嫁前没有喊过姥爷一声爹，后来随着年龄增长，她也有了我们姐弟仨，一些心结也逐渐解开了。她偶尔也会叫一声。但母亲在我们姐弟仨面前承认姥爷是个实在人。
20岁时母亲和父亲结婚。我父亲儿时的命运也蛮坎坷，他出生一个月我祖父就去世了，祖父和祖母生了三女二男，我父亲是老小，祖母是个小脚女人，她也没有能力挣钱养家。所以父亲实际是由大他两旬的长兄抚养长大，伯父去世时，父亲是给伯父守灵戴孝的。
因为幼失其怙的缘故，父亲很早就自己谋生了。十五岁时就开始偷偷地贩卖虾酱，和母亲结婚后，还因为贩卖虾酱被罚没过财物。大约在79–80年之间，我父母还曾一度雄心勃勃开过轧鞋底的工厂，办厂地点设在我大姑家所在的铁营村，我姑父当过多年村支书，在村里威望颇高，不仅厂房容易解决，也正好利用村里闲置的旧机器。父亲又动员了我们村两个村民，加上我三姨（代表外婆家），我姑父，还有铁营村一个村干部，合伙投资购买原材料和一些设备，后来因为产品销售困境没法及时回笼成本，资金链断裂经营不到一年就散伙了。
如果以我现在的眼光审视这个合伙企业昙花一现的命运，主要还是因为我父母能力不足，企业虽然是他们攒起来的，但经营企业所需要的各种能力与他们的雄心不匹配，很难把创业失败归咎于运气。
散伙清算，合伙人投入的资金换成了一大堆鞋底，能否卖得出去，以什么价格卖出去一切都在未知之数。父母主动承担了外婆和姑父家的损失，他们的投资成了我父母的债务。
在我四岁的时候，我父母和另外三个合伙人雇车把货拉到滕县，为了尽快把货卖完，母亲和父亲一样，每天都骑车去赶市集或者走街串巷叫卖，50多天后终于卖完鞋底把本钱收了回来。这期间，我和大姐寄住在外婆家，二姐因为读书则在家和我祖母一起住。黄庙村村委会当时买了一台彩电，在当时绝对的稀罕物，每天晚上都放露天电视，放电视的位置就在外婆家南面不远处，每天晚上我都搬个马扎早早等在那里，至今记忆犹新。
因为白杨河从黄庙村的北面自西而东贯穿而过，相比于我们村，他们村经济状况较好，各种经济作物的种植也比较早。在我和大姐寄住在外婆家的日子，外婆家就开始种植棉花了。当时种植棉花颇为繁琐，先找一小块水土好的田地，密密麻麻种上棉籽，再罩上一层塑料薄膜，勤施肥浇水，等棉花苗长到六七厘米长时，然后再移栽到目标地块。这方法俗称“打阴阳陂（音）”。
父母学到这个技术后，在我们村第一个这样种植棉花，后来群起效仿。除了种植经济作物，父母中间还做过多种买卖，包括卖红酒（80年代的红酒，类似于现在的果酒）和人造肉（一种带状豆制品，嚼起来颇有肉感），当时都是用大货车拉来的，规模弄的都很大。
父母这么努力，但奇怪我们家竟然也一直没有富起来。不过公平一点说，他们已经很不易了，一生盖过三次房子，第一次是和伯父合伙盖的，盖起来后给了我堂哥，那时父母结婚不久。第二次是他们独立盖的，当时是我们村第二栋“砖包皮”（里面是土坯，外包一层砖）的房屋，在当时村里绝对算领先潮流的，第三次是在2005年，我孝敬了一部分费用，但大头都是父母自己挣的。
我父亲一如既往在做各种买卖，粘胶到过北方之北的鸭绿江边，也多年去滕县卖鞋底。去鸭绿江，他是和姥爷一个远方兄弟搭伴去的，离家数千里，谁能想象他们是骑车去的？去滕县卖鞋底，也是骑车。农村带货的自行车都是用擀面杖粗的钢管焊接的，老家称之为“大加重”，同时代的载重自行车“大金鹿”负重能力与它相比弱爆了。去滕县卖鞋底，则和我们村的人搭伴，父亲每次都带400多斤的货，从老家到滕县约800里，这一路上坡多，坡度大时就无法骑行，只能将绳子套在肩膀上，辅助双手拉车。车子一旦倒了，没有同伴根本扶不起来。我们这代人根本无法想象他们吃的苦。
后来父亲一度还炸过馃子和麻花，这个手艺是父亲跟姥爷学的，而姥爷则是跟我二姨的公公学的，有明确的师承关系，父亲的技术水平相当高，后来在我读大学后他还又重操旧业干了一段时间。此外，父亲和我二姨夫还一起搭伙收过槐米，收过粮食。因为父亲一直不停的折腾，母亲也持家有道，我家虽然说不上富裕，但在村里一直属于中上，直到父亲被摔成脑震荡。
父亲被摔成脑震荡源于一次意外事故。我的一位堂伯父家盖房子，父亲去帮忙，在拉瓦回来的路上，从高高的拖拉机上被颠了下来，因为是半夜，摔的挺重。父亲被诊断为严重的脑震荡，吃了很长时间的药物，有两三年不能干重活，事故那年我10岁。
父亲不能干重活，自然也不能做买卖。生活的主要重担就落在母亲身上。母亲就约上村里几个堂嫂收废品，有时候也在地里捡，最早是在离家近的村落走街串巷，然后活动半径就越来越大，后来更是扩展到济南历城区荷花湾一带，也就是现在的飞机场这块。后来她们也一度去天津收过废品。
母亲对荷花湾这一带很熟悉，她们来过这里多次。因为是收废品，每次走的路线并不完全相同，但大体的行走路线是从老家到温店镇，沿现在的239省道和233国道到惠民县城，然后再沿现在的234省道和大济路经皂户李镇到淄角镇，然后再沿现在的220国道到济阳的仁凤镇，一般她们会在仁凤镇住一晚，第二天再到济南荷花湾附近。这条线路大约距离在300华里，都是骑“大加重”自行车。母亲在她们中是最瘦小的，但往往是收废品最多的，多数时候能带到200多斤，因为废品多种多样，很多是很难捆扎的塑料布，200斤废品已经算自行车的上限了。如果满载而归，她们会原路返回，中间在淄角镇住一晚。
收废品母亲干了三四年，这期间一直是家里主要的经济来源，直到父亲身体康复。
2019年8月份母亲被诊断出肝肿瘤后，因为发现的较早，仍然具备手术的条件，也都住进了齐鲁医院，我骗她说肝脏有个囊肿，医生说最好切除，就是一个微创手术。母亲坚决的拒绝了，她说咱们村那些做手术的谁谁谁，你们也看到了，死的更快，受了多少罪。我都已经70岁了，都没想能活这个岁数，你们也都成家立业了，我也不用担心谁了。
我曾特意自驾车从济南沿母亲多次走过的那条路回家。大加重为了载货，横梁和车座都比一般的自行车高，想象着母亲瘦小的身躯，带着二百多斤的废品，为了蹬上力气，腿短的她需要左右摇摆身躯才行，上坡路时甚至需要压上整个身体的重量站着蹬车。想到这些我泪眼模糊。
印象中，我大学毕业后，母亲的身体就每况愈下，罹患过多种疾病，不知是否因为年轻时过度辛劳透支了她的健康。她这一生得过结核病住过很长时间的医院，有持续20多年的结肠炎一直吃着药，干农活时腰骨骨折躺了几个月，因为身体素质差一有风吹草动就伤风感冒，然后就打针输液，2016年母亲又得了严重的肺水肿，齐鲁医院当时下了两次病危通知，后来又肝硬化肝肿瘤。
在母亲查出肝肿瘤之后，同一年父亲也查出肺肿瘤。若非父亲又患癌并手术，母亲心情平稳或许还能多活一段时间，如果父亲出院后，我能坚决阻止母亲在菜地里弯腰摘豆角，她的病情也不会急转直下，摘豆角时其实我就在她旁边，回来后突然就腰疼的无法站立了。
本来当时她的身体和精神状态都还不错，我甚至一度幻想也许上了年纪的人气血不足肿瘤发展也慢，说不定母亲还能活几年。当然，现在再说这些已经于事无补。
回想起来，母亲拒绝手术应当算是理性的选择，从查出肿瘤到她去世整整一年，她没有被严重的癌痛折磨，仍然保持了基本的生活质量。在她癌痛开始时，有芬太尼贴剂的辅助，她能耐受。去世前的头一天，母亲的两个侄子上午来看望她，母亲坐着还与他们聊了一会。中午我买杜冷丁回到家，和两个表兄弟吃饭聊天时，因我说话声音向来很大，母亲嫌吵还把我叫过去狠狠训斥了几句，现在想来那时候她可能已经开始疼痛，只是因为亲戚在一直忍着。
我两位表兄弟走后，母亲突然疼痛加剧。我找来村医给她打上杜冷丁都没有缓解，这次她也终于同意去医院了。到了医院，因为输液又导致严重的腹水，注射了吗啡也不起效果，折腾到大半夜才睡去，腹水和疼痛叠加在一起，没睡几个小时就又醒了，难受疼痛到无法自抑，病急乱投医，我们就想再贴上芬太尼，多种止痛药共同作用或许能缓解。但县人民医院芬太尼断药几天了。打听到中医院有，我就去中医院买药，买药回来刚走进医院大院时，我二姐打来电话，说母亲快不行了，让我赶紧回来。我赶到病房时，母亲其实已经走了。
细算起来，从她痛到无法耐受到去世，只有短短十八个小时。母亲一生要强，是最不娇气的人，临走也不想折腾自己的孩子。
因为母亲走的太快，我有些话没来得及跟她说。在我这里算是留下了点遗憾，一是没有明确告诉她得的是癌症，二是母亲对我一直有不恰当的愧疚之意，我从小感染了乙肝病毒，她对此一直懊恼，认为是她的责任。我一直想找合适的机会对她说，下辈子我还愿意做她和父亲的儿子，以期让她走的更安心一些。
母亲虽然早就说儿女都已经成家立业，也不再担心谁了。但我知道她还是有遗憾的，就是我只有一个女儿，没再给她生个孙子。父母对他们的孙女已经好到不能再好，那是源于血缘的亲近感，女儿也是他们看大的。但他们的遗憾又是真实的，早几年还敢跟我说，慢慢就不提了。但当听说谁谁家又生了孙子时，母亲的黯然我能感受的到。
母亲和父亲性格迥然不同，母亲胆小，信那些神神鬼鬼的东西，晚上一个人不敢走夜路，大白天一个人也不敢去坟地，而父亲对这些完全无感，父亲不是胆大，而是心里完全不装这些东西，因坦然坦荡而无惧。我自己则介乎于父母之间。本性胆小的母亲，为了她的家人们，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却做了很多勇敢的事情，是爱让她克服了恐惧。
母亲胆小，却嫉恶如仇。每个农村都是一个缩微版的中国，因为资源的稀缺，因为视野的狭小，恃强凌弱在这里是元规则，对一些人而言，故乡没有乡愁，只有恶劣的回忆。各种鸡零狗碎的矛盾，积聚起来就可能酿成两个家庭的械斗，打架骂街不断，总是老实人吃亏。最近十几年来情况略有好转。青壮年都出去打工做生意了，剩下的老弱病残顶多也就是口角，再就是农村那点可怜的资源也不像以前那样被看的很重了。归根结底还是农村不像以前那么穷了。
在我小时候，母亲看到有人被欺负，虽然多数时候她并不敢出手相助，但却很生气，回家后经常余怒未息的跟我们说起来。在她耳顺之年后，母亲仍然如此，我曾劝过她，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农村这点事都是些茶杯里的风波不值一提。您都耳顺之年了，什么叫耳顺？耳顺就是看透了，听到什么都一笑置之。
我劝母亲把世间的不平看开一点，实则是希望她晚年心态更平和一些，有助于她保养身体，同时也是对我自己的一种开解，毕竟，母亲已将嫉恶如仇的基因遗传给了我。
母亲活了70周岁零117天，以她的身体状况，做为子女我们应当满足了，我的心态也确实比2016年她病危时要好许多。五年前，我根本无法接受母亲离开我。当时如果她没有挺过来，估计我也会病上一场。
对于农村的葬礼，我向来不以为然，各种的繁文缛节，还含有很多巫术的东西，我个人希望的葬礼，应该既是哀的，又是节制的，与东方文化的含蓄蕴藉相表里。但母亲的葬礼，我还是完全遵行了这些陈规陋俗。甚至在各个环节，我是小心翼翼的，生怕疏忽了什么。夜间守灵，母亲灵前的那柱香未曾熄灭，因为主持葬礼的人告诉我香火不灭魂魄不散，这就需要我每隔半小时接续一次。母亲下葬日的当天晚上，我把家里所有的灯都打开，按农村的说法，下葬日的当晚，死者的灵魂半夜会回来认家，要把各屋的灯都点上方便死者看清回家的路。
母亲的葬礼，让我看清了自己懦弱的一面，那些平时自己嗤之以鼻的东西，临到自己的亲人，仅仅因为母亲相信这些，仅仅因为一点侥幸心理，就能让自己甘心屈服。我终究无法长成一个自己想长成的敢于挑战陈规陋俗的叛臣逆子。我从而也看透了自己的平庸。
母亲已经离开我们整整一年。这一年来，经常梦见母亲，她受过的苦，我也经常回忆，也生怕自己忘了，所以我决定把它写下来，就算是为了忘却的纪念吧。写下它，从此我也将轻装前行，更坦然的接受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人确实已经离开我的事实。
母亲的名字不是家谱上的刘姚氏，她姓姚讳加春。
刘书庆
于母亲祭日（西元2021年9月15日）